在一個人們一看到賬單就會哈哈大笑起來的餐廳，該給多少小費呢？我記得，這是我們經常討論的一個話題，不一定只是和賽吉、芭比討論，還有其他跟我們一起在荷蘭的餐廳裡用餐的朋友。我們來設想一下，一頓四人餐要四百歐元——請注意，我現在並不是說我們的這頓是四百歐元，小費按百分之十到十五的比例來算，那麼按照邏輯就得留下最少四十歐元、最高六十歐元的小費。
六十歐元的小費啊——我實在忍不住，哧哧地笑。如果不注意的話，我又會大笑起來。這是有點神經質的笑，如同在葬禮上或是教堂裡，在這些本該保持安靜的地方。
但是我們的朋友們從來不笑。有一次，一個很好的女性朋友在一家類似的餐廳裡用餐時說：「這些人得靠這個生活呀！」
在我們要去餐廳用餐的那天早上，我取了五百歐元出來，打算付了全單的，包括小費。我打算在我的哥哥瞅準機會遞出他的信用卡之前，很快地在那個小碟子裡放上十張五十歐元面值的錢的。
那晚，當我後來在小碟子裡放上了剩下的四百五十歐元時，餐廳主管開始還以為我理解錯了。他說了些不知所云的話。誰知道呢，也許他是想說百分之百的小費實在太高了，然而我走到他面前，對他說：「這是給您的……只要您向我保證，永遠不把看到我和我的兒子在花園裡的事情說出去。永遠。不光是現在，不光是一週以內，也不光是一年之內。是永遠！」
賽吉輸了選舉。一開始選民中還不乏一些人，對這位面孔整得叫人噁心的候選人還懷有一定的同情。一隻葡萄酒杯——一隻快碎到杯柄的葡萄酒杯，我真得說——造成的傷口是很罕見的。特別是這些傷口很少能癒合，而且會產生很多息肉和光禿禿的地方，在這些位置，原來的臉是再也回不去的了。頭兩個月內，他接受了三次手術。最後一次術後，他留了一陣鬍子。現在，當我再去回想，我覺得那鬍子就是轉折的開始。他披著風衣，站在廣場上、在工地上、在工廠門前，發放傳單——留著他的鬍子。
在選舉預測中，賽吉·羅曼之星戲劇性地隕落。幾個月前看起來還像是已經贏了的比賽，現在卻變成了自由落體。選舉前的一個月，他又把鬍子刮掉了，這真是絕望的最後一幕。選民們看到了帶傷疤的臉，也看到了那些光禿禿的地方。一張帶傷疤的臉可能給一個人造成的損失，是令人極為詫異的，某種程度上也是不公平的。人們看到這些光禿禿的地方，就會不自覺地問自己，這些地方之前曾經是什麼呢？
當然無疑是鬍子，給了他致命一擊的鬍子。或者更準確地說：是先被留出來，然後又在已經太晚了的時候被刮掉了的鬍子。賽吉·羅曼不知道自己想怎麼樣，這就是選民們得出的結論，而他們會把選票投給他們熟悉的人——如同地毯上的汙漬。
賽吉當然沒有起訴，沒有控告他的弟妹，他弟弟的妻子，因為這不是個好兆頭。
「我想，他現在已經明白了，」酒館的意外發生幾周後，克萊爾這樣說，「是他自己說的：他希望我們作為一家人一起來解決這件事。我想，他已經明白，有些家醜就是不可外揚的。」
不過賽吉和芭比還有其他的事夠他們煩的，比如貼尋人啟事找他們的養子博。他們把這事搞得很大，在各大報紙雜誌登照片，在城市鄉村貼海報，在電視裡播放尋人啟事。
最近的一次節目中播放了一條新聞，博在失蹤前給他媽媽的手機語音信箱留過言。芭比的手機是找不回來了，不過這個資訊也被封鎖了，即使它現在的意義已經不同於那個共進晚餐的夜晚。
「媽媽，不管發生了什麼……我只想對你說，我愛你……」
幾乎可以這樣斷言，為了把博找出來，他們都已經快把天地翻轉過來了，不過也有人質疑。第一個猜測博也許是受夠了他的養父母、回到他的出生地去了的是一份週刊。「這種情況在他們處在‘叛逆的年紀’時是會出現的，」那份週刊這樣寫道，「這時，收養的孩子就會踏上尋找親生父母之路。或者至少他們會產生對自己家鄉的好奇心。」
另一張報紙為這個意外貢獻出了一整版，其中第一次公開討論了這樣的問題：如果要找的是自己的親生子女，父母們會不會花更大的投入呢？另外還舉出了養父母決定對走上邪路的子女不管不問的例子。這些問題，人們經常會將其歸因於各種外部因素，比如人們無法在異國的文化中紮根，就被稱作最重要的因素。跟著是基因方面的因素，即所謂的從生身父母那裡繼承來的「天生缺陷」。假如是到了一定的年齡才被領養的孩子，那麼他們在被領進新家之前可能經歷過的事，也會被歸為因素之一。
我想到在法國的那幾天，想到在我哥哥的花園裡舉辦的聚會。當博因為偷雞被那些法國農民抓住之後，賽吉說，他的孩子是不會做這種事情的。他的孩子，他說，沒有做出任何分別。
我又不禁想到動物收養所。當人們把那裡的一隻狗或一隻貓領回家時，他們也不知道它們究竟曾經經歷過些什麼，它們有沒有被打？或者有沒有整天被關在黑暗的地下室裡受苦？但這都沒關係。假如這隻狗或貓不服帖的話，人們就會把它再送回去。
文章的結尾還提出了這樣的一個問題：親生父母是不是不會那麼快就對不受自己控制的孩子不再抱希望。
我知道它的答案，但我還是先把它遞給了克萊爾看。
「你怎麼看？」在她看完後我問她。我們坐在廚房的小餐桌旁，兩人之間擺著剩下的早餐。陽光灑進花園，照在餐具櫃上。米歇爾在踢足球。
「我經常問自己，如果他們真的是有血緣關係的親戚，博還會不會勒索他的弟弟和他的堂兄弟。」克萊爾說。「當然不會啦，人們都知道的，真正的兄弟姐妹是會吵架，有時甚至會希望永遠也不要再見到對方，但是……當真的有事發生的時候，當關繫到生死的時候，他們還是會互相幫助的。」
克萊爾聽了，笑了起來。
「怎麼？你笑什麼？」我問。
「啊，我好像突然聽到自己在說話，」她說，並且還一直在笑，「關於兄弟和姐妹的事，那不正是我對你說過的話嗎？」
「是呀。」我回答道，跟著也忍不住笑了起來。
我們沉默了一會兒，不時地看看對方。作為丈夫和妻子，作為一個幸福家庭的兩個組成部分。當然發生了一些事，在前一段時間我越來越經常地想到海難。一個幸福的家庭是能夠在海難中倖存下來的。我不是要說，這個家庭在經歷過海難之後會變得更幸福，但無論如何幸福也不會減少。
克萊爾和我。克萊爾、米歇爾和我。我們三個人一起分享，分享一些以前沒有過的事。雖然我們不是所有的事都三個人一同分享，不過也許這也沒必要。人們不需要相互知道對方的所有事，秘密不會成為幸福的絆腳石。
我想到我們用餐的那天晚上最後發生的事。在米歇爾回到家之前，我一個人在家待了一段時間。在我們的客廳裡有一個復古的帶抽屜的櫃子，是克萊爾用來存放她的東西的。在我拉動第一個抽屜時，我就已經感到我是在做一件自己事後會後悔的事。
我又不禁想到克萊爾住院的那段時間。有一次，醫生要給她做一個身體內部的檢查，我也去了。我坐在她床邊的一把椅子上，緊緊抓著她的手。在他們不知從哪兒給我妻子插入一根東西的時候——一根皮管，一根探針，還是一個鏡頭——醫生要我也一起看監視器，而我只是很快地看了一眼，就急忙把視線瞥向旁邊。這跟我忍受不了那些畫面或是害怕自己會昏過去沒什麼關係，不，不是這個原因，是別的。我是在想，我沒有看的權利。
當我發現自己在找什麼的時候，我又想停止了。最上面的一個抽屜裡，是克萊爾再也不戴了的太陽鏡、扎頭髮的皮筋和耳環。但在第二個抽屜裡卻躺著一些檔案：一個網球俱樂部的會籍資料，一份腳踏車保險的保單，一張過了期的停車證，還有一個帶透明方窗的信封，透過窗子可以看到左下角是一家醫院的名字。
是克萊爾動手術的那家醫院，也是米歇爾出生的那家醫院。
「羊水測試。」我從信封裡抽出來的紙上用大寫的字母印著這幾個字。下方不遠處是兩個小方框，一個後面寫著「男孩」，另一個寫著「女孩」。
後面寫著「男孩」的方框被打上了鉤。