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沒關係。你天天來看她，陪她，時間一長，她一定會記起你是誰。」丹珏給老頭子出點子。
陸焉識從那以後果然天天去看婉喻。他一早就離開子燁的家，在路上買幾副大餅油條，或者兩客生煎饅頭，或者四五個糯米糕團。他到達的時候總是婉喻從菜市場買了菜出來的時候。菜販子們現在跟婉喻很熟了，只要婉喻丟了東西在他們菜攤子上，他們一定會在晚上收市前送到家來，告訴丹珏：「馮家姆媽又糊里糊塗了！」過了一陣，焉識索性直接到菜市場去接婉喻，幫婉喻提提竹籃或網線袋，下雨時幫她撐撐傘。兩人一道走進弄堂，一道上樓，回到馮家的廚房時，丹珏一般還在馬桶間裡。馬桶間跟廚房只隔一片薄牆，上面還開了個高高的小窗。丹珏常常存心在馬桶間磨蹭，聽兩個老年男女都談些什麼。
這天她聽見婉喻說：「你提的意見很對，我再改一改。」
陸焉識說：「不用改了，塗掉幾個字就行了。」
婉喻說：「不行的。入黨申請書的字一定要寫得最漂亮。塗了就不漂亮了。對嗎？」
丹珏心裡羨慕母親，把那個「對嗎」說得那樣甜，那樣嗲，那樣天真無邪。
陸焉識就著婉喻的嗲勁說：「對的。」
婉喻又說：「人是不可以沒有理想的，對嗎？」
陸焉識說：「寫字也要有理想。你看現在那些年輕人，幹什麼都沒什麼理想了。」
「年輕人嘛。」婉喻勸慰焉識也勸慰自己地輕輕長嘆。
又一次陸焉識說：「婉喻，大衛·韋死了，你曉得吧？」焉識一定是試探她的記憶，看看她是不是還想得起個把故人來。
「死了？」婉喻說，口氣中一絲驚訝也沒有。她也一定是不想讓焉識看出，她根本不知道大衛·韋是誰。「怎麼死的？」
「文化大革命被造反派打成了內傷，腦子裡淤積了血塊，做了手術好多年了，一直蠻好，前兩天突然死的。」
「真的？倒是爽氣的。」
丹珏想，原來陸焉識回到上海還是走訪了一些人，得到了不少訊息。有一位姓凌的知名民主人士，在1959年被送到新疆勞改，1971年在新疆去世的事情，他也是回上海不久就知道了。
有一次丹珏在馬桶間聽到陸焉識跟馮婉喻說：「你孫女的字是你教的嗎？寫得不錯。」
婉喻沒有說話。她現在很謹慎，怕露餡兒，讓別人看出來她根本記不得有那麼個孫女。
1979年中秋節過後，丹珏接到丹瓊的電話，說他們一家準備到中國來過春節。這個時候，馮婉喻和陸焉識已經很熟。
馮婉喻的容貌發生了奇怪的變化。變化是漸漸的，似乎隨著她記憶中事物人物的淡去，她的臉乾淨光潔起來。也有些時候，丹珏在一夜醒來之後，發現婉喻的面容突然年輕了十來歲。她坐在靠著小陽臺的椅子上，膝蓋上放一個竹笸籮，豆子一顆一顆被她的滿是心事又漫不經意的手指剝出，落進笸籮，剝豆的動作本身就是回憶和夢想。她的安靜和優美在夕陽裡真的可以入畫；她臉上的皮膚是那種膏脂的白皙，皮下灌滿瓊漿似的。那樣的一個馮婉喻也是等待本身，除了永久地無期地等待遠方迴歸的焉識，也等待每天來看望她、似乎陪她等待焉識的那個男子。你無法使她相信，陪她等待的這個人，就是她等待的那個人。有時丹珏也發現陸焉識看婉喻看呆了，他也想不通這個女人的生命怎麼會倒流，這種倒流如此怪誕，卻是一種很妙的怪誕。
丹珏通過偷聽，也通過向父親直接打聽，摸清了他和婉喻半年來的關係進展。婉喻不時會拿出個漆器小箱子，表情和動作帶著膜拜意味地把箱蓋開啟。箱子裡整齊擺放著一紮一紮的書信，用紫色、深藍、酒紅的緞帶捆紮。每一捆上面放著一個小紙箋，上面標有袖珍毛筆字：「1928—1933，焉識書自美國華盛頓」，「1954—1956，焉識書自上海，提籃橋」………對於婉喻來說，「書自美國」和「書自提籃橋」沒什麼大區別，都是意味著遙遠和隔絕，只能靠兩人的文字相互走動，並心交談。
婉喻告訴焉識：「喏，這都是他來的信。」她的表情是驕傲的，滿足的。
她不斷地把這些信拿出來給他看，丹珏猜想她的動機可能是這兩種：第一，她不記得前兩天剛剛把這些信炫耀給他；第二，她意識到這個常常出現在她家的男人對她有愛慕之心，因此她得一再告訴他，自己是名花有主。有時候，陸焉識問馮婉喻可不可以開啟那些信，讓他讀一讀裡面的內容。她立刻把漆器箱子往自己懷裡一收，意思是：你怎麼會有這麼無禮的要求？
終於有一天，她主動開啟了一封信，鋪平在八仙桌上。焉識看見自己的墨跡深一塊淺一塊，好多字都化成毛茸茸的了。她是怎樣一面流淚一面讀他的信？並且，每封信她讀了多少遍？每讀一遍都流淚？
陸焉識對小女兒說：「你姆媽真不容易。」
有時候陸焉識和馮婉喻會一同出去散步，天氣好的話，還會到公園野餐。婉喻跟焉識說：「一定要靠近組織。組織常常到公園裡開小組會。」假如焉識問她：「小組會你參加過嗎？」她會說：「參加過呀！黨支部的領導常常邀請非黨員參加小組會。」但過了一陣，她又忘了事情的前後順序，對焉識說：「他們沒有批准我入黨，我讓我自己入黨了。」
「你怎麼能讓你自己入得呢？」焉識是這樣問的。
「我把入黨申請書燒掉了，把灰衝了開水喝進去了。」婉喻莊嚴地說。「怎樣入黨不要緊的，理想最要緊，對吧？」
陸焉識是從婉喻這裡認識了共產主義。婉喻的共產主義。這主義非常美麗，詩一樣，畫一樣。也非常單純，甚至單調，像所有勸你善、教你好的教條一樣單調。那美麗理想的教條使所有人變得乾淨，漂亮，都穿著潔白襯衫和海藍褲子，帶著鮮紅的領巾，雙目中有著兩團太陽，頭髮裡過著好風，嘴唇上都是詩和歌，並且都有著大山大海的胸懷，什麼都容得下就是容不下自己。這個主義裡的人為了許多目的做好事，就是不為自己的目的。他看到這麼多年來，婉喻為了這理想修了怎樣的苦行，姿態那樣低，那樣地自卑。這就使他更加疼愛她；為她的自卑而疼她。婉喻一生都那麼自卑，一個優美的，優秀如婉喻的女子，自卑了一生，這是令人心疼的。一切壓迫了她的人和事物，甚至理想和主義，都應該對她這自卑負責。他陸焉識也是該負責的人之一，還有恩娘，還有他不認識的婉喻的領導、組織、同事，甚至她的學生們。
最令焉識心疼的是，婉喻從來沒有意識到人們和事物們對於她的不公，因此她沒有被不公變成怨婦。也許一切的不公都始於他陸焉識：那個獨守空帳的新婚夜，十九歲的婉喻就接受了焉識對她的不公，比起那份不公，世上便不再有不公了。罪魁禍首不是他焉識又是誰呢？……
焉識瞭解了婉喻，透徹地瞭解了：她實際上早就不再需要他，在沒有他的那些年裡，她的伴侶是理想。儘管這伴侶對她也不怎麼樣，不比陸焉識好到哪裡去。
他伸出手，摟住了婉喻單薄的肩膀。那肩膀沒有變過，跟四十多年前一樣單薄，但似乎更知寒暖，更懂呼應，因此更美好。難道一定要經過二十多年的分離，經過陪綁沙場、饑荒和人吃人，才能領略它們的妙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