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和汪嵐都認為人的心要挽救回來是天大的難事，
四面八方地使盡全力也往往很難撬動它挪個窩，不可能完成的任務，
我們的額頭的汗水已經幹了又幹，認定這是一道無解的題。
世界上無解的題很多吧，
有些過了千百年，等到後人來放個支點和槓桿就搞定了，
但這道卻是永遠無解的題。
從4s店裡重新回到我身邊的坐騎換了一張新的前臉，那副猶如什麼都沒發生過一樣的「完好如初」，彷彿反悔般要否決我記憶裡與它有關的畫面。而車庫的立柱也已經被粉刷一新，不愧是一平方米要收取八塊八毛的高階物業，工作效率颶風似的快速。我站在這根比以往更加光潔的柱子前，脫下手套，用右手的食指端一抹，一小塊尚且新鮮的粉末就在上面老老實實地招認了。啊，果然，掩蓋得再深，那依然是確實發生過的事——我像個重回犯罪現場的偵探，這裡的蛛絲馬跡只激發出了內心更深的興奮，再動一動鼻子，也許連當時分佈在空氣中煩亂而焦躁的氣味都能重新聞到吧。於是，偵探，加害者，被害者，我似乎是帶著多重身份，再訪這個現場。而不管是誰，無論表面上有多麼不屑一顧，本質中還是難逃對dramaqueen的嚮往，因為我一顆顆在皮膚上站起的疙瘩，大概就是竭力掩飾自己此刻有多麼得意的後遺症。
所以也沒有多少害怕了，當回到樓上的辦公室裡，汪嵐衝我一招手時，我迎向她的每一步都額外地抬著膝蓋，彷彿有一個悄然的下行的臺階。我在巨大的得意中把自己默許在了高處。
兩三句聊完工作，汪嵐伸展著手臂：「累壞了。」
「又加班了？之前的報表有問題嗎？」
「嗯。」
「唷，誰的年終獎要蒸發了？不過，幹嗎事事親恭呢，不是手下牛馬一群嘛。」
「一群黑毛和牛與赤兔馬，比我還難伺候。」
「呵，農場主裡你人品最好了。」我與她玩笑地閒扯，卻在每個句尾上都翹著按也按不下去的笑容，「所以，弄完了？」
「差不多了。」
「噢，今晚一起吃飯嗎。」越來越昂揚起來的快樂沒準與挑釁無異了吧。
「誒？」
「想吃點好的呀。」汪嵐自然不知道，我津津有味聚焦在她臉上的視線裡，蘊含了累積數日的近乎「資本」的東西。她在我看來徹底的一無所知和矇在鼓裡，讓我忍不住假惺惺地幾乎想要憐恤她，「我請你啦。這頓。」
「幹什麼，還請我客。」
「沒幹什麼，請你吃飯有什麼不行。」我舔舔嘴角，好像那裡乾澀著我的無恥之心。
「不過今晚……」汪嵐想了想，「啊今晚不行，我有事，跑不開。要不改天？」
「也行，看你方便，然後我們就去好好吃一頓。」
本來嘛，我有足夠的理由去發表一個炫耀性的宣言。就好比一個赤貧在突然得到天降的鉅款後，料是他有一顆再冷靜不過低調不過的心，剋制了一路，也會難以自制地在盡頭的甜品店裡買下他們所有的切片蛋糕吧。而汪嵐就是我第二天能夠找到的唯一抒發視窗。
我好像懷著迫不及待要將她的店鋪席捲一空的期待。一整天的閒暇裡，關於這份臆想的衝動都在不斷填塞我的大腦，那遲遲不退的高溫昇華了我的聲音，以至於接起下一個電話時，我的嗓門罕見地活潑喜悅：
「喂？是哪位？」
「……」對方被我結結實實嚇了一跳吧，有一秒沒有反應，等到再度開口時，他也顯得很寬慰，「哦，是我。老白。」
和「是我」組合在一起的稱謂太突兀，我面對手機屏上一串「無法顯示來電號碼」還在迷迷糊糊，但記憶漸漸復甦，像播放快進時的一株植物：「啊……哦……哦是你，你好……誒？」
「我今天晚上的飛機就回來了。」
回來，從哪裡回來，不得不承認，我把辛德勒的一切早就完全忘得乾乾淨淨，但我必須保持一些類似冷淡的禮貌：「是嗎？要回來了？」
「嗯，不過飛十一個小時後，要到也是明天凌晨了。」
所以呢？我在不由自主地皺著眉頭：「真是挺辛苦的。」
「明天晚上你有時間嗎？」
「誒？」
「沒空嗎？」
「啊……」事已至此，我總該想起來，的確是，在我的生活裡，還存在著一位這樣的相親物件，他早早地通過了我父母的認可，並且也一度被我沉默地接受了的角色。我感覺額頭開始微妙地發熱：「明晚不一定……最近挺忙的。有什麼事嗎？」
「沒什麼，大概走了兩個月，想回來後見見你。如果很忙，那就再改時間好了。」辛德勒說得平靜，但我還是聽見唯唯諾諾做著答覆的自己，是那份巨大的心虛，讓一顆石頭落下半天也觸不到地面。
「真不好意思……」
可是辛德勒冷不防扔了一招撒手鐧出來：「我前面沒說實話——其實是給你父母都帶了點東西，本來偷懶想讓你幫忙轉交，那要不我直接送過去？就上次簡訊裡和你提到過的，別擔心，都是小禮物，不是什麼古埃及的方尖碑那種呵。」
我腦袋嗡嗡響：「啊，誒？……」到後來字字句句說得咬牙切齒，「要不，我還是抽個時間過來吧。」
如果讓老媽接觸這個久違了的「未來女婿」，我無法想象那會是一個多麼失控的場面，搞不好她就擺個我的照片在桌上，然後要辛德勒和二維的我先拜個堂成親。誰知道呢，對於「逼婚」二字，我永遠不敢去設想它的可能性到底會突破到何種程度。
掛了電話，終於從昨晚開始一直緊緊地，把我像動盪的電車中的手柄一般緊緊地抓著的激動的情緒，開始急速地消退。我茫然地站起來環顧四周，好像已經停止在一個沒有預料的車站上。
呼吸，冷靜，這不是什麼難事。去和辛德勒見一面，完完全全地拒絕他，跟他說對不起，然後回來，馱著荊條去見老媽負罪，聽她一頓捶胸頓足控訴我如何糟糕後，我就可以全身而退了——頂多損失掉幾分聽力而已。
但在那之前我要先打個電話回家，我要先做一下鋪墊：「那個，白先生剛剛聯絡了我啊。說他明天就回國了。」
「白先生？哪個白先生？」
「要命啊！你連他都能忘記？！我還以為你寧可忘了我是誰，忘了李秉憲是誰，張東健是誰，也不會把這位貴人給忘了呢！」
「什麼啊，我真的反應不出來啊。」
「……他不是你給我介紹的嗎？介紹人做成你這樣，社會要暴亂的。」
「哦？！哦！是嗎！啊，‘白先生’啊。」老媽的語氣猶如給喜羊羊配音，「這次出差真夠長的，終於回來了哦？」
「對了，他要送你們的東西，不要了行不行啊。」當然我必須先就此好好質問她一番，「他還不算我們傢什麼人，這樣多難看啊。」
「什麼？他要帶什麼東西過來？」
「我哪知道。哦對了，還不是你前面和別人說自己喜歡巧克力之類，搞得他上心了。」
「噢，那好呀。」
「……好什麼呀！不收行不行啊。」
「至於嗎，白先生不過是客氣客氣吧，拒絕掉才是沒有禮貌的表現，我可不想他為這個在將來記恨丈母孃。」
「丈母孃你個頭！除非下輩子吧……我馬上就要跟他一刀兩斷！」這種話現在說出來，也許對住在我家那棟樓裡的十幾戶鄰居會帶來意想不到的類似瓦斯爆炸的傷害，所以出於人道主義我也要先忍：「懶得跟你說了……反正你別給我添麻煩了！下次不會再收的！」好吧，看來之後光是負荊大概難以為我洗去積累的罪惡，我不僅要揹負荊棘，還要再僱一個大漢在上面表演鐵錘砸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