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到附近找個簡單點的房子，能夠經常過來。」
我現在租的房子還是用江本借給我的錢租下來的，現在他卻當沒這回事。
他肯定是考慮到我媽媽生病了，這個傢伙真是個好人。
「錢我會快點還的，不好意思，這樣行嗎？飯你就來這兒一起吃，洗澡也是。」
「嗯，這樣也行。」
媽媽來之前，我跟她通了幾次電話。
「傢俱什麼的帶來也沒地方放的。」
「沒事，我什麼也不帶，就帶點換洗衣服。」
雖然已經說好了，也開始了具體的實施，並且在迅速的進行之中，我卻怎麼也沒有媽媽要過來跟我一起住的真實感。
我也明白媽媽會過來住，但是又有種錯覺，認為她會像我做學生時那樣，來東京住一段時間之後還會回到九州。
可能還是因為爸爸的存在吧。我一直認為對媽媽和爸爸來說，他們兩個人一起生活是最好的，所以我感覺這段時間只是一種過渡而已。
媽媽來東京的日子就快要到了。
我裝做無意地說到了這件事。我和媽媽之間還從來沒談到過他們夫妻的事情，還有爸爸的事情。這不知不覺已經成了我們的一種約定，因為媽媽基本不跟我提起她和爸爸之間的事。
「當然來東京也沒有任何問題。不過爸爸他怎麼辦呢？你們兩個都這麼大年紀了，再回到一起住不是挺好的嗎？我一直覺得這樣比較好。」
在電話裡我裝著大人的口吻說道，我本來認為這對媽媽來說是件好事。
隔著電話的媽媽突然一瞬間說不出話來。過了一會兒，媽媽用有些尖的語調說道：
「你爸爸跟其他女人住在一起呢，早就住到一起了。」
我怎麼會想不到這麼簡單的問題！從媽媽的嘴裡聽到這個訊息時，我忽然感到自己之前一直是個大傻瓜，胸口堵得發慌。
我原來一點也不瞭解媽媽。
可是聽到這個事即時，聽到這個我第一次瞭解到的事即時，我忽然對跟苦撐到現在的媽媽一起生活這件事鼓起了幹勁。
媽媽說了那句話後，沉默了一會兒。這時我鼓足力氣對媽媽說道：
「那你就來東京住吧，一直住到死為止。」
《東京塔》第7節(1)
孤獨，能讓人的感傷得到愉悅的迷醉；內心隱隱的不安，是訴說夢想時最必不可少的佐餐。
此時獨自一人，苦於孤單、時時不安地活著；此時卻並無任何畏懼，內心堅定地活著。
日子從不停歇，捲縮著草草逝去。季節的更替也早已厭倦。也許這一切將沒完沒了，終年重複，我關注著，目光卻充滿厭膩。我想，每一天，只是緩慢而又毫無新意的迴圈罷了。
一切，尚未開始。自己的人生本該開始些什麼的。這是一種總不開始的急躁，一種無法出發的焦慮。
然而，若是真正開始後再回顧此時的苦楚，想必已遠沒有此時浪漫。
真正的孤獨存在於尋常普通的社會中，真實的不安存在於平凡生活的角落裡。即使酒後流露，也只會形同抱怨，它們如此沉重，它們並無特徵。
想要面向某方展翅飛翔。比起在跑道上滑動的飛機，那些在空中反覆盤旋，卻不知飛向何處的飛機，才更是彷徨不安。
在世界與自己的曖昧聯絡之間，時間正沒有終點地暢快流逝。然而，無論是誰，不知何時，都將接受時光使者的訪問。
裝扮成滑稽演員的男人一身黑衣，面無表情地出現，觸動某處的開關。那瞬間開始，時間的足音響起，如同馬拉松衝刺般飛馳而去。
曾在此前對不可知的未來傾其所思、緩緩流淌的時間，開始倒逆迴轉。從此時開始，並非他處。時間從終點朝著現在流淌，逼迫而來。
這時，倒數人生的倒計時開始了。自己的死，某人的死，無法再像過去那樣迴避，也無法逃離。那一刻，任何人都將面臨。只要你由某人生下，或與某人相關。命運並不會因你自己的腕錶而予以饒恕，這就是光陰。
五月裡有人這樣說。
東京也好，鄉下的小鎮也罷，哪裡都一樣。與誰在一起，才是最重要的。
十五歲起離開媽媽身邊至今，已有十五年。在東京租的房子裡，我和媽媽再次開始共同生活。
房子狹窄，是2dk式房間，我和媽媽同我兒時一樣，開始了母子二人的生活。在此之前，我們曾輾轉居住過食堂角落裡的屋子、廢棄的醫院樓、親戚家等等，但於每一處都有所顧忌，兩個人彼此都沒有把那些地方當做是自己真正的家。
雖然這回仍住在喧譁聒噪的保齡球館上方這樣看起來很奇怪的地方，我們卻絲毫沒有為此羞愧，或者不夠安定的感覺。至少，這種住法沒有接受親戚或朋友的照顧，也並非寄人籬下。
這是靠借款租住的地方，但已向房屋中介交了合同金，每月自己繳納房租。這裡是不需要向任何人低頭便可生活的家。這種感覺，我想媽媽的體會會更加深刻。
媽媽年歲大了，卻連一個能稱做家的地方都沒有，一直靠親友的善意輾轉居所。對她來說，這冢的房子，一定是至今為止最讓她舒適不過的地方了。
我和媽媽第一次發自內心地感覺，這裡是我們自己的家。
「過去一直都是個鄉下人，想不到過了六十歲，一下子成了涉谷區的居民。」
媽媽的戶口遷移過來，成了我的撫養家屬。保險證上名字的順序，也變為十五年前的樣子。
與此同時，再也沒有能稱做我老家的地方了，就算回到福岡縣，也沒有可回的家。媽媽的情況也是如此。我們再也沒有什麼老家了。這個漂浮於保齡球館上方的屋子，就是我們的老家。
「行李拿過來也沒有安置的地方。」
雖然搬家之前我這樣囑咐過，不過實際運送過來的卻真的只有幾個紙箱而已，東西比想象中少了許多。大概是刻意地把大部分東西都處理了吧。而且，前些年在醫院的樓裡住的時候，家裡曾失竊過，媽媽心愛的衣物幾乎都被偷光了，現在也沒什麼值錢的東西了。
不過在鄉下，這個年代還有連衣物都要偷走的小偷，這未免有些悲哀。
靠裡的六疊大小的房間裡放著我的床，作為媽媽的房間。另外一個六疊的房間放著電視、桌子、書架，我買了睡覺用的沙發床。床是鐵管式的便宜貨，躺下後摺疊的部分頂住後背很疼，不過，已經沒有空間放得下席夢思床了。
媽媽來東京這天，我站在東京站的站臺等待著媽媽乘坐的那班新幹線。站臺於我毫不陌生。我已經在這城市住了十二年。不知不覺地，比任何地方待得都要久。
《東京塔》第7節(2)
在此之前，媽媽曾無數次在車站站臺為我送行，目送我進入車廂。今天我在東京站站臺上，為了迎接媽媽。一年四季的景緻都別無他樣的站臺上，光號列車滑行進站了。在西裝革履的人叢之間，我看見裹著圍巾、胸前彆著飾針、個子矮小的媽媽拎著旅行包從車上走下來。
找到我的身影，媽媽有點不好意思地笑了，向我招手。不知道車站的名字，也不知道電車怎麼坐，在這個城市連個熟人都沒有的年過六十的媽媽終於到了。就像十八歲的自己一樣，提著一個小包從車上走下，站在東京站的站臺上。
她站在那裡，表情像一個無助的孩子。以前的自己和媽媽的區別就在於，媽媽對於這個城市不抱有任何目的和感情。因為，若不是我在這裡，她根本沒有理由到東京來。
想到這裡，我的心裡漲滿了悲哀，混雜著沉重的情緒。
從東京站乘坐jr中央線，又在新宿換乘京王線，到達冢的家後，她在不大的屋子裡轉了轉，說「不怎麼寬敞呢」，走出屋子到狹小的陽臺上，又指著面前聳立的巨大的物體說：
「這個，是什麼？」
「保齡球的瓶子。下面是保齡球館」
「這麼熱鬧挺好的，離車站也近。一樓就是超市倒是方便啊。」
那天晚上，我說還是去外面吃吧，可她說想去下面的超市看看，結果，就開始做上了糖醋豬肉。
在狹窄的廚房裡，一晃一晃的熒光燈下，她一邊切著菜一邊唸叨著：「東京蔬菜很貴吶，真讓人吃驚」
我們略顯生硬地舉起啤酒碰杯。我已經好久沒有吃到媽媽做的料理了。
「媽媽在這一直待下去合適嗎？」
是想事先把話說在這兒吧，才用這種很巧妙的語氣開了個頭兒。
「好也罷壞也罷反正已經都過來了。到東京的醫院去看看，說不定病也能治好，也不用擔心了。」
「要是，媽媽死了呢」
「別說那種讓人煩心的話，死還早著呢。一直活著不好嗎？」
「那麼」
媽媽重新調整了坐姿，像個外人似的，垂下頭說道：
「那一切就拜託了」
在九大醫院已經準備好介紹信的媽媽開始定期到表參道的甲狀腺專科醫院做檢查。
在甲狀腺治療方面頗有名氣的這個醫院，連續幾日都絡繹不絕地擠滿從全日本來的病人。
從那時起，我的工作也開始多了起來，不知怎麼每天忙得團團轉。雖然還不能說收入完全穩定，不過也不會為兩人吃飯發愁，也不再發生以前經常出現的拖欠房租的事情。我早晨開始去汽車駕校學習，就好像回到中學時代一樣。
「快起來！再不上學就遲到了！」
被媽媽叫起來，一睜眼就能聞到從隔壁廚房飄來大醬湯和米糠醃菜的香味。在媽媽少之又少的行李裡，理所當然地塞著她唯一的寶貝：米糠醃菜的缸。從媽媽到來的那個瞬間開始，我們每天都有當天拌好的醃菜。
沉溺於墮落生活的自己，以前無論有多重要的事情，仍然一次一次地起不來、遲到、爽約，然而在媽媽做的早飯還有配合自己的起床時間做好的醃菜的威力下，不可思議地，我就醒來了。
熱氣騰騰的洗澡水，疊放好的衣物，清理過的房間，廚房裡總是洋溢著食物的香味。
這是有熱氣和燈光的生活，與此前完全相反的日子。我想，在那時之所以能全心投入工作中去，全是因為有那樣的生活。
只有認真地做好尋常生活中的事情，人的能量才可以得以發揮吧。
「吃好了，我走了。」
我抱著工作的工具、駕校的教材還有摩托車的安全帽走出家門。
「今天晚上回來晚嗎？」
每天出門的時候媽媽都會問到晚飯的安排。
媽媽剛來不久時，我們互相都覺得不好意思，但又享受著這一切。上了年紀的母親和年過三十的獨身兒子在陳舊的集體大樓裡過著略感羞澀的生活，這樣的情形從旁人看來，或許要感到有些難為情吧。
即使如此我們仍然這樣，感覺像是在把那些曾經淡忘的、遺憾的事情，一件一件彌補回來。
媽媽一邊去醫院看病，一邊積極地融入東京的生活。她在手提包裡放著電車的路線圖，逐漸地一個人也能去新宿和涉谷了。她記住怎麼坐公共汽車，到處找小區的報紙來讀，好像連圖書館和當地的義賣活動她都成了常客。
《東京塔》第7節(3)
她說想做定期的志願者去照顧臥床不起的老人，所以我們兩個人走了很多地方去了解相關的辦法。
「連你自己都已經是老人了，能行嗎？」
「你聽我說啊，我並不知道人家能不能讓我去做，可是在我自己能動彈的時候還是想做些對別人有用的事兒。」
說著這話的媽媽，從側面看上去，臉上的表情不知哪裡讓我想起了築豐的姥姥。
媽媽和我，母親和兒子，這種關係和立場在逐漸地變化，與此同時，媽媽僅是作為一個普通人的瞬間時常出現。曾經的坎坷不堪，曾經的心存不甘我偶爾會察覺她為不圓滿的人生而發出的嘆息。
我在十五歲時離家，到與媽媽再次共同生活前的十五年間，我經歷了青春期和二十幾歲的全部歲月。兒子生活最雜亂的年代，媽媽並沒在身邊看過，我也沒有讓她看到，就這樣過去了。對母子來說，進行交流最好也是最壞的時期，徹底地缺失了。這缺失的部分裡，我們還有很多話要說，而且由於關係的變化，我有時也能像對朋友說話一樣，問起媽媽的事情來。
和江本還有她一起到附近的小酒館，我一邊勸酒一邊問起各種各樣的事情，小時侯的事情，學生時代的事情，對媽媽的依戀。我像對待朋友一樣讓她接二連三地喝下去，讓她盡情傾訴。
「以前啊，有那麼一個舞場呢。為了跳舞我總是到那兒，在那兒學了跳舞。」
「按現在來說，就跟俱樂部似的吧。」
「可沒有陪酒女郎哦。」
「和那種俱樂部不一樣啊。」
「而且，不知哪天，有一個看著感覺不對的男人。那個人對我說，你過來一下，然後牽著我的手把我拉到衛生間裡。」
「聽起來挺有意思的，這事兒。」
「到了角落裡，又對我說，把胳膊伸出來。他從口袋裡掏出一個注射器，是一個賣菲洛本毒品的人」
「菲洛本？！」
「他說打了這個以後，心情會變好，舞也能跳得更漂亮。」
「那你打了？！菲洛本呀？！」
「面前就站著個賣菲洛本的人呢。我怕極了，什麼都說不出來。」
「那就打了？！」
「然後呢，另外一個男的來到衛生間裡，說，你要幹什麼！用手把注射器猛推到一邊去了。要是沒有那個人在，肯定危險。真是怕死了。」
「什麼啊，怎麼結局跟電影似的，其實還是打過了吧？菲洛本。」
「沒有。不過說起來，當時要是被注射了那個，最後也不知會怎麼樣呢。想起來就害怕。」
「不過滿不在乎地跟著那個毒販子走的話，也正常。我這個媽媽，可是個癮君子啊。」
「我跟你說了沒打的。」
「媽媽是個癮君子哦，拍成電影好了。」
「你別跟別人說啦。」
「我來寫稿子。」
「別胡鬧了。」
江本一邊笑著給媽媽的杯子倒滿酒，一邊說道：
「那可不行，阿姨。再喝一點吧。」
媽媽，爸爸，大家，所有的父母，都不是生來就為人父母的。理所當然地，他們都是同我們一樣，經歷過無知懵懂的日子，也經歷了苦辣酸甜的歲月，才最終成為父母。如此想來，竟有一種憐愛的心情，雖然有些羞澀。
如果像《回到未來》中那樣，做一次跨時空旅行，與年輕時的媽媽相見，我也會喜歡上當時的她吧？聽著媽媽講過去的事情，我時不時會如此想象。
在我身邊的這些人，朋友、晚輩、助手、女友、工作夥伴，媽媽逐漸地與他們親密起來。大家為了來吃媽媽的飯湊到一起。不知何時，只住著兩個人的家裡每天卻要做好五個人的飯。一旦誰要是來的話，媽媽這麼想，並如此準備著。
後來，變成就算我不在家，朋友或是工作夥伴來和媽媽一起吃晚飯此類情形也沒什麼好奇怪的了。
到家裡來的人是音樂家也好，演員也好，有錢人也好，出版社打工的學生也好，對媽媽來說都沒什麼區別，無非是「年輕人總是餓著肚子」，這樣想著給來的人做飯菜吃。
《東京塔》第7節(4)
這樣做，能讓大部分人很高興，不過偶爾也有不那麼想的人。做好菜，做好壽司想拿去分給鄰居吃的時候，也有人並不接受。
「東京這裡的鄰居交往跟鄉下可不一樣，給不認識的大媽她們東西吃，她們就覺得裡面放了毒藥似的。」
「哪能有什麼毒藥啊。」
「你是不那麼想。不過，有人是那麼想的呢。」
有個女學生在女子大學上學，通過研究室的前輩介紹得到機會，給出版社打工。她有時會來取插圖資料，來之前把插圖畫家工作的地方想象得高雅至極，結果來到之後眼前卻是如此景象：在昏暗的集體大樓裡的小屋子裡，母子一起生活，還在放滿筷籠啊醬油啊菜的小飯桌上畫插畫。在等待上色的時間裡，她坐在桌子的對面，為了不讓這時間顯得過於漫長，媽媽本著「年輕人總是餓著肚子」的想法，拿出飯菜來給她吃。
看著女學生對茶水和飯菜都一碰不碰的樣子，媽媽說了好幾次「千萬別客氣啊」。不過一直默不作聲的我能看出，那樣子絕對不是客氣。她是覺得彆扭和麻煩。她離開時媽媽不肯罷休地又說：「想帶走也沒關係，我給你包起來。」女學生只是說：「不，真的不用了。」媽媽只能看著涼下來的飯菜，略顯失落地說「真是太客氣了」。
我看著她對熱騰騰的飯菜碰都不碰任其冷卻的樣子，突然感到非常憤怒和悲哀。也許確實有些麻煩，也可能覺得不對口味也好，哪怕只是吃一口都剩在那裡也好。可是，她對為她做這些的人毫不領情，反而像是對待什麼骯髒的東西一樣，視若不見。這讓我極為憤慨。
這樣的時候我一般都會給住在下北澤的助手何賽打電話。號稱餓肚子大王的何賽騎車不用十分鐘就趕過來了。家裡剩下的飯菜，都讓何賽全部吃光。
「你們好！打擾了。」
「何賽，快要涼透了，都吃了吧。這可是有志從事媒體事業的狐朋狗友吃剩的東西。」
「我說你，怎麼能那麼講話呢。」
「哎沒什麼沒什麼，哇，看上去好吃得一塌糊塗啊。我都吃啦。」
慢慢地學會開車了，我漸漸喜歡上了東京的風景。從首都高速路上看得到大樓此起彼伏，在西新宿、市政府的近代風格建築，多摩河的沿岸，籠罩於皇宮的霧氣。我曾經認為自己一輩子都不可能學會開車這種本事，那時起至今也有好多年了。
一邊感受著自己駕車於東京街道上的不可思議，同時從車窗裡再次看到的東京的景色顯得是那麼新鮮。
剛拿到駕照時，總是忍不住想要開車出去，於是帶著媽媽走過形形色色的街道。
銀座、六本木、青山、原宿、新宿我沿著環線不停繞著，向她介紹東京。我們去吃壽司、去吃中餐、去吃烤肉。到了貴的店裡媽媽總想知道價錢，不過告訴她以後她又像是無法消化吃下的東西一樣長吁短嘆的，我也就不再告訴她了。
在晚上我們驅車到芝公園去。
籠罩於墨綠色中的樹木前方是東京塔，橙紅色的燈光將周圍照耀得明亮而奪目。經由坡路，從塔的正下方通過，抬頭向上看去，那壯麗而又具有透視效果的巨大橋樑，像是為了通往月亮而搭建的。
我問媽媽：
「我雖然來東京有十幾年了，卻從來沒上過東京塔的上面，也沒登過那個瞭望臺。媽媽也沒有去過吧？」
「啊，不過視野應該不錯，能讓人心情舒暢吧。」
「現在已經關閉了，下一次帶你上去看看吧。」
「好。很期待啊。」
媽媽來東京已過一年，習慣了一起生活的時候，我也感覺幾乎所有的事情都運轉良好。
為了實施碘治療，媽媽也曾有幾個星期住院，不過身體狀況並不差。不對，與其他六十歲的人比起來，應算身體好的吧。雖說疾病並未痊癒，不過也沒聽說轉移到聲帶附近的腫瘤變大什麼的。
媽媽參加了一個叫做「白樺會」的老年人圈子，是在小區報紙上看到的。她每個月出門一兩次參加那裡的聚會，好像是湊到一起跳交易舞、去卡拉ok唱歌。每回交兩千元左右的活動費，能唱歌、跳舞，好像連點心都發，還能把布丁啊江米糖啊香蕉什麼的帶回家來，好像是小孩子聚會似的。
《東京塔》第7節(5)
媽媽回憶起自己的學生時代時常常會說「那時也想去好的學校學習英文」像是為了重溫校園生活一樣。媽媽去參加白樺會的活動時，總是化著較濃的妝，胸前別的胸針幾乎要把衣服都扯下去似的。
今天有樂隊的現場演出啦，七十五歲的大爺送了一串項鍊啦，媽媽回來的時候總是樂顛顛地向我做白樺會的報告，就好像家裡住了一個女大學生一樣。
不僅是媽媽如此，那個小圈子裡的所有老人，都在享受著這些遲來的校園生活吧。
另外，老人們畢竟還是要做老人們才做的事情，或者年紀大了都是千篇一律，媽媽也不可避免地經常往返於老太太常去的原宿、巢鴨地區。在那裡和朋友一起吃吃什錦涼粉，淘一淘不知是印著什麼動物圖樣的毛衣，還買回來十個不粘米粒的飯勺，讓我「分發給工作中照顧過我的人」，沒有辦法，只能送出去。人家冷不防地收到作為禮物的飯勺，常常用不明所以的表情看著我。
住在町田的美津表姐夫婦、阿修、住在橫濱女兒家的花札大學的老師早苗太太、住在東京近郊的媽媽的親戚朋友們記掛媽媽，常來走動。住在九州的媽媽的姐姐野笛姨媽時不時地在箱子裡裝滿各種做飯材料或是給媽媽的毛衣，就像是給在東京唸書的孩子一樣往這裡寄送包裹。惠美子姨媽也常有誠懇的信件寫來。收到的「圖案信」要是很有意思的話，媽媽自己也跟著開始試著那麼寫。阿布姨媽則頻繁來電，每回都要說好久。
不知為什麼，我感覺一切都運轉良好。甚至讓人覺得，對媽媽來講東京比鄉下要更適合她。她與他人的關係也因為來到了東京，反而比以前顯得更有平衡感了。
她的疾病並無惡化。她一直常去有名的醫院，還參加鄉下所沒有的娛樂活動。
我的工作忙碌起來，借江本的錢也還完了。媽媽睡覺的時間裡，工作生活兼用的家裡仍有人進進出出的。對聲響極為敏感的媽媽穿著睡衣就出來給人家倒茶。我考慮到工作的空間過於逼仄，於是在同一個大樓的十一層又租了一個房間。
在保齡球館更上方的一層，從窗戶看得見首都高速四號線朝著新宿筆直地延伸而去。夜裡的車輛發出紅與白的燈光，無數的車輛川流不息，煞是好看。
我把辦公桌和書還有床搬到十一樓，給媽媽買了電視。我吃飯洗澡在七樓，工作睡覺在十一樓。雖然像是多蓋了一個兒童房，不過於我而言這環境已是相當舒適了。
我從十五歲開始獨自生活，從不顧忌任何人的想法，我行我素，出來之後長年過著隨心所欲的生活，三十歲後卻要只隔著一扇門和媽媽一起過。電視的聲音太大會被抱怨，看色情電影也是忐忑不安，只能戴著耳機看，備感緊張。即使工作到深夜，也要被提醒早點睡覺，讓人無可奈何。度過了十五年自由放浪的生活之後，年過三十的自己甚至連手淫都要像忍者似的踮著腳尖到洗澡間裡，就像要用淋浴銷燬犯罪證據似的，儼然才十幾歲的青年人。這樣的生活我從未想象過，那時真是讓人備感拘束。
而媽媽因此才能安然入睡吧。
一切都在逐漸好轉。
繳稅的確定申報下來了，曾經以為自己這輩子都不可能會繳稅的，不想這天卻不知不覺來到了。
申報可以追溯到兩年前。賬本是媽媽戴著眼鏡記錄並訂好的。
好幾年的小區稅和保險稅都攢到一起來了，就連吸菸也要限量。
對此，我視若不見。不過，媽媽像是在政府裡辦好了分期付款的手續。
我睡在十一樓的房間裡之後不久，有一天午飯時媽媽對我說：
「我給你呀，買了一張床。」
「啊？為什麼？」
「那個摺疊床頂著後背太疼了吧，你睡不好覺會休息不好的。在冢的商業街上的傢俱店裡有床，我在那已經預訂好了。有好多種呢，不過這東西每天都用嘛，乾脆豁出去買個好的。就睡那個吧。」
「花了多少錢？」
「大概十四萬吧。」
「你有那麼多錢？」
「啊，這些就是全部了。」
平時的生活費都是我在月末把房租那部分交給媽媽，由她交給大樓的管理辦公室。飯費以及零碎的花銷那些，都是媽媽在沒有錢的時候就告訴我「生活費沒有了」，我再適量地給她三萬或是兩萬這樣的零用錢。
《東京塔》第7節(6)
此時我又接著向媽媽問起了很久以前就想知道的事情。
「媽媽並沒什麼存款吧？」
「啊，已經都花光了。」
「那麼，養老保險是怎麼交的呢？」
「養老金也是，本來一直交著的，後來中途手頭太緊，就停下來了雖然可惜，也只能那樣了。」
這並非是媽媽不好，而是養老金制度不好。像媽媽這樣直到六十歲都靠打短工勤奮工作著、生活也總是精打細算，卻只能靠低工資過日子的人，又怎麼能夠月月上繳養老保險呢？
也有人說不交不好，可是對於把每個月的一萬元都作為直接關係到能否活過當日的一筆大錢的人來說，要交付給那並不知道是否存在的未來，這在情理之上也說不過去。
巧婦難為無米之炊。短袖的衣裳無論怎麼伸展都無法變成長袖的。若是知道人生百態，工作也有形形色色這回事，就應為那些孤獨的老人和病人，以及低收入的勞動者做些不同方式的事情，多給他們些什麼。在靠佔用養老保險金而造出來的大廳裡舉辦搖滾音樂會這種事，即使聽了也只能製造出興奮罷了，要把這樣的形式摧毀，重新分配。
我雖然沒有指望媽媽自己有錢，但不得不承認，在內心的某處我還是很世故地期待著她多少有些積蓄。並非想讓她把錢給自己，我這裡也根本沒有所謂積蓄這個東西。只是考慮到她在醫院的消費，覺得還是有點兒比較好。果然還是沒有的。
「是嗎，這樣子啊」
看著我抿著濃茶表情也不自在起來，媽媽回到自己的房間，從抽屜裡取出裝有證書的紙筒來，拿到我面前坐下。裡面裝著我上學五年的大學畢業證書。
媽媽把它展開後，說：
「積蓄還有其他的一切，都用在這個上面了。這個就是我全部的財產。」
在京王線冢車站坐快車到新宿只要一站，坐普通的電車，也只經過初臺、幡之谷，接下來就是冢了，雖然我們住在涉谷區，不過還是在新宿站下最合適。這裡與中野區和世田谷區的交接處鄰近，而且去下北澤或是代代木上原去也並非不得步行那麼遠的距離。
商業街是一條令生活極為便利的小街。向上原的方向沿路走去，有一條從幡之谷延至茶澤大路的步行路，沿途都是櫻花。這並非是多麼引人注意的一條路，不過在櫻花開放的季節裡，媽媽很喜歡每天在那條小路上散步。
自從開始住在東京，讓我覺得不可思議的，就是大人們總待在公園裡。沒有任何玩樂設施，無非只是一個樹木繁茂的公園，人們在看著樹而已。這些人平時都在做什麼呢？他們又以何為樂呢？我總是這樣想著，看著他們。
鄉下的公園裡沒有大人，只有生鏽的鎖和腐爛的坐椅，帶有漏洞的滑梯，塗料剝落、發出鐵鏽味道的攀登架。孩子們就聚集在如此簡陋的玩具旁，在細菌繁殖的沙坑裡玩著泥巴。
公園裡的大人們不知是醉了還是怎麼，總顯得有些古怪，所以我們很怕那些來到公園裡的大人們。
可是，在東京一無所有的公園裡卻只有大人。他們各自注視著遠處的樹木，那目光彷彿是想到了什麼，或是像要忘記什麼一樣，只是安靜地待在那裡。
住在東京的大多數人，以前都是在色彩匱乏的大自然中長大的。他們逐漸厭倦了那種色調，被牽拉到色彩斑斕的城市中去。
然而，當他們氣喘吁吁地奔走過七彩繽紛的街道之間時，本應呈現絢爛色彩的萬花筒中卻開始對映出如同煙燻的顏色。灰中帶著紅，灰中帶著橙，灰中帶著天藍，所有的顏色都與灰色相混雜，渾濁不堪。
築豐的夜空是那種無限接近於黑的普魯士藍。星月的光輝止於光源周邊，令其區域性浮現出深邃而美麗的藍色。
東京的夜空，是絕非黑色的灰色，燈飾的三原色猶如洗筆器中的水，最後，無論混合進什麼，無論怎麼光照，都只能無法改變地繼續加深其灰色的濃度而已。
雖說東京的街道飽含著原色，其實，所有的色彩都混沌了，沒有一處可以擠出顏料管裡的調料進行描繪。風景也好，思考方式也好，呈現的都是那種在調色盤上將油與灰色混合，變成的那種叫不出色號的灰色。
《東京塔》第7節(7)
歐美的電影導演在拍攝未來故事的時候，會將日本或是亞洲國家裡到處有霓虹燈的街道作為外景場地，這並不少見。我不認為這是因為他們對充滿極度光彩以及人的能量的街道感到好奇和刺激才選這裡的。
即將來臨的未來，哪怕僅被如此的色彩和營利主義塞滿，街道與人就都被燻黑了。他們該是想說這些的。
追尋色彩，追求沒有極限的顏色，將這一切用調色盤混合的人，不知何時也將沉溺於洗筆器的水中。本該持有的金色也好，光彩奪目的玫瑰色也罷，如今不知已溶解於何處，置於灰色之中，一圈又一圈地徘徊於灰色的樹海之間罷了。
另外，人們在追求真正的原色。想起還是小學生的時候，買到十二色的顏料，從中取出簡單的顏色，還有單純的心情，我坐在公園的椅子上。我不禁懷念起來，當時一種深綠色不知能調和出多少種綠色來，然而如今無論我多想再次找到，在這個城市中卻再也看不見了。
我在車站前的寵物店裡買了兩隻兔子。本是穿著拖鞋出門想買些文具，卻突然想要飼養小動物。
「你啊，又搞這個。」
對著突然之間把兔子帶回家的我，媽媽冷不防地這麼說，有些奇怪。
其實媽媽所說的「又」，是指我還是小學生時就這麼做過。
白色的兔子叫做「麵包」，黑色的兔子叫做「葡萄」，我把它們放養在七樓的陽臺上。
結果，餵食也好，打掃籠子也好，都由媽媽親力親為。她每天清掃兔子的籠子，按摩它們的頭和耳朵，甚至不知從哪裡學會和它們對話似的。
在曬洗的衣服飄揚的陽臺上，媽媽坐在小椅子上和兔子講話。
悠閒而又平穩的時光流淌而去。不知何時，家裡的門把手、紙巾盒都被布包好。超市特賣品的傳單也被磁鐵釦在了冰箱上。
一派平和的景象，並且，媽媽患癌的事情也被全然忘記了。
不過，癌細胞自身似乎並沒有忘記吞噬媽媽的健康。「有時，覺得喘不上氣」，起初媽媽這樣講，後來，媽媽逐漸頻頻地在深夜醒來，無法呼吸、難受異常。媽媽的房間響起聽似蟾蜍一樣的叫聲，我急忙拉開扇門後，看見媽媽俯臥在床上，呼吸困難地掙扎著。
「媽媽，怎麼了？喘不上來氣？」
這樣問，她也不回答，喉嚨繼續發出聲音。我把她的脖子鎮涼，不停地摩挲後背，發現溼漉漉的汗水都把她的睡衣浸溼了。
這樣的發作斷斷續續地逐漸增多，間隔的時間也越來越短。在家裡睡覺也好，到町田的美津家裡留宿也好，都會發作。
「還以為要死了呢」
在此期間，媽媽常常把同樣的話掛在嘴上。醫院裡說，大概是之前的手術留下的後遺症發作了吧，不過做過精密檢查之後的結果，是癌細胞轉移到聲帶附近及食道上，其中一部分變大膨脹，阻礙了呼吸道的原因。
在九大醫院接受了甲狀腺切除手術兩年後，媽媽又一次不得不接受痛苦的碘治療，然而，這對媽媽的癌症卻好似毫無效果。
我和媽媽一起去表參道聽醫院的解釋，說是除了手術別無他法。再一次做手術把脖子上的傷口切開，將聲帶也摘除。醫生讓我們做好心理準備，說百分之九十的可能媽媽將失去聲音。癌已經擴散到如此地步。
如此下去病狀將極易發展到關乎生命的地步。回家後，我和媽媽商量，沒有二話地堅持勸她做手術。只有這個辦法了。
「做手術吧。雖然可能會失聲，那也是沒有辦法。就這麼下去會死的。而且這個樣子，會經常覺得呼吸困難。」
可是，知道將要無法講話，媽媽像是受到了極大的打擊，對做手術一事怎麼都想不通。
「不能講話，還要麻煩別人，這樣不如不活下去。不做手術」
「你將失去聲音。」若是被如此宣判，不僅是媽媽，任誰都會變得自暴自棄吧。尤其是媽媽，喜歡說話，又唱又笑的，無論何時都是開朗向上地生活著。回顧此前的人生，其中得助於自己聲音的日子也絕不會少吧？
《東京塔》第7節(8)
無論從此被宣告無聲的人生將換來多少生命，我想這也並非是輕易就能夠接受的。
可是，我卻不能和理所當然退卻的媽媽做出同樣的姿態。
「說什麼呢？在這個世界裡不能講話的、聽不見的、看不見的、走不了的，各種各樣有缺陷的人不知要有多少，那些人不都在拼命努力著嗎。媽媽來到東京的時候，還說要給那些有困難的人做志願服務者呢，自己有一些缺陷不是也好嗎，不站在他們的角度也理解不了他們啊。還有人比這更不好過的呢。不做手術可不行。已經決定了。這不是媽媽說了算的。」
以前，媽媽說要給老人看護所做志願服務，但卻怎麼都找不到她能做的差事，而且，切除了甲狀腺以後，人也容易疲勞，所以，其他的志願者活動也未能參加。儘管我對這一切瞭如指掌，不過為了能夠說服媽媽接受手術，還是滔滔不絕地說了一堆不搭調的話。
「不然就學著用手語，我也去學。」
「總覺得是別人的事兒。」
「唉！別人的事兒！你要是不在了才讓人為難呢。」
聽說媽媽要切除聲帶的事情，媽媽的妹妹阿布姨媽特意從若松趕來了。橫濱的早苗太太好像也要過來。
除了勸她手術，我再也說不出別的話來。因為不能忍受這種壓抑而沉悶的氣氛，我從家裡出去了。我找不到合適的詞彙。剩下的事情，只有全都交給姨媽們去做了。
在附近一邊玩著彈珠，凝視著那些滾落下的珠子，我一邊在頭腦中想象媽媽在失聲之後的生活。
彈珠命中得獎完全是隨機的，怎麼樣都無所謂。可是今天，彈珠撞在玻璃上的聲音聽起來卻格外清晰。
往往都是在人即將失去耐性時，號碼才能最終湊齊。我玩到很晚才離開，回到家裡時，媽媽、阿布姨媽還有早苗太太正在放電視的屋子裡，坐在鋪開的白色坐墊上，玩著花骨牌。
「雅也，你媽媽說要去做手術了。」早苗太太一邊翻開紙牌，一邊對我說道。
「這麼想想，就算不說話也還能玩牌的啊！」
三個人哄地大笑起來。
媽媽的精神看起來好多了，在這個時候，姐妹和朋友的力量真的是無可替代的。
無論發生什麼都以微笑面對，媽媽和我都盡力如此。
「就算不會講話，也能玩彈珠呢。」
「彈珠是不講話才能玩的吧。」
媽媽從座位上起身，開始給我做飯。阿布姨媽好像是自己創造了手語似的，一邊比畫著一邊對我說：
「這個是吃飯、洗澡，還有這樣的話，就是給錢。」
「嗯，很容易懂的嘛。」
「知道這些不就足夠了嗎。」媽媽一邊笑著，一邊忙著做飯。
大概，姨媽們是在告訴我不要過於擔心吧。那晚，媽媽她們幾個多年罕有地玩牌直至天亮。
因為媽媽將要無法唱歌，我和江本、何賽、阿豪還有很多朋友們想為媽媽舉辦一個告別演唱會，地點選在冢一家新開業的卡拉ok廳。
「吃飽喝足唱歌啦。」
我們把歌本堆在媽媽面前，媽媽表情緊張地演唱了幾首歌曲，還一直小口地喝冷酒。
我也唱了齊條史郎的《夜之銀狐》。這首歌我在卡拉ok經常唱。此時媽媽就緊盯著螢幕上滾動的歌詞，跟著我低聲哼著。
「這首歌，你爸爸過去經常唱。」
「咦？我怎麼不知道。」
我從未和爸爸一起去過卡拉ok廳。當然，我從來沒見過他唱這歌的樣子。儘管我們幾乎從未在一起生活過，dna卻連唱歌這一愛好都遺傳下來了。
不過，爸爸現在正在做什麼呢？媽媽剛來東京的時候，還有電話掛到家裡講過話，不過那根本算不得是認真的通話。
「哎，過得怎麼樣？」
「嗯。湊合吧。」
「噢，那挺好。東京那邊有很多工作的吧，小倉這裡根本不景氣，一點辦法都沒有。」
在此之前的對話，不論何時爸爸說的都是一樣的話。
「你媽媽那邊，替我帶好。」
「嗯。」
「那好了。」
完全是事不關己的樣子。
儘管這樣，媽媽還是偶爾和他聯絡著，不過我從來沒給爸爸去過電話。因為，我根本不知道電話號碼。
媽媽決定接受聲帶切除手術大概過了幾天的時候，喜訊不期而至。
《東京塔》第7節(9)
好像是有一個甲狀腺方面的專家最近剛從法國留學歸來。據說，這個醫師經歷過很多類似媽媽情況的案例，醫術高超。負責的醫生想拜託他再次診斷一回，併為我們寫好了介紹信。本來，媽媽就醫的這個醫院並非外科手術的專門醫院，只是碰巧在這個合適的時間，把這位法國留學歸來的t醫生介紹給我們而已。
這個綜合性醫院坐落於東京塔下。在醫院正門的入口處，東京塔如同彩色明信片一樣筆直而立，清晰可見。
t醫生與想象中全然不同，恐怕連四十歲都沒有，嘴上蓄著髭鬚，表情充滿自信。
x光片放在光箱裡，t醫生坐在旁邊一邊掃視著病歷，一邊用一種極為平淡的語氣對坐在一旁的媽媽和我說：
「沒什麼事兒，切除吧。」
「聲帶，也要全都切除是嗎？」
「不用，保留。不切除聲帶，只切除癌細胞。」
「那說話」
「我想沒問題。」
「啊太好了。」
若是在漫畫裡，估計此時將是母子二人大喊「啊！太棒了！」同時緊握對方雙手淚流滿面，要不然就是兩個人擊掌慶祝的一番場面。可是現實中卻為此前錯得有些離譜的判斷而感到沮喪。
按照醫生的解釋，將切除掉聲帶附近和食道里的癌細胞，但聲帶將竭力保留，並把媽媽身體其他部位的皮膚、軟骨移植到切掉的地方。之後在喉嚨上開孔，做成氣管孔
專業的解釋並不易懂，總之，是保留聲帶、切除癌細胞。所謂的一箭雙鵰正是如此，我們當即歡欣鼓舞而且放下心來，連解釋也聽不下去了。
然而，醫生的診斷和技藝之間，竟差異到如此地步，這又如何解釋呢？這一回，媽媽是得益於上任醫師有心關照的介紹信和恰逢t醫生回國這雙重的「幸運」，可說到底，人生也好奮鬥也罷，還都是要被技巧和運氣所左右的。
手術的日期立即確定下來，媽媽將在術前兩週開始住院。不管如何，這對上了年紀的人來說，也是個大手術。不要說精力心情，就是體力這方面，也絲毫放不下心來。
然後，聽說媽媽即將手術的訊息，爸爸也在媽媽住院前兩天趕到了東京。最近一次見到他大概是五年以前吧？上回在東京碰面，還是我十八歲，兩人在赤坂的日式料理店裡，那次氣氛怪異的會談。
連爸爸都特意趕來，這手術看樣子還是極為重要的，我又想。
媽媽比平時更加細緻地化了妝，從那天一早開始就心神不寧的。我去東京站接了爸爸，開著自己的車向冢奔去。他並沒有打聽媽媽的病情，反而一如既往，開始談論小倉的經濟是多麼不景氣。接下來，又用熟悉的口吻問我在東京過得怎麼樣，最終老調重彈地說在東京多多少少還有些可做之事什麼的。之後，他透過墨鏡向開著車的自己的兒子瞥了一眼，沉默了一會兒，不緊不慢地問我在做什麼樣的工作。
「喂，怎麼樣了？」
見到媽媽，爸爸不鹹不淡地這樣說道。幾天後，媽媽脖子可是要被咔地切一刀呢。
這麼說著，他麻利地走進房間，掛起夾克衫，就在我以為他要給煙點火的時候，他又說：
「來杯茶。」
相當我行我素。一切照舊。而且是完全沒有任何掩飾的我行我素。
就算買了菜媽媽也還是要住院的，所以我決定到外面吃飯。不過多年未曾全家三口一起吃飯，我對三人面面相覷的情形未免心存顧忌，於是又照例叫來附近的年輕人，一群人到下北澤一家乾淨的雜煮店去吃。
「叔叔，初次見面」
當然，冷漠而又嫌麻煩的爸爸對此問候視若不見。他留著背頭，戴著像美國歌手鮑比？布朗一樣的墨鏡，身著香奈爾牌夾克衫，右手小拇指留著長指甲，一會兒抽一根細長的mr.slim，只夾自己喜歡吃的東西放到面前，不向任何人勸食，只顧自己吃自己的。
他吃了一口生魚片就隨意地說：「東京的魚簡直不能吃。」大家還都在吃著他又說：「去喝杯咖啡吧。」結果何賽慌里慌張地把煮雞蛋一口都吞了下去。
誰都比不了，這個人。
我回到十一樓的房間，爸爸媽媽在七樓就下了電梯。
《東京塔》第7節(10)
不久，我到大樓旁邊的便利店去，看到了非常有趣的一幕。我像平時一樣站在雜誌架前看成人雜誌的時候，爸爸和媽媽一起出現了。
我心想怎麼搞的，連忙用雜誌把臉擋住，目光卻跟著他們的身影。
爸爸拿著筐，媽媽緊隨其後向點心貨架走去。媽媽一邊說著什麼，一邊把脆餅放進筐裡，還買了瓶裝的麥茶。
我幾乎沒有見過他們形如夫婦的這般場景。在我的記憶裡，像這樣能讓人相信我的父親和母親確實是夫妻的景象少之又少。
我也不能忘記媽媽此時的神情。
跟癌症毫無關聯似的，非常開心的樣子。
媽媽手術前幾個月。
晚上我在飯桌旁一個人吃晚飯時，電話響了。看電視的媽媽接起來，聽著像是慣常的姐妹來電。這樣不在意地過了一會兒，突然之間，媽媽聲調高起來，對著話筒就哭了出來。
媽媽像孩子一樣啜泣著，反覆地說：
「為什麼，要做那樣的事情為什麼，要做那樣的事情」
我放下筷子，等待媽媽把話筒放下。
這種狀態一直持續了三十分鐘，她一放下話筒，我就問：「怎麼回事？」可是她又一次放大聲音，趴在那裡哭起來。
鎌倉的舅舅死了，好像是自殺。
人的死亡不是論資排輩。身為姐姐的媽媽正與病魔做著殊死的鬥爭，身體健康的弟弟卻突然之間命喪黃泉了。
葬禮只在親戚間舉行。可是媽媽卻哭著說不回去了。
「他自己這樣死掉的，我不回去」
舅舅為人和善，與世無爭。每次回去的時候，都給我帶上鴿形脆餅當禮物。晚年，舅舅夫婦在築豐和媽媽一起住在姥姥家，就在不久之前，媽媽還一直和他們住。
我並不知曉原因。雖然聽說他身體並不盡如人意，但也並非是得了什麼大病。
「回去吧，見最後一面。」
「不，我不回去。」
「表弟不是還在很努力地工作，撫養著孩子嗎。葬禮不是表弟能操辦得了的，那和年輕人都在做的事兒完全不一樣。明天早上坐第一班新幹線去一趟吧。成年人能那樣好好地活到現在，年歲大了才去世，不管怎麼死的，就是壽命到了。你回去的話，表弟也會很高興的。你只要對他說聲辛苦了就夠了。」
媽媽一晚上都哭泣不止。第二天早上拿著我給的路費和奠儀，乘坐第一班新幹線回到築豐。
媽媽手術這天。
早上九點到了醫院，媽媽已經躺在手術床上了。在術前準備的兩週住院時間裡，她好像和同室的阿姨們溝通得很好，手術床的周圍有很多穿著睡衣的阿姨們一邊說著鼓勵的話一邊在哭。病人之間的友情不存在利害關係，非常簡單，可是這種友情的緣起卻並不吉利。
雙耳不知戴了多少耳環的黃髮護士戰戰兢兢地用一支長針頭將預備麻醉藥紮在媽媽的肩膀上。
就算你平常在juliana扴tokyo歌廳裡舞弄著扇子跳脫衣舞，我只求你把這一針好好地給我注射啊，我在心中強烈地祈禱。
我和曾一度返回九州、前幾天回來的爸爸一起，跟在手術床的後面。同一病房的阿姨們一直跟著送到手術室門前，邊哭邊擺手：
「加油啊！！」病人之間的同情心極為強烈。
麻醉開始奏效，我用紗布擦去媽媽嘴角流落的口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