後來我知道自己要去的地方不是農藥廠，而是糖精廠，糖精是一種挺可愛的東西，小時候做爆米花都得加點糖精。農藥就不那麼可愛了，吃下去會死掉，偷回家也派不上什麼用場。我問我爸爸：「糖精就是爆米花吧？」
我爸爸說，放屁，糖精是重要的化工原料，用專業名詞來說，叫作食品新增劑，除了爆米花之外，還能摻進蛋糕、糖果、冰激凌裡面去，用途非常廣泛。糖精廠的效益很好，如果只是做爆米花，怕是早就餓死一半工人了。後來他又說：「你知道這些都沒什麼用，你又不是搞產品開發的，老老實實做學徒吧。」我聽了覺得很沮喪，並不是因為做學徒，而是因為糖精，做一個生產糖精的工人真是太不浪漫了，一點沒有神秘感，對女孩子更是缺乏吸引力。我以前跟著堂哥出去，看那撥小青年泡妞，男的一捋袖子，露出胳膊上的刺青，說自己是跑碼頭的，非常威風。我呢？難道我的未來就是對女孩子說「我是造糖精的」？
我對我爸爸說：「我不想去糖精廠。沒勁。」
「那你想幹什麼？」
「我還是想做營業員。」
「營業員很有勁？」
「也沒勁。」
「瞧你那點出息。」
我爸爸讓我腦子放清楚點，工廠不是勞教所，招人也是要看成績的。照我的成績，無論做學徒還是做營業員都沒可能，就這張破破爛爛的招工表，還是他用一條中華煙換來的。我爸爸還說，營業員一輩子都得站著上班，工人幹活幹累了可以找個地方坐著，或者蹲著，或者躺著，這就是工人的優越性。
其實我爸爸沒明白我的意思。營業員雖然沒勁，但還能站在櫃檯後面張望那些形形色色的顧客，總比每天對著一堆機器強。我從小有個毛病，愛斜著眼睛看人，這很有快感，如果是斜著眼睛看機器就會像個十三點。
當時我姑媽在人民商場做會計，確實曾想把我安插進去，結果人民商場傳來訊息：這兩年通貨膨脹結束了，商品多得賣不出去，顧客除了消費以外，還想看看美女，所以那一年人民商場招的畢業生全是美女。我高中畢業之後的第一個理想破滅了，這個理想是去做營業員。顧客就是上帝，上帝要看美女，我也沒辦法。
九二年的時候，我因為想讀那個免費的化工職大，最終到糖精廠去做學徒。當時我的高中同學們已經散落在社會的各個角落，他們有的是去肥皂廠，有的是去火柴廠，有的是去百貨店，五花八門，唯一的共同點是：這些工作全都屬於體力勞動，消耗的不是腦細胞，而是卡路里。
進廠之前，我爸爸向我詳細介紹了化工廠的工種問題。
他說，別以為進廠做學徒的待遇是一樣的，化工廠最重要的是分配到一個好工種，這得託人，送香菸，送禮券。我問他什麼是好工種。他說，在化工廠裡，生產車間的操作工就是壞工種，這些人必須倒三班，早班中班夜班，像一個生物鐘完全顛倒的神經病一樣過日子。這是壞工種。當然還有更壞的，比如搬運工和清潔工，但我既然有一張高中文憑，國家就不至於這麼浪費人才，讓我去搬磚頭刷廁所。
與此相對的是好工種，比如維修電工、維修鉗工、維修管工、廠警、值班電工、泵房管理員之類。這些人，通常都是上白班的，平時或搞維修，或搞巡邏，或坐在那裡發呆，沒有產量指標，沒有嚴格的交接班，這就是工人之中的貴族。
我爸爸說，一個好工種很重要。比如鉗工吧，平時修修廠裡的水泵，下班能在街口擺個腳踏車攤，替人修車打氣，把一天的飯錢掙回來；再比如電工和管工，可以順便做做裝修，時不時賺點外快。這些都是技術工種，簡稱技工。
我心想，技工，聽起來離妓女也不遠了。
我爸爸分析說，萬一去不了化工職大，做個技工也不錯啊，一個八級鉗工的待遇相當於高階工程師，或者是副教授。這麼一說，我就把技工和妓女區分開了，技工是有工資勞保的，妓女沒有，也不可能享受副教授的待遇。
我問他：「怎麼樣才能成為八級鉗工？」
他說：「至少得幹三十年吧，什麼機器都會修，還要懂英語。」
我說：「爸爸，還是換一個吧，做電工呢？八級電工？」
我爸爸想了想說：「我還從來沒見過八級電工。」
我聽了這話，就再也不想跟他討論什麼工種問題了。
夏天快要過去的時候，記不得是哪一天了，颱風挾裹著稀疏的雨點經過戴城，被打落的梧桐樹葉軟塌塌地貼在路面上。我騎了半個小時的腳踏車，繞過城東的公路，拐進一條沿河的石子路，來到糖精廠。街上闃無人跡，全世界像是隻有我一個人在趕路，風聲躥進我耳中，然後聽見轟轟的巨嘯，把風聲蓋過了，那是化工廠的鍋爐房在放蒸汽。我看見兩扇鐵絲編成的大門，旁邊還有一扇小門供腳踏車出入。水泥柱子上掛著一塊慘白的木板，上有一串宋體字：戴城糖精廠。
很多年以後，我帶著張小尹去看我的化工廠。我們坐上計程車，沿著城東的公路走，在有河的地方拐彎，我讓司機停車，對張小尹說：「你陪我一起走過去吧。」
我經常會夢到那條河，寬闊的河，有很多運送化工原料的貨船在水面上航行。突突的馬達聲很像一幕搖滾音樂會的開場，但要是聽久了，會覺得這聲音很無聊。我的夢裡沒有馬達聲，只有貨船無聲地駛過。
如果你不知道化工廠在哪裡，只需要沿著河往前走，街道只能容兩輛卡車通過，往前走就是一個丁字形的河汊，有一座建造於五十年前的橋，笨拙地橫跨過河流。過了橋能看到遠處有一座高大的煙囪，這就是化工廠無字的紀念碑。它有時候冒著黑沉沉的煙，把天空塗抹成廢墟，有時候則非常安靜，肅穆地指向那些路過的浮雲。
我和張小尹去的那天是週末，工廠休息，否則在這裡能看到很多穿工作服的人走來走去，他們都是化工廠的工人。
張小尹說：「這個破廠有什麼好看的？」
我說，這可不是個破廠，這是戴城著名的國有企業，有兩三千號工人，生產糖精、甲醛、化肥和膠水。如果它倒閉了，社會上就會多出兩千多個下崗工人，他們去擺香菸攤，就會把整條馬路都堵住，他們去販水產，就會把全城的水產市場都攪亂，假如他們什麼都不幹，你也得在街道里給他們準備五六百桌麻將。我這還沒把退休工人計算在內，因為他們本來就在打麻將。
我對張小尹說，從前，這家化工廠的效益可好呢。過年的時候，廠裡會發各種各樣的年貨，有時候發魚，都是兩尺多長的大魚。工人們把魚掛在腳踏車龍頭上，一鬨出廠，下班的路上就有兩千輛腳踏車都掛著魚，場面非常壯觀。兄弟單位的人看見了就說：「哎呀，你們糖精廠的效益真好，發這麼大的魚。」戴城是個小地方，發魚的訊息很快傳遍大街小巷。廠裡的人扛著魚回家，非常自豪，這些自豪的人之中，有一個就是我。我媽把魚切了，烹炒煎炸，燒出很多味道來。這時鄰居就會讚揚我：「小路廠裡發魚了，效益真好。小路真有出息。」我媽於是也很自豪。
我和張小尹在橋上閒扯。她問我：「你是不是要到廠裡去看看啊？」
我說，我不進去了，原來的門房老頭死掉了，換了新的門房，不認得我。我就不進去了。這條路沒什麼變化，原先有一個老茶館，在工廠隔壁，現在不見了，變成了化工廠的供銷處。其他都沒什麼變化，只是路旁的香樟樹長得更茂盛了。到了秋天，這一帶會有很多黃色的野花，也沒有名字，因為開得太多了，乍看有一點驚人的美。我抬起頭，看到層層管道越過頭頂，橫跨馬路，延伸到河邊的泵房，這也和從前一樣。我站在馬路上向廠裡眺望，只能看到巨大的鍋爐房聳立在圍牆邊，至於其他車間，隱藏在更深的地方。
我對張小尹說，這就是我香甜腐爛的地方，像果子熟透了，孤零零掛在樹枝上。有個故事說，果子掛在樹枝上，等著鳥兒來啄它，這個故事後來又說了些什麼呢？可惜，張小尹並不覺得有趣。她在橋上看丁字形的河汊，那裡船隻往來頻繁。我們站在船上看兩艘拖了十來節的大船錯身，這可比二十噸的卡車錯身更艱難，像老太太過馬路。拖船上的船老大吆喝著，指揮著船隻緩緩地駛出河汊。
有時候也會發生撞船，雙方都會喊：「小心啊！要撞了！要撞了！不要再過來了！真的要撞了啊！」然後傳來一聲悶響，那就是撞船了。船沿都綁著厚厚的橡膠輪胎，所以撞不破，但是船民仍然對罵，絕不示弱。運氣好的話，還能看到打架的，用篙子捅來捅去。每當這時，化工廠的工人就不上班了，站在橋上看打架，吶喊助威，把沒掐滅的香菸屁股扔到甲板上去。這很缺德，因為船民都是赤腳在甲板上走路的。
我對張小尹說，我很喜歡站在橋上看船的，叼著香菸吹吹風，但我從來不亂扔香菸屁股。這些船都是運化工原料的，如果恰好把香菸屁股扔進了貯槽口，如果貯槽裡恰好有甲醇之類的原料，就會把這隻船炸到天上去。我也會被炸上天，落下一縷頭髮半隻鞋子。這種事情是典型的生產破壞，死了也落不下好名聲。
張小尹說：「這種事情的機率太低啦。」
我說，凡事皆有機率，懷孕是機率，吃錯藥是機率，踩上香蕉皮是機率。人皆有死，具體用什麼方法死掉，這也是機率。像我這樣在橋上抽抽菸，結果被炸死了，這個機率當然很低，但機率低的事，並不等於不會發生，比如我認識了張小尹，這也是機率很低的事情。我很愛張小尹，因此也愛著這個機率，但我不愛把自己炸上天，從年輕的時候就是這樣。
人的一生中，總有一些時候是矇頭蒙腦的。通常來說，越重要的時刻越容易犯傻，日後回想起來，就有一種做夢一樣的感覺。
九二年的時候，我矇頭蒙腦站在廠門口，恍如夢中，那個如今已死掉的門房盯著我看。我辭職之前，他得了肺癌，在廠門口咳出了一攤血，被送到醫院之後就再也沒回來。九二年的時候他還健在，他叼著香菸問我：「學生意的？」我不知道什麼是「學生意」。他告訴我，工人就是「做生意的」，學徒就是「學生意的」。我問：「你怎麼知道我學生意？」門房說，他站了三十年的崗，要是這點眼力都沒有，這輩子算是白活了。我當時想，你一個看了三十年大門的糟老頭，可不就是白活了嗎？
我站在廠門口，看見一些工人進進出出。他們都穿著一種顏色古怪的工作服，像藍的，又像綠的，也可能是藍綠的。看到這樣的顏色，我就懷疑自己是個色盲，最起碼是色弱。如果我真的是個色盲，就進不了工廠，只能去馬路上販香菸……我想到自己不久也要穿著這樣的衣服，穿行在工廠裡，吃飯幹活上廁所，心裡就有一點犯怵。讀高中的時候，我跟在別人屁股後面去打群架，起鬨架秧子，打黑拳，掄黑磚，有一種天不怕地不怕的氣勢，帝王將相皆不入眼，但跑到工廠門口居然覺得害怕，這事情我也想不通。我只覺得，自己的荷爾蒙不能奉獻給女孩，不能奉獻給那些捱打的人，而是要用來造糖精，就有一種末路狂花式的悲哀。
我問門房老頭，哪裡是勞資科，我得去勞資科報到。老頭指著一幢辦公樓，那樓正對著廠門，前面有個花壇，種著一棵半死的雪松，枝丫畢露，好像吃了一半的紅燒魚。老頭說，三樓就是。
我把腳踏車停在車庫，走上三樓，樓道里非常暗，貼著些標語，「安全生產爭創先進」什麼的。勞資科靜悄悄的，只有一個女科員坐在那裡。她見我在門口探頭探腦，就說：「你是學徒工吧？進來填資料。」我走進去，發現她是一個噘著嘴的小姑娘，長得還算端正，尖尖的鼻子，淡淡的眼眉，但不知為何一直要噘嘴，後來發現她天生長成這樣，這就比較可愛了。小噘嘴問我：「你叫什麼名字啊？」我說：「我叫路小路，馬路的路，大小的小。」小噘嘴在一摞報名表裡把我找了出來，說：「耶？你這個名字好玩的，路小路。」我說：「你就叫我小路吧。」
等我填好了一份正式的報名表，小噘嘴嚴肅地說：「路小路，去隔壁會議室做安全培訓。」
我說：「安全培訓是什麼東西？」
小噘嘴說：「就是給你上安全教育課。在化工廠上班，安全最重要。懂不懂？」
我說：「懂了。」
會議室裡已經坐著十來個人，後來又陸續進來了幾個人，都是學徒。我在這群人里居然發現了一個高中同學，是我們的化學課代表。化學課代表進化工廠，似乎天經地義。我還沒來得及嘲笑他，門口走進來一箇中年男人，頭髮亂成雞窩狀，戴著一副瓶底眼鏡，自稱是安全科的幹部。
進廠之前，我爸爸給我做了些簡單的安全培訓，比如生產區禁止吸菸，不要隨便在管道下面走，聽見爆炸聲就撒腿狂奔，遇到觸電的人不能用手去拉他（得用木棍打）。他最拿手的就是讓我頂風跑，嘮叨了上百遍，農藥廠爆炸那次還實戰演習了一回。安全科幹部講的知識，和我爸爸講的差不多，淨是些條例，這個不許那個不許，我聽得昏昏欲睡。後來他說，要帶我們去參觀一下安全教育展覽室。我跟著十幾個學徒工稀里嘩啦站起來，一起走到四樓，進了一間黑漆漆的房間，他把電燈開關一拉，眼前的場面讓我睡意頓消，打起了十二分精神聽他講話。
這個房間裡貼著各種各樣的事故照片，呈碎片狀或半熟狀的人體，有燒死的，有摔死的，有電死的，還有被割掉一半的手，被剝了皮的腿，被硫酸澆得像紅燒肉丸子一樣的臉。這不像是安全教育，倒像是個酷刑博覽會。更有趣的是，其中一張照片上什麼都沒有。我問安全科幹部：「這是怎麼回事？」
他嚴肅地說：「這是被炸死的人。」
「人呢？」
「炸沒了。」
我看著這張照片，想不出它有什麼教育意義，由於畫面上只有一堆廢磚亂瓦，因此也不具備任何想象的可能。安全科幹部看了看我，說：「你好像很喜歡看這個？」
我說：「還好。像那個什麼，抽象畫。」
安全科幹部也端著胳膊和我一起欣賞那張照片。後來他居然問我：「你覺得哪種死法比較好？」我一驚，變成了個結巴，話也說不上來。他說，炸死是很幸福的，被炸死的人，轟的一聲就沒了，不會感到痛苦。碎片是沒有痛苦可言的。被電死的人就很倒霉，尤其是三百八十伏工業用電，人觸電的時候大腦是很清醒的，只是甩不掉那電線，這時候就會知道自己要死了，然後真的就慢慢地死了。電流會使人體處於一種神經抽搐的狀態，屍體擺出各種造型，甚至像雜技演員一樣反弓起身體，腦袋可以從褲襠裡伸出來。對於一個即將要死的人，沒有比這個更痛苦的了。還有被軋掉手的人，那種疼痛會永遠留在大腦深處，每次看到自己的殘手，就會起雞皮疙瘩。還有被硫酸澆在臉上的人，那種痛苦，叫作生不如死。
我聽了這些，身上也起了一層寒慄，但他又安慰我說：「其實，只要按規章制度操作，就不會出什麼事故。出事故的人，十有八九都是違章操作。」我們一直聽到這裡，才算聽到了一點教育意義。但他後來又說：「不過也難說，城門失火，殃及池魚。有些人違章操作，自己沒死，倒把別人給炸死了。」
這次安全教育對我意義重大，後來我去做學徒工，師傅說我縮手縮腳，一副怕累怕死的腔調。我把這個展廳的故事對師傅們說了，師傅們嘲笑我說，理他幹什麼，那安全科的傢伙是個變態，綽號叫「倒b」。我問他們什麼是「倒b」，他們說，「倒b」就是很渾蛋很沒出息的意思，要是我也這麼混下去，就會贏得「小倒b」的綽號。我聽了，只能強迫自己把展廳的事情忘掉，可是偏又忘不掉，此事成為我嚴重的心理陰影，直到我看見真的死人、真的斷手斷腳，才漸漸變得像師傅們一樣無畏。
我當時還問倒b，展覽室裡的照片是從哪裡搞來的。他說，不知道是哪個上級部門編的，派發到各個工礦企業，所謂前事不忘，後事之師（倒b無疑很會用成語，而且都是八個字的成語）。我不想當「前事」，成為一張扁平的照片，被掛在一個昏暗的展覽室裡供學徒工參觀。我問倒b：「這玩意兒有肖像權嗎？」
倒b說：「我是管安全教育的，不是管法制教育的。」
倒b後來寬我的心，和我說起了機率。他說，其實沒什麼好擔心的，本廠開工以來，生產事故比美國企業還少，只有兩個電工出過人命，而那已經是十年前的事情了。我們這些沒有專業技能的普高畢業生，是沒資格去做電工的，只能做做操作工，操作工不會被電死，通常都是被炸死，目前廠裡還沒有一個人被炸死過，只有被炸掉一個耳朵的，這說明操作工的死亡機率相當低。
倒b說，本廠的工人，在馬路上被汽車撞死的有三個，生癌死掉的有一百多個，照這個機率，化工廠的危險性還不如交通事故呢，更比不上癌症發病率，即使不到這裡來上班，也可能被撞死或生癌。
他說完就拍了拍我的肩膀，問我：「你知道什麼是機率嗎？」
我說：「知道，就是做除法。」
倒b說：「沒錯，你要學會做分母，別去做那個分子，就可以了。」
安全教育就這麼結束了，倒b給我們每個人發了一張證書模樣的東西，上面敲著一個藍色的圖章。我不知道此物有何用，是不是有了這個，就能杜絕事故發生，好像以前的紅寶書一樣。倒b說，不是的，這張證書代表我們都受過安全教育了，將來出了事故，死了或殘了，就算我們咎由自取，與倒b本人沒有任何關係了。他把證書發到我們手裡，詭笑一通，很開心地消失了。
倒b消失之後，小噘嘴告訴我們，明天早上八點鐘準時來勞資科報到，給我們分配工種。之後就放我們回家了。我離開化工廠的時候，還沒到下班時間，外面的颱風依舊猛烈，雨卻停了。我那個高中的化學課代表走出廠門，忽然對我說：「路小路，我想我還是去做營業員吧。」
很多年以後我站在工廠邊的橋上，我想起第一次站在那裡，就是和化學課代表告別之後。我以後再也沒看見過他，聽說他並不是去做營業員，而是去一個農機廠跑供銷了。
當年我站在橋上真是傷感極了，我的化學課代表繼承了我的遺志，去做營業員。當然，遺志是說我死了以後的志願，我當時的心情和死了也差不多。我想我真是沒什麼地方可去了，只能去化工廠製造糖精，或者像我爸爸給我規劃的那樣，做一個鉗工或者是電工。我把腳踏車停在橋上，走到橋欄杆邊上，像很多年後一樣探出身子，躬成九十度，面向渾濁的河流。一瞬間，河水填滿了我的視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