她說：「這麼安靜，好像什麼都沒發生過。」
我說，本來就沒發生過什麼嘛。我說完這句話，覺得自己中了她的套，就回過頭去看她。她也在看著我，目光很難捉摸。我訕訕地在房間裡轉了一圈，隨手翻她的書，一摞很厚的考研教材，我也看不懂，都是些很深奧的東西。我對她說：「你不會酒醒了就不認賬吧?」
她說：「我要認什麼賬?」
我不好意思地說：「我以後還想和你做愛。」
她看著我。忽然笑了，說：「你想吃泡麵嗎?我餓了。」
我說：「我也餓了，太消耗體力了。」
吃泡麵的時候，我對白藍講起一個人，這個人是我嫂子，也就是我堂哥的女朋友。白藍不解，我為什麼會沒來由地說起她，其實我也不知道。
我是跟著我堂哥他們一起看黃片的，當時就是錄影帶，他們幾個小青年關在屋子裡偷偷地看。那時我才讀初三，不過也發育了。我去找我堂哥，結果撞上了，他們幾個小青年就讓我跟著一起看。後來有一天，我嫂子忽然從外面進來了，見了這場面就朝我堂哥沒頭沒臉打過去，說他們把我帶壞了。我堂哥哈哈大笑，讓她把我領走。我嫂子帶著我走出去的時候，我心裡很不高興，又不能說，只能裝出懵懂無知的樣子，以騙取她的寬容。我看見她的乳溝，很深地嵌出一條縫，當時就起了壞念頭。但她並不知道，她以為我還是個不大懂事的小孩。後來她拍著我的頭說，小路，你長大了不能學你堂哥，你要做個有出息的男人。
我經常想起我嫂子，別人都叫她阿娟，我也跟著叫，她不喜歡，讓我叫她阿嫂。她是開服裝店的，沒讀過幾年書，但我覺得自己很愛她。她曾經對我堂哥很好，給他零花錢，為了他墮胎。北環幫和小公園幫火併的時候，她為了救我堂哥，拿著一根水管敲開了對方的腦殼，被稱為那一帶的紅星十三妹。為此，她的店都被人砸了，但她也沒說什麼。後來我堂哥打她，打得那叫一個狠啊，她受不了了，就獨自跑到南京去做羊毛衫生意。我從此再也沒有見過她。
我之所以愛她，是因為我覺得，在她身上的那種東西就是愛。我對愛的理解是有偏差的，這無所謂。我嫂子也給過我零花錢，她甚至說，等我長大了她要把自己的妹妹介紹給我做女朋友。她去南京以後，我就不大和我堂哥來往了，我從心裡覺得他王八蛋，後來他腦袋上被人砍了六刀，再也沒人替他擋著了。
我對白藍說，所謂有出息，這是一個很虛幻的詞，我不知道什麼叫有出息，但我知道什麼叫沒出息，並且知道，沒出息的人不可愛。但是，我活了二十歲，仍然有人長久地愛著我，也有些人短暫地愛過我，這些我都不會忘記。
那天我說完這些，就回家了。我很想和她睡在一起，但忽然有了一種很挫敗的感覺，好像腦子裡的精液也都射光了。現在我回憶的時候，知道那種感覺叫作虛無，當時卻無法表達。我不知道自己為什麼會一下子挫敗了，如果當時知道那是虛無，大概也不會難過了，虛無就是這麼突然出現突然消失的。
下樓的時候我覺得腰裡有點酸，心想，這該不是腎虧吧，如果二十歲就腎虧，到四十歲肯定變成陽痿啦。腦子一走神，我在樓梯上絆了一下，直刺剌地摔了下去。那塊絆腳石哇哇大叫。我點亮打火機一看，媽的，二十多號人全都蹲在樓道里打瞌睡。這也難怪，外面下雨，又沒有防震棚。我連聲喊抱歉，這些人全都醒了，對著我看。有個教授模樣的老頭說，哎呀，誰家唱了大半夜的卡拉ok啊。我再不是東西，這時候臉也不由紅了紅，知識分子就是厲害，損人都這麼有藝術感。
回憶九三年，那次地震之後，糖精廠巋然不動，只是塌了河邊的泵房，那裡平時沒人，就砸死了很多耗子，剩下的耗子全跑了出來，在大街上巡遊。這些耗子都很囂張，而且聰明，比如它們過馬路的時候，先是一隻耗子出溜過去，蹲在馬路邊上吱吱地叫幾聲，後面就有一串大大小小的耗子，氣定神閒地向它走去。這麼有組織有紀律的耗子，我們根本不敢打，怕招致嚴重的報復。
我和白藍髮生關係之後，陸續還做過幾次，地點都是在她家。新知新村的房子，隔音效果很差，差到什麼程度呢?我在她家衛生間蹲著，可以聽見隔壁衛生間裡小便的聲音，當然是男人小便，要是女人小便都能聽見，那簡直就等於是布簾子了。不過，這也著實說明房子質量之差。白藍說，七十年代造的房子，都是用預製板拼起來的，雖然不夠私密，但是這種房子很牢靠，特別防震，剛搬進去的時候都樂壞了。我可以證明，有一些年份裡，中國人特別怕地震，大概是被震出心理障礙了。
在那種房子裡做愛，如果當時沒有喝醉酒，就會覺得有另一種心理障礙，怕隔壁鄰居扒在牆壁上偷聽卡拉ok。我知道很多種偷聽的辦法，最簡單的就是拿個玻璃杯子杵到牆上。耳朵湊到杯子口。但是這種把戲在新知新村幾乎不需要，這裡的情況恰好相反，如果你不想聽見隔壁的聲音，最好把自己的耳朵套起來。
我把那天老頭損我的話告訴白藍，白藍說，無所謂啊，隨便他去說吧。但真的做愛的時候，她又不由得剋制住自己的呻吟。她還問我，這樣是不是有點掃興，我說挺好的，我喜歡那種剋制剋制最後剋制不住的聲音，寫詩也是這樣，一上來就「啊」的詩歌，多半是拍領導馬屁的，沒有真感情在裡面。
幹過之後，我還問她，為什麼隔壁做愛的聲音我聽不到，難道他們也這麼剋制嗎。白藍說，隔壁是老頭老太，老頭以前是右派，都剋制了一輩子了。我追問道，那麼老太呢，老太不是右派啊。白藍說，你真煩，管那麼多幹什麼。我就說，這裡真不一樣，不像我們農藥新村，全是造反派。
我們後來做愛，聲音一直都很輕，而且還戴著橡膠套子。我問她，這個套子是不是從醫務室裡偷出來的，她說不用偷，一抓一大把。她把橡膠套子裝在一個飯盒裡。有時候她自告奮勇給我戴套，有時候讓我自己套，她在一邊看著。
發生關係之後，有一些微妙的變化，比如說在廠裡互相看到，眼神就會不一樣。我們廠裡有那麼幾對，談了戀愛之後，經常在廠裡挎著膀子量地皮，從甲醛車間晃到糖精車間，從司機班晃到鍋爐房，十分招搖。師傅們站在視窗，看到他們走過來，就會大驚小怪地說：「壓路機來了。」然後對著他們品頭論足。這些待遇我都沒有，一則是她不願意跟我在工廠裡壓馬路，二則我也覺得在甲醛和糖精之間卿卿我我，實在是沒什麼可自豪的。事實上，我連中飯都不跟她一起吃，她是幹部餐，我是工人餐。我們就用眼神交流，我和她都是大眼睛，交流起來很有美感。
只有一次，她鬧牙疼。我在廠裡遇到她，直接問她：「還疼嗎?」這時正好倒b從我們身邊走過，聽到這句話，就扭過頭來打量我們。白藍做出很疼的樣子，指了指腮幫子，好像講不出話來。後來在醫務室裡，大肥婆不在，她對我說：「你說話注意點，什麼疼不疼的，讓人誤會。」我滿不在乎地說：「不會誤會的，只有處女才疼。」說完這話，冷不防臉上被她抽了一下，生疼。我低頭一看，她用來抽我的竟然是一副橡膠手套!她還問我：「你疼嗎?」那次我真的火了，我說，咱們倆這麼濃厚的交情，為了一句笑話，你丫竟然用婦檢手套抽我!她就說：「乾淨的。」
我聽我奶奶講過，男人要是被女人抽了耳光，就會連倒三年黴，唯一的辦法是把耳光抽回去。但是，像這麼一個敢咬老虎的女人，她準保會把耳光再抽回來，那就抽來抽去沒個完，有這種閒情，還不如躺到床上去做愛呢。倒霉就倒霉吧。
有關我和白藍之間的事，廠裡沒人知道。白藍不希望別人對著她指指點點，我更是吃夠了寫詩和看胸罩的虧，再也沒那麼傻了。回想我剛進廠的時候，跟著老牛逼到處招搖，一點便宜都沒佔到。工廠生活有一條原則，隱秘之處最安全，只要沒人注意你，就能年復一年地混下去。可惜我明白這個道理已經太晚了，而且運氣不好，最終還是得去上三班。
其實，我和白藍對外保密，還有一個原因是，我和她都知道這場愛情最終將會以什麼形式來收場。她曾經問我：「要是咱們分手了，你覺得廠裡哪個姑娘合適你?」我想了想說：「我覺得勞資科的小噘嘴不錯啊，以前對我很兇，現在好多了。」白藍說：「那姑娘有什麼兇的，小丫頭一個。」我說：「人家也就比你小一歲，哪裡小丫頭了?」白藍說：「找秦阿姨說合說合吧。」我說：「不行的，她是李光南的老婆，朋友妻不可欺。」白藍說：「那倒也是。我把我表妹介紹給你，還在讀中專。」我說：「長得跟你像嗎?不像我不要。」白藍說：「那就難了，跟我像的，那就是電影明星了。」
現在我知道，這種調侃的方式，其實是一種暗示。在我當時看來，離別總之是傷感的，因為傷感，所以不能用言語來表達，好像春天裡綿密的細雨，用肉眼都分辨不出雨絲，不知道該不該打傘。我所感到的，就是那樣一種傷感，只能相互暗示，用調侃來安慰自己。
那時候她還對我說：小路，很難想象你將來娶的老婆會是什麼樣啊，如果笨嘴拙舌的肯定被你欺負死。我就說：我倒是能想象你的老公是什麼樣，一定很溫和，很有文化，看見流氓就逃跑的。她不無嘲笑地看著我說：「你三十歲以後，看見流氓，大概也會跑吧。」那時候我不承認，我以為自己會一輩子剽悍，真是太幼稚了。照白藍的說法，我三十歲以後只能是一個啤酒肚的禿頂男人，牙齒被香菸燻得烏黑，長期上三班會有眼袋和黑眼圈，臉色青黃，肝功能異常，騎著腳踏車穿著工作服在大街上，一看就是個窮光蛋和倒霉鬼。流氓只會欺負我，而不會欺負她老公。
那時候在她家裡做愛，我時時都能感到一種奇怪的氣氛，考研的複習資料就堆在書桌上，有時候她做完之後會隨手撈過一本書，翻幾頁，嘴裡嘀咕幾句，再把書放回去。我問她，這麼複習功課，有何效率可言。她說，功課早就複習得差不多了，只是慣性地再看幾眼。這時我就不再說話，也順手撈過書來看幾眼。她問我：「你的會計學得怎麼樣了?」我就懶洋洋地回答她：「還沒開始學會計，現在在學高等數學。」她就笑著說：「高等數學你都敢學。」我說，自從我做了鉗工和電工之後，就明白了數學的可貴之處，相反，語文是一門很操蛋的科目，數學使人越來越聰明。語文使人越來越笨。我基礎太差，所以學高等數學很累，但我漸漸開始喜歡這門功課了。
那次，她把朝北的房間開啟，這間房間一直都是鎖著的，我從來沒有進去過。我發現裡面有一排書架，有一臺電唱機，最操蛋的是裡面竟然有一張雙人床!我說：「你也太不夠意思了，明明有大床，你還讓我在小床上練雙槓!」她說：「這是我爸爸的床。」我說：「那就算了，我惹不起你爸爸。」
後來她讓我看那些書，很多小說，很多古代漢語，很多文集，都是些舊書，散發著比房間本身更為濃重的黴味。她說：「這些都是我爸爸的書。」我說，你丫真幸福，從小就能看那麼多書。我回想我小的時候，家裡只有兩本大書，《董存瑞》和《茶花女》，都是殘書，《董存瑞》沒結尾，《茶花女>沒開頭。這還算運氣，要是倒過來，那他媽有多麼煞風景啊。我從八歲開始就看這兩本書，到了十五歲還是看這兩本書，在革命烈士和法國妓女之間徘徊了好多年，不知道自己該成為哪一種人。假如當時我也有這麼多書，就不會那麼困惑了。她說：「你喜歡這裡哪本書，你就拿走吧。以後別賣了就行。」
那天她還開啟了電唱機，從櫃子裡取出一張黑膠木唱片，說這是貝多芬的克萊採，歐伊斯特拉赫演奏的，是非常珍貴的版本。我說，不至於給我古典音樂吧。她說這些唱片都不會給我，她要自己留著，但可以放給我聽聽。我想，聽聽古典音樂也不是什麼壞事，我常年聽的都是香港四大天王。她把電唱機搗騰了一通，喇叭裡發出喀嚓喀嚓的聲音，後來音樂出來了，我就坐在大床上，安靜地聽完了克萊採。
那天我對她說，我要做一個有情有義的人，所謂的情，就是和你上床，所謂的義，就是為你去打人。這兩件事對我來說是分開的。但你把你爸爸的書送給我，這件事是既有情又有義，所以我要記住一輩子。
那年冬天，我獨自坐在一所中學的校門口。裡面在考研，我就坐在一個花壇上，也是點著煙，看著自己的手指發呆。天色陰霾，後來飄下幾縷雪花，落在我臉上。我的臉被風吹得冰冷，過了許久，才感覺到雪在臉上融化成水珠。
那天，大街對面的音像店在放張楚的《姐姐》，放了一遍又一遍。我安靜地聽著這首歌，等到老闆切換到另一首歌時，我扔下菸頭，走過去買了那盒磁帶。
後來她從操場那邊走過來，頭髮被風吹得歪歪斜斜。她問我：「今天夜班?」
我說：「不，今天請假。都考完了?」
「是啊。」她說，「去我家吧。」
那陣子因為臨考，她不再和我做愛，也不讓我去她家。我在糖精車間倒三班，倒得天昏地暗，性慾一下子沒了，也懶得去找她。到她家之後，她給我煮了兩個雞蛋，放了點糖，讓我吃下去。這是所謂補身體的辦法，那陣子她自己也就吃麵條，圖方便。她說我精神不振，看上去瘟頭瘟腦的。我說：「大姐，我夜班下來還沒睡，我當然精神不振。」她有點失望。我說：「你是不是要做愛啊?」她說：「呸，你還是先睡會兒吧。」我聽了她的話，加上肚子裡有了兩個熱雞蛋襯底，睡意當頭砸來，倒在她床上就開始打呼。
我醒來時，天都黑了，搞不清自己是在哪裡。我睡醒時候總是這樣。後來想起來，是在白藍家，我躺在她的床上。她正在燈光下聽錄音機，聲音很低，把耳朵湊在那裡聽著。我問她：「你聽什麼呢?」她說：「你的磁帶啊。其他歌都不好聽，就那首《姐姐》好聽。」我說：「就是衝著這首歌買的，你要喜歡就送給你吧。」她說：「真好聽。」
她還問我：「你衣服上是什麼味道啊?像咖啡，又像燒過的炭。」我說：「這你就不知道了，這叫甲苯，是我們車間的原料。我就是管甲苯的。那玩意的味道，沾在毛衣上，洗都洗不掉。」她說：「還好，不難聞。」我說：「這是我唯一感到幸運的地方。就算是個流氓，也不能渾身發臭。」
我問她，接下來打算怎麼辦。她說過了春節就辭職，然後等錄取通知，錄取了就去讀研究生，這是最簡單的程式。我說：「萬一沒錄取呢?」她說：「那我也不想幹了，開春以後，新車間造好了，聽說要調很多人去造糖精。」我點頭說：「確實不用去受那份洋罪。」她說：「早點辭職，把檔案調到街道上，廠裡就沒辦法卡我檔案了。」我問她，什麼叫卡檔案。她說就是拖著不把檔案發出去，等到開學之後，檔案還沒到學校，就自動取消入學資格。這種事情很普遍，單位裡故意這麼幹的。我說：「不會的。誰敢卡你檔案，我就把他腦袋卡下來。」她笑了，搖頭說：「又來了。」我打了個呵欠說：「我說真的。」
那時候我想象的是，廠裡卡她檔案，而我拎著幾根雷管跑到辦公大樓。其實我也不知道應該跑到哪個科室，但雷管是會說話的。然後她被送去讀研究生，我被送去坐牢。我這個行為是個十足的反社會分子，仇視一切，乃至變態。照白藍的說法，路小路，你還是少幻想一點這種事情，你知道哪裡去買雷管嗎?
她告訴我，辭職以後她要去北方，坐上長途列車，沿著京滬線到北京，再去唐山。她一直想去唐山看看。隨後她將往西到敦煌，取道格爾木進入西藏，她將在西藏佇留，去見一個朋友，然後經過成都到上海，再返回戴城。她在一張中國地圖上畫出了一個四方形的路線。她說：「回到戴城，應該是五月了。」
我半躺在床上，一言不發，看著她在地圖上指指畫畫。她問我：「小路，跟我一起去西藏?」我搖搖頭說：「西藏有什麼好玩的?我也請不出那麼長的假，還要去讀夜大。」她覺得跟我簡直沒什麼好多談的，我越來越像一個上三班的工人了，一睡醒就去上班，一下班就想睡覺，而且永遠睡不夠。她託著腮幫子觀察我，而我接二連三打呵欠，我不是擺譜，我確實不知道西藏有什麼好玩的。後來別人告訴我，西藏是文藝青年的聖地，有生之年一定要去西藏，還給我看馬原和扎西達娃的小說，我佩服得不行，同時也感到後悔。人一輩子錯過的東西太多，也不值得為之捶胸頓足，但是，二十歲那年沒有陪著她去西藏，想起來還真是很遺憾。
她問我：「小路，你活到這麼大，最害怕什麼?」我說我最怕上三班，日夜顛倒，幹得我神志不清，青春痘死灰復燃，臉色好像從棺材裡爬出來一樣。她說：「那我們要是分手了，你害怕嗎?」她問得很奇怪，分手了只會難過，怎麼會害怕呢。我想了想說：「起初大概會害怕吧，以後就好了。上三班會永遠害怕下去。所以還是上三班比較可怕吧。」她就用手摸了摸我的頭，說：「可憐的路小路。」
那年冬天在我印象中特別長，天空總是灰濛濛的，想不出有什麼晴朗的日子。有一部分時間，我用來睡覺，剩下的時間就在車間裡造糖精，車間裡光線很差，即使是晴朗的天空也被隔離成灰色暗淡的。我就像一個生活在北極的人，據說白夜會使人得憂鬱症，性慾減退，生育率是負數。當時我就是這種情況，到了白藍家裡，看見那張床特別親切，倒下去就睡著了。
春節之前，廠裡發了很多年貨。工人都很高興，整箱整箱地往家裡搬泡麵和橙子。最喜慶的是發魚，兩尺多長的大魚，用卡車運到廠裡，發到各個班組。魚是有大有小。大家抽籤，然後排隊挑魚。九三年春節，我還在鉗工班，手氣不錯，抽到第二位。當時德卵抽到第一位，結果這個傻逼學雷鋒，挑了一條最小的魚。輪到我的時候，鉗工班的師傅都瞪著我，我心裡發虛，也挑了一條小魚，只有一尺來長。排在我後面的老牛逼佔了大便宜，毫無愧色地拿了一條兩尺半長的大魚。到了九四年春節，我很想報這個仇，結果發魚的那天我正好是上夜班，晚上十點鐘到了車間裡一看，有一條九寸來長的小魚掛在休息室裡。別人告訴我，那就是我的魚，抽籤結果我是排在最後一位。我問他們，誰他媽的替我抽的籤。他們說，別人都抽好了，剩下最後一個當然就是你。我也不知道他們到底抽了多少次，把我抽到了最後一位去。
那年還發兔子，活的。廠裡擴產徵地，把附近農村的一大片地皮吃了下來，那地方正好有個養兔場，養著千把只兔子。農民沒地方安置兔子，乾脆全都賣給了我們廠。上千只兔子在養兔場裡。無人照看，像奧斯威辛集中營的猶太人一樣，成批地死去。死兔子很難處理，又不能吃，又不能扔到垃圾桶裡，別人會以為鬧鼠疫。廠裡沒轍，把兔子發到職工手裡，讓我們拿回家，或殺或養，自行處理。中班回家的路上，我腳踏車龍頭上倒掛著一隻活兔子，用麻繩綁著，它很難受，一路上不停地踢蹬。我不知該拿它如何處置，我沒吃過兔子肉，不知道自己愛不愛吃，它剝了皮又不夠做一條圍脖的。我把腳踏車騎到白藍家，她應該也有一隻兔子，兩個兔子在一起也許就不那麼難受了。結果腳踏車騎到新知新村，拐彎拐得太厲害，那兔子一頭扎進車輪裡，咔嚓一聲，脖子被絞斷，終於不再踢蹬了。
我非常沮喪，拎著死兔子上樓，那已經是晚上十點多了，進門之後，只見桌上一堆骨頭，盤子裡還有幾塊殘肉。她剔著牙說：「哎喲，你還特地送兔子過來?我都把我那隻吃掉了。」我說：「白藍，你也太殘忍了，就這麼把兔子吃了?誰給你殺的?」她滿不在乎地說：「自己殺的。」我不信，她能把一隻活生生的兔子開膛破肚。白藍說：「切，我解剖過的兔子比你見過的還多。」後來她還表揚我：「路小路，挺能幹啊，把兔子摔死了。」我說：「不是摔死的，是絞到輪胎裡死掉了。」她卷著袖子說：「兔子就是要摔死才對，絞到輪胎裡，異曲同工。我再給你做一個麻辣兔肉，保證你連兔頭都吃個精光。」
那天我吃兔子的時候，忍不住問她：「白藍，你說你到底是個溫情的人，還是一個殘忍的人?」
她在一邊託著腮，看我吃，聽我這麼問，便懶洋洋地回答說：「都是啊。」
我說：「我不覺得溫情和殘忍會在同一個人身上體現出來。」
她說：「你不也一樣嗎?你又寫詩，又要綁雷管，搞得一會兒崇高一會兒暴力，我也不覺得這兩件事可以在一個人身上體現出來。」
那天我吃完了兔子，擦擦嘴。她指指盤子裡的兔頭。我說吃飽了，兔頭吃不下，再說那玩意有點像人頭，何必為了一個兔頭把吃下去的兔腿再嘔出來呢?她說：「不吃就不吃吧。其實啊，我們就是兩個精神分裂。」
有關她的溫情，我都品嚐過了，有關她的殘忍，我只是從兔子身上間接地體會到。我對她說，我不想領教你的殘忍，我總覺得你有一天會把我殺掉的。說這句話的時候，我赤條條地躺在被窩裡，毫無睡意，非常清醒。白藍披著一條毯子，抱腿坐在床上。她吸了一口煙說：「我不知道你在說些什麼。」後來她又說：「如果你是想為我去死，那沒什麼價值。如你所說，何必為了一個兔頭把吃下去的兔腿再嘔出來呢?」
那是我們最後一次做愛，竟然沒有什麼甜言蜜語。我的sweet不知道跑到哪裡去了，而且做愛也不大成功，時間很短。我歸咎於三班顛倒，內分泌失調，但她也好像有點蔫，做愛中途還突然睜開眼睛看我，把我嚇了一跳，當場失控，這種射精幾乎等於是遺精。我覺得當時在她眼裡看到的是一種殺人犯的眼神，但也可能是我看錯了。我想我自己也好不到哪裡去，總而言之，會有一點絕望吧。
我曾經對她說，我會去火車站送她，不管她去哪裡。她覺得這樣很好，很像電影裡的場景。後來她真的坐上火車去北方了，我卻沒能送她，那天我在車間裡造糖精，把反應釜裡的硫酸和水放錯了順序，應該是先放水後放硫酸，我心煩意亂搞錯了，結果那個反應釜發出轟轟的聲音，好像燒開了一鍋水，帶著硫酸味的蒸汽全都冒了出來。工人們一聲發喊，全都逃光了，有個女工在逃跑的時候從樓梯上滾了下去，摔掉了兩個門牙，揚言要讓她老公來砍了我。後來她老公衝過來揪我領子，他是甲醛車間的工段長，老婆遭了難，當然第一時間出現在現場。我任由他揪著，看著他把拳頭舉起來，但最後他竟沒有打我。他私下裡說：「這小子的眼神就像個殺人犯。」
他們把我送到安全科，寫檢查，一直搞到夜裡才放我走。寫檢查的時候我想到她拎著旅行袋獨自上火車的樣子，我覺得這一幕也很像電影，我自己也說不清到底哪一幕電影更令我難過。我就這麼錯過了送白藍的機會。
五月的時候，我還見到她一次，她到廠裡來辦手續，順便到糖精車間來找我。她黑了許多，穿著一件西藏的斗篷，樣子很洋氣。她把一頭長髮都剪掉了，像個男孩一樣，而我剃著光頭，活像個判了徒刑的。
她說自己被上海一所醫學院錄取了，九月份開學，這段日子她要去上海進修一個英語班。說完，她很愛憐地摸了摸我的光頭，說：「怎麼搞成這樣了?」我搖了搖頭，無言以對。那次見面的時間很短，我正在把一袋袋的亞硝酸鈉往鍋子裡倒，滿頭滿臉的灰塵，顧不上跟她說話。我們兩個都是風塵僕僕的樣子。後來她就走掉了，我再去找她的時候，她家裡沒人。我也搞不清她的行蹤，以後一直都沒再見過她。
有時我下班經過新知新村，在她家樓底下張望，窗戶都是關著的，陽臺上沒有任何晾曬的衣服。她已經不住在這裡了。我想這是一種最好的離別方式吧，最不傷感，就像在霧中走散了一個朋友，事後回憶起來，只有一點點惘然。
大約六月底，我收到一張明信片。是四月間從西藏寄出的，上面寫著：走了幾千公里路，都不能忘記你。給我的小路。這張明信片被貼在傳達室的玻璃窗後面，人人得而見之，但事實上沒有人去看它。我在凌晨四點下班時才發現了它，當時頭很暈，明信片正面是布達拉宮和藍天白雲。我看著背面的字。又看著正面的布達拉宮，翻來覆去地看。天色濃黑，只有廠門口的一盞白熾燈亮著，許多蠓蟲繞著燈在飛，馬路上一個人都沒有。此時此刻，全世界都在安睡，我愛著的人也在安睡，在她的夢境中路過天堂。我一時失控，眼淚落在幾千公里的鋼筆字上。
有時候我想，那年白藍考研，然後和我做愛，又把她爸爸的書送給我，最後辭職離開戴城，我覺得都是她計劃好的，她做事情乾淨利落，有條不紊，和我不一樣。但我後來想想，我一個上三班的小廝，別人還要計劃好了才跟我上床，這也太抬舉自己了。在所有的計劃中，大概只有和我上床這一節，算是一個意外吧?我只能認為，這種事情就像地震，地震是必然的，但具體壓死了哪一個人，則完全是由偶然因素來支配的。
她曾經對我說，路小路，真搞不清楚我為什麼會愛上你。我也很奇怪，居然有人愛我，還心甘情願和我上床，這事情傳到工廠裡，簡直不會有人相信。大概連我媽都不會相信吧。我問她：「你知道什麼叫奇幻的旅程嗎?」和你去西藏一樣，我也有我的奇幻旅程，只是你不知道。我說，在我一生中能走過的路，有多少是夢幻的，我自己不能確定，但是有多少是狗屎，這倒是歷歷在目。正因如此，凡不是狗屎的，我都視之為奇幻的旅程。我這麼去想，並非因為我幼稚，而是試圖告訴自己，在此旅程結束之時，就等同於一個夢做完了。我就是這麼想的。
我說，那年送德卵去醫院，我把他背進急診室，我的心臟都快爆掉了，假如我當時發心髒病死了，別人還以為我是為了德卵而死。我活了二十歲，最後為了一個鉗工班的傻班長而送命，傳出去被人笑死。其實真相是：我是為了我的奇幻旅程而死。在那一幕大雨中，我像一個演員，因為你的存在，故此扮演著我的亡命的角色。
我說，很長一段日子，我都認為自己無人可愛，所以只能愛你。我為這種愛情而羞愧，但在這樣的旅程中我無法為自己的羞愧之心承擔責任，假如無路可走，那不是罪過。但我也不想睜著無辜的雙眼看著你，你既不在此岸也不在彼岸，你在河流之中。大多數人的年輕時代都被毀於某種東西。像我這樣，自認為一開始就毀了，其實是一種錯覺，我同樣被時間洗得皺巴巴的，在三十歲以後，晾在我的小說中。
我說，我不再為這種愛情而羞愧，在我三十歲以後回憶它，就像一顆子彈射穿了我的腦袋，可惜你看不到我腦漿進裂的樣子了。
新千年的秋天，我在上海郊區的一個賓館裡遇到個女的，她三十歲上下，梳著一個乾淨利落的抓髻，穿著prada的裙子，挎著個香奈爾小包。當時是在電梯上，我覺得她很面熟，我對她說：「白藍，好久不見。」她從墨鏡後面看著我，她看著我，很久之後她說：「你認錯人了。」我笑了笑說：「我大概認錯了，我記性不太好。」後來有一個外國男人走過來，很親切地叫她kisa，並且吻了她的臉。我看得出來，這是一種禮節性的吻。這種吻在我年輕的時候從未有機會表達過。
她就跟著這個外國男人上了一輛別克商務。
我曾經對她說過，將來我再遇見你，一定會毫不猶豫地喊你的名字，因為有情有義，不能裝作從來不認識你。你在河流中看到岸上的我，這種短暫的相遇，你可以認為是一種告白，我在這個世界上無處可去所以又撞見了你。她說，你一個小工人搞得這麼傷感幹嗎。她後來又說，你不會無處可去的，你也不會再遇到我。這些對話我早就忘了，我有時候回憶起它們，覺得這是我血液中的沉渣，也就是血栓，要是堵住腦子就會死掉。
半夜裡，我躺在賓館的床上，中間陸續有幾個雞打電話進來。我敷衍了幾句，把電話掛了，然後等著它再次響起。一直到凌晨，電話鈴聲在一片靜默中輕響，我拎起話筒，她在電話那頭說：「我退房了，趕飛機回英國。」
我問她：「你生日是哪天?」
她說：「幹嗎問這個?」
我說：「不知道問什麼好。隨便問問吧，一直想不起你的生日。」
後來我掛了電話，點起一根香菸，在微弱的火光中我注視著自己的手指。我忽然想起很久前我也有過同樣的姿態，注視著手指和香菸，坐在一個花壇邊等待她，聽著張楚的《姐姐》，一場雪即將來臨。我就這麼坐著，注視著，彷彿這個世界上空無一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