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只身一人前往太平洋屋脊步道進行歷時三個月的徒步旅行，可謂下過幾次決心。第一次是未經大腦、一時興起地想嘗試一下。第二次是經過一番深思熟慮，決定要付諸行動。第三次是打定主意後，我花了幾個星期購物、打包，開始了漫長的準備工作。我辭去了服務員的工作，了結了那場婚姻，把自己的家當幾乎變賣一空，和朋友們道了別，又去母親的墓前看了她最後一眼。之後，我驅車一路橫穿美國，從明尼阿波利斯趕到了俄勒岡州的波特蘭。幾天之後，我飛到洛杉磯，坐車到莫哈維，又換車來到了太平洋屋脊步道和一條高速公路的交接點。
千呼萬喚始出來，大顯身手的時刻終於到了。但我很快意識到這次旅行到底意味著什麼，不禁擔憂起來。本來我這決心就下得無厘頭又欠考慮，未知的艱險自不必說，途中肯定還充滿了我始料不及的意外，況且我準備得又那麼倉促……我轉念一想：放棄吧？
但是，我的雙腳已經踏上了旅程的起點。
堅持去做，不顧一切。儘管會遇到前所未見的大熊、響尾蛇和美洲獅，也會慘遭水皰、過敏、擦碰和劃傷的折磨；儘管疲勞和貧困、嚴寒和酷暑、單調和痛苦、口渴和飢餓、榮耀和回憶一直困擾著我，我依然隻身從莫哈維沙漠一路走到華盛頓州。
終於，在經歷了漫漫日夜後，我真正走完了這條長路。我發現，我所認為的起點並非是真正的起點。實際上，我的太平洋屋脊步道之旅的起點並非始於我心血來潮決定上路的那一刻，而是始於我產生這個想法之前。準確地說，是四年七個月零三天前，當我站在明尼蘇達州羅切斯特市梅奧醫院的一個狹小的房間裡，被告知：母親就要走了。
當時我渾身上下一襲綠衣：綠褲子，綠上衣，頭上戴的蝴蝶結也是綠色的。這套衣服是母親親手為我縫製的，我從小到大的衣服幾乎都是她做的，其中有些恰好是我夢寐以求的，也有些我並不是很喜歡。我對身上這套綠衣服就不是很喜歡，但我還是穿了出來，因為它是我的懺悔，我的愛意，我的護身符。
那一整天，我都穿著那套綠衣服，和繼父艾迪陪著母親在梅奧醫院樓上樓下地接受了一項又一項的檢查。與此同時，我的心裡卻漸漸浮現出一句禱告。可能用「禱告」這個詞來形容我心中閃過的念頭並不合適，因為當時我在上帝面前一點兒也不謙恭，甚至不相信上帝。我心中的「禱告」，並不是「上帝啊，請憐憫我們吧」。
我想要的並不是上帝的憐憫。我根本不需要。我的母親才45歲，看上去還算健康。她堅持素食已經多年了。她從不用殺蟲劑，而是在花園四周種上了萬壽菊來驅蟲。我們幾個孩子一患感冒，她就會逼著我們生吃大蒜來治病。像母親這樣的人，是肯定不會得什麼癌症的。梅奧醫院的檢查結果一定會證明她是健康的，德盧斯市那些醫生的診斷到時就不攻自破了，這是肯定的！德盧斯的醫生們算老幾啊？德盧斯又算老幾啊？德盧斯？哼！那充其量只是個鄉巴佬扎堆的小鎮，那裡的醫生只會信口開河。一個45歲、不抽菸、常吃大蒜、崇尚自然的素食者怎麼會到了肺癌晚期？這不可能！
讓他們見鬼去吧。
對，這就是我的禱告：見鬼去吧，見鬼去吧，見鬼去吧！
可是，身在梅奧醫院裡的母親，只要站著超過三分鐘就會疲乏得支撐不住。
「要不要坐輪椅？」我們在一個鋪有地毯的長廊見到一排輪椅時，艾迪問她。
「她才不需要那東西呢。」我說。
「就坐一下。」母親說著，幾乎癱軟在了輪椅上。她與我四目相視了一瞬，然後就被艾迪推往電梯間。
我跟在後面，不讓自己胡思亂想。終於，我們乘上了電梯，準備去見宣判命運的醫生。我們總是叫他「正牌醫生」，一個已經把母親所有的檢查結果彙總，告訴我們什麼才是真相的人。電梯徐徐上升，母親伸出手來，一邊幫我把褲子整理好，一邊用手指摩挲著褲子的棉質布料。
「這樣就好啦。」她對我說。
當時我22歲，母親懷我的時候也是22歲。她22歲有了我，我22歲時她卻要離開我……不知為何，這個句子就在我的腦海中縈繞，一時間蓋過了那句「見鬼去吧」的禱告。我差點痛苦地怒吼出來。餘生母親就要離我而去了，這種對未知的已知讓我快要不能呼吸。我竭盡全力將這個殘酷的事實擠出腦海。在那一刻，在那個電梯裡，我不能讓自己那麼想，並且盡力繼續呼吸。我安慰自己說，如果醫生帶來的是壞訊息，他肯定會把我們領到一間辦公室，裡面會放著一張鋥亮的木製辦公桌，醫生會在那裡通知我們。
可是事實並非如我所想。
我們被領到一間做檢查的病房裡，按護士的指示，母親脫去上衣，穿上一件棉製的罩衫，罩衫上的帶子在她的身側鬆散地垂下。然後，母親爬上了一張帶軟墊的臺子，墊子上鋪著白紙。她每動一下，身下的白紙就會發出嘩嘩啦啦的聲音，聽起來彷彿整間屋子都在煉獄之火中熊熊燃燒。我的目光落到了她裸露的背部，她腰間那微微凹進去的曲線依然散發著生命活力。她不會就這麼離開的，她的背部就是最強有力的證明。我正盯著母親的背發愣，我們的「正牌醫生」走進了房門。他告訴我們，母親若是能夠再活一年，就是天大的奇蹟了。他解釋說，母親的病已無藥可救，醫院已經回天乏術，決定放棄對她的治療。之後他安慰我們說，肺癌拖到這麼晚才診斷出來的例子，並不算少數。
「但她不吸菸啊！」我反駁道，彷彿這能讓醫生推翻他的診斷結果，彷彿癌症是按常理出牌的好好先生，可以與之討價還價一樣，「她只在年輕的時候沾過煙，況且她已經成功戒菸好多年了。」
然而醫生只是憂鬱地搖了搖頭，然後便繼續進行下面的步驟，他畢竟是有工作在身的。他告訴我們，醫院可以通過放射療法來減輕母親後背的疼痛，通過這種方式，沿著她整條脊椎生長的腫瘤也許會有變小的可能。
我沒有哭，只是呼吸，使勁兒地，故意地。然後，忘記了呼吸。我3歲的時候曾經昏厥過一次，當時我不想從浴缸裡出來，所以在水裡憋著氣耍性子。那時我太小不記事。「你當時怎麼辦的？你當時怎麼辦的？」童年時我總愛纏著母親，讓她一遍又一遍地給我講這個故事。這股刨根問底的勁兒，讓我樂在其中。母親一遍又一遍地告訴我，當時她伸出雙手，眼睜睜地看著我的臉變成了鐵青色，直到我的腦袋栽進她的手中，然後呼了一口氣，就這麼活過來了。
「我還能騎馬嗎？」母親向醫生問道。她坐在那兒，雙手緊攥在一起，兩隻腳踝也勾在一起，就像把自己銬了起來一樣。
作為回答，醫生拿出一支鋼筆，直立在水槽的邊上，然後重重地拍了一下水槽邊緣。「這支筆就是你接受放療後的脊椎，」他說，「輕輕一顫，它就可能像薄脆餅乾一樣粉碎。」
我和母親來到洗手間，各自將自己反鎖在隔間裡抽泣起來。我們沒有說話，並不是因為悲慟讓我們感到孤立無援，而是因為我們的悲慟是如此貼近，彷彿我們已然合二為一了。我感覺到母親靠在隔間的門上，用雙手一次一次地捶打著那扇門，整個洗手間的所有隔板都隨之顫動起來。過了一會兒，我們從隔間裡走出來，一邊洗臉洗手，一邊從亮得刺眼的鏡子中看著彼此。
我們來到藥房等著拿藥，一襲綠衣的我坐在母親和艾迪之間，頭上還頂著那隻綠色的蝴蝶結。環視藥房，我看到一個胖乎乎的光頭小男孩坐在一位老人的腿上，一位女士的一隻小臂不停地抽搐著，她用另一隻手死死地攥著胳膊，盡力讓這抽搐停下來。她等待著，我們也等待著。還有一位一頭棕褐色頭髮的漂亮女人坐在輪椅上，頭戴一頂紫色寬簷帽，手上戴滿了鑽石戒指。我們三人出神地盯著她，只見一個貌似她丈夫的人和她其他家人向她圍過來，她用西班牙語向他們說著些什麼。
「你覺得她是不是有癌症啊？」母親向我耳語道，聲音卻不小。
艾迪坐在我的另一側，但我不敢去看他。如果我朝他看一眼，我們就都會像薄脆餅乾一樣徹底地粉碎掉。我想到了我的姐姐卡倫，想到了弟弟利夫，又想起了我的丈夫保羅，還有千里之外的外祖父母和姨媽。如果他們知道了這個訊息，會說些什麼呢？他們會如何悲痛欲絕呀？我的禱詞變成了「一年，一年，一年……」這兩個字在我的胸中，如心跳一般地搏動著。
那是母親還能活著的時間。
「你在想什麼呢？」我問母親。這時等候室的揚聲器中傳來一首歌，是一首沒有唱詞的旋律，但母親知道歌詞，所以她並沒有回答我的問題，而是對我低聲吟唱起來：「紙玫瑰，紙玫瑰，看似真玫瑰。」她把手放在我的手上說，「我小時候聽過這首歌，在這種境地時聽到相同的歌，想想真是不可思議，我從來沒有料到過。」
正在這時，我們聽到醫生呼叫母親的名字：她的藥開出來了。
「去幫我取藥吧。」她說，「告訴他們你是誰，告訴他們你是我的女兒。」
我是她的女兒，但不僅如此。我是卡倫，是謝莉爾，是利夫，是卡倫·謝莉爾·利夫，是卡倫謝莉爾利夫……在母親的口中，我的名字與姐姐和弟弟的名字早已混成了一體。她低聲輕喚過這名字，大聲呼喊過這名字，尖聲怒吼過這名字，也輕柔哼唱過這名字。我們是她的心肝兒，是她的夥伴，是她的終點，也是她的起點。我們三人輪流坐在車裡她身邊的副駕駛座上。她會把雙手開啟一掌距離，問我們：「我愛你們有沒有這麼多？」「不止這麼多。」我們狡黠地笑著答道。「那我愛你們有這麼多嗎？」她不斷問下去，雙手分開的距離一次大過一次。但無論她的雙臂開啟多大的距離，還是沒有她給我們的愛多。她給我們的愛太多，已經超越了雙手能夠比畫出的長度。這份愛無以度量，無以容納。就像《道德經》中所說的「有名，萬物之母」一樣，她的愛是無時不在的，是無微不至的，也是不加矯飾的。每一天，她都毫無保留地把愛獻給我們。
母親出生於一個信仰天主教的軍人家庭。在15歲之前，她已經在兩個國家和美國的五個州生活過。她痴迷於馬，狂愛歌手漢克·威廉姆斯，還有一位名叫芭布斯的摯友。19歲時，她奉子成婚，嫁給了我的父親。新婚不過三天，父親就在家裡對她拳腳相加。她一次次地和他分手，又一次次地回到他身邊。她不願忍受這種虐待，但還是選擇了接受。他把她的鼻子打得流血，摔碎了她的碟子，他揪著她的頭髮，在光天化日之下把她拖到人行道上，磨破了她的雙膝。但他並沒能把母親打垮，28歲時，母親終於離開了他，再也沒有回頭。
母親孤身一人，只有副駕駛座上的卡倫謝莉爾利夫伴她左右。
那時，我們四人在離明尼阿波利斯一小時車程的一座小城鎮上輾轉了好幾個社群，這些社群都有著特別唬人的高檔社群的名字，什麼「磨坊湖畔」「巴巴利山莊」啦，什麼「林蔭洋房」「美景湖畔別墅」啦。母親換了一份又一份的工作。她先是在一家叫「諾斯曼」的飯店做侍者，後又轉到一家名叫「大無限」的餐廳。在那兒，她穿著一件黑t恤制服，胸前印著閃閃的彩虹色的「goforit」。她曾經白天在一家制造盛裝高腐蝕性化學物品的塑膠容器工廠上班，下班後就把殘次品拿回家來用。這些容器要麼有裂縫和缺口，要麼就是在製作過程中變了形。我們拿這些容器當玩具，給玩偶當床，或是當作玩具車的車道。母親沒日沒夜地工作，但仍沒能把我們拉出赤貧的泥沼。我們接受了政府救濟的乳酪和奶粉、食品券和醫療救助卡，還有聖誕節來臨時，用來救助窮人的免費禮品。我們圍著公寓樓的郵箱玩貼人遊戲、紅燈綠燈停、猜字謎。這個郵箱僅用一把鑰匙就能輕鬆開啟，裡面寄來的，只有賬單。
「我們不窮，」母親一遍又一遍地告訴我們，「因為我們有好多好多的愛。」她把食用色素摻到糖水裡，哄我們說那是黑松沙士、橙汁、檸檬汁之類的新奇飲料。她用不可一世的英倫腔問我們：「小姐，請問您還要再來一杯嗎？」我們每次都被惹得捧腹大笑。她把臂膀大大地張開，問我們她的愛有多大。這遊戲永遠也不會有終點，因為她對我們的愛早已超越了世間萬物。她是個樂觀鎮定的人，除了幾次生氣時她情緒失控，用木勺子打了我們的屁股。有一次，因為我們不願意打掃屋子，惹得她大喊一聲「去他媽的」，然後崩潰地哭起來。她就是這麼一個純真良善、寬容大度的人。她的男朋友有叫「殺手」的，有叫「毒品」的，有叫「摩托車手」的，還有一個叫「維克托」、喜歡滑雪的男人。他們都喜歡塞給我們幾個孩子5美元，打發我們去商店裡買些糖吃，好讓他們能和母親單獨在家待著。
我們拿到錢，像小餓狗一樣衝出房門，而母親則向我們大聲叮嚀：「過馬路左右看！」
母親初遇艾迪時，並不對這段感情抱什麼希望，因為艾迪要比她小8歲。但是儘管如此，他倆還是相愛了。卡倫、利夫和我也愛上了艾迪。第一次見到我們的時候，艾迪25歲。兩年後，他娶了我的母親，並承諾成為我們的父親——一個能修會補的工匠。於是，我們離開了擁有冠冕堂皇的名字的小區，跟著艾迪搬進了一間租來的搖搖欲墜的農舍裡。這間農舍的地板是用沙土鋪成的，外牆上刷著四種不同顏色的油漆。他們兩人新婚過後的第一個冬天，艾迪在做工時不小心從屋頂上掉下來，摔壞了後背。一年之後，他和母親用12000美元的事故賠償金，以一次性付清的方式，在德盧斯西邊一個半小時車程的艾特金縣買了一片面積為40英畝的土地。
這塊地上沒有房子，從沒有人在這塊土地上建過房子。這40英畝的土地上，到處都是樹林灌木、叢生的雜草，還有軟泥淤塞的池塘以及長著馬尾草的沼澤。它們和方圓數英里的樹林灌木、叢生的雜草、泥塘沼澤沒有絲毫的區別。在成為「地主」的前幾個月裡，我們一起不厭其煩地繞著這片土地轉來轉去。我們沿著不靠公路的兩個方向一個勁兒地走，好像這麼做就能把我們的土地與外界劃分開來，讓我們能夠「自成一統」。而漸漸地，我們竟真的把這片土地和外界劃分了開來。原本看似與其他樹木別無二致的樹，在我的眼裡卻如人群之中老友的身影般漸漸清晰了，樹枝的搖曳突然間有了意義，樹葉也像我熟悉的雙手一般向我召喚。那一堆堆的雜草，那沼澤泥塘的輪廓，在我們的眼中都成了一種地標，一種除了我們以外誰也無法破解的暗語。
還沒搬家之前，我們把去這塊新買的土地叫作「北上」。整整半年的時間裡，我們每個週末都會「北上」。我們用雙手清理出一小塊土地，在上面搭起了一個只有一個房間的木棚，好讓我們五人有個棲身之處。我13歲那年的6月初，我們一家搬到「北上」定居了下來。這搬遷的隊伍中，除了母親、利夫、卡倫和我以外，還有我們的兩匹馬、兩隻貓和兩條狗，以及母親在飼料店裡買了25磅雞飼料後免費獲贈的10只小雞。夏天，艾迪會在週末開車回來和我們住。到了秋天，他又忙了起來。他的背已經差不多恢復了，所以他終於又能開始做活兒了。秋季是木工賺錢的旺季，因此秋季一來，他就會抓緊機會去做工。
家裡又剩下了卡倫謝莉爾利夫和母親，與母親單身一人時的情形沒什麼兩樣。那年夏天，無論是睡著還是醒著，我們都很少離開彼此的視野，除此之外也看不到其他人。在距離我們20英里處的兩個相反方向各有一座小鎮，東邊的小鎮叫作穆斯萊克，西北邊的鎮子名叫麥克格雷格。秋天的時候，我們就在其中較小的僅有400位居民的麥克格雷格鎮上學。而整整一個夏天，除了偶爾登門造訪的八竿子打不著的鄰居，這裡一直是我們四人的天下。我們拌拌嘴、聊聊天、開開玩笑、鬧鬧不和，日子就這麼一天天過去。
「我是誰？」這是我們在遊戲的時候一遍又一遍提的問題。在這個遊戲裡，有個人要先想好一位名人或普通人，然後其他幾個人就可以無限制地提問，依照得到的「是」或「否」來判斷這個人的人名。「你是個男人嗎？」「你是個美國人嗎？」「你已經死了嗎？」「你是不是查爾斯·曼森？」
我們一面玩著遊戲，一面打理著一個花園，它支撐我們在這片似乎千年來無人照管的土地上度過整個寒冬。與此同時，我們在這塊土地的另一頭搭建的房子也在一天天成形，有望在夏天結束之前就能完工。在勞作時，我們被身邊的蚊子鬧得一刻也清閒不下來。但母親不允許我們使用任何損傷大腦、汙染環境或傷害子孫後代的化學殺蟲劑，而是讓我們在全身塗上薄荷油或是胡椒油來驅蚊。夜晚時分，我們喜歡就著燭光來數自己身上的蚊蟲叮痕，像79、86、103這樣的數字，已是家常便飯了。
「總有一天，你們會感謝我的。」如果我們幾個孩子因懷念曾經擁有的便利生活而心生抱怨，母親便會這樣告訴我們。我們從未享受過錦衣玉食的生活，甚至連中產階級的生活水平也無法企及，但我們畢竟體驗過現代生活的便利和安逸。電視一直是家裡必不可缺的物件，沖水馬桶和擰開龍頭就能接水喝的自來水更不在話下。但在這種「返璞歸真」的新生活中，即便是最為基本的日常所需也需要疲勞冗長而枯燥的步驟，嚴密、瑣碎而徒勞無功。一臺科爾曼牌戶外爐、一臺艾迪做的用真冰來冷卻食物的不大中用的老式冰箱、一隻倚著木棚外牆搭起的水槽、一個裝水的有蓋水桶，這就是我們的廚房了。這裡的每一個物件起到的作用，都不及我們在它們身上所下的功夫大。每樣東西都需要我們修修補補，倒了裝裝了又倒，拉過來又拖過去，清空再填滿，用泵抽水，添柴火，還得隨時留心那些物件的使用壽命……
我和卡倫睡在躍層的床上，床與天花板之間的距離很小，我倆幾乎無法直著背坐起身來。利夫睡在不遠處一張小一些的床上。母親的床就在地板上，艾迪在週末回來時會和她睡在一張床上。每天晚上，我們都是在閒談中入睡的，就像舉辦睡衣派對似的。天花板上有一個和我與卡倫的床大小一樣的天窗正對著我倆，天窗上透明的玻璃離我倆的臉只有幾英尺遠。每個夜裡，黢黑而迷人的夜空和閃亮耀眼的繁星都是伴我入眠的好夥伴。有時，它們那肅靜的美麗近在咫尺，讓我不禁深深地體會到，母親的話是對的，將來的某天我們一定會感謝她的。實際上，我當時就已滿懷感激，胸中似有什麼東西在慢慢發芽，如此強烈，如此真實。
幾年之後，當我的生活被悲傷搞成一團亂麻時，我又憶起了當時在胸中發芽的東西。是它讓我相信，這次跨越太平洋屋脊步道的徒步旅行，會讓我尋回原本的自己。
萬聖節那天晚上，我們搬進了自己動手用樹木和木頭邊角料搭成的房子裡。房子沒水沒電，沒有電話，沒有室內廁所，各個房間也沒有門。在我的整個青少年時期，艾迪和母親一直在為這幢房子添磚加瓦，使它更完善。母親種了一畦菜園，秋季來臨時，她把園內的蔬菜裝罐醃製，然後冷凍起來。她不但會割楓樹的汁液來製作楓樹糖漿，還會烤麵包、纏羊毛，另外還能用蒲公英和西藍花的葉子自制織布染料。
長大後，我離開家到位於雙城的聖托馬斯大學唸書，而母親並未離我左右。我的錄取通知書上說，學生家長可以在學校裡免費上課。母親雖然留戀她在現代喧囂中的清靜僻壤，但她一直渴望擁有一個學位。我們兩人一起拿她的「執迷不悟」開涮，然後又一起權衡這其中的利弊。我們討論的時候母親說，她已年過40，上大學未免有些高齡之嫌。事實的確如此，我無從反駁。況且，到聖托馬斯大學開車需要三個小時。我和母親思忖再三，終於做出了決定：她決定去聖托馬斯大學讀書，但我要求我們倆各自過各自的生活。我住在學校宿舍，她開車來上學，下課之後回家住。如果我們倆在校園裡相遇，我只要不和她打招呼，她也得裝作不認識我。
「這一切可能都是枉費心機。」我們的計劃一齣爐，她就告訴我，「因為我十有八九會因為掛科被勸退吧。」為了做好準備，她在我高三的最後幾個月裡一直跟我如影隨形，乖乖地完成跟我的作業一樣的所有作業，努力磨鍊自己的學習技巧。她把我的練習題悉數抄寫下來，跟我寫一樣的論文，通讀我讀過的每一本書。我依照老師的打分標準給她的作業評分，但在我的眼中，作為一個學生而言，她真的不怎麼靈光。
然而沒想到，她卻在大學裡獲得了全a的好成績。
在學校裡碰到母親時，有時我會給她一個熱情的擁抱，有時我則與她擦肩而過，彷彿她只是一團空氣。
母親被查出患有癌症時，我倆都在讀大學四年級。我們在聖托馬斯讀了一年以後，雙雙轉入了明尼蘇達大學，她在德盧斯分校上學，我則轉到了明尼阿波利斯分校。說來也巧，我倆選的竟是相同的專業。母親主修的是女性研究和歷史兩個專業，我的則是女性研究和文學。到了晚上，我倆常常要煲上一個小時的電話粥。那時我已經結了婚，嫁給了一個叫保羅的男人。我們就在我家那片土地的樹林裡舉行的婚禮。婚禮上，我身穿一襲帶蕾絲的純白緞子婚紗，這婚紗，是母親親手縫製的。
母親生病後，我把自己的生活完全拋在了一邊。我告訴保羅，不要寄望於我，我是去是留，全看母親的需要而定。我想要輟學，但是母親不應允，她懇求我，無論發生什麼事情，都一定要拿到學位。她自己暫停了學業，說這只是暫時的「休整」。其實，她只需要再修幾門課就能夠畢業了，她說她一定會畢業的，還說即便是死也要拿到文學學士學位。說完，我們倆啞然失笑，然後又四目相視，心中如打翻了五味瓶一樣。她在病床上堅持完成了作業，我通過她的口述，幫她把作業錄入電腦中。她堅信，不久之後，自己就能有精力完成剩下的兩門課了。我雖然沒有離開大學，但在徵得了教授們的批准後，每週只在學校裡待兩天。這兩天時間一結束，我就會趕回家裡，陪在母親的身旁。得知母親的病後，利夫和卡倫幾乎不知該如何去面對她，不同於他們，我不願離開她哪怕一分一秒。況且，母親需要我。艾迪雖然盡己所能地抽空陪在母親的身邊，但他不得不去工作，畢竟要有人來支付這一切。
我為母親準備飯菜，她雖然很努力地試著下嚥，但卻幾乎吃不進什麼東西。如果她感覺肚子餓了，便會像個犯人似的坐在那裡，直愣愣地盯著盤裡的食物說：「看上去很好吃嘛，我可能緩一緩就能吃下去了。」
我把家裡的地板擦得鋥亮，還把櫥櫃裡的東西全部清了出來，在櫃裡墊上嶄新的紙張。母親不是在睡覺，就是在呻吟，要麼就是在數藥片、吞藥片。她的身體狀況稍有起色時，她就會坐在椅子上和我聊聊天。
其實，我倆也沒什麼新的話題可聊。母親是那麼透明、那麼坦率，而我又是那樣喜歡刨根問底，以至於我們早已聊過了所有話題。我知道，她對我的愛大過了世間萬物，大過了世間萬物之外的萬物；我知道，她在童年時喜愛的三匹馬分別叫作「夥計」「老兄」和「酒神」；我知道，她在17歲的時候把第一次獻給了一個叫邁克的男孩；我知道，18歲時她遇到了我的生父，也瞭解了他倆頭幾次約會時的情景；我知道，當她把未婚先孕的訊息告訴外祖父時，外祖父驚得把勺子掉在了地上；我知道，她討厭向神父懺悔，也討厭自己所做的不得不懺悔的事情，比如對她的祖母出言不遜、破口大罵，又比如抱怨她的妹妹在旁邊玩耍而自己卻得擺餐桌，再比如穿著裙子出門去上學，然後再偷偷換上塞在包裡的牛仔褲。小的時候，我不厭其煩地問啊問啊，讓她一遍又一遍地給我重複故事中的那些情景，還盤問她誰說了什麼、是怎麼說的、她當時是何感想、當事人站在什麼地方、事發時是什麼時間……母親時而不甚情願、時而津津有味地向我描述著，一邊笑著一邊問我到底為什麼如此好奇，然而我就是想要刨根問底，自己也說不出個緣由來。
而今，母親正瀕臨死亡。我徹頭徹尾地知道有關她的一切，她已經融為了我身體的一部分，不僅是我所熟悉的那個她，連我降生之前的那個她，也一併與我合二為一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