這種在明尼阿波利斯和家之間來來回回的日子並沒有維持太長時間，只有短短的一個月多一點兒。母親的生命只剩下一年的訊息猶如噩夢一般，我們一起到梅奧醫院的日子是2月12日，而3月3日那天，母親便因渾身劇痛難忍而不得不趕赴70英里外德盧斯的一家醫院入院。穿衣服準備去醫院的時候，母親突然發現她已經不能自己穿襪子了。她把我叫到她的屋裡，讓我幫她一把。她坐在床上，我在她身前雙膝跪下。我從未幫任何人穿過襪子，沒想到竟會這般困難。那雙襪子無論如何也不肯服服帖帖地裹住她的雙腳，老是歪斜到一邊去。我不禁對母親慍怒起來，彷彿是她故意把腳擺成了一個讓我沒法幫她穿上襪子的角度。她緊閉著雙眼，上半身向後靠著，雙手在床上撐著身體，我聽到了她深緩的呼吸。
「真該死，」我脫口而出，「誰來幫幫我！」
母親俯視著我，一時間沉默下來。
終於，她凝視著我，伸出一隻手輕輕地撫摩著我的頭頂，只說了一個詞：「親愛的。」這句話貫穿了我整個童年，語氣總是那樣特別，那樣清晰可辨。而此時此刻，在說出「親愛的」這個詞時，母親所用的並不是我想聽到的語氣，而我卻無力改變。這語氣意味著，母親對苦痛已然全盤接受了。她這無盡的樂觀和好脾氣，真是讓我心如刀絞。
「我們走吧。」我終於笨拙地把襪子套到了她的腳上，然後幫她穿上鞋子。
她動作遲緩而僵硬地穿上大衣，扶著牆壁穿過屋子，她的兩隻愛犬緊隨著主人，用鼻子頂她的手、蹭她的腿。我看到她輕輕地拍了拍它們的腦袋，那時，我心裡的禱告早已沒了蹤影。「見鬼去吧」這句話早已被我咂得索然無味了。
「再見了，親愛的。」母親對兩隻狗說。「再見了，家。」她一邊說，一邊跟著我走出了家門。
當時我絲毫沒想過母親會這樣溘然長逝。在她撒手人寰的那一刻之前，這個想法從未在我的腦海中浮現過。她是堅如磐石、不可戰勝的，她是我生命中的守護神，即便垂垂老矣，也依然能在園間耕作。這樣的場景深深地烙在了我的心中，就如我一次次地纏著讓她細細描述的童年回憶一樣。我將這幅畫面保留在心中，就像這是屬於我自己的回憶。在我的腦海裡，母親老去後優美的身形，就像我曾經寄給她的一張黑白照片上的畫家喬治婭·奧·吉弗一般高雅。我們從梅奧醫院回來後的幾周，我將這幅畫面藏在心間，不願抹去。而在這之後，當她住進德盧斯那家醫院後，我漸漸淡忘了那幅畫面，腦海中浮現的是更為現實、更加樸素的母親的形象。我在腦中勾勒著一幕一幕的場景：5月和8月母親的姿態，10月母親的身影。日子一天天流逝，我腦海中的母親也隨之一層層剝落。
入院的第一天，護士問母親是否需要注射嗎啡，母親拒絕了：「嗎啡是給快死的人打的，打嗎啡就意味著沒有生的希望了。」
但她僅僅堅持了一天。她睡去，醒來，談天，說笑，也會因為劇痛而嗚咽啜泣。白天我陪在她的左右，晚上則由艾迪來看護她，利夫和卡倫卻遲遲不肯露面，兩人的藉口讓我聽來既牽強又拙劣。但他們的缺席並未影響到母親，她一心只想將身上的劇痛根除掉，而在一針針嗎啡藥勁過後，卻發現這只是她一廂情願罷了。而那可惡的枕頭彷彿也在與我們作對，沒有誰能把它們墊到合適的高度。一天中午，一位我從未謀面的醫生走進病房，告訴我，母親已經快不行了。
「但是這才過了一個月呀！」我憤怒地說，「另一位醫生告訴我們她還能活一年呢。」
醫生緘口不語。他很年輕，大概30歲，一條柔和而多毛的手臂垂在口袋裡。他站在母親旁邊，低頭看著躺在病床上的她，「到了現在這個階段，我們優先考慮的，是病人是否感到舒服。」
舒服？！如果想讓我母親感到舒服，那麼那些護士為什麼還一個勁兒地減少嗎啡的劑量呢？在他們之中有一位男護士，透過緊繃的白色護士褲，他的陰莖的輪廓若隱若現，我甚至希望能把他拽到母親床腳對著的那間狹小的洗手間裡，只要他肯幫我們，為他做什麼我都心甘情願。我想取悅他，去感受他壓在我身體上的重量，去感受他在我髮絲間的呼吸，聽他一次又一次喊我的名字。因為我想讓他報償我，讓他把母親的病當作大事去重視，想讓他因這悲憫而椎心泣血。
母親請求這位男護士給她多注射些嗎啡，她以一種我畢生從未耳聞的方式苦苦乞求，就像一隻發瘋的狗。而面對母親的哀求，男護士卻一直看著他的腕錶，一眼也沒有掃一下母親。無論他對母親是答應還是拒絕，那張臉上的表情都絲毫不曾改變。有時他會一語不發地給母親加藥，有時則用冷硬的聲音斷然拒絕。母親邊懇求邊抽泣，她的淚水不像正常站立的人那樣掠過顴骨流向嘴角，而是溢位眼角、滑過雙耳，然後滾落進她散在病床上的亂蓬蓬的髮絲之中。
母親並沒有活夠一年。她沒能等到10月，沒能盼來8月，也沒有迎來5月。在德盧斯的醫生第一次查出她患癌症後的第49天，在梅奧醫院的醫生再次確診後的第34天，她離開了這個世界。然而這其中的每一天都像是一種永恆，日子一天天地堆疊在一起，變成了濃霧中一種清晰可見的冷酷。
利夫一次也沒來看過她，卡倫在我的再三堅持下來過一次。對他們的冷漠，我既感到心如刀絞，又不禁憤憤不平。我和卡倫討論過這件事，她怯怯地低聲回應道：「我不想看到她這個樣子。」然後便潸然淚下。我沒法和弟弟取得聯絡，在我和艾迪看來，他彷彿人間蒸發了一般。一位朋友說，他和一個叫蘇的女孩一起住在聖克勞德，另一個朋友曾經看到他在謝里夫湖的冰面上釣魚，但我已無暇顧及他的事了。我每天都要全身心地撲在母親身上，在她嘔吐時為她端著塑膠盆，一次又一次地調整那總也放不好的枕頭，把她扶到床邊帶坐便的座椅上，明知她可能十分鐘就要嘔吐，也要哄著騙著讓她吃些東西。而大多數時間，我都在她的身邊看著她沉沉睡去。最痛苦的莫過於，看到沉睡中的她，面容仍因痛楚而扭曲著。她的每一個動作，牽動的不僅僅是垂在她身邊的靜脈導管，更讓我的心也一陣陣跟著縮緊，生怕她會弄掉她那浮腫的手腕和手背上的針頭。
見她從睡夢中醒來，我將手伸過那一根根導管，將她睡得蓬亂的頭髮整理好。我柔聲問她：「你感覺怎麼樣？」心中祈盼著奇蹟能夠出現。
「哎……親愛的。」這幾乎是她能說出的所有話了。話音落下，她避開了我的目光。
母親睡去的時候，我便在醫院裡隨處溜達，經過開著門的病房時，我的雙眼便會窺探進去。我瞥見過劇烈咳嗽、渾身青紫的老人，也看到過臃腫的雙膝纏著繃帶的婦女。
「你還好吧？」護士們常用陰鬱的口吻問我。
「我們還勉強堅持得住。」我回答，彷彿我一個人可以代表我們全家。
但這是一場我孤身奔赴的戰役。我的丈夫保羅用盡全力，來減少我的孤獨。他還是那個幾年前讓我瘋狂墜入愛河的溫存而善良的男人，還是那個讓不滿20歲的我以閃電之速以身相許的男人。但隨著母親向著死亡一步步地走近，我與保羅之間的什麼東西也在一點點凋零，無論他如何挽救，終究還是於事無補。我仍然會在一個個漫長的午後用醫院的付費電話和他聊天，也會在回到家中的一個個長夜和他通話。我們會聊很長時間，我一邊哭一邊把發生的事情全部倒給他，他會與我一起落淚，努力想讓我感受到哪怕些許的慰藉。無奈，他的話語是如此蒼白無力，彷彿無法傳進我的雙耳。他又怎能體會失去母親的滋味呢？他的雙親婚姻美滿，兩人都還健在。在他完好無缺得幾乎熠熠生輝的家庭的映襯下，我與他的結合，似乎只能加深我的苦楚。這不是他的錯。但與他相處讓我感到難以承受，與其他任何人相處也是如此。我唯一能夠勉強相處的人，也正是那個讓我最無法承受的人——我的母親。
每天清晨，我都會坐在母親的床邊，試著為她讀些東西。我手邊有兩本書，一本是凱特·蕭邦的《覺醒》，另一本是尤多拉·韋爾蒂的《樂觀者的女兒》。這些是我們在大學裡讀過的書，是我們共同喜愛過的書。我嘗試著為她讀書，然而卻沒法讀下去，因為每個從我口中念出的字都飄散在空氣中，消失得蹤跡皆無了。
我的祈禱也同樣是徒勞。我幾近痴狂、瘋癲地禱告，我禱告上帝，禱告諸神，無論這神靈我是否知曉、是否能夠企及，我都要試一試。我咒罵母親，抱怨她沒能給我任何宗教方面的教育。母親對她那壓抑的天主教家庭環境很是憎惡，因此在成人後，她完全切斷了與教會的聯絡。而今，死神就在她的眼前，而我卻連個信仰的神靈都找不到。我向浩瀚的宇宙禱告，但願上帝果真存在於這寰宇之中，希望他老人家能夠聽到我的心願。我不停地祈禱，但心氣卻一天天衰退下去。這不是因為我找不到上帝，而是因為我倏然間真的找到了他——我意識到，上帝一直都在，但他絲毫沒有阻止事情發生以挽救母親的生命的意圖。上帝不是美好希冀的恩賜者，而是一個殘酷無情的旁觀者。
在人生的最後幾天中，母親的病情波動已不像以前那樣劇烈，應該說，她的狀態一直很低迷。當時，她手腕上總是插著一根導管，導管上連著一個裝著液體的透明袋子，緩緩地往她的體內注入嗎啡——她已一刻也離不開嗎啡了。清醒的時候，她有時會「哎，哎……」地呻吟幾聲，有時則不勝淒涼地嘆一口氣。有時，她會看看我，送給我一瞬的慈愛；有時，她則會翻身再次昏睡過去，彷彿我並不存在；有時，母親醒來會搞不清自己身在何處，讓我給她拿點兒墨西哥肉卷和蘋果醬；有時，她會以為她所深愛的那些動物全都在病房裡陪著她，她說：「真見鬼，那匹馬差點兒踩到我了。」然後便不滿地四處張望，想尋到那匹馬的蹤跡；有時，她則會用手在空氣中輕撫，幻想著我們家的貓正靠著她的大腿臥著。那一刻，我是多麼想聽到母親稱讚我是這世上最好的女兒啊。我並不以這個想法為榮，但我的確渴望得到這樣的誇讚，就彷彿我發高燒時，而唯有母親的誇讚才能為我退燒似的。難抑對這份肯定的渴望，我竟不加掩飾地直接問母親：「我是不是這世上最好的女兒？」
母親說：「你是，你當然是了。」
但這並不能滿足我。我想要這幾個字在母親的腦海中織結纏繞，然後快馬加鞭地傳送到我這裡。
我渴望愛，渴望到了火燒火燎的地步。
母親的死降臨得很快，但並不突然，像是一縷緩緩燃盡的火焰，由余焰變為煙氣，隨之又飄散在了空氣中。她並沒有來得及被這病拖得形容枯槁，在離去之前，她的身形雖然消瘦了些，但還算豐滿，還算是一個有生氣的女人的體態。她的頭髮也沒有掉光，但由於臥床數週，她的髮絲已因受損過度而又黃又枯了。
透過母親病房裡的窗戶，我可以看到偉大的蘇必利爾湖。這是世界上最大的淡水湖，也是最為冰冷的一灣湖泊。想要看到湖景，我不得不側著臉，緊緊貼在窗戶玻璃上，這樣才能捕捉到一抹湖光，看到那湖水與地平線連成一片。
「這可是湖景房呢！」母親驚呼著，但她太孱弱了，已經無力起身親眼去看這片湖了。隨後，她把聲音壓低了一些，輕輕說，「我這一生一直希望有朝一日能住一間帶景緻的房間。」
母親希望能坐著死去，於是我用能尋來的所有枕頭為她搭起了一個靠背。我想把她從醫院裡帶出去，把她安置在一片草地中，讓她在那裡離開這個世界。我從家裡帶來一條她用我們的舊衣物親手縫成的被子，蓋在她的身上。
「把這東西拿開！」她粗蠻地咆哮著，就像一個游泳的人一樣一腳把被子蹬開了。
我凝望著母親。窗外，陽光灑在人行道和積雪結成的冰面上。那天是聖帕特里克節，護士們為母親送來了一塊綠色的方形果凍，放在她身旁的桌上。sup(1)/sup隨著母親的動作，這塊果凍也跟著震顫著。這是母親人生中最後一個完整的日子了。這天的大部分時間裡，她都目光呆滯，似睡非睡，時而神志清醒，時而陷入幻覺。
雖然不情願，但那晚我還是離開了母親。護士和醫生們告訴我和艾迪：「已經到時候了。」我總以為癌症患者會在人世上彌留一段時間，因而我以為他們的意思是說，母親尚有幾周的時間可活。卡倫和保羅說好第二天早晨要從明尼阿波利斯開車趕來，外祖父母也說好幾天之後要從亞拉巴馬州來探病，而利夫仍是杳無音信。艾迪和我打電話聯絡了利夫的朋友和朋友的家長，讓他們給利夫捎話，懇請他能打個電話過來，但他仍然沒有打過電話。於是，我決心離開醫院一個晚上，找到利夫，把他帶回醫院來，好讓這事兒有個了結。
我對母親說：「我明天早上就回來。」而後我看了看半躺在塑膠沙發上的艾迪，對他說，「我會把利夫帶回來的。」
母親聽到利夫的名字，睜開了雙眼。那湛藍而閃光的雙眼，與從前別無二致。經歷瞭如此的病痛折磨，那雙眼睛卻始終沒有改變。
我不平地詰問道：「你怎麼能不生他的氣呢？」這個問題，我可能已經問了十遍了吧。
「強扭的瓜不甜啊。」以前母親老是這麼回答我，或者，「謝莉爾，他才18歲啊。」但這次，母親只是凝視著我，說了一句：「親愛的。」當我被她的襪子搞得火冒三丈時，當她眼見我竭力改變現狀卻徒勞無功時，她說的都是這個詞。她用這唯一的詞語，試圖給我安慰，讓我逼著自己接受眼前的現實。
我對母親說：「我明天會和他一起回來。我們會一起回來陪你的，好嗎？我們都不會離開你的。」我將手伸過她四周垂下的一根根導管，輕輕地撫摩著她的肩膀。「我愛你。」我一邊說，一邊俯身下去親吻她的面頰，但她卻避開了我，因為她身上的劇痛讓她連一個吻也無力承受了。
「……愛……」她太過虛弱，已無力說出「你」和「我」，只是低聲說了一個「愛」字。我走出病房時，她又重複了一遍。
我乘電梯下樓，來到寒冷的街上，沿著人行道往前走。我路過一家酒吧，透過平板玻璃窗，看到酒吧裡座無虛席，每個人都戴著亮閃閃的綠色紙帽子，身穿綠色襯衣和綠色揹帶褲，喝著綠色的啤酒。一個男人與我目光相會，他醉醺醺地指點著我，隔著窗戶大笑起來。
我開車回家，餵了馬和母雞，然後拿起了電話。兩隻狗感激地舔著我的手，家裡的貓也拱著趴在我的大腿上。我給每一個有可能知道弟弟下落的人打了電話。有人告訴我，他酗酒很嚴重；有人告訴我，沒錯，他的確和一個來自聖克勞德的叫作蘇的女孩在一起。午夜時分，電話鈴聲響起，是弟弟，我告訴他，這是他和母親的最後一面了。
半小時過後，弟弟走進門來。我真想衝著他大吼，真想用我的滿心惱怒和責難把他震得渾身戰慄。但當我看到他時，我所能做的只是抱著他號啕大哭。那一夜，他看上去是那樣蒼老，又是那樣稚嫩。我生平第一次發現，弟弟已經長成了一個男人，但我也能感到，骨子裡的他還只是個孩子。我的小男孩，一直以來被我如母親般呵護的那個男孩，在母親因工作不能在家的時候，是我別無選擇地擔負起了媽媽一半的責任，照顧他、呵護他。卡倫和我雖然相差三歲，但我們的成長環境讓我倆和雙胞胎姐妹無異。在利夫的成長過程中，我倆付出了同等的心血。
「我受不了，」他淚流滿面，一遍一遍地重複著，「我不能沒有媽媽，我不能，我不能，我不能……」
「我們只能去面對。」雖然我自己也不知所措，但我還是這樣回答弟弟。我們仰臥在他的雙人床上，一邊哭一邊聊到了凌晨時分。我倆就這麼依偎著，慢慢地進入睡夢之中。
幾個小時後，我醒了過來。我先把動物喂好，又裝滿好幾袋在晚上看護母親時可吃的食物，然後叫醒了利夫。不到8點，我們就開著母親的車往德盧斯趕去。弟弟開著車，急速地向前飛馳，汽車音響中飄出的u2樂隊的《約書亞樹》震耳欲聾。我倆都沉默不語，只是專注地聽著車裡的音樂。車窗外，初升旭日的光射在路旁的積雪上顯得格外刺眼。
趕到母親的病房時，我們看到緊閉的房門上有一塊牌子，通知我們在進門之前先到護士站簽字。這塊牌子我還是頭一次見到，但我以為這只是走個過場而已。我們正往護士站走時，一名護士朝我們走過來，我還沒有開口，她便對我們說：「我們在她的眼睛上放了冰塊，她想要捐獻角膜，所以我們得把冰塊……」
「什麼？」我不禁大聲驚呼，護士嚇得一激靈。
沒等她作答，我便朝著母親的病房奔去，弟弟緊隨在我的身後。我推開病房房門，艾迪站在那兒，向我們伸開雙臂，但我側身閃過了他的懷抱，徑直撲到母親的床邊。只見母親的雙臂無力地耷拉在體側，拔去了針頭和導管的雙臂上，黃一片，白一片，泛著烏青和暗黑的顏色。她的雙眼上各蓋著一隻裝著冰塊的手術用手套，手套那肥大的手指部分懶散而滑稽地垂散在她的臉上。我抱住她的身體，那雙手套滑落在床上，又彈到了地板上。
我像只發狂的野獸，把臉死死地抵在她的身體上號啕大哭。當時，她已經過世一個小時了，四肢已然冰涼，但腹部尚有餘溫。我把臉埋進這餘溫之中，再一次悲痛欲絕。
我一次又一次地夢見母親。夢中的我，每次都在母親撒手人寰之際陪在她的身邊。夢境中，是我親手把母親殺掉的，一次又一次地將她殺掉。這是母親親口給我下的命令，每一次我都會雙膝跪地，一邊哭一邊乞求她不要逼我，但她卻不肯從我。每一次，就像一個乖女兒那樣，我最後都照做了。我把她綁在前院的一棵樹上，用汽油澆在她的頭上，然後用火把她點燃；我讓她沿著我們搭建的房子前的沙土路奔跑，然後再開著卡車碾過她的身體，她的身體卡在卡車下方一塊帶鋸齒的金屬板上，我就這麼拖著她往前開，把她從車上甩下來以後，又倒車再次碾過她；我用一根微型的棒球棒，緩慢、猛烈而悲傷地將她活活打死；我把她塞進我親手掘好的洞中，把沙子和石頭踢在她的身上，把她活埋在洞裡。這些夢境並不虛幻，夢中的場景對我而言如現實一般逼真，就像一部我潛意識的紀錄片。夢中的卡車的確是我的卡車，夢中的前院就是我們現實中的前院，夢中的那根球棒也實實在在地和雨傘一起放置在衣櫃之中。
我並沒有從這些夢中哭泣而醒，而是尖叫著驚醒的。每到這時，保羅便會按住我、抱緊我，直到我安靜下來。他用涼水打溼一塊毛巾，蒙在我的臉上，但這毛巾卻無法滌盪掉那些有關母親的噩夢。
沒有什麼做到過，也沒有什麼可以做到。沒有什麼能夠讓母親起死回生，沒有什麼可以讓我去面對她離去的事實，也沒有什麼可以讓我在她閉上雙眼之時陪在她的身邊。這切膚之痛讓我心如刀絞，讓我一次次重重地倒下去。
我花了幾年的時間，才終於在世間萬物之中找回自己的位置。我到底還是變回了母親撫養大的那個人。每每想到母親喚我「親愛的」時的聲調，每每憶起她那無可代替的目光，我的心就會抽泣淌血。我渴望自己能夠改變這一切，而這渴望於我，已經成為一片荒野，我必須自己探出一條路來。我花了四年七個月零三天去探這條路，在我到達終點的那一刻之前，到底去向何方，我自己也無從知曉。
這個終點就是「眾神之橋」。
(1)穿綠色的衣服和吃綠色的食物是聖帕特里克節的一個習俗。——譯者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