蘇響笑了，說見到你很高興。
蘇響從病床上起來被保密局特工帶走了，在刑訊室，陶大春和蘇響久久對視。
陶大春說，需要吃的嗎？
蘇響說，不需要。
陶大春說，那你需要錢？需要機票？
蘇響說，不需要。
陶大春說，需要自由？
蘇響說，不需要。恐怕這是我們最後一次見面了。日本鬼子被打跑的時候，我們在上海街頭碰到。你說勝利了，可是我沒有說，因為那時候沒有勝利。但是現在，快了。
陶大春無言以對。他明明是勝利者，他把蘇響緝拿歸案，但是他卻沒有一絲勝利者的喜悅。他愛著蘇響，不然他的胸口不會刺上“蘇響”兩個字。可現在他差不多是殺死了蘇響的人。
蘇響在第二天就被執行了死刑命令。陶大春沒有參加行刑，他根本就不敢參加。但是他帶走了蘇響的遺物，一張藏在懷錶裡的照片，一枚金戒指，和一支鋼筆。這三樣遺物和三個男人有關。
陶大春在這年的冬天奉命潛回上海進行破壞活動，完全由地上工作轉為地下工作。望著黃浦江奔流的江水時，陶大春知道上海和中國都不再屬於他的黨國。他的青春和滿腔熱情都已經不在了。他租了一個亭子間，化名姜明泉深居簡出。有一天黃楊木帶著公安人員踢開了他的房門，那時候他的耳朵裡還掛著耳機，他的手指頭還按在敲擊鍵上。黃楊木蹲下身說，久違了。
陶大春摘下耳機，狠狠地砸在了桌子上。他理了理衣領，扣緊第一粒釦子。其實他想吞掉衣領上的氰化鉀，但是他最後還是沒有勇氣。他想起了陳曼麗吞掉衣領上的氰化鉀的情景，這時候他明白，他永遠都不是陳曼麗的對手，也永遠不是蘇響和梅孃的對手。因為她們敢死。
這時候黃楊木的耳朵裡卻灌滿了滴滴答答的發報聲。看到電臺，他想起了蘇響。
蘇響的遺物就放在黃楊木的辦公桌上。一張蘇響和盧加南的合影；一枚金戒指，那是用程大棟的金牙打出來的；一支派克金筆，是陳淮安送給她的定情信物。黃楊木對著三件遺物慢慢地脫下了帽子。辦公室的牆上，掛著一幅字。那是在六大埭梅孃的屋子牆上發現的，黃楊木把這幅字裝裱了，掛在牆上。
這兩個字是：捕風。
黃楊木對著那堵牆說，姨娘，黑鴨子來和你接頭了，她是來給你當發報員的。你仍然是譯電員，我是你們的交通員。黃楊木的眼眶裡蓄滿了淚水，他到現在才知道，黑鴨子就是蘇響的代號。這時候一場雪正在陽光下融化，黃楊木轉眼透過窗子剛好看到一蓬雪從瓦楞上掉落，紛紛揚揚像一場雪霧。
這是後話。
致無盡的憂傷!
——《捕風者》創作談
2012年5月7號晚，此刻南方陣雨，我書房的牆壁上，棲著一隻童年的蜻蜓。我不知道它是少男還是少女。我只知道所有的青春都像雲煙，黑夜從四面八方向我奔襲，我眼前浮起的卻是一幅幅畫面：在車水馬龍的舊上海，一個個年輕人穿越霓虹燈的光線，他們從容地集會、遊行、散發傳單、進行愛情，以及在一聲槍響中倒下。
我堅信有一種職業，叫做捕風。捕捉著風的聲音和風的資訊。在杭州飛住北京的客機上，我虛構了這個叫做《捕風者》的小說。那時候我心情激動但外表平靜，眼裡看到的除了艙外浮雲，還是浮雲。我寫下這個小說的第一個字的時候，女人蘇響就以蜻蜓的姿勢飛臨我的書房。她從懵懂到明朗，從青澀到成熟，最後成為我黨一名地下工作者。這些於我而言其實不重要，重要的是她一定有棉旗袍和絲綢，有首飾，有胭脂，有手錶，有婀娜的舞姿，以及大把的青春。她生活在早已離我們遠去的舊上海，像一場默片中出場的人物。她的人生必定短暫，也必定精彩。我十分願意她是我的親人。
極司菲爾路76號曾經在我的作品《旗袍》中出現，沙遜大廈、蘇州河、六大埭和八大埭，以及提籃橋。我要如何將舊上海用我的筆復原，我要如何描摹《捕風者》中的三個女人，不同的境遇不同的人生路線卻有著相同的信仰，她們一個又一個堅定地倒下，像一張隨風飄落的梧桐葉片，如此靜美。
這是一九四零年代的上海，我多麼願意生活在那個年代。即便矯情我也要號啕大哭，為如花的女人曾經的青春、愛情、理想，和無盡的憂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