果然，進入11月，幾場秋雨下過，氣溫就像坐了電梯一般驟然降下。道旁的梧桐樹葉似乎不堪忍受如此清冷的天氣，紛紛落下，每天早上都要掃下一大堆；訓練場的草皮經過一個夏天的滋養，好不容易由翠綠色變成墨綠色，而幾陣秋風吹過，這些卑賤的植物迅速枯黃，倒伏，如海星一般緊貼著地面；菜地裡的瓜藤也老了，只垂著幾根不爭氣的黃瓜、絲瓜；還有遠處蒼茫的群山，雨後朦朧的霧靄，山中野禽的哀鳴，似乎都在為深秋的離別醞釀氣氛。
我們穿上了部隊發的臃腫的絨衣和繫著風紀扣的冬常服，看上去既醜又傻，晚上蓋了被子還要加大衣，普洱查鋪的時候總要幫好動的戰士蓋好被子。訓練漸漸鬆弛，而會議卻一個接一個地開了起來。
指導員說，年終總結開始了。
所謂年終總結，就是個人和班級針對一年的學習訓練工作生活進行一個系統的回顧和歸納，總結經驗，吸取教訓，為來年的工作打下一個堅實的基礎——這是面上的東西，而真正的核心和關鍵是：評功評獎。部隊是個崇尚榮譽的地方，一年工作到頭，功勞苦勞啥的年底見分曉。單位有單位的榮譽，個人有個人的榮譽，而「榮譽」在部隊就像美女，往往是追求的人多，到手的人少，所以每年到了這個時候，氣氛就會變得特別敏感和微妙。你會發現，平常訓練不怎麼樣的兵開始帶頭出操；過去油瓶子倒了都不扶的人也拿起了掃帚；一貫只躲在角落裡抽菸的人也給大家派起了「藍芙」；還有人夜裡拎著東西悄悄叩響連部的門；還有人有事沒事往機關跑；還有人霸著軍線電話說一些暗語般的話……
指導員告訴我，因為今年的實彈發射任務完成得不錯，連隊黨支部已經為我報請了三等功，並且獲得了旅首長的認可。
「本來這三等功是要給連長的，可連長堅持要給你，」指導員告訴我，「可要好好表現，這個時候千萬不能捅婁子。」
「明白！」我感激地點點頭，「謝謝連長指導員。我一定好好努力，不辜負您和連長對我的期望。」
年終總結快要結束的時候，普洱突然告訴我們：「有首長來我營視察指導，大家一定要做好充分準備。」
「要以最高的標準、最好的姿態迎接首長的檢查！」普洱振臂高呼，「誰出了岔子，板子就打到誰身上！」
我們停下手中的活，紛紛轉入迎檢工作中。我們用抹布擦操場，用鞋刷刷馬路，用指甲摳小便池的尿鹼，用兩個通宵來補整整一年的軍事訓練筆記……指導員叮囑我出兩塊板報：「要最高標準！」
兩天之後的下午三點，所有迎檢工作準備就緒，我們在操場上進行佇列訓練，幹部們則列隊在門口迎接首長視察指導。一輛「考斯特」精準地停在連隊門口。首長從車上緩步走下。恭候多時的營長搶先一步跑過去，「啪」地敬了一個我從未在他那兒見識過的標準軍禮，然後緊緊握住首長的手，如同攥住一根救命的繩子，緊接著，教導員跑過去，腰彎成一張滿弓，他搶過剛從營長那裡解放出來的首長的手，虔誠如一名信徒，然後是副營長，然後是普洱，然後是指導員……
我在十五米開外打量了一番首長：身高一米七左右，少將軍銜，資歷章架看上去有五排。他的顴骨較高，眼窩深陷，眼窩中是一對深色的佈滿魚尾紋的眼眶，他鼻樑高挺，嘴唇顏色泛烏，看上去洞若觀火，不怒自威。
「哎，」我輕輕碰了一下風子，「那個首長怎麼長得有點像你啊？」
「傻×，你應該說我像他，」風子毫不客氣地糾正我，「他是我老子。」
「佇列場上吵什麼吵？」伍衛國壓低聲音訓斥起我們來，「沒看到首長在這兒嗎？一點眼色都沒有。」
正在這時，普洱吆喝了一聲：「賈東風！」
風子的聲音有些不痛快：「到！」
「請你過來一下。」普洱的聲音突然變得溫柔起來。
半個小時後，風子回到佇列場，他似乎為剛才的離開不大好意思，他看我的眼神有些閃爍。
11月19號，離老兵退伍還有五天時間，牙哥回來了。
一個半月不見，牙哥已經變了一副模樣。他看上去遲鈍，蒼老，心事重重。在集合站隊的時候，我們再也見不到那個軍姿筆挺站在隊首的牙哥，我們只看到瘦削、單薄得有些駝背的張大福。佇列行進的時候，他不再昂首挺胸鬥志昂揚，不再把口號喊得震天響，他不是邁錯了步子就是拉開隊伍一截，總之看上去就像一個剛穿上軍裝的農民工。他不再找我們下棋，即使我們讓掉一邊「車馬炮」他也不為所動。而他的煙，卻是越抽越兇了。
他準備退伍了。不僅僅他，連同馮濤濤和陳文博在內，我們連隊還有將近十個面臨復退的老兵。有些人想走，卻不一定能走得了；有些人想留，卻不一定能留得下。這是部隊生活的永恆法則。就像五天之後一定會有擁抱和淚水，而這一天的擁抱沒有人說它矯情，這一天的淚水沒有人說它懦弱。
臨近老兵復退的日子，空氣中瀰漫著種種不可名狀的味道：糾結，不安，沉重，失落，隱蔽，****，僥倖，絕望……種種傳說從老兵們口中流傳開來，主題無外乎兩個：一是今年要走多少留多少，二是為了留隊或「套改」送禮的話「價位」是多少。版本很多，如同明星八卦；可信度很少，亦如明星八卦。
23號下午，機關在禮堂召開士兵退役工作大會。
這一次的大會比任何一次都要秩序井然，都要莊嚴肅穆，都要鴉雀無聲。
參謀長站在講臺上，鄭重地宣佈了「××等若干名士兵退出現役的命令」。點到名字的老兵，自他的名字從參謀長嘴中蹦出的那一秒起，就算退出了現役，不再是國家武裝力量的組成部分；又服役期滿又未唸到名字的，則有機會再為部隊「做幾年貢獻」。
上千人的禮堂，只有參謀長那中氣十足的聲音在迴響。如果用心聆聽，或許還能聽到心跳——幾百顆心臟在劇烈跳動。或許是因為緊張，或許是因為激動，或許是因為憤怒，我們不得而知。
「一營二連：下士，張大福……上等兵，陳文博……」
唸到陳文博的時候，博哥的身體稍稍晃了一下，而二連的名單全部唸完之後，我聽到馮濤濤輕輕地長吁了一口氣。他們都是面臨退伍的上等兵，都想留隊轉下士，可是分配給二排六班的名額只有一個。相較於陳文博，馮濤濤的優勢在於有一個表親跟部隊的某位副團職領導比較熟悉。
這即是瞬間被決定的命運。我們穿上了這身衣服，就逐漸習慣了被別人決定自己的大小事務——穿衣走路睡覺鍛鍊，小到每一步多少釐米大到未來若干年的命運軌跡。我們似乎習慣了被人決定命運，沒人質疑為何自己的命運會被別人決定。而此刻之後，有許多人的命運將不再被決定，至少不再被部隊決定。
可是，對於有些人來說，這不見得就是好事。他們習慣了這樣被決定，習慣了「組織」替他安排一切，雖然他們滿腹牢騷呼喚民主追求自由，而真正的民主和自由降臨，軍裝和軍紀對他不再形成約束力的時候，他又陷入了深深的失落和迷惘之中。他們無法（至少短期內無法）適應沒有軍號、口令和武器的社會生活。
參謀長命令宣讀完畢。全體服現役士兵為退役士兵卸去標誌服飾。「零七」式軍裝的標誌服飾非常多：帽徽，領花，肩章，國防服役章，胸標，臂章。裝卸起來異常煩瑣。可是在此時，這道煩瑣的手續變得莊重而充滿象徵意義。
我給自己下達了「向左轉」的口令，輕輕地將右腳靠在左腳跟旁。牙哥也轉過身來，微笑地看著我。這是休假回來牙哥第一次衝我笑，可是我從來沒有見過如此苦澀的笑容。我翻開他的常服衣領，輕輕擰動螺帽——一個、兩個、三個，金燦燦的松枝領花從他的領口掉下。我手搭在他肩上，動作遲緩地卸下他的肩章。他的肩章有些陳舊了，角上都磨出了印子，兩杆步槍的圖樣在上面交叉著，似乎時刻在提醒士兵，榮譽和使命是應當時刻放在肩上的擔子；一道粗拐則告訴我們，這是一箇中士，一個為部隊奉獻了八年的老兵。
而這個老兵，即將離我們而去。
我將肩章取下來，輕輕地放在牙哥手上。牙哥把它攥在手裡，粗糲的拇指輕輕地摩挲著，如同在撫摸嬰兒的臉蛋。我看見，他的淚水在眼眶裡飛快地打著轉轉，可是一直沒有掉下來。
塵埃落定了。他們穿著沒有任何標誌服飾的軍裝，看上去更像是工商局的工作人員、城管或者保安。從這一刻起，軍裝只存在於他們的照片和回憶中，他們的軍旅生涯正式結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