所以不論是多麼有能力，表現多麼優秀，只要解決不了育兒問題，女職員都免不了會帶來這些困擾。
根據金智英與鄭代賢的陳述，粗略整理金智英的人生大概就是如此。她每週來接受兩次心理諮詢，一次四十五分鐘。雖然她的症狀好轉了許多，變成別人的頻率也大幅降低，但仍未痊癒。我為了幫助金智英解決當下的抑鬱與失眠問題，開了一些抗抑鬱的藥物和安眠藥給她。
剛開始聽鄭代賢訴說妻子的症狀時，我懷疑會不會是過去只在書上看到過的人格分裂，親自見過金智英以後，才確定應該是典型的產後抑鬱延伸到育兒抑鬱所致。但是隨著一次又一次的諮詢，我變得越來越沒把握，並不是因為金智英出現抗拒反應或自我封閉，而是因為知道金智英選擇的人生之後，我意識到是自己太急於診斷，這並不是誤診，而是原來還有我從未想過的一面。
她通常不會馬上抱怨自己當下遭受的不當待遇或痛苦，也不會一直沉浸在兒時的傷痛當中，雖然不容易先開口，但一旦開啟了話匣子，就會願意主動對你掏心掏肺、侃侃而談，講得有條有理。
要是我只是一名平凡的四十多歲的男性，可能一輩子都不會知道這些事。我想到了我的妻子，我倆是大學同學，她比我會讀書，也比我更有雄心壯志，然而她最終放棄了大學教授的工作，改當領固定薪水的醫生。想到她最後離開職場的過程，我終於知道，原來身為韓國女性，尤其是孩子的母親，背後究竟飽含了多少不為人知的辛酸。其實身為不是生產與育兒主體的男性，在沒有像我這樣遇到金智英這樣的特殊案例前，不瞭解也是必然。
我父母的家在其他城市，太太孃家又遠在美國，只好把孩子送去幼兒園，並輪流拜託不同的保姆照顧，如此這般，好不容易才苦撐下來。孩子終於上了小學後，下課後會送去安親班(1)，跟老師學跆拳道、跳跳繩，等待母親下班去接他。妻子對我說，她好像這才總算能好好喘口氣。但是，就在暑假開始前，妻子被老師請去學校一趟，原來是因為孩子把筆芯插進了同學的手背。
(1)是指孩子課外的託管班，因有助於解決家長接送孩子、輔導孩子寫作業的負擔，所以被稱為「安親班」。——編者注
老師說孩子上課時老是在教室裡來回走動，還會在湯裡吐口水再喝，踹同學的小腿，還對老師說髒話。妻子聽到後簡直不敢相信，雖然過去孩子經常哭鬧說不想去幼兒園，叫媽媽不要去上班，但在大家眼裡還是個乖巧溫順的孩子。儘管曾被人推打或咬傷過，卻從未主動去傷害他人。班主任告訴妻子，孩子很可能是注意力不足多動症（adhd），不論我怎麼說我們孩子的情況不屬於這個症狀，妻子也不願意相信。
「我是精神科醫生，你難道不相信我嗎？」
妻子瞪了我好一陣，說道：「你得親自見過患者，看著他的眼睛，聽他說點什麼，才能診斷出個所以然吧。我看你一天和孩子相處根本不到十分鐘，你知道什麼啊？甚至就連那十分鐘都還只盯著手機螢幕，你真的瞭解他嗎？光看他睡著的樣子就能診斷？聽他的呼吸聲就能知道？你這麼神通廣大嗎？」
那段時間，我為了籌備診所擴大規模的事情忙得不可開交，用手機主要是為了處理公事，收發電子郵件或發資訊，聯絡相關人士，偶爾會順便看看網路新聞，但我發誓絕對沒有玩遊戲或和別人聊天。然而妻子說的全部屬實，我也無話可說。雖然孩子注意力不足與妻子上班看似毫無因果關係，但是班主任建議，孩子這個年紀最好還是有母親在一旁陪伴，所以妻子最終做出了離開職場的決定。她得比以前上班時起得更早，幫孩子準備早餐，再把他叫起床，親自幫他洗臉刷牙，喂他吃飯，幫他穿衣服，送他去上學，接他回家，請美術和鋼琴老師來家裡指導。到了晚上，妻子會陪他一起睡，她說，等孩子情況穩定了，她就會重返職場。她也已經和公司前輩說好，會為她保留一個工作崗位。然而不久之後，她發現孩子的情況絲毫不見好轉，只好主動打電話給前輩，請她取消那個保留職位。
那年最後一天，我難得和高中同學聚餐，順便一起跨年，回到家已經很晚了。我看見妻子坐在餐桌前，埋首認真地在寫東西，我走近一看，原來她在做習題。那是一份色彩繽紛、幾乎半頁都是可愛圖案和照片的小學數學習題本。
「你怎麼在幫孩子寫作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