英國於一百年前的上世紀（十三），即頒佈《大憲章》，保障人權，非經過法院審訊，對人民不得逮捕監禁，而中國卻出現詔獄和廷杖。
六絕對專制制度的建立
明政府建立之初，仿效韓宋帝國，中央政府設立下表所列的三個機構，作為中樞。由中書省首長，擔任宰相，作為皇帝的助理。中書省內設立六部，負責全國行政。
本世紀（十四）八十年代，朱元璋誣陷宰相胡惟庸謀反後，即下令撤銷中書省編制和宰相職位。擺升六部為一級中樞機構，各部首長（尚書）直接向皇帝負責，皇帝不再設立助手，而直接向各部發號施令，已經夠專制的政府，此後進入更絕對的專制。朱元璋另外成立一個秘書機構，稱為「內閣」，所委派的秘書，稱為「大學士」。大學士冠有某殿某閣字樣，以資分別（殿閣都是宮廷中的建築物）。大學士的職位很低，只正五品，比各部首長（尚書·正二品）要低三級，等於各部最低的助理科員。
中國有史以來在政治上佔重要位置的宰相制度，從此消失。皇帝遂在沒有助手幫手的情形下，單獨處理帝國事務。朱元璋對此一措施沾沾自喜，認為是他最高智慧的結晶，可以永遠保持明政權於不墜。所以他下令說：「後世子孫永不許恢復宰相制度，如果有人如此請求，即以叛逆論罪，凌遲處死。」
然而，問題就發生在皇帝身上，朱元璋來自民間，政權又由他創立，對繁瑣的政務，還可以勉強應付。但他的後裔卻是一群花花大少——而且是一群惡少，生長在深宮之中和女人、宦官之手，面對著千萬種變化莫測的帝國事務，必然手足失措。本世紀（十四）末年，朱元璋平均每日要親自批閱一百五十件奏章，裁決四百種案件。從前有宰相可以幫助皇帝，如今沒有人能為他分擔，他也不準別人分擔。花花大少皇帝只有依靠內閣，命那些大學士在每一個奏章或案件上，簽註意見，寫出對該事的分析和應如何反應的建議，甚至皇帝頒發命令的草稿，都一併擬好呈上。——當時術語稱為「票擬」和「條旨」。皇帝即根據這些簽註，加以批示。於是，不久之後，大權遂漸漸滑入大學士之手。大學士成為沒有宰相名義的宰相，內閣也成為沒有中書省名義的中書省。
內閣大學士有數人之多，並不是每一位大學士都可簽註意見，必須資格最高，深得皇帝信任的人（往往是華蓋殿大學士，華蓋殿後來改為中極殿），此人即世人所稱的「首相」——首席宰相。但大學士畢竟不同於正式宰相，正式宰相可以單獨推行政令，大學士便無此權。他只能依靠「票擬」一一簽注意見，來竊弄皇帝的權力，只有黑市地位，沒有法定地位。
更主要的原因是，大學士跟皇帝之間，還有一段距離。對皇帝如何裁決，是不是依照他簽註的意見裁決，甚至會不會作相反的裁決，大學士都不知道，他們也很少有向皇帝當面陳述解釋的機會。事實上，到了後來，皇帝深居宮中，不出來露面，大學士遂數月數年，或數十年，都看不到皇帝的影子。他只有依靠這種脆弱的「票擬」，維持權力。而此票擬，卻要仰仗宦官轉達，並仰仗宦官在皇帝面前作補充說明。皇帝所頒發的命令，也由宦官傳遞，有時用批示，有時用口頭，宦官的權力遂日形膨脹。而皇帝和大學士之間，往往互不認識。皇帝對大學士的印象，全來自宦官的報告。於是，政府大權又從大學士手中滑出，滑到宦官之手。我們可用下表顯示明政府在下世紀（十五）中葉後所呈現的組織形態。必須對此形態瞭解，才能對明王朝瞭解。
宦官，在蒙古帝國時，改稱「太監」。太監本是宦官中的一種官職，後來演變為凡宦官都稱太監。明政府的宦官組織，共有四十個機構（十二監、四司、八局、十六雜房）。司禮太監僅只是四十個機構中十二監之一的「司禮監」的首長，但卻是一個最高職位，可稱之為宦官之王。原因很簡單，他負責伺候皇帝，並擔任皇帝和內閣間的跑腿工作，最接近權力魔杖。大學士簽註的意見，必須司禮太監先看過，才能到達皇帝面前。皇帝批示時，司禮大監有機會隨時參加意見。舉一個例子，可以說明司禮太監的關鍵。置。第十一任皇帝朱厚照十五歲即位，正是貪玩的年齡，司禮太監劉瑾，每乘他專心遊戲時，請他批閱奏章，朱厚照就大怒說：「你不會代我批嗎，我用你幹什麼？」劉瑾正是要小傢伙說這句話，然後他的批示即獲得法律根據。於是司禮太監成為皇帝助手，大學士反而降為司禮太監的秘書，司禮太監命他如何簽註意見，他只有照辦。到了以後，連大學士都由宦官推薦，絕對專制的弊端，全部出現。
英國於一百年前，即建立國會，約束君主權力。中國卻恰恰相反，君權更加肥壯，這是明王朝加給中國人的不幸。
七大黑暗時代
中國悠久而光輝的文化發展，像一條壯觀偉大的河流。紀元前二世紀西漢政府罷黜百家，獨尊儒家時，開始由燦爛而平靜。十二、十三世紀宋王朝理學道學興起時，開始沉澱。本世紀（十四）末期，這河流終於淤塞成為一個醬缸，構成一個最龐大最可哀的時代。
明王朝使中國文化淤塞成為一個醬缸的工具有二：一是文字獄，一是八股文。
文字獄屬於詔獄的一種，它的特徵是：罪狀由當權人物對文字的歪曲解釋而起，證據也由當權人物對文字的歪曲解釋而成。一個單字或一個句子，一旦被認為誹謗元首或諷刺政府，即構成刑責。文字的意義不在客觀的解釋，而在當權人物主觀解釋。文字獄的本身就是當權人物作賊心虛的一種反應，越是心虛，越是神魂不寧，聽到別人說「亮了」，他就肯定是諷刺自己的禿頭，因而惱羞成怒。於是知識分子除了被「誣以謀反」外，又多出一種純屬於文字的災難。——因而我們想到倉頜造字時，神鬼曾經夜哭，不知道是不是這個緣故。
現在舉出例子說明：浙江（杭州）府學教授林元亮，奏章上有「作則垂憲」，處斬；北平（北京）府學教授趙伯彥，奏章上有「儀則天下」，處斬；桂林（廣西桂林）府學教授蔣質，奏章上有「建中作則」，處斬；這些句子裡的「則」，本是「法則」和「標準」之意。但朱元璋不作如此解釋，當時江南方言，「則」與「賊」同音，朱元璋認為顯然是諷刺他作過小偷的往事。尉氏（河南尉氏）縣學教授許元，在奏章上有「體乾法坤，藻飾太平。」這兩句話是千年以前的古文，但朱元璋卻解釋說：「法坤與‘發髡’同音，發髡是剃光了頭，諷刺我當過和尚。藻飾與‘早失’同音，顯然要我早失太平。」於是許無處斬。這一批人都是地方學校教師，只不過代地方官員撰寫奏章，竟招來殺身之禍。當然，文字獄不限於奏章。朱元璋崇信佛教，對印度高僧釋來複最為禮敬。釋來複告辭回國，行前寫了一首謝恩詩，詩中有兩句：「殊域及自慚，無德頌陶唐。」意思很明顯，他生在異國（殊域），自慚不生在中國，覺得自己還沒有資格歌頌大皇帝。但朱元璋的解釋不同，他說：「殊，明明指我‘歹朱’。無德，明明指我沒有品德。」於是釋來複從座上客變為階下囚，處斬。
文字獄是圍堵，八股文是釣鉤。
科舉制度到明王朝，只剩下進士一科，並分為三個階段完成。縣級考試（縣試）錄取，稱為秀才，即初級知識分子。然後才有資格參加省級考試（鄉試），錄取後稱為舉人，即中級知識分子。然後才有資格參加由教育部（禮部）主持的中央級考試（會試），錄取後再參加由皇帝主持（實際上由宰相或宦官主持）的最高考試（殿試），錄取後稱為進士，即高階知識分子。明王朝跟宋王朝一樣，有一項不成文法，非進士出身，不能擔任宰相（大學士）或部長級高階官員。
科舉對知識分子的重要性，至為了然。它是知識分子唯一的出路，漢、唐王朝時還有學校一途，明王朝則學校不過培養參加考試的人才。漢、唐王朝還有立功邊疆一途，明王朝則沒有任何其他機會。朱元璋更規定考試範圍，以《五經》、《四書》為限。《五經》、《四書》，又以理學道學領袖人物朱熹的註解為標準課本。本世紀（十四）八十年代，朱元璋更特別頒佈一種試卷格式，規定應考的知識分子遵守。下世紀（十五）初期，第三任皇帝朱棣，進一步加以約束，規定使用八股文。
「八股文是一種文章的體裁，一篇文章中，不多不少的，恰恰包括八股——一股即兩個或四個完整的句子，這形式是嚴格的，不能改變，改變便不是八股了。但八股主要的特徵卻在精神方面，即內容方面。依照規定，作八股文，不能發揮自己的意見，也不是自己在說話（八股文中沒有「我」字），而是儒家聖人系統在說話，看起來四平八穩，面面俱到，實際上卻什麼都沒有觸及。這種文體，跟代數學上的方程式一樣，用不著獨立思考——事實上是嚴厲的禁止獨立思考，只要能把聖人系統的言語恰當地代人八股的方程式中，便是一篇最好的文章。如果被主考的試官欣賞錄取，便可由秀才、而舉人、而進士，而成為國家的領導人。至於怎麼才能恰當地代入，那就是自此之後直到十九世紀末期，五百年間，中國知識分子所追求的最大奧秘，和最大學問。
知識分子所從事的唯一研究工作，是從《五經》、《四書》中選出全部可作為考試的題目，請老於此道的八股專家，撰寫數百篇八股文，日夜背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