像下世紀（十六）第十二任皇帝朱厚囗在位的四十六年中，宦官就沒有甚麼地位。
我們把宦官時代的主要當權的宦官人物，列出一表：
上表可以看出，明王朝幾乎每一個皇帝，都有他親信並掌握權柄的宦官。沒有特別親信宦官的皇帝，如朱厚囗，則有特別親信的貪官。
當三十年代朱祁鎮即位時（一四三五），年方九歲，還是一個頑童。由司禮太監王振帶著他遊戲，他對這個大玩伴，十分敬佩，尊稱為「王先生」。最初，朱祁鎮的祖母張太后經常派人到內閣，查問政事，發現王振有假傳聖旨的情形。大怒之下，親自主持內閣會議，要殺王振，一批鄉愿大臣代他求情，才算倖免。但張太后不久逝世，王振的威風日增，沒有人能控制他，不但成為太上宰相，而且成為太上皇帝。第三次宦官時代，遂由王振揭幕。
首先受害的是皇家教師（侍講）劉球，劉球上奏章勸朱祁鎮親政，王振認為譏諷自己，即把劉球逮入錦衣衛詔獄，亂刀砍死，屍體支解，擲到荒郊。另一位受害人是國立北京大學校長（京師國子監祭酒）李時勉，有一天，王振前往視察，李時勉對他並沒有表示特別的恭敬，王振就指控李時勉盜用國家樹木，把他在大學門前帶枷示眾三天，大學生數千人哭號奔走，都不能解救，最後還是輾轉求到朱祁鎮的母親何太后，何太后向朱祁鎮詢問，朱祁鎮驚愕說：「一定是王振乾的事。」才下令釋放。最高法院副院長（大理少卿）薛(王宣)在大庭廣眾中沒有先向王振行禮。王振即逮捕薛(王宣)，下錦衣衛詔獄，以貪汙受賄罪名，判處死刑。處斬前夕，王振一位老僕人在廚房流淚，王振問他為甚麼時，老僕人說：「我跟薛(王宣)是同鄉，深知他的為人。」並舉出若干事證，王振才把薛(王宣)開釋，但仍被貶謫至邊疆鐵嶺（遼寧鐵嶺）。然而錦衣衛一位名王永的兵士，卻沒有這種好運。王永看不慣王振為非作歹，寫匿名傳單，加以指摘，被捕磔死。
權力所在，諂媚必然集中。工程部副部長（工部侍郎）王佑沒有鬍鬚，王振問他甚麼原因，王信說：「老爺沒有，兒子輩安敢有。」
——注意王佑這件事，這是第三次宦官時代特徵之一，政府高階官員和士大夫階層，公然無恥地爭向宦官賣身投靠，是第一第二次宦官時代所沒有的現象。
六土木之變與奪門之變
一四四九年，王振力排眾議，要第六任皇帝朱祁鎮親征瓦拉。
瓦拉部落向東推進途中，於十年代，曾被朱棣在士拉河（蒙古烏蘭巴托南）擊敗，但它東進不止。不久就把蒙古諸部落，先後驅逐到更寒冷荒涼的東北地區，佔領原來屬於蒙古諸部落的廣大塞北，跟中國接壤。
瓦拉可汗也先最初對中國謹慎從事，不斷派人進貢土產，並效法匈奴、回紇，向中國求婚。翻譯官馬雲貪圖也先的賄賂和炫耀自己的權威，答覆說：「皇帝已經允許。」也先大喜。一四四九年，貢馬千匹，作為聘禮。中國政府這才大吃一驚，告訴他並沒有這回事。也先認為中國戲弄他，遂向中國發動攻擊，沿邊城堡，相繼陷落。
於是，王振主張親征。他把戰爭看成兒戲，認為權力的魔杖可以抵擋一切。詔書頒下後的第二天，朱祁鎮即行出發，因倉促間沒有準備，半途上軍士已有人餓死，到了大同（山西大同）後，王振還要北進，可是派出去的幾個兵團，先後潰敗，軍心大亂。鎮守大同的宦官也提出警告，不但不可再北進，連大同都危在旦夕，王振不得已，始下令回京。走到距居庸關（北京昌平）四十公里的土木堡時，瓦拉追兵已至。國防部長（兵部尚書）鄺野請急速入關，但運送王振所搜刮的金銀財寶的車隊，還沒有趕到，他堅持等候。鄺野堅持迅速撤退，王振詭罵說：「軍國大事，你懂甚麼？」把鄺野逐出營帳。既而瓦拉騎兵合圍，大呼：「投降免死。」王振這時才發現他的權力魔杖失靈，禁衛軍官樊忠悲憤交加，用鐵錘把王振擊殺。但仍擋不住全軍覆沒，樊忠戰死，朱祁鎮被瓦拉生擒。
土木堡訊息傳到北京，明政府大亂。有人主張把沿邊軍隊全部撤回保衛首都，有人主張遷都南京。高階官員的眷屬和富商，紛紛逃走。幸而朱祁鎮的弟弟朱祁鈺是一個英明親王（明王朝二十任皇帝中，唯一傑出的君主），他採取斷然措施，自己坐上寶座，用以堵塞瓦拉的勒索。又任命于謙當國防部長（兵部尚書），積極整頓已腐爛透了的武裝部隊，重新整理政治，全國轉呈新興氣象。
一件利器握在力量不足的人手中，不但不能發揮威力，反而是一個負擔。也先把朱祁鎮活捉，高興了一陣之後，簡直不知道如何運用和如何處置才好。不過挾持著他沿邊攻擊，勒索一點財物。但後來直抵北京城下，被于謙擊敗，就改變主意，於土木之役的明年（一四五一），跟中國和解，接受鉅額贖金，把朱祁鎮釋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