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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119章(第2頁,共2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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也先接著把蒙古大汗脫脫不花殺掉,而且稱蒙古大汗,沉湎在從中國得來的女色和美酒之中。一四五四年,被部將阿拉刺死。蒙古諸部落乘機反攻,瓦拉部落崩潰,向西星散逃走,退出中國歷史舞臺。直到二百年後的十七世紀,才以分裂的「四衛拉特」局面,再跟中國接觸,而終於被中國征服。

朱祁鎮在瓦拉手中時,曾向前往探望他的明政府使節教育部副部長(禮部侍郎)李實,痛哭流涕說:「也先有意送我回去,請你轉告政府,我回去後,只求作一個平民,便心滿意足。」李實問他為什麼那樣寵信王振,朱祁鎮說:「王振沒有死時,從沒有人指摘他不對,如今人人都把罪過推到我頭上。」然而,這只是賭徒失敗後乞求同情的話,他內心的想法並不如此。朱祁鎮被贖回之後,對他弟弟朱祁鈺沒有馬上把寶座還給他,大大不滿。他積極地謀求復辟,一些野心家也準備把賭注下在他身上。

從這個觀點,研究十二世紀宋王朝南遷後的局勢,可以發現,趙構拒絕他哥哥趙桓回國,有充分的理由。沒有人能保證趙桓回國後不像朱祁鎮一樣,發動政變。這是專制政體的另一個死結,無法解開。

一四五七年,朱祁鈺病危,沒有兒子,舉朝感到將發生繼承問題。宦官曹吉祥和監察部副部長(副都御史)徐有貞,集結私人部隊和家丁,擁立朱祁鎮。於黎明時分,奪取宮門,升殿復位。等到早朝,全體文武官員才發現坐在金鑾殿上的已不是弟弟朱祁鈺,而是故主朱祁鎮。朱祁鈺在病榻上聽到訊息,一驚而逝。

朱祁鎮在這場戲劇化的政變中,擔任使人失笑的急吼吼角色,因為他即令坐著不動,朱祁鈺死後,既沒有兒子,帝位仍會轉到他。大概他自己也發現這種情況,為了表示他的奪位有其必要,所以指控于謙和宰相(大學士)王文,陰謀迎立外藩——迎立遠在襄陽(湖北襄樊)的朱厚囗親王的兒子入承大統,把于謙、王文二人途下詔獄。可是逮捕之後,專用來召喚親王人京的金牌,立即被發現仍在皇太后宮中,證明根本沒有此事。而自土木之變後,于謙獨力支援危局,成為全國所敬仰的民族英雄,所以很多人申訴營救。但徐有貞跟于謙有私人恩怨,他提醒朱祁鎮說:「不殺于謙,我們所作的事便名不正,言不順。」最高審判法庭(三法司)只好加上「意圖」二字,定二人的罪名為「意圖迎立藩王」,判決死刑。王文仍據理分辯,于謙嘆息說:「這不是法律問題,也不是法庭問題,千言萬語,又有何用。」二人同被處斬,家產抄沒。

——這是自十二世紀岳飛死後,第二位名將死於冤獄,相距三百年。于謙行刑之日,北京天氣驟變陰霾,街巷到處聽到哭泣。民間傳說,于謙是岳飛轉生,再來世上,為國家抵抗北方蠻族。

朱祁鎮並沒有在他所受的災難中,接受任何教訓,他的智力商數不允許他如此。他復位後竟然仍思念王振,特地雕刻一個王振木像,招魂安葬。

——朱祁鎮對王振這種反應,除了顯示朱祁鎮冥頑不靈的性格外,實在找不出其他解釋。

七斷頭政治

宦官好像是明王朝皇帝的靈魂,明王朝皇帝不能沒有宦官,猶如一個人不能沒有靈魂。

朱祁鎮逝世後,兒子朱見深繼位,信任宦官汪直。還特地創立「西廠」,命汪直主持。詔獄系統除了錦衣衛、東廠之外,又多了一個西廠。秘密警察佈滿每一個角落,朱見深躲在深宮之中,靠著這一批耳目爪牙,統治他所統治下的帝國。宰相商輅向朱見深指出,這種作法,並不能幫助安定秩序,反而會激起反抗,動搖國家基礎。朱見深大怒說:「一個小小宦官,怎麼會危害國家?」

——朱見深的話使人回憶九世紀時唐王朝皇帝李純的話:「宦官不過是家奴。」他們對問題的反應,如出一轍。

反對宦官的固然有人,但諂媚宦官的搖尾系統,也正式建立,王佑不過口頭上說說,而監察部委員(御史)王億,卻上奏章給皇帝,頌揚江直所主持的西廠,對治安有極大的貢獻,他說:「汪直所作所為,不僅可以為今日法,並且可以為萬世法。」當奏章傳出時,若干人要唾王億的臉,但他立即被擢升為湖廣省(湖南·湖北)高等法院副院長(按察副使)。

從此,道德水準較低的人,官位越高。而官位越高的人,道德水準也越低。具有道德勇氣的人,加速度地被排斥於政府之外,或被誣陷在詔獄之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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