傑克布把臉對著一棵葉子落了多半的英國槐樹。
我站在他側後方，看著他剪裁可體的法蘭絨大衣。他為上海之行真是置辦了不少行頭，花他醫生哥哥和律師哥哥的錢，反正是花慣了。他為閱覽剪綵和隨後的詩歌朗誦會打扮了一番。其實他這副打扮站在閱覽室黑洞洞的空間裡，與一群變賣東西填肚子，變賣得只剩一套破西服的難民們為伍已經是厚顏無恥。
公園裡暮色四合，樹叢裡，某人在小號上校音和試奏。天暖的時候，工部局常常在這裡舉行露天音樂會，我和彼得來過幾次。
傑克布的太陽穴一跳一蹦。我從來沒注意到他面孔上會出現這些脫出他控制的小動作。他從輪船上得到上百名片，每張名片都是他的敲門磚。他住在我家裡樣樣都不礙事，就是整天佔著電話讓凱瑟琳的女友打不進來，而讓凱瑟琳撅起嘴和他嬌滴滴地抱怨：「iwanttelephonetoo！」這些敲門磚還是有用的，幾乎天天給他工作面談的機會，但他像我一樣愛逍遙，難以遵守紀律，什麼工作都是三天打魚兩天曬網，混夠幾天飯錢，就異想天開要弄一筆資本做一樁大事。所以在虹口公園的這個冬天傍晚，他太陽穴蹦跳不已，就是他躍躍欲試做一樁大事的模樣。可惜的只是他一直不知道這樁大事是什麼。
這時我看著讓那樁未知的大事情燒灼的傑克布，心想他剛剛辭退了一個老闆，下一個飯碗還不知去哪裡找。他的律師大哥和醫生二哥一定受夠了他：他又打電報去向他們借錢，一大筆電報費花在他信誓旦旦的還債保證上。
從虹口公園回家的電車上，我看見傑克布掏出他西服暗袋裡的錢夾時，連同護照一塊兒掏出來了。美國護照。我很想要過來看看，卻又做賊心虛。他在臨出國前慌張地辦理了護照。照護照相片時，我站在攝影機側面後方，欣賞燈光下自己一手炮製的「彼得第二」。彼得穿西裝花樣不多，只穿深色的，式樣古典，有些老氣橫秋。體現彼得的活力的，是堆在他額前又黑又厚、自由自在的頭髮。一根根髮絲都有動作，有表達力。假如說彼得從脖子以下看是個銀行家或公司主管，那麼脖子以上呢，他是個鋼琴家或業餘劇社演員，節奏音調或語氣表情全在他年輕的頭髮上。所以我親自動手把傑克布的栗色頭髮弄得蓬鬆，弄成彼得的。在快門就要按下的剎那，我說等等，又跑到傑克布前面，再次把他額前的頭髮刨了幾下，讓一綹頭髮耷拉到他眉毛上。照片貼在護照上我只看過一眼。什麼都混得過去，只有眼睛那麼不同。即便把傑克布的眼圈擴大，描黑，植上足夠的睫毛，也不能把它們變成彼得的。彼得的眼神只能偶爾從以《聖經》為主題的古典畫中看到。被委屈了的，被誤解了的，被虐待了的，這麼一個靈魂，他還是為你的粗野愚昧而難為情。因為他知道，你對你的粗鄙也沒辦法，一切天性使然，這正是他為你窘迫的地方。
傑克布對什麼都浪裡浪蕩不拘小節，但護照卻時時揣在貼身口袋裡。我需要費些力氣才能把它拿到手。一切要快，一旦竊取到他的護照，就要馬上登上去加拿大的船。
你看，我把什麼都想好了。從加拿大混入美國，很容易。唐人街早期沒女人，人販子把上千妓女從加拿大邊境線走私到美國。如果我帶彼得乘船直接入境美國，他也許會在海關落網，因為丟失了護照的傑克布一定會掛失，一旦掛失的護照號在一個多月後出現在美國口岸移民局官員的記錄上，就用不著狡辯了。我呢，在移民官眼裡，就是個人口走私主兇。
乘船到溫哥華，再從陸路混入美國國境，應該是一條萬無一失的路線。為了把彼得帶出戰火正在封鎖的上海，我什麼都幹得出來。你能想象嗎？一個二十一歲的年輕女子會那麼有心計，把後來了不起的傑克布·艾得勒一步步誘入他將發揮功用的方位。現在只差一步，你就該看到他怎樣不自覺地發揮他犧牲品的功用了。
因為我常常和傑克布在一起，和彼得的約會自然少了。我對自己的住處支吾搪塞，說住在親戚家，我怕他突然造訪我家，出現在傑克布面前。那時我在兩個男人之間踩鋼絲，搖搖擺擺地邁著每一步。有時快要進入睡眠，卻突然「轟」地一下醒來，發現自己兩手緊緊攥成拳，拳頭鬆開，手心全是汗。這個時候，我就想不顧一切地去見彼得。
傑克布時常獨自出門，夜裡很晚不歸，我從不向他打聽什麼。報紙上天天能讀到局勢評論。日本人也到處散發宣傳品，在他們和美國人徹底翻臉之前，他們還想盡量把輿論鋪墊做好。這天晚上我睡得很早，不時從房頂上過去的飛機聲響都沒有讓我警覺，想到這個冬天夜晚的反常。
隔壁的英國人家在院子裡焚燒什麼東西，煙從我的窗縫溢進來。每個逃離上海的人都是先喝完貯存的酒，再燒燬所有帶字的紙張。主人們在房子內開party，僕人們在院子裡焚燒紙張，所有帶字的紙張，如同送亡靈上路。這個高檔社群，你聽見誰家留聲機響得通宵達旦，鼎沸的談話聲通宵達旦，那就是在告別上海的好日子。在上海做上海人的主子做了多年，最後的上海良宵將非常懷舊感傷。上海是個誰來都要做它主子的地方，因此誰走都會捨不得它，捨不得做主子的好日子。
兩三架飛機飛得很低，天花板都讓它們給震動了。我披上衣服，兩腳摸黑蹬進鞋子。
我是個由著性子來的人。年輕時長輩們對此有不少惡評。一旦我熱血衝頭，非得痛快一下，什麼也擋不住我。我就是在這個熱血衝頭的時刻跳下床，跳上路口的黃包車，直奔虹口。今夜我必須看到彼得。
那時一定是十點過後。街上已沒什麼人，不知是不是因為愛尋歡作樂的美國人一多半都逃離了上海。路過一兩家舞廳，門口靜靜的，霓虹燈自討沒趣地閃動。聽說有一家舞廳在日本人組織的防空演習中手腳不麻利，沒把燈光用黑窗簾遮擋嚴實，被日本人封了門。遠處，橫過來的西藏路上，一輛卡車蒙著帆布飛快開過去。日本人的軍用卡車。帆布下面貨色統一，是全副武裝計程車兵。接著，又是一輛卡車開過去。黃包車伕慢下來，跟我一樣，聽著黑夜裡藏著隆隆的卡車聲響，許多卡車，由遠而近，從模糊到清晰。
到了這一刻，我還沒感到什麼了不得的兆頭。其實正是我看著十來輛日本軍車開過的那一刻，成群的日本飛機正在飛越太平洋，向東南飛。黑暗的天空裡全是發動機的聲音。
我坐在黃包車上東想西想。我在想彼得一直沒有把我引見給他父母。自從我回到上海，身邊有個傑克布，彷彿做了虧心事。怕自己不再是表裡如一的純情女郎，就不再催問彼得帶我回家的事。後會有期，來日方長，是我那個時候常對自己說的話。彼得和我，在相遇之前的那段歷史，已經不加取捨地被彼此接受，何況我們的未來，那是被我們的過去註定的未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