舒茨的墓碑上刻著：他一生中原諒了許多人。也被許多人原諒。許多人，就是說不是全部，那個餘數中有我，也可能沒有。
坐在墓前的我慢慢地想著事情。煙從這七十多歲的女人身後升起。塘水和蓮花在我眼前成了莫內最後的三十八幅畫中的一幅。七十多歲的我會想起賀叔叔的去世，追悼會上擺一排他的書。我爸爸會被我攙扶，在人群裡，因知道真相而多一層沉痛。還有什麼關係？反正什麼都留不下來，那些書是不是竊取都留不下來。真止的著者和冒名的，彼此彼此.無論真相怎樣不堪入耳，書已經先於著書人而逝去了。
現在我還完全不知道，誰會先走一步；誰會參加誰的追悼會。
在我七十五歲坐在墓前時，己經全知道了：墓裡是誰，墓外是誰。我的未來語態出了差錯沒有？未來完成式，這語態給人無際的展望，無際的宿命感。
也很可能是我同賀叔叔站在一起，追悼我爸爸。案上沒有一部他生前的作品，這個刺目的空白讓賀叔叔很不安；每個人都知道死者生前從沒停過筆，都服貼過他的學識和才華；那日夜流動的筆，流去了那個不見天日的所在，終使那份卓越成了一場謊枉嗎？人們想起死者和這位高大的老人是不可生離的朋友，同時憶起死者曾給過這位生者一個大耳光。我看一眼賀叔叔：他原諒過許多人，也被許多人原諒過。他卻沒有原涼我爸爸在一九六六年給他的那個耳光。
這是我將在墓前席地而坐時想到的事情。那時，追悼會不管是誰的，都無所謂。
我讓你混亂嗎？
我還想起十一歲的暑假。一九六三年夏天。老婦人總是很有膽量去看她的少年時代。那個夏夜的觸感立刻有了。它的聲音、動作、氣味所營造的質感。火車窗外的光一股一股撲進來、每一景物，都帶有暗藍絲絨一樣的品質。絲絨的遲緩和陰影，那樣厚厚的深夜藍色。我就躺在窗左邊的鋪位上，賀叔叔在右邊。
是的，你沒聽錯。
這對我很平常。父母常常把我託給一個朋友，由他(她)帶我到上海，在祖母家寄放一陣。他們可以自由自在地吵架，相互揭露，或者公然說：要不是看在女兒面上。或者：就是因為懷上了女兒，我才非同你結婚不可。
這些話當然都是由媽媽來說。我爸狠狠地順著酒，狠狠地沉默著。
暑假前正好賀叔叔要去上海開會。我媽媽替我把兩件一模一樣的連衫裙放進一隻小藤箱。手輕輕推著我的後腦勺，把我推到賀叔叔懷裡。我的高度已達到他的腋窩。白色泡泡紗的連衫裙到處濺著西瓜汁。十一歲的我因為發育而躲著胸口那層布的觸碰。一個階段我都是那種把自己的胸口躲開的姿態。所有那階段的照片都是這個姿態，眼神也是躲開的，有點窘又有點害怕地略伸下巴。
賀叔叔笑笑說：沒貼郵票啊？腦門上給貼個郵票咱們就給她寄到上海去！
他的手已經伸過來，要從媽媽手裡接過我了。接過的卻是我的藤箱子。他突然看見我那躲開他的眼神，睫毛細微的掙扎。他意識到某種不妥，我的高度，白泡泡紗浸印出一個苗條女孩微暗陰涼的皮膚，讓他這份臨時監護差使顯得不倫不類。
是我現在分析起來，把當時的短暫感覺以語言歸納了。很長很長一段時間，事情發生後，那感覺沒有語言地在我心裡待著。看這沙盤，小人兒、在沒語言的時候我或許也該被領到這兒來排演。現在我手指太粗大，捏不住他們。這個小人兒是代表父親？教父？神父？都可以。還有這隻恐龍。不是恐龍？是夢魔？噩夢。
噩夢，你看，與夢本身無關，在英文中是另一個詞：
由夜晚和虛幻二詞的組合。我這樣說已欠嚴謹。也許是「夜晚」加上「月球上那塊遼闊的(曾幾何時被誤視為海洋)黑暗平原」？可以有更荒誕一種組合：夜晚/雌性的馬類動物。類馬，不全是馬，近似中國傳說中的麒麟。那麼：夜晚麒麟/噩夢，可不可能呢？不可名狀和莫名其妙，夜晚無窮的可能性。把這番不可名狀和無限可能性以語言解述，必須犧牲和妥協。以犧牲感覺的豐富而妥協於語言的準確。不成熟的人不是缺乏語言能力，是缺乏妥協的能力。肯定常聽到高中生和大學生五官起舞，張口卻只呼一個：「哇！」或者「噢上帝！」他們寧可過度貧乏也不讓他們年輕的感覺妥協給語言；他們可不願意犧牲那意在不言中的豐富。
賀叔叔沒有像平常那樣用他的大手掌把我的頭髮揉亂，再抹平。他這次碰也不碰我，提著我的小藤箱，邁著閱兵大步。藤箱在他手中沒有一點分量，是個玩具。媽媽跟在他身後，講起我所有的生活陋習。賀叔叔笑嘻嘻的，看我用少年人都有的粗魯和簡潔語言回答母親。像是他專注於尋找車廂。
就是你們叫做包廂的那種。
是等級制度。你可不能花錢買不屬於你的等級，等級是榮授的，我們叫：待遇。
待遇，就是火車包廂，把賀叔叔和我與充滿汗氣和煤屑，不斷有人吐痰、昂揚音樂中某人無車票被逐出車廂的眾生百態的公有空間屏隔開來的私下空間。一切不允許被公眾共享的，就叫「待遇」。
再給你一個例子：賀叔叔還有個待遇叫「小灶」。儘管他和所有人進同一個食堂，但他不必端著碗或鍋同幾百人站在隊伍裡。他直接走進屏風隔出的「小灶」。屏風是碗櫥紗的面料，裡外全看透。賀叔叔是個非常隨和的人，在這時他卻面孔繃得很緊，濃眉低壓，像所有居要職的人那樣顯出稍稍的煩躁和沉重。走進屏風前他不和任何人說話；總是在進入屏風之後，他叫廚房雜工出來找一個某某進去說話。雜工說：某某，賀書記請你到裡面去談談。後來食堂虧損，漲了飯菜價，許多人家重新買鍋灶，飯廳內人煙淡薄下去，賀叔叔還是派人把某某叫到透明的屏風後面去談話。
門拉合，包廂裡很靜。賀叔叔從他的漱口杯中拿出洗臉巾，對我說；擦擦汗吧，小夥子！
對。小夥子。我當時就喜愛上了這稱呼。粗獷和豪放，我喜歡以後的幾十年他一直這樣稱呼我，它破壞了一種天定的規範，有種挑戰感。作為一個女孩所存在的重重危機，所註定的痛苦，因其而生的拘束和發育時的輕微犯罪感，都可能被否去。他這樣叫我，是他突然感到一股壓力。男女被擲入一個私有空間的壓力。
是的。
但我此刻還不想叫它「性的壓力」。
他小夥子長小夥子短地大聲叫我。很快我活潑和自如起來。他自己也自在了。再沒什麼不妥了。我們笑、聊著天上地下、一個十一歲一個三十七歲，不能相信他們有那麼多可聊。他微微笑著，靠在沙發上聽著他自己的思考。
時而會聽見一兩句「雷鋒叔叔」，「少年宮航模表演」或「普通活普及」。他問我為什麼戴這麼破爛的紅領巾，我說，我們都喜歡當老資格；像你一祥，老革命。
他又問我：常見你脖子下面夾著個扁葫蘆琴，腆著肚子在上面鋸呀鋸的，那是十什麼？
我知道他在逗我，他不可能不知道小提琴。他就是要看我傻笑。
沒有別人。就我和他。
不知道。那時候不是很多人有這份包廂待遇，我猜。
我們還談到他的兒子。他告訴我他兒子成了軍隊的養豬模範。他從來不提他的女縣長妻子。
還談到了我的父親。太陽的光斑在他額頭上縮小。顏色深起來。他的臉色也深起來。晚飯是他叫服務員送進來的。他微笑地看我把肉積攢在碗邊，最後一口塞進嘴裡。
他悠然而響亮地咀嚼著，唇齒顯得那樣剛勁。我們已經像同齡人那樣輕聲問答。
從此的七年之後，我十八歲，老遠的找到賀叔叔的瓜棚。那是他出獄後的生活。和一切以及他自己的背景都缺乏銜接。我們繼續那場開始在火車上的輕聲問答。
我問，他偶然也問，主要是問我將來。我是問他的曾經。他的《紫槐》，他的母親。小時，故事中的主人公能否坐在你面前填掉你一個又一個疑團，是大事，他催促我睡去，他好辦辦公，看看檔案、稿子。
九點多鐘，他拉開門喝來一個服務員，讓她打一盆熱水來。水放在我鋪前，他說：來洗腳吧小夥子。我慢慢蹭掉涼鞋，忽然覺得這事有些奇怪。
忽然覺得腳是不能給他看見的，一個蠻橫突兀的動作，我把兩隻赤裸的腳縮到裙襬下面、我整個身體蜷起，兩膝折成對摺，縮在連衫裙筒中。
賀叔叔沒有感到這個女孩一時興妖作怪。他不去體察她突發的羞惱，說：我出生的地方，水可稀罕！他把自己的鞋脫下，又脫襪子挽褲腿，把兩個長方的大腳浸泡入水。兩個腳像放回池塘的縫魚那樣馬上有了生命，有了對舒適的貪戀。不知怎麼，我就跟著把腳也擱進盆裡，我兩隻腳背上有褐色花斑，太陽把涼鞋的花紋攝在皮膚上。我一個夏天只有一雙涼鞋，鞋穿到灰飛煙滅，它的影子卻留在我腳上陪我入冬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