戲之了日本使節。又處理了關於限制僧侶展的事情之心，一圖內的事情就可以暫時的平穩一段，而此時的朱允墳卻將目光轉向自己已經寬鬆了很久的吏治上來。
經過老朱的嚴苛壓抑，在經過自己登基近四隻來的刻意放鬆，朝中的官員們乙經到了一個爆的臨界點，而從日本使節那麼容易的行賄中就可以看出，大臣們的思想已經完全被建文天下的文治陶醉。
京師裡面的官員如此，那地方上的吏治更不要說，在當今大明雖然有了似似而非的《大明週報》，自己也算是掌握住了朝廷的口舌。但是畢竟比不上另一個，時空中那種資訊爆炸的時代，皇權的威懾在朱允墳看來。只是限於百姓的盲目崇拜和官員的升遷上面，真正能夠深入百姓心裡的。恐怕還不如地方官的一紙通告。「縣官不如現管」這句話。在這時的大明得到充分的體現。
雖然沒有明旨，但是內廠還是源源不斷的提供出關於官吏貪贓枉法的情報，看來。隨著各地「皮場廟」的冷清。官員們的腦筋開始熱絡，那顆不安分的心也開始劇烈的跳動起來。
通過這些情報，朱允煩知道，要是不想重蹈朱元璋那時的殺戮，就必須提前行動，把隱患儘量的壓制在最低限度，這不由使他想起朱元璋臨終那幾天對他說的話來：「聯以猛治國。意在長治久安，穩固朱家萬世基業。可是那班功臣宿將恃功居傲，心懷叵測，威懾朝廷。聯如此費心駕馭尚且百弊叢生，子孫稍有等閒，又焉能控駐他們？聯自然要效法漢高祖，清除隱患。那貪官汙吏，更是可惡可恨，殘害百姓，危害國家。不以重刑，何以鎮之？聯受天命以來，官衣籲食，未曾逞懈，法令嚴明，事必躬親，就這樣，奸佞貪官竟然朝殺暮犯，令聯憂慮深心，憤恨已極，又如何叫聯清心寡慾呢？。
這是朱允墳勸慰老朱寬心時，老朱說的話，而比老朱多了幾百年歷史知識的朱負波。更是知道關於貪官的難以懲治，無論是朱元璋的嗜殺，還是另一個，時空中的高薪養廉，都掛絕不了蛀蟲的滋生。所以朱允墳也沒有奢望能夠讓貪官汙吏在自己手中斷絕，不過，有一點他是非常想做到的。
無論是下一步開海禁，還是展工商，或者是大力倡導科學，那都是油水比較足的差事，作為皇帝的他，可不想讓自己的改革變成滋生蛀蟲的溫床。至少在他準備改革之初，不想看到類似的情況生。他不想看到經濟還沒有展上去。卻讓官員們學會了更多的貪贓方法，有了更多的枉法名目。
對於這個，問題。朱允墳也曾經考慮過關於在另一個時空存在過的高薪養廉。因為在很多人的印象中，大明的官員薪水俸祿低的可憐，官員們不貪汙一點，連養家餬口也沒有辦法達成。
但是朱負波在仔細翻閱朱元璋在洪武二十五年八月頒佈的《醒貪簡要錄》，裡面詳細地計算官員所得的俸米如果摺合成稻穀是多少、按照平均畝產折算需要多少畝地、農民耕種這些地需要花費多少勞力等等。
記載正一品官員俸祿是每月支米八十七石，一年一千零四十四石。折算成稻穀，需要兩千六百二十石。要生產這麼多的稻穀，需要用田八百多畝。勞作的人力，按一個人種田十五畝計算。需要五十七個人耕種。
收割之後，農夫挑一擔稻禾只能出四鬥稻穀，所以需要六千五百五十挑。如果從田裡把稻禾挑到打穀場是一里路，再鳳去挑也要走一里路，來回就是兩裡，這樣算下來為了挑擔就得走一萬三千一百里。
因此，正一品官員俸祿每月八十七石米。看起來似乎不多，但為了這份俸祿老百姓卻不知要花費多少勞力和辛苦。光是挑擔就是一個萬里長征的路程，你能說這不辛苦？「如此筋骨勞苦。方得許多糧米在書中朱元璋反問：「你們這些當官的拿著朝廷的優厚俸祿還不滿足，不肯為老百姓造福，一味貪汙**，破壞朝廷法度，那麼到時候被殺頭抄家，還能怨別人嗎？。
當然，這在朱允墳眼裡，只能算是朱元璋的唯心之論，拿百姓的辛苦，來對比官員的不勞而獲。雖然朱元璋曾經語重心長的對大臣說：聖賢之道，出為君用，坐享天祿。農之最勞者何？當春之時。雞鳴而起，驅牛秉表而耕；及苗既種。又須耘穆，炎天赤日，形體憔悴；及至秋成，輸官之外，所餘能幾？一或水旱蟲蝗。則舉家皇皇無所望矣。今居官者，不念吾民之艱，至有錄刻而虐害之，無仁心甚矣。」注，
又拿坐各衙門吏員和「披堅執銳，臥雪眠霜，不勝勞苦。而每月只有一石米工資計程車兵，以及沒有時間耕種自己的土地，「如此艱難。猶且趨事赴功，不敢有違。的驛站人戶做對比。指出「各衙門吏員止是書寫。夏坐涼房，冬居暖室，比當軍、當站的十分安閒。」如此「心尚不足，仍復貪贓壞法，百般害民。」朱元璋覺得他實在不瞭解這些享用朝廷酷餉毛復吏們還有沒有點體恤百姓的良心門。…一
從表面上看，朱元璋只是論及辛苦問題。好像光說農民艱難，沒有說這些俸祿夠不夠養家，開始朱允墳看的時候，也是主觀臆斷的認為如此，但是隨著內廠調查現在大明的生活標準。朱允墳才慢慢的體會到。大明的俸祿其實並不低。
認為官員「若將所得俸祿養家，儘自有餘以七品縣令的俸祿而言，是七石半大米，一個，成*人的月需米量不過三鬥，七石半大米是二十五個人的口糧，你說它低了。那麼要多少才算高呢？
七石半大米，摺合另一個時空的錢幣為一千八百四十元左右。想對於一個建國初期的大明，給於官員的俸祿不算低了，後來由於大明寶鈔控制的比較嚴格，所以在這個俸祿的基礎上，朝廷放俸祿一般遵照七成米、三成鈔的比例放，但也不至於說是底薪了。
想想自己當初大學畢業。在律師事務所打工，實習期間每個月不過千餘元的工資，相比之下，好像一方父母官還不如他一個打工仔。但是要想想兩個，時空的購買能力，根本沒有可比性，大明建國初期，無論是銅錢、銀子，還是經過自己整頓後穩定的寶鈔，購買力是十分強勁的。
更何況每個官員背後還有田產、祖產和部分生意往來，也可以補貼生活。那麼為什麼那麼多官員還要抱怨俸祿太低，還要去貪汙呢？
為了這個問題，朱允煩暗自揣測了很久。也問過諸如楊傑、方孝孺和傅雍等個層次官員同樣的問題。提及高薪養廉，方孝孺是十分贊同的，但是對於這個問題，兩眼也是充滿著疑惑，還是楊傑一語中的。參雜著朱負波的思想，可以總結出：
官員們家庭人口眾多，家庭人口不但包括妻子兒女，而且還要包括奴僕雜役，三妻四妾和丫鬟隨從等等，就拿原先說過，為國捐軀的武定侯郭英。官方允許其養奴僕二百人，但是被御史參奏的確實蓄奴六百餘人。這樣以來，這麼多人口。要靠多少糧食去養。光是穿衣一途，恐怕就耗費不少。
由此，方孝孺翻閱古籍。得出一個悲劇的結論，前宋是官員待遇最好的朝代，那麼官員的俸祿夠花了嗎？
在古籍中現，比如王安石說靠自己的俸祿為生的有數十人；蘇軾在被貶官的路上，攜家挈口，跟隨左右的還有二十餘人。其他有名的文人。比如楊億說有三十餘人依賴自己生活。石介說有五十多人。張末、陸游則說過靠自己的俸祿生活的有十餘人。因此，大略估計一下，宋代官員的家庭平均是三十人光景。
結論是這樣的：「能夠全賴俸給生活的官吏，是不存在的；也就是說，純靠俸給生活的官吏是不可能有的這就是說，如果按照官員的俸祿要養三十人計算，在俸祿較高的前宋官員，依舊是不夠養家餬口的，這是一個，讓人沮喪的結論。它似乎證明。官員貪汙是必然的，無論工資多少都是沒用的，哪怕是調整到像前宋那樣給國家財政造成很大負擔的標準，仍然不能使官員養活他們的家人。
朱負波在這裡陷入了困境。這就是說俸祿不僅要養活官員本人。還要代他們養活家口。如果官員的家庭像老百姓那樣平均每戶只有五口人，那麼事情還好辦。問題是，官員們要娶一大堆妻妾，生一大堆子女。有一大堆為之服務的奴僕，還要過上舒適甚至奢靡的生活。在這種情況下，多少工資才夠他們用？
因此，認為哪朝哪代工資低而導致貪汙的議論是可以商椎的。
因為工資高低固然對官員生活有點影響，但在官員的家口、生活水平沒有辦法約束的情況下，工資永遠都是不夠的。如果工資不夠就能成為「當貪官的理由。」那麼這個理由永遠存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