經常加班，並不是因為王簫的工作效率有問題，她是一個辦事極其利落的姑娘，她所在法庭要求每人每月的任務量是25到30件案子。自從2015年5月立案登記制實施後，要求「有案必立，有訴必應」，法院的案子一下子呈爆炸狀，尤其在民商庭，每人每年要結完400多件案子，還會遺留300多件未結案。
為此，北京一些基層法院的規定是，每年9月份開始，每週二、四加班到8點半，一直加到12月30日。有些法院則規定，週六上班，正常打卡，不上班的通報批評。
即便如此，案子還是審不完判不完，當事人便常常打電話來催促，問題大多是：「為什麼還沒有結案？」「為什麼這麼慢？」王簫不得不一個個解釋：「這案子也有個先來後到，您再等等。」等久了，當事人總是不放心，一而再再而三來詢問。有些法官受不了，工作時間每分每秒被電話轟炸，直接就拔了電話線，或者拿件衣服蓋住電話。找不到法官，當事人更急了，便開始投訴法官。田麗麗問過王簫：「遇到這種投訴，你們院會怎麼辦？」王簫說，會有相關部門去接待，不會反映到我們這裡。
但在深圳，田麗麗的司法改革試點法院，投訴的渠道五花八門。田麗麗形容說，她所在的法院就像個餐廳，是個服務機構。信訪辦就設立在立案大廳旁邊，全院脾氣最好的兩個人坐在那裡，一週五天工作。他們接待完投訴人，把投訴內容抄送所有與被投訴人相關的領導和工作人員，這條投訴資訊會出現在被投訴人的oa辦公系統的待辦事項裡——如果你不處理，它就會隨時跳出提醒。
投訴人還可以去區政府、司法局、街道辦、檢察院、中級法院，幾乎到哪裡都能投訴到田麗麗。深圳市中級法院還研發出一個便民措施，直接撥打投訴熱線，熱線電話將自動生成一條簡訊傳送到被投訴人的手機。如果收不到被投訴人的書面回覆，就不斷髮送簡訊提醒。
在北京，王簫的法院，有時候當事人找不到法官，便跑到法院門口，大喊法官的名字，後面再加上一句「枉法裁判，不公正」，法官們就能直接犯焦慮症。
整個2015年，王簫身邊人心浮動，許多同事都想辭職。進入法院工作要簽訂一個五年的合同，合同期滿才能辭職。每年的7月，就是辭職高峰。2015年，王簫這一屆的法官入職剛滿五年，一下子就有17個人提出辭職。但北京基層法院的人手實在太緊缺，有些法院不批准辭職，有些則會壓到年底才批。
同事們離開的時候，王簫正在休產假，她的這一胎終於順利分娩了。我去看她，她抱著孩子，還在擔心法院的工作。在我看來，王簫顯然是很適合法官這個職業的，她沒有太多的慾望和需求，但我不知道，這份忙碌的工作是否會擠佔她未來的人生。
五
在深圳，田麗麗也謀思著她的辭職。基層法院的工作其實是平凡普通的，但她發現自己最終記住的，都是那些傷害她的案子。起初她還好言好語，給當事人普法，時間長了，耐心也漸漸失去。而且，這些還只是外部矛盾。在法院內部，圍繞著分工和晉升，又有數不清的矛盾。
進入法院之前，田麗麗對我說，她期待有個途徑能夠晉升到高院，多做研究型工作。但進入系統一兩年就發現，除了重新考試、進行遴選，根本沒有這個可能。整個法院晉升的體系極其不健全——以前法官們靠熬年頭還可以晉升，現在連熬年頭都不行了。
田麗麗所在的法院，司法改革員額制試點得稍早。所謂員額制，極大程度地削減了法官隊伍，要求法官員額不高於法院工作人員的39%。這意味著，田麗麗這個法官助理晉升為法官，需要更長的時間。而她在其他法院的同學們，工作兩年就已經是法官。
考核法官的標準也讓田麗麗不服氣，其中之一就是上訴改判率。田麗麗說，在法院內部有個說法是「做多錯多」——「審得多的人肯定錯得多。不幹活的人，判決書永遠不會出錯，他們更容易晉升。」田麗麗的師傅兢兢業業，直到快50歲才混了一個正科級。田麗麗後來改做法院領導的法官助理，對方的審判風格是每個庭審十分鐘完事，什麼問題都不問，讓寫判決的田麗麗去發補充詢問，書面再瞭解。
每年評法院先進，是田麗麗最受挫的時刻。頭兩年，她都是法庭同事們認可的先進人選，但領導一句「再考慮考慮」，就能直接把她淘汰，「不是說你是幹得最好的那個，就能得到一個公平的待遇，很多時候，你還要和領導的關係夠好。」
有一年，田麗麗來北京出差，提及法院辭職的前輩：「有個法官審理拆遷，兩次都沒能通過審判管理委員會，領導讓他再回去想想，後來他要求調離崗位，最後辭職了，這就是因為他的良心不能接受，但也有人就忍氣吞聲了。」
我瞭解田麗麗黑白分明的性格，即便遇到領導打了招呼的案子，她肯定還是秉公辦理。她說：「我遇到的也就幾次，領導把我叫到辦公室，意思是儘可能支援‘他們’，我能做的就是對領導請託的人態度好點，多給他們一些建議。」
2014年，田麗麗終於辭了職，她決定回北京做律師。在提出辭職之後，她和第一個師傅長談了一番，聊到現狀和遇到的事情，兩人都很失望。在那次it公司員工鬧訪的案子之後，師傅調離了審判崗位，從事法院行政工作。
在北京，我和田麗麗又恢復了學生時期的熱絡來往。她常常會提及自己那幾年的法官生涯，但沒有一刻後悔離職。
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