隨著歲月的更迭，山莊療養院裡有一種精神狀態在開始蔓延，它是以前那種惡魔的直接產物，這種惡魔兇險的名字，我們以前已經稱呼過，漢斯·卡斯托爾普這樣猜想。在自我修養的旅途中，他懷著放浪不羈的好奇心研究過這個惡魔；不錯，他發現自己有一種令人憂慮的能耐，那就是能同山上的人們一起，對這個惡魔致以非同尋常的敬意。這種新的惡魔同舊的惡魔一樣，本來只處於萌芽狀態，現在卻開始蔓延，在各個地方顯露出來，而沉溺於其中，按漢斯的本性來說是不大有什麼危險的。儘管如此，他還是驚懼地發現：他稍不留意，他的儀容、談話和舉止就會受到感染，而這個圈子的任何人都逃脫不了這種感染。
那麼發生了什麼啦？什麼東西在蔓延？——好爭吵。暴躁易怒，神經過敏。莫名其妙的不耐煩。大家普遍有口出惡言的傾向，往往大發脾氣，甚至扭打起來。每天，個別人之間和一群人之間總是苦苦爭論不休，而且肆無忌憚地大叫大嚷。這種爭吵還有這樣一個特點：局外人不但不對動肝火的這些人感到嫌惡，或者從中調解，而是同情這方或那方，心醉神迷地把自己也捲了進去。人們面色蒼白，渾身發抖。他們的眼睛冒火，咬牙切齒，怒不可遏。人們對有理由、有機會積極參加爭鬥而大叫大嚷的人表示豔羨。他們如飢如渴地希望跟這些人並駕齊驅，靈魂和肉體為之痛苦不已；誰沒有本領逃之夭夭，孑然獨處，誰就會無可挽救地被捲入到這種旋渦中去。他們在當局面前進行徒勞無益的爭執和相互指控，當局雖在調停方面作了一番努力，但結果他們自己也吵吵鬧鬧，行為粗暴，可怕地陷進了是非中去，這在山莊療養院是一件司空見慣的事。病人離開療養院時還是心平氣和的，但回來時情緒如何就難說了。
有一天發生了一件事。「上等俄國人」餐桌上有一個人下山到街上一家法國人開的女式服裝店裡購貨。她是一位來自明斯克的內地貴婦人，年紀還輕，病情一點也不重，醫囑住上三個月就行，不需多住一天。在那裡，她跟一個女店員吵起架來，吵得很兇，回院時異常激動，竟咯起血來，以後就無法醫治。院方把她的丈夫喚來，告訴他說，她得一直待在山上，永遠住下去。
這是一個例子，說明了人們的普遍心理狀態。我們不無反感地再舉出其他一些例子來。讀者諸君也許還記得坐在薩洛蒙太太餐桌上的一個戴圓邊眼鏡的學生，或者是一度做過學生的人。他是一個貪吃的青年，習慣於把自己盆子裡的菜餚切成碎片，變成雜燴，然後狼吞虎嚥，有時還用餐巾去揩拭他厚玻璃鏡片後面的眼睛。他就這樣一直坐在那裡，到現在還是一個學生也好，過去是一個學生也好，吃呀，吞呀，拭眼睛呀，大家對他這個人只是偶爾匆匆注意一下而已，別的沒有什麼印象。可現在，有一天早晨在第一次早膳時，他發作了，大家對此大為吃驚，可謂晴天霹靂，整個餐廳為之轟動。在他坐著的地方發出一片叫嚷聲，他坐在那邊，面色蒼白，尖聲怪叫，矛頭是針對站在他身邊的矮個兒女招待的。
「您說謊！」他咆哮起來。「茶是涼的嘍！您給我端來的茶冰冷，我不要！在您說謊之前，自己先嚐一嘗，這個是不是不冷不熱的髒水，有身份的人是根本不要喝的！您怎麼敢把冰冷的茶端來？您怎麼會存這樣的念頭，自以為把這樣又孬又涼的水放在我的面前，我就可能去喝了？我不喝！我不要喝！」他叫嚷著，而且開始在桌上擂起兩隻拳頭來，害得桌面上的器皿都丁丁噹噹地跳起舞來。「我要熱茶！我要的可是滾燙的熱茶，這是我在上帝和人類面前的權利！我不要這個，我要火熱的茶，那樣的茶哪怕只喝一口，我也寧可死掉——你這個該死的矮冬瓜！」他忽然又怒吼了，彷彿一下子失去了最後的自制力，把滿腔怒火盡情發洩出來。他向埃梅侖蒂亞揮了揮拳頭，齜牙咧嘴地朝著她，嘴裡盡是泡沫。他繼續擂拳，跺腳，嚷著「我要」，「我不要」——這時，餐廳裡出現了以前經常有過的場面。好些人對暴跳如雷的學生寄予同情，儘管其中有害怕和緊張的成分。有些人跳了起來，他們也握緊拳頭，咬牙切齒、虎視眈眈地看著他。另外一些人則靜坐不動，臉如土色，兩眼低垂，戰戰兢兢。學生精疲力竭地倒在椅子上，前面放著一杯換過了的茶；他沒有喝。過了好長一段時間，大家還是心驚肉跳。
這究竟是怎麼一回事？
有一個人來到了山莊療養院。他過去是一個商人，三十歲，長期發燒，從一個療養院轉到另一個療養院已有好幾年了。這個人反對猶太人，是一個排猶分子，這是他的生活原則，同時也是為了體育運動；對於運動，他視為樂事，十分熱衷——鼓吹排斥猶太人，是他生活的驕傲和內容。他原來是一個商人，別的什麼都不是；他在世界上無足輕重，但一直是猶太人的死對頭。他的病很厲害，咳起來很吃力，好像裡面有很多痰，咳嗽時，彷彿他的肺在打嚏，又響又短，要把裡面的東西一次性咳盡似的，聲音叫人難受。然而他不是猶太人，這是他唯一可取的地方。他叫維德曼，是一個基督徒的姓，並無任何不純之處。他購閱一份名叫《雅利安人之燈》的報紙，談話內容不外這一套：
「我來到療養院甲，來到療養院乙……當我在臥療室裡躺下時，誰在我臥椅的左邊呢？是希爾施先生！誰躺在右邊呢？是沃爾夫先生！理所當然地，我立刻離開了……」諸如此類。
「你有這個必要嘛！」漢斯·卡斯托爾普嫌惡地想。
維德曼看起人來，眼光尖銳而陰險。他這樣看人實際上很沒有教養，彷彿他鼻子前面掛著一條流蘇，他不懷好意乜起眼睛來看，而這後面什麼東西也看不到。他的妄想變成了病態的猜疑心，變成了無休止的迫害狂，它促使他嗅出可能隱藏或改頭換面地隱伏在鄰人心裡的一切髒東西，然後張揚開來，讓人恥笑。無論他走到哪裡，他總是挖苦人，猜忌人，誹謗人。總之，凡是誰沒有具備他那個絕無僅有的優點，他就說他們的壞話，這已成為他的家常便飯。
療養院裡病人的心理狀態——對此，我們已在上面交代過——使這條漢子的猜忌心格外加劇了。他在這裡也不會不遇到某個具有缺點（這種缺點，他，維德曼是沒有的）的人，於是在這種精神狀態的影響下就導致一個可悲的場面，當時漢斯·卡斯托爾普也躬逢其盛。我們不得不敘述一番，作為另一個例子。
這是因為還有一條漢子——關於他的情況我們不必隱瞞，事情是明明白白的。這人叫素嫩沙伊恩，這樣的姓氏再髒也沒有了，因此在維德曼眼中，素嫩沙伊恩從第一天起就是他鼻子前掛的這條流蘇，他不但尖銳地、惡狠狠地斜睨著它，而且用手去拂它；可這不是把它趕跑，倒是讓它擺動起來，這樣他的神經更焦躁了。
素嫩沙伊恩同維德曼一樣，以前是一個商人。他也病得很厲害，而且有一種病態的敏感性。他待人和氣，頭腦不笨，而且生性詼諧。他對維德曼的尖酸刻薄和狗眼看人十分痛恨，維德曼對他也恨之入骨。有一天下午，大家一起擁到客廳裡，因為維德曼和素嫩沙伊恩兩人爭吵起來，鬧得不可開交，而且十分野蠻。
這番景象真叫人觸目驚心。他們像小孩子那樣毆鬥起來，但打起來卻有大人那種不顧一切、拼死拼活的勁兒。他們抓對方的臉，揪住對方的鼻子和喉嚨，狠狠地打，還翻在地上打滾，兇相畢露。他們互相啐口水，踢呀，撞呀，拉呀，抓呀，而且嘴角溢位了白沫。院方工作人員聞聲急急趕來，好容易把咬來咬去、扭成一團的兩個漢子分開。維德曼，流口水，淌鮮血，一張臉氣得痴痴呆呆，大有怒髮衝冠的氣概。漢斯·卡斯托爾普從未見過這番景象，他不信事情真會鬧到這個地步。毛髮根根豎起的維德曼先生就這樣跌跌撞撞地走了，而素嫩沙伊恩呢，一隻眼睛變成青黑色，額角周圍的一綹鬈髮上面有一個流血的創口，他被送到辦公室裡，在那裡坐下後，雙手捂著臉抽抽搭搭地痛哭起來。
維德曼和素嫩沙伊恩的事就是這樣。凡是目擊這個場面的人，事後很長時間仍心有餘悸。現在我們來談一件名譽毀損問題，它同上述的不體面行為大相徑庭，是一件較為愉快的事情。事情也發生在同一個時期；從進行這件事既正式又莊嚴的角度來看，真可謂名副其實到可笑的程度。漢斯·卡斯托爾普並未親自參與此事的各個階段，只是通過有關此事的檔案、宣告書和記錄才瞭解其錯綜複雜的、戲劇性的過程，這些材料不但在山莊療養院內外廣為流傳，也就是說，它們不僅流傳在村、州和本國國土內，而且在國外和美國也以文字形式不脛而走，有一些人即使對這個問題肯定不感興趣或不願過問，也不得不注意起來，加以研究。
這是一個牽涉到波蘭人的問題，是一個名譽毀損問題，發生在最近到山莊療養院裡來的一群波蘭人中間。他們佔領了上等俄國人餐桌，形成了一片小小的「殖民地」——順便插一句，漢斯·卡斯托爾普現在已不再坐在那邊了，而且遷到克萊費爾特的席上去，以後又坐到薩洛蒙太太那兒，最後又搬到萊費小姐處。這群人十分高雅，頗有騎士風度，誰如果一豎起眉毛，內心就作好了一切準備。我們要說的是一對夫婦和一個未婚女郎，她同其中一位男士保持著友好關係。別的都是有紳士風度的男人。他們的名字分別是楚塔夫斯基、啟辛斯基、馮·洛辛斯基、米哈伊爾·洛迪戈夫斯基、萊奧·馮·阿沙拉辛斯基等等。故事是這樣發生的：有一天，他們中間一位名叫雅波爾的先生在山莊療養院的餐廳裡喝香檳酒，當時還有其他兩位紳士在場，他在這兩位紳士面前談起了楚塔夫斯基先生的夫人，還談起了一個名叫克雷洛夫的小姐，她是洛迪戈夫斯基先生的親密朋友。手續、措施和程式均由此產生，它們構成了這份釋出到各地到處流傳的檔案的內容。漢斯·卡斯托爾普念道：
「宣告書，譯自波蘭文原文——一九××年三月二十七日，斯丹尼斯拉夫·馮·楚塔夫斯基向安東尼·啟辛斯基和斯丹芬·馮·洛辛斯基博士提出請求，希望他們以他的名義向卡西米爾·雅波爾先生交涉，要求同他決鬥以保全名譽，此案實質是：卡西米爾·雅波爾先生在同雅努什·臺奧費爾·雷納爾特先生和雷奧·馮·阿沙拉佩蒂安先生談話時，對楚塔夫斯基的夫人雅特維迦·馮·楚塔夫斯卡構成了嚴重的侮辱和誹謗。
「上述談話發生於十一月底。當馮·楚塔夫斯基先生數日前間接聞知上述情況後，他即刻採取步驟，以便確切地獲悉事實之真相及內容。在上一天，一九××年三月二十九日，他通過雷奧·馮·阿沙拉佩蒂安先生之口確證了此種誹謗與侮辱，那位先生是侮辱性言詞和譏諷的直接見證人；因此，斯丹尼斯拉夫·馮·楚塔夫斯基先生毫不遲疑地委託下列簽名人，授權他們向卡西米爾·雅波爾提出有關名譽權的訴訟。
下列簽名人作如下宣告；
1.根據一九××年四月九日由斯捷斯塔夫·西古爾斯基和塔杜斯·卡迪伊在雷姆堡有關拉迪斯拉夫·戈杜雷茨基先生控告卡西米爾·雅波爾先生一事所作的記錄，另外，根據一九××年六月十八日名譽裁判所在雷姆堡對上述之事所作之判定，而兩份書面材料之內容相符，均認為卡西米爾·雅波爾先生由於屢次言行均有失體面，失去了紳士的資格。
2.下列簽名人根據上列事實得出了富有意義的結論，並且明確認為，絕對不能認為卡西米爾·雅波爾先生尚有任何決鬥能力。
3.下列簽名人認為，針對一個缺乏榮譽概念的人處理有關名譽毀損之事或作為仲裁人，就他們本身來說是不能允許的。
鑑於上述事態，下列簽名人提請斯丹尼斯拉夫·馮·楚塔夫斯基先生注意：想通過名譽權的訴訟向卡西米爾·雅波爾先生提出控告以恢復名譽權，是徒勞無益的，我們勸他不如採取刑事審判的途徑，以阻止像卡西米爾·雅波爾這樣不能提供滿意答覆的人進一步傷害別人——（日期及簽名）安東尼·啟辛斯基博士和斯丹芬·馮·洛辛斯基博士。」
漢斯·卡斯托爾普繼續讀下去：
「記錄——
斯丹尼斯拉夫·馮·楚塔夫斯基先生和米哈伊爾·洛迪戈夫斯基先生之間事情的證人；
以及卡西米爾·雅波爾先生和雅努什·臺奧費爾·雷納爾特先生之間的證人；
地點在達沃斯療養地旅館的酒吧間，時間在一九××年四月二日晚上七時三十分至七時三刻之間。
斯丹尼斯拉夫·馮·楚塔夫斯基先生鑑於他的代理人安東尼·啟辛斯基和斯丹芬·馮·洛辛斯基博士一九××年三月二十八日就卡西米爾·雅波爾先生之事所作的宣告，經過深思熟慮後，確信他們因卡西米爾·雅波爾先生‘嚴重侮辱及誹謗’楚塔夫斯基夫人雅特維迦而建議向他提出刑事訴訟一事對方不會同意決鬥，因為：
1.人們有足夠的理由懷疑，卡西米爾·雅波爾先生在指定時間不會在裁判所面前出席；鑑於他是一個有奧地利國籍的人，對他作進一步的懲戒不但有困難，而且簡直是不可能的；
2.再者，對雅波爾先生進行法律懲罰並不能彌補他因企圖誹謗斯丹尼斯拉夫·馮·楚塔夫斯基先生及其夫人雅特維迦的名譽和家族所造成的損失；
因此，斯丹尼斯拉夫·馮·楚塔夫斯基在間接獲悉卡西米爾·雅波爾先生擬於次日即離開療養院後，採取了他認為是最簡便、最徹底的、而鑑於目前情勢也是最適當的方法；
於是，在一九××年四月二日晚上七時三十分至七時三刻之間，在療養地旅館的美國酒吧間裡，他在他夫人雅特維迦和米哈伊爾·洛迪戈夫斯基以及伊格納斯·馮·梅林面前，打了卡西米爾·雅波爾先生幾記耳光；當時他坐在酒吧間裡喝酒，身邊同他做伴的還有雅努什·臺奧費爾·雷納爾特先生和兩位不熟識的少女。
隨後，米哈伊爾·洛迪戈夫斯基先生打了卡西米爾·雅波爾的耳光，附帶宣告這是為了懲罰他對克雷洛夫小姐和對自己所進行的嚴重侮辱。
緊接著，米哈伊爾·洛迪戈夫斯基先生打了雅努什·臺奧費爾·雷納爾特先生的耳光，為了是他對楚塔夫斯基先生和夫人毫無根據地進行傷害。
接著，斯丹尼斯拉夫·馮·楚塔夫斯基先生不失時機地連續打了雅努什·臺奧費爾·雷納爾特先生好幾下耳光，為的是他對自己的夫人和克雷洛夫小姐進行了汙衊，玷辱了她們的名譽。
在上述過程中，卡西米爾·雅波爾先生和雅努什·臺奧費爾·雷納爾特先生始終聽任他們擺佈，一點也沒有還手。（日期及簽名人）
米哈伊爾·洛迪戈夫斯基，伊格納斯·馮·梅林」
這種迅雷式的當眾打耳光，漢斯·卡斯托爾普若在平時一定會哈哈大笑，但目前的精神狀態使他笑不出來。他讀了以後反而感到一陣戰慄，當事人一方的做法無懈可擊，另一方則卑劣而榮譽掃地，這兩方面的對比情況，讀者從檔案中可以一目瞭然。儘管這些事實冷靜而客觀，卻深深地打動了他的心。別人也都有這樣的感受。人們到處在熱烈地研究波蘭人的名譽毀損問題，談論起來無不咬牙切齒。卡西米爾·雅波爾先生的反駁起不了多大的效果，其原因在於楚塔夫斯基十分清楚地瞭解這樣一個事實：他，雅波爾，在雷姆堡的某些自吹自擂的花花公子曾經說過他沒有決鬥能力，他毫不遲疑所採取的一切步驟只是純粹裝模作樣而已，他事前已經知道他是不會參加決鬥的。此外，楚塔夫斯基不想控告他雅波爾的唯一理由，是因為每個人連他本人在內，都清楚地知道，他的妻子雅特維迦在雅波爾手裡有許多把柄，他雅波爾要提供真憑實據乃易如反掌，即使把克雷洛夫傳到法庭裡，對他們也不會有多大光彩。不管怎麼說，這隻證明他雅波爾本人不能參加決鬥，而同他談話時的搭檔雷納爾特卻並無牽涉，而馮·楚塔夫斯基設起防來，以免使自己處於危險之中。關於阿沙拉佩蒂安在整個事情中所起的作用，他不願說。不過就療養地旅館酒吧間裡的這場戲而論，他，雅波爾，即使口齒伶俐，富有機智，卻是一個十分衰弱的人；他發現馮·楚塔夫斯基和他的朋友以及力氣異乎尋常的楚塔夫斯卡在體力上都比他佔優勢，特別是同他雅波爾和雷納爾特作伴的兩位女郎雖然生氣勃勃，卻膽小如鼠。因此，為了避免野蠻的格鬥和當眾出醜，他示意本來想起而抵抗的雷納爾特保持安靜，而且看在上帝分上暫且忍氣吞聲地同楚塔夫斯基先生和洛迪戈夫斯基先生保持社交來往，這對他們沒有什麼壞處，而在旁觀者眼裡卻看成是一種有趣的笑柄。
因此，對雅波爾來說，他的名譽自然已經沒有多大挽回的餘地了。從他的對手釋出的一些宣告中，人們可以看出一個鮮明的對比：哪一方面光明磊落，哪一方面卑劣無恥。他的反駁，對於上述鮮明的對比並不能起到多大的作用，何況他又沒有楚塔夫斯基那夥人多樣化的宣傳本領。他只是把自己的反駁文章打字影印了幾份，分給一些人。反之，楚塔夫斯基方面的上述那種「記錄」，每個人都收到一份，即使對此事毫無興趣的人也收到了。例如納夫塔和塞塔姆布里尼也得到這樣的材料。漢斯·卡斯托爾普看到他們手裡有這種東西；他驚訝地注意到：即使是他們，也臉有慍色、全神貫注地低下頭讀著其中的內容。由於療養院裡主宰著的那種精神狀態的影響，漢斯自己一直悶悶不樂，連一宣告朗的嘲笑都沒有，但他至少希望從塞塔姆布里尼那裡聽到一些冷嘲熱諷。可是這種正在蔓延的傳染病，也涉及了那位共濟會會員清晰的頭腦，漢斯·卡斯托爾普對此看得清清楚楚。顯然，有某種力量使他笑不出來，打耳光的那件事給他留下了深刻的印象，他十分興奮，而又焦躁不安。此外，他的健康狀況慢慢地、不停地惡化，要復原只是自欺欺人的想法，這使那個熱愛生活的人感到沮喪。他詛咒自己的病，痛恨自己，瞧不起自己，認為這是一種恥辱；這段時間來，病情迫使他一連數日臥床休息。
住在一個屋子裡的論戰對手納夫塔，情況也不見得好些。在他的有機體內部，疾病也在發展。他過早地結束耶穌會的活動，乃是因為身體上的原因，或者不得不說，是以此作為一種藉口。他所住的高原和高地上稀薄的空氣，也不能阻止疾病的蔓延。他也常常纏綿床側；他的聲音本來已像敲破碟子一樣，現在說起話來更是一副破嗓子了，而且體溫愈高，話說得愈多，措詞也比以前更加尖酸刻薄。塞塔姆布里尼先生對疾病和死亡在精神上是抱著抵抗態度的，在卑劣的自然的巨大威力面前宣告失敗，對他來說是十分痛苦的，但矮小的納夫塔對此卻並不在乎。他對身體狀況惡化所抱的態度不是悲哀和懊惱，而是愉快的嘲諷，對戰鬥懷著獨一無二的興趣，在思想上有一種懷疑、否定和詭辯的癖好，這對塞塔姆布里尼的鬱鬱寡歡是一個極為嚴重的刺激，因而兩人在意識形態上的爭鬥日益激烈。漢斯·卡斯托爾普當然只能談論他在場時的一些情況。不過他感到相當肯定的是；他並不錯過一次機會，他是受教育的物件，為了引起他們重要的學術討論，他有必要在場。如果他讓塞塔姆布里尼先生費一番精神，去發現納夫塔那些惡毒的話值得一聽，那麼他必須承認，這些話已漸漸超出了節度，而且經常大大超過了精神的健康的領域。
這個病人並沒有力量或意志去超越疾病，而是在疾病的圖景和表徵來看到這個世界的。納夫塔說，物質是非常糟糕的一種素材，精神在其間不可能實體化；塞塔姆布里尼先生聽了這種話十分憤慨，恨不得他那在旁聆聽的學生當場離開房間，或者封住他的耳朵。要在這方面作出努力，簡直是愚蠢透頂。這會有什麼收穫呢？一種不倫不類的髒東西！被人吹捧的法國大革命，其實際結果不過是一個資本主義式的布林喬亞國家——真是糟透了！人們本來希望情況會有所改善，結果到處釀成恐怖！世界共和國，這會帶來幸福，確鑿無疑！進步呢？哎，有一個出名的病人，他經常改變自己的姿勢，滿以為這樣可減輕痛苦。人們暗暗地、但並未公開表露地普遍希望戰爭，這又是這種精神狀態的又一種標誌。這個戰爭，它總要爆發的，而這是一件好事，儘管它的結果並不會像發動戰爭的人所期望的那樣。納夫塔輕蔑安全第一的市民國家。有一個秋日，他們在療養地的大街上散步，天忽然下起雨來，眾人像聽到一聲號令似的都在頭頂上撐起雨傘來。納夫塔就借題發揮，說這是膽怯和庸俗的軟弱的一種象徵，而這正是文明的產物。「泰坦尼克」號郵船的沉沒是一個意外事件和不祥之兆，這使人們回覆到遠古時代，確實令人振奮。後來，人們又大聲疾呼，要求「交通」方面有更多的安全。一當「安全」受到威脅，總是輿論譁然。這真是叫人傷心，就其人道的軟弱性來說，同布林喬亞國家內經濟戰爭領域內貪婪的野蠻性和寡廉鮮恥實際上是合拍的。戰爭啊，戰爭！他是贊成戰爭的，世界上普遍出現的戰爭熱，在他看來是值得尊敬的。
但塞塔姆布里尼先生馬上在談話中引用了「正義」這個詞，把這一崇高的原則看作是對付內部政策和外部政策破產的有效手段。納夫塔剛才還認為精神是一種高不可攀的東西，不能、也不該用現實的形態體現出來，此刻卻對這種精神本身表示懷疑，力求對它進行詆譭。正義！難道它是一種值得崇拜的概念嗎？是第一流的概念嗎？是一個神聖的概念嗎？上帝和自然是不公正的，它們有自己的寵兒；它們高興選擇什麼就選擇什麼，對某個人飾以荊棘的榮冠，對另一個人則賜以平淡而卑微的命運。而具有意志力的人呢？對他來說，正義一方面是一種軟弱無力的東西，本來就值得懷疑——另一方面，它是號召我們去投身於毫無顧忌的行動的號角聲。因此，一個人為了不失自己的道德性，必須經常用前面一種意義的「正義」來修正後面一種意義的「正義」——那麼概念的絕對性和過激性又在哪兒呢？此外，人們是否「公正」，有時根據一個立場來判斷，有時或者根據另一個立場來判斷。其餘的則是自由主義，目前連一條狗也對此不感興趣。正義不言而喻的是布林喬亞修辭學的空虛言詞，為了行動，我們首先了解人們指的是哪種正義：是指給每個人以自己本分權利的正義呢，還是給眾人以平等權利的正義。
我們從他口若懸河的談話中，有幸舉出一個例項說明納夫塔是怎樣存心把理性搞混的。然而當他談起科學的時候，情況就更糟了——他是不相信科學的。他不相信科學，他說；因為信不信它，悉聽人們自便。它像其他任何東西一樣，是一種信仰，只是比其他任何東西更糟糕，更愚蠢，而「科學」這個詞兒的本身是最愚昧的現實主義的一種表現，它恬不知恥地把客觀事物在人類智力中投下的頗成疑問的印象看作是真的東西，或者偽稱為真的東西，並且從中得出人類所能指望的極其愚昧、極其悲慘的教條來。難道自己存在、也為自己而存在的物質世界的概念不是自相矛盾中最可笑的一種嗎？但近代的自然科學，作為教條來說，僅僅是以形而上學的假定為基礎的，即我們有機體的認識形式、演出一切現象的空間、時間和因果律，都是實實在在的情況，它們不依賴我們的認識而存在。這種一元論的主張是對精神最最無情的侮辱。時間、空間和因果律，用一元論的話來說，就是進展——這就是自由思想——無神論的似是而非宗教的中心教條。藉助於這種似是而非的宗教，人們駁斥摩西的第一書，企圖用啟蒙知識來對抗荒誕無稽的寓言，彷彿海克爾在創造世界時曾親身在場似的！經驗的知識！宇宙中的以太果真能精密地計算出來嗎？原子，這個「最小的、不可分割的單位」不過是純粹數學上的玩笑——它真的能夠證實嗎？空間和時間的無限性的學說，是否確實以經驗為基礎？事實上，只要一個人有少許邏輯頭腦，就能在空間和時間的無限性和實在性的教條方面獲得了愉快的經驗和結果，也就是說，獲得了一無所有的結果，也就是基於這樣的觀點，實在論是真正的虛無主義。為什麼？理由很簡單，因為你所假定的任何大小同無限的關係等於零。在無限的空間中，並沒有什麼大小；在永恆的時間中，既不存在持續，也不存在變化。在無限的空間中，由於每個距離在數學上都等於零，兩個點是不能並存的，物體不必說了，運動更不消說了。他，納夫塔，明確地指出這點，為的是對付唯物主義科學的大言不慚，竟把它關於天文學方面的胡謅和關於「宇宙」的囈語稱為「絕對認識」。可憐的人類啊，他們在誇誇其談地擁有了一大堆毫無意義的數字後，竟把自己看得一文不值，連認識自己重要性的那份激情也失去了！如果人類的理性和認識不離開塵世，而且在此範圍內把主觀和客觀的各種經驗看作是實在的，那倒還可以過得去。如果不滿足於塵世現象而欲探究永恆的奧秘，搞起宇宙論、宇宙開闢論來，那就不是開玩笑了，其狂妄的程度達到駭人聽聞的頂峰。如果任何一顆星星到地球間的「距離」以萬億公里或光年計算，而且設想人們利用這樣一個大的吹牛數字在精神上就能洞察無限和永恆的本質，那歸根結底是褻瀆神明的無稽之談！然而無限性和大小全無關係，而永恆也同時間的持續和時間的距離絲毫無涉，和自然科學的概念毫無共同之處，簡直是對我們稱之為自然的那個東西的揚棄！確實，天真無邪的孩子認為星星是天幕裡的小孔，永恆的光輝從它們那裡照耀出來，在孩子看來，這樣的看法比一元論科學對於「宇宙」那套空洞、荒唐而又狂妄的議論親切幾千倍哩！
塞塔姆布里尼問他，他納夫塔對星星是否也懷著同樣的看法。對此他回答說，對此他得表現得謙遜些，而且保留懷疑的自由。從這裡又一次可以看出，他說的「自由」是什麼意思，而且這樣一個概念會引導到哪個方向去。但願塞塔姆布里尼先生不要找到什麼理由，怕漢斯·卡斯托爾普覺得這一切都是值得聽的！
納夫塔懷著惡意，伺機偵查出人類在征服自然時取得的進步所表現出的弱點，指出這種進步的代表者和開拓者倒退到人類非理性的境界中去。他說，航空者和飛行員大多是一些品質惡劣而不可靠的人物，尤其非常迷信。他們在飛機上隨身帶著吉祥物，如豬和一隻烏鴉之類，他們在不同的地方啐三次唾沫，他們戴著好運氣的駕駛員戴過的手套。這種原始的反理性現象，怎麼能與他們的職業賴以為基礎的世界觀調和呢？納夫塔指出，這種矛盾現象使他高興，使他心滿意足，他早已對此進行過指摘……不過納夫塔的惡毒攻擊比比皆是，不可勝數，現在還是談談具體的事吧。
二月的某一天下午，一些男士們集合起來到蒙斯泰因去遠足，從他們每天逗留的所在乘雪橇到那邊，需要一小時半光景。他們是納夫塔、塞塔姆布里尼、漢斯·卡斯托爾普、費爾格和韋澤爾。他們乘兩輛由單匹馬拉的雪橇出發，漢斯·卡斯托爾普同人文主義者坐在一起，納夫塔跟費爾格和韋澤爾坐在一起，韋澤爾坐在馬車伕旁邊。三點鐘左右，他們從納夫塔和塞塔姆布里尼的寓所出發，大家都把衣服裹得緊緊的。馬車沿著右面的斜坡路，經過格拉利斯和弗勞恩基爾希向南方行駛。一路上他們看到靜靜的雪景，還伴著親切的鈴聲。預示風雪的雲層迅速移動，離開這裡的天邊，因此在他們身後雷蒂岡山脈上面只能看到一條淡藍色的光帶。氣候凜冽，山巒上披著濃霧。雪橇經過的道路在峭壁與深谷之間，狹而平，周圍沒有柵欄，後來又向上高起，坡度很大，通向一個杉樹叢生的荒原。馬車一步一拖地走得很慢。他們經常遇上單身滑雪的人，他們一見到馬車就從雪橇裡跳下。在迂迴曲折的道路後面，有時會響起清越而有警告性的陌生的鈴聲，原來有兩匹馬前後拉動的雪橇駛來了，它在狹窄的道路上駛過來時，閃避起來需要異常小心。在目的地附近，可以眺見齊根斯特拉塞巖壁部分的美麗景色。人們脫去了裹在身上的外套，在蒙斯泰因的小賓館前下車（賓館的名字叫「療養地旅館」）。他們把雪橇拋在後面，再往前走幾步，朝東南方向眺望「斯圖爾塞格拉特」的風光。懸崖高達三千米，上面煙霧繚繞。某個地方聳起了一個高入雲霄的巖角，巖角矗立在雲霧中，超世脫俗，遠遠地聳向天宇，有神聖地難以接近之感。漢斯·卡斯托爾普看了驚歎不已，同時也要別人讚賞。是他懷著一種謙卑敬畏的心情說出了「難以接近」這個詞兒，這就給塞塔姆布里尼提供了一個機會說話，他強調說那個巖壁已有不少人攀登過了。大體上說，天下差不多沒有人跡不到的地方。納夫塔反駁說，這稍稍有些言過其實，自吹自擂。他舉出了埃佛勒斯峰為例，說它到現在為止還冷冰冰地拒絕了人們的好奇心，而且看來還將繼續採取冷若冰霜的保留態度。人文主義者惱火了。這些男人回到了「療養地旅館」，這時旅館前面除了他們自己的雪橇外，還停著別人兩三輛解下了馬的雪橇。
大家可以在這裡住下。旅館的樓上有許多房間。那邊還設有餐廳，有鄉村風味，但暖氣裝置很好。遠足的人們向殷勤的老闆娘定了一些點心、咖啡、蜜、白麵包和梨子麵包——這是當地的特產。給馬車伕端來了紅葡萄酒。在別的桌子旁，坐著瑞士客人和荷蘭客人。
我們高興地說，我們這五位朋友由於喝了熱而相當美味的咖啡，又開始高談闊論起來。但談話的內容我們不很清楚，因為實際上是別人說了幾句話後納夫塔一個人在獨白——他的獨白別出心裁，從社交角度看是得罪人的；也就是說，這位過去的耶穌會會士轉過身去背對著坐在對側的塞塔姆布里尼，專門向漢斯·卡斯托爾普親切地教誨起來，把其餘兩位先生根本不放在眼裡。
他那即席談話的主題究竟是什麼，我們難以叫出名稱來，漢斯·卡斯托爾普聽了連連點頭，似乎部分地表示贊同。實際上，他談的也許不是首尾一貫的什麼題材，而是漫無邊際的精神方面的問題，大體上涉及精神生活現象的曖昧性，並且用懷疑的態度指摘由此推匯出的高遠概念的彩虹般多變的性質和戰鬥的無能性，同時指出，絕對觀念在塵世上是披著何等絢麗多彩的外衣出現的。
不管怎麼說，人們從他的長篇談論中可以聽出，他講的是自由問題。不過他談論時概念十分混亂。話題中還涉及十九世紀初的浪漫主義以及歐洲這場運動誘人的兩面性，在這一運動面前，只要反動與革命兩個概念沒有在一個更高的概念裡統一起來，它們就失去了意義。因為把革命的概念僅僅同進步和勝利地突進的啟蒙思想結合起來，不言而喻是極其可笑的。歐洲的浪漫主義運動主要是一種追求自由的運動，它是反古典的，反經院哲學的，反對古典的法蘭西趣味，反對理性的古老學派，把理性主義的衛護者嘲笑為「塗脂抹粉、頭戴假髮的形式主義者」。
納夫塔又談起自由戰爭，談起費希德那些號召人民狂熱地、高唱著戰歌起來反對不堪忍受的暴政的那份激情——當時，嘿，嘿，可惜得很，自由，也就是革命思想，已經是一個有形之物了。十分有趣的是：他們高歌猛進，是為了擁護反動的君主專制制度而擊潰革命的專制制度，這就是他們為自由幹出的事。
在旁傾聽的這位青年是能夠看清外部自由和內部自由兩者的區別的，同時認清這樣一個微妙的問題：確切地說，嘿，嘿，不自由是同一個民族的榮譽一點兒也不調和的。
實際上，自由與其說是一個啟蒙的概念，倒不如說是一個浪漫的概念，因為它同浪漫主義一樣，竭力限制人的擴充套件的衝動，兩者雖都熱情地強調自我，但都有抑制的成分。對自由的個人主義的渴求，產生了對國民傳統的懷古的、浪漫的崇拜，它在性質上是好戰的，人道的自由主義者稱之為陰暗的崇拜，儘管後者也鼓吹個人主義，只是方式方法稍稍不同罷了。個人主義確信個體的無限的、宇宙的重要性，基於這種確信，產生了靈魂不滅說、地球中心論和占星術，因而帶有浪漫的、中世紀的色彩。另一方面，個人主義有自由化的人文主義傾向，容易走向無政府主義，而且要不惜一切代價保護親愛的個人，免得成為集團的犧牲品。這就是個人主義的兩面性和一詞多義性。
然而我們必須承認，對自由的熱情產生了自由最出色的敵人——同不敬神的破壞性的進步作鬥爭的過去的聰明騎士。納夫塔舉出了安恩特的名字，他詛咒個人主義，讚美貴族主義；還舉出了格雷斯的名字，他寫了基督教神秘主義的書。那麼，神秘主義同自由什麼關係也沒有嗎？難道它不是反經院哲學的、反教條的和反僧侶的嗎？人們自然不得不在教權政治中看到一種實現自由的力量，因為它對君主制無限大的勢力起著阻遏作用。不過中世紀末期的神秘主義，在宗教改革先驅的意義上顯示出它的自由主義傾向——宗教改革，嘿，嘿！反過來又是自由與中世紀倒退的一塊解不開的毛氈！……
路德的事業……哎，不錯，它的優點是明確而如實地顯示出事業，總的事業本身可疑的性質。聽納夫塔談話的人是否知道這是什麼樣的事業？舉例來說，其中一項事業就是愛國學生團員山特謀殺了樞密院議員科策布。從犯罪學的角度說，「迫使」年輕的山特「手持武器」的動機是什麼？不言而喻，是對自由的熱情。然而仔細觀察一下，實際上並不是對自由的熱情，而是道德的狂熱和對異族輕浮行為的憎惡。確實，科策布曾為俄國人僱傭，曾為「神聖同盟」服務，因而山特也許是為了自由而暗殺他的。可是實際上，由於山特身邊有幾位知己朋友是耶穌會會士，我們又不敢對此加以斷言。總而言之，不管這是怎樣一種事業，採取這種不高明的手段所懷的動機無論如何叫人摸不透，而它對澄清精神問題也很少有什麼幫助。
「能不能讓我問您一句話，您那樣不三不四的話究竟快要說完了沒有？」
塞塔姆布里尼先生問道，口氣有些嚴厲。他一直坐在那邊，用手指敲著桌面，還捋起小鬍子來。現在他再也憋不住了。他已經忍無可忍。他直挺挺地坐著，不，豈止是直挺挺的——他臉色刷白；不妨說，他坐時兩腳踮起，只有大腿同椅子接觸到。他的黑眼睛閃閃發光，直愣愣地瞅著對手，而納夫塔則故作驚訝地轉身面對著他。
「請問，您這話是什麼意思？」納夫塔反唇相譏。
「我的意思是，」義大利人吞吞吐吐地說，「……我的意思是說，我已打定主意，不能再讓您胡纏這個沒有人好好保護的年輕人，在他面前說一些模稜兩可的話！」
「先生，我要求您好好注意自己所說的話！」
「這樣的要求嘛，先生，我看並不必要。我對自己的話一向是注意的。如果我說您的言行不僅在思想上迷惑了那個動搖不定的青年，把他引入歧途，而且在道德上也毀了他，因而是寡廉鮮恥的，光用語言不足以懲罰，那麼我這樣的話也完全符合事實……」
說「寡廉鮮恥」這個詞時，塞塔姆布里尼用手掌猛擊一下桌面，同時把椅子推向後面，直挺挺地站了起來。這是一個訊號，其餘眾人也跟著站了起來。其他桌子旁的人也注意地向這邊看來——實際上只有一張桌子的人在看，瑞士客人已經走了；只有一些荷蘭人在驚訝地傾聽他們的唇槍舌劍。
於是大家僵直地站在我們這張桌子旁：漢斯·卡斯托爾普和兩個論戰對手，對面是費爾格和韋澤爾。五個人都臉色慘白，眼睛張得大大的，嘴巴在抽搐。難道這三個局外人不曾作一番寧人息事的嘗試，用戲謔的話來緩和緊張空氣，或者說一些勸解的話使他們言歸於好嗎？他們不曾作這樣的嘗試。瀰漫在療養院裡的那種精神狀態使他們做不出這樣的事來。他們站立著，哆嗦著，不由自主地攥緊了拳頭。哪怕是a.k.費爾格，那個平時自稱與一切崇高的東西無緣、一開始就不願對他們爭論的重要意義加以權衡的人——哪怕是這個人也確信他們此刻所進行的是一場你死我活的爭辯，即使對這個問題十分著迷的人也只能讓這件事聽其自然，別的無法可想。他那善意地翹起的小鬍子一上一下地抖動得很厲害。
室內鴉雀無聲，只聽得納夫塔在咬牙切齒。對漢斯·卡斯托爾普來說，他又經歷了發生維德曼事件時那種毛髮直豎的情況：他原來估計這只是說說而已，實際上不會那麼劍拔弩張。可現在，納夫塔確確實實不吭一聲地把牙齒咬得格格響，這是一種不愉快的、令人喪膽的怪聲，同時卻又是一種竭力剋制自己的某種可怕的訊號。他並不大叫大嚷，而是輕聲地說話，說時伴著某種羞澀的乾笑：
「寡廉鮮恥？懲罰？難道連善良的驢子也要咬人了？難道我們這位文明的衛道士已經走到非白刃相見的地步不可了？我開頭時說這是一種成功——不過我得輕蔑地補充一句：這種成功來得太輕易了，因為一個溫和的嘲笑已足以使警覺的道德觀念大發雷霆！其他的事會自行其是的，先生。‘懲罰’也是這樣，它也一樣。我希望，您的那些文明的原則不會妨礙您明白您對我欠下了什麼。否則，我就要被迫採取某種手段，去考驗您的那些原則了……」
塞塔姆布里尼先生挺直了身子，於是對方又繼續說下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