再說，駐在中國東北的第七三一部隊曾經在石井中將領導下研究過種種戰略用的細菌。警視廳首先懷疑到“帝國銀行事件”兇犯必是這些復員軍人當中的一個，這也是很自然的事。
事實上，從偵查綱要中可以明顯地看出這種方針已經推進到一定的程度。
“前面第壹部分第（5）項後段（指嫌疑最大的是對醫療、防疫、經管藥品，以及這些方面的研究、試驗等有經驗者，尤其是自海外歸來的人員和舊軍部方面的研究員以及特務機關人員、憲兵等。——作者原注）已經提到，兇犯屬於上述各範圍的可能性極大，希望對這方面進行調查時格外仔細。截至目前為此，偵查經驗證明上述大部分人如今都在醫療、防疫、藥品系統的機構中任職，對這些人員進行偵查時尤需特加註意。本綱要後並附以總部所發現的上述人員中屬於貴部管轄下的名單，請貴部逐一調查有無嫌疑。鑑於登記名單時多有遺漏，如貴部無嫌疑犯，請有關人等提出曾經屬於同一部隊的其他有過以上經歷的同僚，調查後請與本廳聯絡，將結果示知為荷。”
從這裡可以看出，偵查工作已經相當明確地針對舊軍部方面進行著，甚至連名單都附上了。指示中並且還說，可能仍有遺漏，請向列入名單上的人打聽一下。
在這裡值得注意的一個事實是：舊軍部方面有過這種經歷的人現在大部分都在醫療、防疫、藥品方面的機構中任職。
當時，無論是第七三一部隊的骨幹還是第九技術研究所繫統的成員，對細菌和毒藥的知識都是極其豐富的。他們一復員，就在民間的醫療、防疫機構和藥品系統的公司中任職，這也是極其自然的事。如今也一定還有不少人依然在藥品公司擔任技術性的職務。
但是問題在於：難道只有民間的藥品公司收容了這些出色的技術員嗎？決不是這樣的。其中的百分之幾早已由美軍總司令部的公共衛生科悄悄地留用了。在這方面資格最老的是曾經在第七三一部隊當過隊長的石井四郞中將。
戰爭快結束時，石井中將很快地就回了國。戰後一個時期他在新宿區若松町開旅館，還遭到新聞記者的糾纏，後來他就蹤跡不明瞭。
石井中將的第七三一部隊的部下曾被蘇聯方面逮捕，作為戰犯受審判。一九五〇年，審判記錄日文版在莫斯科出版，書名是：《前日本陸軍軍人因準備和使用細菌武器被控案審判材料》（此書也有中文版，莫斯科外國文書籍出版局一九五〇年出版。——譯者注）。
但是回到日本的石井中將系統的人們不但沒有被美軍作為戰犯問罪，反而被美軍總司令部留用。美國佔領軍為什麼要利用他們？因為當時日本陸軍裡的細菌研究已取得顯著的進展，無論是石井技術部隊還是第九技術研究所都是這樣，所以美國處心積慮想利用他們。
反過來也可以說，蘇聯方面所以把以梶冢隆二軍醫中將（停戰時的第一〇〇部隊最高領導）為首的軍人當作戰犯審判，是由於斷定他們沒有可利用的價值；美國方面庇護以石井中將為首的軍人則是由於斷定他們有可以利用的價值。這種價值自然是指要在將來的區域性戰爭中加以使用。因此，美軍總司令部對內部正在極端秘密地進行細菌研究一事，必須嚴加保密，不能走漏訊息。
如果帝國銀行兇犯是受美軍總司令部庇護的細菌部門系統的人，這件事就非同小可。他們要庇護的倒不是兇犯本人，如果因而把美國留用日本舊軍人進行細菌研究一事洩露出去，問題就鬧大了。這件事一旦公諸於世，是非常不妙的。因此，要是警視廳向舊軍部撒下的偵查網越收越緊，問題越來越尖銳化，自然就會造成尷尬的局面。被佔領軍稱作的日本警視廳的偵查技術是很卓越的。它一步步地、然而準確、精密地收縮著向舊軍部撒下的網。案件又是這樣重大，日本報紙自不必說，連外國記者也都眾目睽睽地注視著它的發展。假使外間對美軍總司令部內細菌研究部門的存在微有所聞，儘管佔領軍能夠禁止日本報紙披露，卻禁止不了世界各國特派記者的報道。案件剛發生後，警視廳曾把本案活下來的受害者送到聖母醫院去住院，當時嚴禁日本新聞記者與他們會面，可是無法禁止外國新聞記者的採訪。共同社記者曾到醫院向活下來的帝國銀行職員瞭解情況，發表了一篇特訊——該記者是化妝成外國記者才去成的。
十五
平澤貞通剛被押送到東京時，高木檢察官和藤田刑事部長都還沒有把握判定平澤為真兇。由於一路上押送的情況極其殘酷，社會上引起了關於人權問題的抗議，檢察官甚至還表示“初步調查後馬上就釋放”。不料被告平澤過去在日本堂曾經犯過的支票欺詐案一經揭露，輿論就開始深信平澤可能就是本案的真兇了。警視廳也忽然轉過來說平澤是真兇。對被告平澤說來，“日本堂事件”確實是決定他的命運的關鍵。
其實，“日本堂事件”只不過是個支票欺詐案。欺詐案和大批兇殺案性質是截然不同的。但是這卻使一般人產生了這麼一種印象：既然他做過那樣的壞事，說不定也幹得出毒死許多人的事。不過，熟練的偵查員們應該比誰都懂得，幹得出欺詐勾當的人不一定殺得了人。欺詐犯和殺人犯的性質根本不同，可是社會上卻不這麼看。這裡，對於推斷平澤的犯罪情況，檢察官方面有著巧妙的舞文弄墨。
再說，在“帝國銀行事件”上使用過的毒藥並不是審判庭上所說的氰化鉀。高木檢察官在開始審判時用的是“氰酸化合物”一詞，不知從什麼時候起，竟然變成了“氰化鉀”。在“帝國銀行事件”，中所使用的確實不是純氰化鉀，而是一種特殊的化合物。不管它是否叫作“丙酮合氫化氰”或“硝醯”的那種東西，反正它確實不是純氰化鉀。從毒效發作遲緩的特徵來看，也可以知道是在氰化鉀上進行過特殊的化合操作，決不是像撿察官所堅持的那樣“氰化鉀由於陳舊而毒效發作遲緩”，那簡直是荒謬絕倫。
因此，反而可以這樣說：如果“帝國銀行事件”中所使用的毒藥是純氰化鉀，平澤或許是兇犯，然而如果那是一種特殊的化合物，兇犯就絕不可能是平澤。
那末，如果平澤不是兇犯，究竟真兇是什麼樣的人呢？下面，要在這方面進行一些推測。
十六
關於這一點，材料是很豐富的。在帝國銀行犯罪時，兇犯絲毫不動聲色，舉止安詳地量出了藥液，經過精密的計算毒死了人。正如偵查綱要中屢次提到的，從他達種鎮定神態可以推測出他以前有過這方面的經驗。兇犯攜帶著據說主要是陸軍研究所繫統使用過的“駒込型”玻璃吸管。當場表演時那種喝藥的方式也絕不像是外行人掌握得了的。兇犯自己把第一種藥喝給人看，卻沒蒙受任何實際損害，這種謹慎的作法也需要精密的技術。
兇犯每次都說附近發生了赤痢或傷寒，假裝前來消毒。事實上，帝國銀行那次，附近的相田小太郞家確實發生了疑似斑疹傷寒的症狀。在口供裡平澤說他路過時看見了吉普車才想起這麼說的，其實，吉普車是在巷子盡頭，從大街上不大容易看見，況且吉普車是三點鐘以前停在那兒的。（據同乘在那輛吉普車裡的日本人——區裡的職員——的證詞，他們是在三點十五分左右回到區公所的。）因此，平澤不可能看到那輛吉普車。
對帝國銀行兇犯說來，發生這種必須呈報並隔離的傳染病可以說是他的必要條件之一。因此偵查當局認為從兇犯所處的地位而言，他是能夠得到東京都衛生局方面的情報的。但是難道只有東京都衛生局才收得到那樣的情報嗎？在當時的情況下，一旦發生了傳染病，東京都衛生局必然會報告美軍總司令部公共衛生科，因此，知道惡性傳染病發生情況的不僅是東京都衛生局。
兇犯在現場曾提出帕克中尉（或是赫奈特、柯特列、馬卡中尉）的名字。幾個證人聽得不大一樣，但經調查，知道確有其人。
偵查綱要中說：“兇犯在現場所說的佔領軍中尉的名字中，有兩個叫帕克和柯奈特。調查的結果，真有這兩個中尉，並且他們確實擔任過防疫工作。由此推測，兇犯也許和他們有關係——也就是說，當時參加過他們所從事的防疫工作。目下正根據以上線索努力偵查中。”
假若名字是胡謅出來的，即便由於偶然的巧合可能碰對一個，卻不可能一下子就猜對兩個真人的名字。兇犯是清清楚楚地曉得佔領軍防疫官的名字的。
從上述情況大致可以推測出毒殺犯是當時佔領軍所留用的搞細菌的日本舊軍人或軍隊裡的文職人員。這人的英語說得雖然並不流暢，但他會使用英語這一事實，不是也可以幫助我們推測出他是個留用人員嗎？當然，也未嘗不可認為他也許是為了使人信服他確是奉佔領軍的命令而故意使用英語的，不過還是認為此人與佔領軍有關來得更貼情貼理一些。
為了進一步考慮這一點，現在把兇犯在四個銀行裡出現和定製山口二郞名片的日子開列如下：
昭和二十二年十月十四日（星期二）下午三點到四點（莊安田銀行荏原分行犯罪未遂）。
昭和二十三年一月十七日（星期六）上午十點（定製山口名片）。
同年一月十八日（星期日）上午（取名片）。
同年一月十九日（星期一）下午三點到四點（在三菱銀行中井分行犯罪未遂）。
同年一月二十六日（星期一）下午三點到四點（在帝國銀行椎名町分行犯罪既遂）
同年一月二十七日、（星期二）下午三點半（在安田銀行板橋分行把支票兌成現款）。
警視廳偵查綱要上說偵查兇犯時要注意的不是“日期”而是“時間”。所謂“時間”是指兇犯在這段時間內的行蹤。但是我還想進一步提請大家注意兇犯是在星期幾活動的。除了定製和取走山口名片的那兩次是星期六和星期日外，其餘的犯罪日子都是星期一和星期二。偵查當局解釋說：“由於頭一天是星期日，星期一銀行的業務繁忙，兇犯乘亂而來。”那末星期二又怎麼來解釋呢？我的看法不同。
能不能說由於工作關係，除了星期一、二的下午以外，兇犯抽不出身來呢？星期六、星期日兩天（定製和取走山口名片的日子），佔領軍系統的機構放假，因此，上午也可以去。但是由於工作關係，星期一、二兩天他下午才有空。當時在佔領軍系統下工作可能是有這種情況的。在帝國銀行犯罪的那個兇手，星期三、四、五大概整天都脫不開身。
十七
比方說，讓我們考慮一下兇犯在二十七日（星期二）到安田銀行板橋分行去取支票時的情形。按照一般情況，兇犯總想乘著通告還沒下來，儘快把支票兌成現款；因此，上午去總比下午去要來得安全一些。可是實際上兇犯直到下午三點半才出現。這就是說，星期二他下午才能抽出身來。那末也可以設想，既然兇手是去犯這麼重大的案子，也許會請假去幹吧？但是在犯案的當天請假，嫌疑就更大了。
其次，兇犯選的是附近有不少房子在空襲中被炸燬了的偏僻的小銀行。這種銀行裡也不過有二三十名職員，也就是說，在掌握人數這一點上大概剛合適。他的行動範圍呢，北自板橋，南至品川附近（荏原）；椎名町和中井在這兩者之間。為了定製名片，他還在銀座出現過。他的行動範圍誠然可以說是遍及全東京都的南北了。當然，他是在不同的日子去的。但是如果他下午才能離開崗位（而且他總是在三點以後才到現場），在那以前抽不出身，從這裡也可以看出一種機動性。
尤其是他到帝國銀行椎名町分行作案那次，剛下過雪，路很難走。
替平澤辯護的人說，平澤當時不在現場，因為五十七歲的平澤不可能穿著膠靴在短短的時間內趕到現場。這種論斷也值得參考——也就是說，我認為兇犯大概是利用了吉普車才會有這種機動性。
兇犯訂下週密的計劃，在銀行裡作了案。他一定也會擔心正在作案時會不會有人從外面進來。比方說，雖然已經下了班，也許會有個顧客因事從便門進來，或是跑外勤的回來了。這種時候，只要有一個人從外面闖了進來，看到職員一個個地倒下去，那就萬事皆休。那人一定會馬上跑出去報警，兇犯就陷於困境了。既然兇犯訂下了那麼周密的計劃，要是沒有考慮過在這種場合該採取什麼措施，倒不合情理了。他一定做好了準備，不會只靠僥倖行事。
比方說，可不可以這樣地假定呢？兇犯是佔領軍裡的高階工作人員，乘著吉普車來到銀行附近，把吉普車停在不惹人注意的地方，然後走進銀行去。只要外面罩上件便大衣，人家就不知道他裡面穿的是什麼了。事實上，儘管銀行職員們記不清兇犯的服裝，卻說他穿著大衣。萬一有人追趕，他就立刻跑上吉普車，開車逃跑。當時，佔領軍的吉普車用的是黃色牌照，日本警察是輕易不能盤查的；而昭和二十二年到二十三年初正是佔領軍最威風的時候。
可是，根據偵查綱要看來，當局最初找過汽車的線索，後來就放棄了。大概是因為只能以日本方面的汽車為偵查物件，佔領軍的吉普車當然不在偵查範圍之內。
十八
提起吉普車，開到帝國銀行椎名町分行附近相田小太郞家的那輛，是不是也有進一步研究的必要呢？由於相田家發生了疑似斑疹傷寒的症狀，東京都衛生科的科員就陪同佔領軍軍人乘吉普車來消毒，但那一次的傷寒並不是傳染性的。辯護人曾提出，平澤在供詞裡所說的他看見這輛吉普車的時間，與事實不相符。且不說辯護人的看法，難道只因為有一家發生了傳染病，佔領軍軍人就會特意來一趟嗎？這種事兒不是交給東京都衛生科科員去辦就成了嗎？而且車上還有個名叫亞廉的中士。
如果是大規模的消毒工作——比方說，上野車站地下鐵道里聚居著無業遊民，需要撒滴滴涕——還是可以理解的；只為了一家住戶發生病症，佔領軍的中士就特意跑了來，這是值得懷疑的。
再說，正當“帝國銀行事件”的偵查工作針對舊軍人系統展開時，兇犯曾提到過的帕克和柯奈特這兩個中尉卻被調回本國去了。前面已經說過，不可能設想兇犯是偶然提到這兩個中尉的名字的。即便兇犯和這兩個負責防疫工作的中尉沒有直接關係，也一定有某種關係。因此，如果從這兩個中尉的身上開始調查，也許倒可能查得出真兇。可是不知由於什麼緣故，這兩個負責防疫工作的中尉卻奉命他調，離開了日本。
提起回國的事，與平澤在“帝國銀行事件”發生時的行蹤有關的那個叫作艾利的軍人，也同樣被調走了。
平澤的二女兒當時和這個艾利交往很親密。一月二十六日（“帝國銀行事件”發生的那天），艾利到中野區的平澤家來玩，當天傍晚平澤在手提包裡裝著蜂窩煤回家，艾利迎他進來。如果艾利出庭作證，就可以證明平澤不可能去過帝國銀行。
調查出勤表的結果，證明一月二十六日確實是艾利的公休。因此日子並沒有記錯，艾利是來玩過的。可是就在平澤被逮捕後不久，這個艾利也被調回本國去了。這樣一來，艾利在日本出庭作證的可能性就沒有了。
辯護人曾要求讓在美國的艾利作國際公證，裁判所卻不予受理，因而使人威到艾利的回國和前面所提到的帕克和柯奈特兩個中尉被調走，都是出於一個目的。
那末，我所設想的兇犯究竟是屬於美軍總司令部的哪個部門呢？
可以有以下三種假定：
一、兇犯可能是現役的作戰訓練部所轄機關的嚴加保密的石井小組的正式成員。
二、他所屬的部門雖然不能說與上級機構毫無關係，它本身卻並不是上級機構，並且與戰後所進行的秘密作業（細菌戰術）沒有直接關係。
三、兇犯曾經是第七三一部隊（關東軍防疫供水部，即石井部隊）或是第一〇〇部隊（關東軍軍馬防疫廠）的骨幹，就他的職務來說，他知道“硝醯”這種毒藥，也能夠使用它。他曉得戰後的秘密作業，但與這一作業沒有公開的關係。
其中第三種假定的可能性最大。下面這種設想是不無根據的：當警視廳向這方面進行偵查時，美軍總司令部、情報部的“反間諜隊”或公安科對日本方面做了某種暗示。
事實上，警視廳根據最初的偵查綱要已向舊軍部有關方面展開了正式的偵查，以警視廳原有的實力，大概不久就能夠逼近真兇的身邊。但是一旦查出兇犯，那就等於讓日本方面知道正在作戰訓練部直接領導下進行的秘密作業。因此，美國方面大概痛切地感到有必要改變警視廳的偵查方向。美軍總司令部就施加壓力，要求警視廳打斷根據偵查綱要所確定下來的主線。這就是我推想的情況。
當時，全國從南到北，以至日本海沿岸，凡是個人開業的或醫院裡的醫生中有過上述經歷的，警察機關暗中一律進行了偵查。（參照上述偵查綱要中關於名單的部分。）
美軍總司令部之所以不願意警視廳把偵查的手伸到兇犯身邊來，估計是由於石井小組——美軍總司令部作戰參謀部的最高秘密作戰計劃之一，即cbr計劃的c項（細菌）——的作業處於絕密狀態。要是在日本警察的偵查之下暴露出這個小組在做些什麼工作，就會造成很大困難。
只要稍微透露出這個小組的存在，馬上就會有被新聞界——尤其是駐東京的合眾社和美聯社——把訊息拍發到全世界去的危險。實際上，當時美軍總司令部曾要求日本方面儘快解決“帝國銀行事件”。表面上他們是催促警視廳早點結束這個空前的慘案，骨子裡大概是希望乘偵查的手還沒伸到舊軍部來之前，好歹逮捕一個“兇犯”了事。
恰好就在這個時候，一向不被警視廳主流派所重視的居木井名片班從北海道把平澤貞通逮捕了來。此人本來就患著克爾薩珂夫氏病，神經已經有些錯亂了；對於檢察官的盤訊，總還做了三十天的抵抗，但是終於變成半瘋狂狀態，屈服了。對美軍總司令部來說，這麼一來事情就如願以償地解決了。
還有一件對美軍總司令部有利的事：這個平澤貞通過去犯過日本堂欺詐案。警察在押送平澤的途中，對他十分殘酷，輿論本來對平澤抱著同情，曾提出侵害人權的抗議。但是一旦欺詐案披露出來，輿論對平澤的同情急劇地起了變化，開始認為他是真兇了。在這裡再說一遍，欺詐和兇殺是性質完全不同的兩種罪行。檢察當局卻在“犯過案的人”這樣一個概念下舞文弄墨，於是，平澤貞通敗訴了。
十九
偵查綱要上所強調的方向才是解決“帝國銀行事件”的主線。由於平澤被捕，這個主線急劇地轉移了方向。偵查總部是不是因為碰了壁，才把矛頭忽然轉向平澤的呢？為了好歹把這個案件了結掉，非找到一個“兇犯”不可。——我這種猜想難道是荒唐無稽的嗎？
這個案件的偵查告終後，出席結束會的美軍總司令部公安科主任、警察行政官赫·斯·伊頓曾對偵查當局的活動大加稱讚說：“諸位克服了幾乎無法克服的障礙，出色地解決了‘帝國銀行事件’，這在世界上是罕見的。由於諸位給嫌疑犯上了手銬，在押送途中讓新聞記者採訪，曾受到侵犯人權的責難，但這只是不知內情的人隨便說說罷了。”他這話也可以從另一個角度來理解。
警視廳知道在“帝國銀行事件”中所使用的毒藥像是舊軍部裡製造的丙酮合氫化氰。辯護人也同樣知道這一點。辯護人會要求讓原來在第九技術研究所當科員的伴繁雄中尉出庭作證。據說舊軍部過去在上海用這種丙酮合氫化氰做實驗時，伴中尉也曾在場；但是檢察官不予受理。而且聽說當時檢察官對辯護人說過：“那樣一來，可就要碰到美軍總司令部的牆壁了。”
那末，在上海做的究竟是什麼實驗呢？現在人們傳說的是這樣一個內幕：
被用來作實驗的是中國俘虜，地點是在上海特務機關的一個房間裡。那是昭和十八年十月的事——當時戰局已經對日本不利了。俘虜每三個人被關到一間密室裡，由憲兵佈置了嚴密的警戒網。穿著白色手術衣的軍醫站在他們當中。他是冒牌軍醫，實際上是第九技術研究所的成員。
戴著紅十字臂章的衛生兵（這也是總部特意派來的憲兵）跟在軍醫後邊走進來，馬上對俘虜們說：“你們待過的收容所裡現在流行著傳染病。我們無法證明你們身上沒有帶細菌。如果病發作了，這個日本軍事機關就要一道遭殃，你們害病也不好受吧。因此，今天軍醫帶來了預防藥。該怎麼喝，由我們來指示。第一種藥這麼喝，緊接著就喝第二種。”這麼說著，軍醫和衛生兵就用跟俘虜們一樣的杯子喝藥，接著又喝了第二種。當然，軍醫和衛生兵的藥早就暗地裡做好了記號。不出所料，結果很順利，俘虜們喝下第一種藥之後，緊接著又喝了第二種。過了五六分鐘，就開始感到激烈的痛苦，四肢馬上抽搐，昏倒了，兩三分鐘之後就都斷了氣。氰化鉀使人馬上斃命，而這種毒藥喝下去五六分鐘才死，它的效果就這樣試驗成功了。
使用這種藥的目的是：潛入敵區的情報人員被捕後，乘敵人不備時，把看守害死，好贏得一段寶貴的時間來逃跑。據說還準備戰敗時服它來自殺。也就是說，如果一喝下去馬上就顯示臨死的痛苦，接著喝的人就會失去勇氣。因此，特意把藥製得五六分鐘後才見效。
二十
對“帝國銀行事件”進行偵查時，美軍總司令部那麼怕偵查當局接觸到以石井中將為首的細菌方面的留用人員，那末他們究竟研究的是什麼呢？
無論是對第七三一部隊還是對第一〇〇部隊的技術，日本舊軍部的上層人士原來就給予很高的評價。以下的事實可以證明這一點
凡是經歷過軍隊生活的人莫不知道陸軍裡有所謂“各部”。這是與“兵種”相對而言的，諸如技術員、會計、獸醫、衛生員等等。不同於“兵種”，“各部”的最高軍級是中將。尤其是在各種“兵種”的職業軍人眼裡，“各部”被認為是低一等的。倒不一定光是由於上述原因，作戰的時候，參謀所起草的作戰命令編為“作戰命令x第幾號”，x分為甲乙丙丁等，以表示其重要的程度。其中，甲是最重要的作戰命令。“兵種”姑且不論，“各部”裡可以說沒有夠得上甲等的命令。即便有過，那也可以說是極其罕見的例外。
但是隻有細菌部隊的情況特殊。據說它有過無數的甲等命令，諸如“作戰命令甲第幾號”。
那末，這種具有特別重要意義的甲等命令究竟有什麼內容呢？例如指示事先潛入某市或山村的細菌部隊骨幹把傳染性病菌散佈在某種東西上或某處，以便檢查試驗的經過。當然，這只是在極其秘密的情況下進行的。地點不限於佔領區，還潛入敵區去散佈。使用過細菌的著名戰役次數也相當多，例如熱河戰役就叫作“鴉片戰役”。
細菌散佈後，就找個藉口向那個地區發動戰爭。有時採取公開軍事行動，有時也進行隱蔽活動。每一次都被劃為“作戰命令甲”等。目的在於確定細菌戰達到了怎樣的效果，並採取各種措施去了解其狀況。有時還把死屍搬來解剖，以便調查所使用的細療或毒藥是否確實達到了目的，及其準確性如何等。
從事這種戰役的普通士兵中，絕大部分都不知道作戰目的。因此，直到今天大概還有不少人不清楚這種戰爭的真正目的，只不過按照表面情況和上級的命令列事而已。
可以說，這也適用於美軍總司令部對從事這種特殊作業的石井軍醫中將的優厚待遇。
這裡要把非常熟悉細菌戰準備工作全貌的關東軍細菌部隊人的首腦高橋軍醫中將在蘇聯審判庭上所供述的內容摘錄一部分如下：
“問：關於第一〇〇部隊進行細菌戰的情況，你向關東軍司令官梅津大將報告了嗎？
“答：報告了。
“問：向梅津大將報告的內容是什麼？
“答：第一〇〇部隊正在努力完成任務。各種裝置和細菌的增殖狀態也在順利迸行中等等……
“問：梅津大將是怎麼回答的？
“答：他表示非常滿意，要我們加緊努力。
“問：第一〇〇部隊的細菌年產率是多少？
“答：炭疽菌一千公斤，鼻疽茵五百公斤，赤痢菌一百公斤。
“問：這個生產率被認為足夠了嗎？
“答：不，還不夠。
“問：第一〇〇部隊被派到興安省是為了完成什麼任務？
“答：調查河流、蓄水池的位置，有多少塊牧地，有多少頭牲畜，以及牲畜因季節而移動的情況。
“問：偵查的目的是什麼？
“答：關於這一點，梅津大將跟我這麼談過：如果對蘇戰爭開始，日本軍隊為了進行防禦而退到大興安嶺，第一〇〇部隊就在這時使北興安河的牲畜全部鹹染上傳染病，好讓利用這些牲畜的敵人也感染上傳染病，以便削弱敵人的戰鬥力。第一〇〇部隊就是為了完成這一使命才開始調查的。
“問：山田大將就任關東軍司令官後，你提出過關於第一〇〇部隊業務的報告嗎？
“答：我分三次報告了概況。
“問：山田大將對這個報告的反應如何？
“答：他只簡單地說：‘按照原訂方針繼續進行下去。’因此，我認為山田司令官和梅津前司令官採取的是同一個方針。
“問：你知道第一〇〇部隊用人體做過試驗嗎？
“答：我聽說過。可是沒聽說過霍亂的試驗。不過，責任應該由我來負。
“問：細菌戰的準備，首先是以蘇聯為目標的嗎？
“答：是的。“（見《日本週報》，第四五六號）
二十一
據說美軍總司令部由於留用了有關人員，在日本大大開展了細菌技術的研究工作。美國在朝鮮戰爭中曾廣泛使用細菌武器的說法，如今也差不多成為定論了。在美國本土，對細菌戰的研究也早就展開了。這個機構究竟做些什麼樣的研究，從一九四六年喬·伍·馬克（後來擔任美國細菌武器委員會的主席，由於改進細菌武器有功，曾被任命為陸軍部長）所作的報告中也看得很明白。
據這個報告說，細菌武器的研究工作曾獲得飛躍發展，已移交給美國陸軍化學研究所管理。該所的中心研究機構設在馬里蘭州腓德烈市近郊狄特利克營，又名“特殊計劃部”，據說第二次世界大戰期間約有三千六百餘人在這裡工作。除此而外，美國海軍還在加利福尼亞大學內設立直屬的細菌武器研究機構。這些機構的研究費高達五千萬美元。正當朝鮮戰爭爆發前三個月，即一九五〇年三月三十一日，美國國防部部長劉易斯·約翰遜向總統提出了年度報告。其中有這樣一段說：“對人、家畜以及穀物正在進行關於傳染性的多數病原體的全面而詳細的研究。然而從國防角度看，公開發表這一研究是不明智的。”
一九五〇年四月號的《軍事評論》上刊登了關於使用細菌武器的論文，上面記載著：“所感染的必須是非常難治的病，感染的過程必須是難以判明的。不論什麼部位都不可以有醫療上免疫的可能性，最好讓感染者對任何化學治療都無反應。”
一九五一年三月，美國衛生研究院院長海斯公然宣稱：“微生物的炮彈和炸彈已製造成功，達到了能使用的階段。”根據已發表的這方面的記錄，情況如下：
美軍是在一九五〇年聯合國軍從北朝鮮退卻時開始進行細菌戰的。當時他們在所經過的平壤市、平安南道、平安北道等地都散佈了細菌，因而引起天花的流行。到一九五一年四月底為止，就發現了三千五百多個病例，患者百分之十死亡。江原道發現了一千一百二十六個病例，咸鏡南道發現了八百十七個病例，黃海道發現了六百零二個病例。美軍未經過的地區均未流行天花。
又聽說一九五一年三月美軍第一〇九一號細菌登陸艇停泊在朝鮮東海岸元山港時，曾在艇內對俘擄的朝中兩國人民做了試驗。關於這件事，四月九日發行的美國《新聞週刊》曾報道說：
“共軍當中流行鼠疫，這一可怕的疾病有傳染給聯合國軍方面的可能性。這隻登陸艇上載有醫學研究裝置和試驗用的動物。”
二十二
在“帝國銀行事件”中使用的毒藥並不是檢察當局所說的純氰化鉀。它很可能是舊陸軍系統所製造的毒藥。它是舊日本軍隊研究過的一種秘密武器，當時為美軍總司令部留用的第九技術研究所人員和第七三一部隊復員軍人曾秘密地研究過其成果。這就是我們推測出來的情況。
說到這裡，“帝國銀行事件”所啟發我們的就不僅僅是對平澤的定罪產生懷疑了。更可怕的是使我們察覺日本舊軍部人員正在從技術上幫助美軍研究這些秘密毒藥和細菌。
根據上述美國刊物，也可以大體看出美國在朝鮮戰爭中曾使用過細菌武器。據當時美聯社報道，這種細菌艇後來還在巨濟島的俘虜收容所裡做過試驗。“每天對三千人做試驗，以北朝鮮俘虜為主的十一萬五千餘名俘虜中，一千四百人感染了嚴重的傳染病，其餘的百分之八十也感染了某種疾病。”
一九五二年三月八日，中華人民共和國外交部部長周恩來在抗議宣告中說：“美國侵略軍自一九五二年一月二十八日在朝鮮發動了大規模的細菌戰之後，復自二月二十九日起至三月五日止，先後以軍用飛機六十八批，四百四十八架次侵入我國東北領空，並在撫順、新民、安東、寬甸、臨江等地撒佈大量傳播細菌的昆蟲……”（作者原引文與宣告原文略有出入，現拫據一九五二年三月號《新華月報》（人民出版社出版）所載我國外交部部長周恩來《嚴重抗議美國政府使用細菌武器屠殺中國人民、侵犯中國領空的宣告》更正。——譯者注）蒼蠅比普通的黑一些，頭小，翅膀大一倍，毛多。跳蚤也比普通的長一些，黑得多。蜘蛛是茶褐色的。已證明這些昆蟲是種特意培養出來的毒蟲，在嚴冬的山野裡也能生存、活動，耐寒性很強。
國際科學委員會在北京發表的《細菌戰黑皮書》（即《調查在朝鮮和中國的細菌戰事實國際科學委員會報告書》，見一九五二年十月號《新華月報》，人民出版社出版。——譯者注）詳細地刊載著關於美軍在朝鮮進行細菌戰的材料。（見片山諭譯《細菌戰黑皮書》）
美國方面反擊說，這個出版物上登的全是謊言。美國方面的這種說法是真是假，從u—2飛機事件上也可作出判斷。
二十三
在“帝國銀行事件”的偵查過程中，幾乎暴露出具有深遠的國際影響的問題。為了嚴加保密，一個連“硝醯”的“硝”字也不知道的替罪羊被當作了兇犯，真兇卻得以逍遙法外，沒有比這更可怕的事了。“帝國銀行事件”的真兇也許是圖財害命，但是如果大膽懷疑一下，說不定他是在做某種試驗。
在“帝國銀行事件”中，作為兇器的不明真相的毒藥，使我們聯想到最近簽訂的日美“安全條約”中明文規定的“細菌學職務”，因而感到不安。
在第三十四屆國會參議院預算委員會第二分科會上，政府委員小裡玲這樣答辯巖間正男的質問：
“細菌學職務。這一職務的工作人員專門研究並調查細菌、立克次氏小體（斑疹傷塞等的病原體。——譯者注）、濾過性病毒和其他細菌性組織體之發生及成長的形態、組織及生命過程，對人類、獸類或魚類致病原因的重要性，殺菌、消毒及控制的方法，醫療上的利用，及其對衛生、分解、發酵、工業的過程上，或土壤的生產性上的活動和效果等；誘導、經營、監督或實施有關研究或其他專門性的以及科學性的操作。從事這一職務的工作者監督或實施如下的代表性職務。”（以下從略。）
可是這段政府答辯只是官樣文章，使我們感到帶有偽裝和欺騙的性質。無論如何也不可能設想，這種細菌學職務是像答辯中所說的那樣用於和平事業的。問題在於它是美國方面要求列上去的，因而只能認為它還是與戰術目的有聯絡。
“帝國銀行事件”給我們兩點重要的啟示。第一點是：我們個人的生命毫無保障，我們是生活在隨時都有可能被當作“犯人”的狀況之下。另一點是：本案中所使用過的、真相尚未查明的毒藥依然存在於這一次新的“安全條約”所帶來的危害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