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
從表面上看來，發生在昭和二十四年（一九四九年。——譯者注）七月五日（發現屍體的日子為六日）的所謂「下山事件」還沒有解決。警視廳還沒有明確公佈下山究竟是自殺的還是被謀殺的，偵查工作就已經算是告一結束了。
從約莫半年之後在《文藝春秋》和《改造》上發表的《「下山事件」偵查總結報告書》（即《「下山事件」白皮書》）就可以推想得出警視廳是根據怎樣的理由來結束本案的偵查工作的。這份報告書所得出的結論是：國營鐵道公司第一任總裁下山定則是「自殺的」。
其實，這份偵查報告書並不是由警視廳本身正式公佈的，而是作為這兩家雜誌煞費苦心採訪來的「獨家訊息」；然而資料毫無疑問是由警視廳偵查一科提供的。這份「獨家訊息」原來是由某報社一記者佯稱是從警視廳秘密獲得的資料而賣給這兩家雜誌社的。當時兩家雜誌都不知道對方也得到了同樣的訊息，就同時發表出來。因此，就不成其為貨真價實的「獨家訊息」了。警視廳方面故意放出這份資料的手法，帶有細膩的演劇氣味。該廳並不正式「發表」，卻以這種形式「宣佈」出來。
關於「下山事件」，人們已經寫了不少文章，這裡我有意不再詳細說明案情。不過在本文敘述的過程中，還是不能不向讀者提供一些起碼的資料。這裡打算就按照上面所提到的《「下山事件」白皮書》的順序來交代一下事實的經過。
事情發生在昭和二十四年七月五日。下山總裁在上午八點二十分左右離開上池上的私邸。他坐的是自用汽車，司機姓大西。車開到御成門附近時，下山說：「我原說到佐藤（指佐藤榮作）先生家去的。」大西司機就問他：「折回去吧？」他回答說：「不，用不著。」車子就向國鐵總廳駛去，來到東京車站前面的交通指揮台附近時，下山吩咐大西司機說：「我想買點東西，開到三越去吧。」這時，下山自言自語般地說了聲：「今天趕十點鐘到處裡去就成啦。」
車子開到東京車站北邊國營鐵道的陸橋那兒時，他又說：「開到白木屋去也成，就照直開吧。」（意思大概是指：他要辦的事，在三越或是由木屋都能辦得了——作者原注）大西司機把車子開到白木屋前面的電車道那兒，只見白木屋還上著門，就說：「還沒開門呢！」下山只回答了聲「嗯」。大西司機又把車子繞到三越百貨商店前面去，正門上掛著塊牌子，寫著「上午九點半開始營業」。大西司機說：「那末開回廳裡去嗎？」總裁像忽然想起什麼來似的說：「繞到神田車站去。」大西司機按照吩咐，把車子開到神田車站西邊的大道上，問道：「下車嗎？」總裁搖搖頭說：「不。」
大西司機以為要回總廳去，就把車子開到東邊的陸橋下面，準備折回總廳去。這時，下山突然吩咐道：「向右拐。」大西司機就遵命把車子向右方拐去。下山又吩咐他說：「到三越總店去。」車子剛開到國營鐵道公司總廳前面，不知怎地，下山用生氣般的聲音說：「開快點。」（下山好像是跟人家有什麼約會，怕個耽誤了。——作者原注）車子開足了馬力，來到千代田銀行總行（如今的三菱銀行）前面時，下山像忽然想起什麼來似的叫車子停下來，匆匆忙忙地走進銀行去。過了約莫二十分鐘他就出來上了車，說：「現在到三越去，時間大概剛好。」
大西司機又把車子開往三越百貨商店。上午九點三十七分左右在該店南門停下來，下山就走進去了。
大西司機把車子停在門前，等待總裁出來；可是左等右等總也不出來。下山素來就有讓車子久等的習慣，大西司機也就不以為意，一直等到下午五點鐘。到了五點鐘，他才從裝在車子裡的收音機的新聞廣播中聽到總裁失蹤的訊息，就去報了警。
另一方面，當天下山總裁本來約定在上午十一點鐘和美軍總司令部的高階官員會面，因此，九點以前秘書就在國營鐵道公司辦公樓後門迎候他，但總也不見總裁的車子。到了九點一刻，他給總裁的私邸打了一個電話，夫人接電話說：「下山是照平日的時刻離開家的。」秘書著了慌，就到總裁可能去的地方尋找，但在九點半到十一點之間，這些地方下山都沒去。
到了中午，秘書給總裁的前任秘書打了個電話，探聽到下山經常去新川造訪的森田信子（成田屋的老闆娘，下山總裁的情婦）的住址，就派另一個司機去打聽，總裁也沒到過那裡。
快到下午兩點鐘時，副總裁加賀山和理事田坂到美軍總司令部去聯絡。回來之後，由於哪方面都沒有下山的訊息，到了下午兩點半鐘，他們就又和民用運輸局的沙格農中校聯絡。
然後，他們又請電臺廣播，尋找總裁的下落——這並不是由國營鐵道公司委託的。在三越總店前面等待的大西司機聽到了這個廣播，就來和總廳聯絡，這才知道下山總裁失蹤了。這一天，各局局長在總廳裡留到很遲的時刻，等待各方面就總裁的下落前來聯絡，但是終於毫無結果。
第二天（七月六日）拂曉，從上野車站開往松戶去的末班電車（即以電力開動的列車。——譯者注）第二四〇一m號在零點二十四分開出了北千住車站，剛駛過東武線陸橋下的交叉點時，司機一瞬間在約莫二十米前面的軌道上瞥見了一片紅糊糊的東西。他猜想也許是被電車軋死的屍體。在零時二十六分把電車開到綾瀨車站後他就下了車，向該站的副站長報告說：「有一具像是被軋死的屍體，請調查一下。」接著就把車開走了。
站員馬上冒著小雨來到現場，果然發現一具被軋得七零八碎的男屍。
他們斷定這具死屍是被這趟電車以前開過的第八六九次貨車（掛著五十節空車）軋的。貨車上有三個人：司機山本健、助手荻谷定一和乘務員橫田和彥，他們都是東京鐵道局水戶機務段的職工。
這趟貨車是從田端車站發出的，由於開往東北方面機車的司機不熟悉上野車站的調車線路，只得由山本司機指點，因而開車的時間誤了八分鐘。從現場經過的時刻大約是六日上午零時十九分三十秒，開到金町車站時才趕上點。
話分兩頭。綾瀨車站的站員接到末班電車第二四〇一m號的通知後，就提著油燈到現場去，發現軌道上赤裸裸地俯臥著一具壯實的屍體。這是上午一點來鐘的事。車站上的共他站員是上午三點鐘到達現場的，那時一名警察和北千住養路分割槽的工頭已經先來到了。警察一邊說：「下山總裁的月票掉在地下啦，」一邊從衣袋裡掏出月票夾子給站員看。他們在那一帶又找了找，看到頭、右臂和左腿都沒有了的身軀。手錶就落在旁邊。前邊相隔一米有一大塊肉。剛才掉著雨點兒，不知不覺地就下大了。
這些站員回來之後不久，綾瀨車站的站長齋藤就動身到現場去，那時已經是大雨滂沱了。上午三點鐘左右，到達現場的站長抬起屍體來一看，儘管下過大雨，屍體下面的石頭一點也沒有溼，並且也沒有絲毫血跡；頭臉朝下，已經裂成兩半，可是翻過來一看，下面的石頭卻乾燥而發白，也沒有血跡。
後來這一點引起了疑問。
齋藤站長吩咐把屍體搬走。他想道：如果死屍確是下山總裁本人，就該是戴著眼鏡的。於是，他就率同現場的警察和北千住養路分割槽職工等幾個人一起動手尋找眼鏡。但是始終也沒有找著。他又想，也許還遺留下其他的東西吧，就掏了掏死者的褲袋，找到一個錢夾，把它和掉在地下的手錶一併交由警察保管。但是警察粗心大意地上了上手錶的弦，這麼一來，就使它失去了作為物證的價值。
上午四點鐘以前，曾經作過下山總裁秘書的上野車站旅客股股長折井來了，他證實死者確是總裁本人。
下山總裁當天穿的是一套灰色格子紋西服，裡頭沒穿坎肩，腳上是咖啡色的皮鞋。總裁每天早晨都叫住在他家的中村替他擦鞋，並且總是塗赭紅色鞋油。除了在自己家以外，下山從來不在銜頭或其他地方叫擦皮鞋的替他擦鞋。他的襯衫是白棉布的，領帶是昭和十一年出差去歐洲時在英國買的，深藍地上嵌有紅、金兩色的縱線，或是斜格子紋的。腳上穿的是淡茶色線襪。眼鏡是米黃色賽璐珞框的，右邊的鏡片是遠視性散光（〇。五—八〇度〉，左邊的鏡片是遠視（〇。五—八〇度）。
六日下午一點四十分到五點十二分，在東京大學法醫學解剖室由桑島博士執刀，會同古畑種基博士解剖了總裁的屍體，作出初步鑑定：
一、死因不明；不能斷定是絞殺、毒殺、槍殺，或因外傷而引起的出血。
二、不能斷定死了多久，大體上可以推斷是七月五日晚上死的。
三、外出血少。
四、從屍體各部分的擦傷和頭、身軀、手腳被軋斷的地方看不出「生理反應」，可以斷定是死後軋斷的。
另一方面，對那列從這具屍體上軋過的列車進行檢驗的結果，在第一節敞篷貨車以及別的地方發現沾有肉塊、血跡的汗衫碎片。總裁穿的是咖啡色膠底皮鞋。在鞋底上發現沾有植物色素——葉綠素。
出事地點是足立區五反野南町九三八——九四二番地的常磐線北千住車站和綾瀨車站間的下行線軌道上，與東武線開往日光方面的電車在附近交叉，修有陸橋。
警視廳方面起初懷疑會不會是把在別的地方弄死的屍體搬到現場來，故意讓列車輾碎的，因而就對通往現場附近的各條路線仔細作了偵查，但是並沒有發現這樣的跡象。附近有一條綾瀨河，就又去偵查有沒有用船搬運的跡象。據水閘管理員說，當天晚上沒有船經過，為了捕鰻魚，水閘附近禁止通行，不可能過船。又調查了三家租船站，當天也沒有租出過船隻。
後來又設想屍體會不會是由常磐線和東武線交叉地點的陸橋底下搬到現場的，於是，就照人體仿造了一個二十貫（一貫相當於三。七五公斤。——譯者注）重的砂袋，沿著可能通行的道路作了試驗，結果斷定「可能性是有的，但是極為困難」。
我對於《「下山事件」白皮書》的正確性所做的推斷，在本文的下一部分就自然明白了。
下山總裁的屍體大體上被輾成五部分：頭、身軀、右臂、左腿和右腳。頭部幾乎軋得粉碎，腦漿只剩下約莫三分之一光景。肋骨像是被壓碎的，幾乎全都折斷了，心臟從肋骨間擠出，而且開了孔。屍身的各部分有三百幾十處傷痕，但是軋斷的地方沒有「生理反應」。沒有使用麻醉藥和毒藥的痕跡。據設想，列車軋過去的時候，下山是臉朝下俯臥在軌道上的，形成直角——下巴頦正好放在軌道上；因此，頭蓋骨壓得粉碎，臉上的表皮像被剝掉似的脫落下來。據推斷，這是機車的排障器所刮的。
後來一調查衣服，灰色毛料的西服上身一點也沒有汙損，也沒有破碎。襯衫卻髒得厲害，尤其是右肩上粘糊糊的，烏黑一團，袖子上端撕破了一大塊。黑色的汙物顯然是油。把襯衫一抖擻，垃圾般的東西沙沙地落在紙上。塵埃上還沾有紅、綠、茶、白等色。
另外檢查了襯衫、褲子、汗衫、內衣和鞋，好像都沒有血跡。但是除了西服上身和鞋以外，都沾了不少烏黑的油跡。尤其是兜襠布、襪子這些貼身穿的東西，簡直粘得一塌糊塗。
根據對極少量的血液煞費苦心地化驗的結果，查明下山總裁的血是amq型的。血液非常少，後來也引起了疑問。
偵查班原以為油是從機車裡淌出來的，後來查明機車用的是礦物油，下山總裁的內衣等處沾的卻是植物油。進一步調查的結果，弄清楚了十之八九是米糠油。
還有帶顏色的垃圾，經過化驗，證明是焦油性染料，以發藍的綠色為主，夾雜有紅、紫、茶、白等色。有人懷疑這種染料是從軋過屍體的貨車上掉下來沾在衣服上的，但是經過檢查，該列車所載的貨物中沒有這樣的東西。由此可以判斷，油一定也是下山被軋之前在別處沾上的。染料的粉末沾在西服上身、褲子和討衫上，襯衫連裡面也沾著染料。把這種沾法與沾油的情況聯絡起來，就頗引起注意。原來油也不是從衣服外面，而是從裡面沾上去的。
第八六九次列車本應在上午零時二分從田端車站發車，然而四號夜裡卻是在零時十分發車的，也就是說，遲開了八分鐘。一查原因，說是負責叫醒山本司機的機車庫勤雜工忘記叫他了。
後來查明，那個勤雜工是因為和另一個人下將棋（類似我國的象棋。——譯者注）下得入了迷，以致忘記叫醒山本司機和助手荻谷的。荻谷奔跑到d五一六五一號機車上去，只見蒸氣的壓力已經降低。一看儀表，只剩六公斤了；必須有十公斤以上的壓力才能拉得動貨車。他趕忙生起汽鍋，讓蒸氣冒上來，因而誤點八分鐘——零點十分才開出。這趟列車掛五十節貨車，但因為幾乎全都是空車皮，所以開得很快，經過五反野的出事地點時只誤點兩分來鍾，開到金町車站時就趕上了點。後來警察曾叫山本、荻谷兩人陳述情況，不知怎的，山本司機曾對助手荻谷說：「從田端發車的時間遲了那件事，最好不要告訴警察。」因此荻谷就沒有提到發車遲了的事。後來這事引起疑問，有一個時期山本司機曾受到懷疑，但經過嚴密偵查，嫌疑就消失了。那以後整整過了一年，也就是昭和二十五年五月，山本突然死去了。
事件發生之後，田端機務段就接連不斷地發生奇怪的事情。其中一件是：離出事地點不遠的綾瀨車站內，軌道旁邊遺落一張田端機務段的分析圖。田端機務段的軌道錯綜複雜，從一間訊號小樓裡操縱轉轍杆和轉轍柄座，使整個機務段作為一個有條不紊的機構執行，這一切都是按照分析圖來操作的。
這份圖表究竟是誰丟的呢？機務段的職工也並不是個個都有這樣的圖表，因此很快就查明瞭是個年輕的站員丟的。他受到嚴密的訊問，但他只回答說：「死了也不說。」碰到這個年輕人的抗拒，分析圖的事也就不了了之。
第二樁不可思議的事是：從田端到上野的第一個車站——日暮裡車站的廁所裡發現了奇怪的字跡。男廁所裡放東西的板子正中央用粉筆橫寫著「5.19下山桶」字樣。下山的屍體是六日清晨才剛剛被發現的。「5.19下山桶」這六個字也可以理解為一種暗號，說明下山是在五日的十九點（下午七點）被裝進汽油桶的。
還有一件奇怪的事。七月五日下午七點到七點半之間，下山總裁失蹤的訊息通過無線電廣播等等辦法已經傳佈開了，只是不知是死是活。這時，東京鐵道公司對外聯絡部的前田某在東京鐵道公司工會支部的房間裡告訴大家：「剛剛來了電話，說總裁因汽車出事死了。」大家聽了都喊叫起來。這個電話是打到東京支部來的，打的是鐵道專用電話。於是引起了這樣一個疑問：電話究竟是從哪兒打來的呢？馬上一調查，田端車站機車庫休息室內有一臺新安裝的電話，五日下午六點鐘負責人把這間屋子上了鎖，六日早晨發覺鎖壞了，看來是被什麼人撬開了。那人利用剛安好的電話通知國營鐵道工會東京支部，說總裁因汽車出事死了。這事始終也沒能查出是誰幹的。
還有一件事。下山總裁失蹤的兩天以前，新宿車站附近貼出了「殺死下山！」「叫下山‘拜黎明’（日本法西斯軍隊裡的一種私刑。在寒冷地帶，夜間將受刑者赤身反縛在柱子上，讓他朝東跪著。受刑者在深夜裡凍僵，直到黎明時才又甦醒。傳單上恫嚇要這樣懲罰下山。——譯者注）」的傳單。事件發生後，沒等警察看到，傳單就被撕掉了。下山失蹤的前一天，鐵道弘濟會的某靑年曾經接到預告要謀殺下山的電話。
另外一件怪事是：儘管警視廳的偵查員在七月九日已經對發生事件的那天（五日）夜裡值班的人做過一次調查，後來他們想重新進行一些盤詢，就叫人把記載著值班詳細情況的值班簿拿來，發覺七月一日到五日的部分竟被胡亂撕掉了。為什麼只撕去五天的呢？因為其中包括髮生事件的七月四日和五日。
還有一件怪事：在出事地點發現了奇怪的血跡。
在輾軋現場上首——也就是從田端出發的列車開過來的方向——二百來米的路上發現有斑斑點點的血跡。血型是amq型的，跟下山總裁的血型相同。大凡一百人中間也只有三個半人是這種血型的。如果是在現場下首、沿著列車駛過去的方向留有血跡，那還可以說是沾在列車上的血滴下來的，但是在這個事件中，反而是在現場上首發現了血跡。
血跡是根據偵查員從外面探聽來的話發現的。有人說「事件發生後三四天，曾有吉普車開到出事地點，美國憲兵用刀刮掉了枕木上沾有血跡的部分」，讓偵查員探聽到了。《朝日新聞》記者矢田為了證實這個訊息，曾到現場做了調查，找到了枕木上刮過的痕跡。他還在其他的鐵道線上也發現了同一型別的血跡。不僅如此，在現場附近的麻繩小屋的門上還發現同一種amq型的血跡。這間小屋裡面當時沒有人。門上的血跡大概是什麼人把沾在手上的血抹上去的。看來抹血的人個子相當高。偵查當局決定請東京大學法醫學研究室對這些血跡的血型做精密的化驗。
以上是截至目前為止關於「下山事件」的種種文章中經常提到的一些情節。雖然我打算儘量敘述得簡單一些，但是為了進行推斷，這些情節仍然需要重複一下。
前面已經指出，所謂《「下山事件」白皮書》並不是警視廳正式發表的檔案。然而就目前的情況來看，警視廳大體上確實是以這份《白皮書》中所寫的自殺的說法為結論的。但是《「下山事件」白皮書》是按照偵查一科的意見寫成的，它並沒有採納偵查二科的意見。事件一發生，偵查一科就主張下山是自殺的，偵查二科則主張是被謀殺的，他們的意見一直是對立的。
八月四日，警視廳在該廳刑事部長官舍召開了偵查總部的聯席會議，在這個會議上斷定案情為自殺。但這是偵查總部內部做出的判斷，沒有正式發表，對外只是採取不斷定下山究竟是自殺還是被謀殺的態度。《白皮書》是單憑一科的意見歸結出來的，二科甚至不知道什麼時候編成了這麼個檔案。
那末一科為什麼偏偏說下山是自殺的呢？一句話，採取「現場主義」的一科的刑事警察們跑到現場去偵查後，就斷言這個事件中「沒有行兇的痕跡」。不用說，一科主要是偵查謀殺案的，他們憑多年的經驗，對犯罪現場有著獨特的直覺，而所謂「沒有行兇的痕跡」大概也就是從這種直覺中得出來的。
另一方面，專門對付智謀犯的二科卻認定：「‘下山事件’是空前的運用智慧的謀殺案，光憑一科對謀殺案所具有的那種一般性的經驗是得不出結論來的。」當時，對偵查工作出力最大的是偵查二科二股股長吉武，他代表二科的意見。可是後來不知為了什麼緣故，吉武股長被調到上野警察署偵查某一案件去了。據說由於吉武股長被調出偵查圈外，本案的偵查工作就失去眉目，檢察官們會引為憾事。
三
只要將根據一科的意見撰成的《白皮書》讀上一遍，就發現它的寫法很有意思。
《白皮書》首先敘述下山總裁在失蹤之前心情極其惶惑不安，行動反常，在自己家裡晚上也睡不著覺，喝藥水什麼的，神經衰弱得厲害。然後援引從下山總裁在三越百貨商店消失以後，直到他在五反野附近出現為止，好多個看到過他的人的供述；這些人都一致準確地指出下山總裁所穿的西服和襯衫的顏色，領帶的花樣和鞋的顏色。現在將其中有代表性的供述列舉如下：
一、在日本橋三越的目擊者的證詞。
1.三越女售貨員長島靜子（十九歲）的供述：「七月五日上午九點三十五分左右，我看到一個五十來歲、比中等身材略高一些、穿一身灰色西服的男人在一樓化妝品的櫃檯前邊蹓躂。我聽了當天晚上的廣播，心想那也許就是下山總裁吧。」（七月十九日供述）
2.三越服務部店員高田喜美子（三十五歲）的供述：「七月五日上午十點一刻左右，我在地下鐵道入口的問訊處見到一個經理派頭的人，有五十來歲，身高五尺六寸左右，胖胖的，體重足有十七八貫。他穿著一身深灰色西服，白襯衫，戴著眼鏡，沒戴帽子，手裡沒有拿東西。有兩三個男人跟在他後面同時走下了臺階，但不知道是不是他的同伴。我聽到五日晚間的廣播，直覺地感到那也許就是下山總裁。」（七月六日供述）
二、在地下鐵道的目擊者。
1.開飲食店的西村豐三郞（四十三歲）的供述：「七月五日上午，我搭乘十一點二十三分由跑谷開出的地下列車，坐在最前面的那節車廂裡。後來有個五十來歲的男人踩了我的腳。他是在日本橋和末廣町之間的某個車站上車的。他不知在想著什麼心事，也沒向我道聲歉。我心想：真是個古怪傢伙，就從頭到腳打量了他一番，所以記得很清楚。那個人有五尺六七寸高，頭髮斜分著，穿著白襯衫、一套深灰色西服、咖啡色皮鞋，沒有攜帶東西。我在上野車站下了車，那個人乘著車往淺草那邊去了。」
2.擦鞋匠尾野平八（六十八歲）的供述：「七月五日上午八點鐘起，我在淺草地下鐵道西口擦皮鞋。記不得時間了。我看到從一號月臺走來一個人。」——相貌和裝束都同前一供述。（七月十八日供述）
三、在東武線五反野車站附近的目擊者。
1.五反野車站站員萩原涯秋的供述：「七月五日下午一點四十三分，從淺草開往大師的電車進了站，下來約莫二十個乘客。我守在剪票口，有個乘客問我：‘這附近有沒有旅館？’我就和他一起走出車站，指點他到我所知道的末廣旅館去。」——相貌和裝束都同前一供述。（七月十二日供述）
2.末廣旅館女老闆長島福子（四十六歲）的供述：「七月五日下午兩點來鍾，來了個戴黑框眼鏡、五尺七寸左右、身材魁梧、舉止文雅的紳士。他說：‘我想在這裡休息一會兒。’我帶他到二樓上四鋪半席的房間去，他就在視窗坐下，說：‘給我點兒水吧。’我端了水去。因為單身的旅客一向是少見的，我就問他：‘就您一個人嗎？’他回答說：‘就我一個人。’我又叮他一句：‘真的嗎？待會兒還會有人來吧。’他說：‘真是隻有一個人哩。’說著就笑了。由於他是位體面的紳士，我就拿了一塊洗得乾乾淨淨的床單，替他鋪好了床鋪。我請他在店簿上登記，他說：‘算了吧。’五點半左右，我聽見他拍手（日本人的習慣，拍手錶示叫人。——譯者注），出去一看，他穿著西服，站在樓下八鋪席的房間裡。我說：‘請您給二百圓。’他就從黑皮夾裡掏出二百圓和一百圓小費。事後我想到，他的相貌和裝束很像下山總裁。」（七月十二日供述）
四、輾軋現場附近的目擊者。
1.公司職員成島正男（三十八歲）的供述：「七月五日下午六點十分左右，我到五反野南町的澡塘去，半路上遇到一位體面的紳士，他從鐵道路基下面的田間小道走到東武線的隧道里去。他在隧道的出口停下來，好像在想什麼心事。我從後面趕過他時，看到他的相貌和裝束，覺得很像下山總裁。」（七月十一日供述）
2.古川文子（六十歲）的供述：「七月五日下午六點半鐘左右，有個紳士在東武線的陸橋那兒走路，看他那樣子，就像是不會喝酒的人被灌醉了似的。相貌和裝束跟總裁相像。」（七月十八日供述）
3.清道夫辻一郞（三十九歲）的供述：「七月五日下午六點四十分左右，我走到東武線陸橋跟前時，看見有個男人從千住方面踏著枕木走來。那個人沒戴眼鏡，除了這一點，相貌和裝束都像總裁。」（七月十日供述）
4.工人渡邊盛（三十歲）的供述：「七月五日下午六點左右，我到輾軋現場陸橋跟前的池沼去撈蜊蛄。有個體面的紳士從緩坡上走下來，沿著溝渠，在離我六尺來遠的路上走了五十米左右，又折了回來。那個人有五十來歲，身高五尺六七寸，臉上的皮膚像柚子一樣，是淡紅色的。眉毛粗粗的，搭拉下來。頭髮分著，鬢角已經花白了。斜眼鏡是米黃色的，沒有戴帽子，白糊糊的條紋西服，白襯衫，領帶是手工織的，嵌著金絲。腳上穿著咖啡色皮鞋，鞋尖上鑲著一道粗線。手裡沒有拿著東西。我認為那準是下山總裁。」（七月十五日供述）
5.山崎竹子（四十三歲）的供述；「七月五日下午六點半左右，我回家去的時候，為了抄近道，沿著鐵路朝東武線陸橋那邊走去，看見玉蜀黍地裡站著個紳士。我感到納悶：那樣一個人怎麼會在地裡幹活呢？我就盯著他，他也看了看我，低著頭播弄起草葉子來。我站住了，還看著，他沒辦法，就走起來。他有四十六七歲，皮膚白晳，高鼻樑，沒有注意到戴眼鏡沒有，只記得是個文雅的人。沒有戴帽子，穿著一套深灰色西服，咖啡色的高階皮鞋。」（七月十六日供述）
把這些目擊者的話綜合起來看，下山總裁的行蹤是這樣的：（1）五日上午九點三十五分，從三越百貨商店南門走進去；（2）在店內和附近走了一陣；（3）乘上午十一點半以後的地下列車到淺草；（4）搭上東武線開往大師的車，下午一點四十三分在五反野車站下車；（5）下午兩點到五點半之間在末廣旅館休息；（6）從下午六點起在出事地點附近徘徊。在這段時間內，他自始至終單獨行動，身邊一個同伴也沒有。偵查一科由此而判斷出「沒有可引起被謀殺的疑問的餘地」。
《白皮書》還對下山身邊的人進行了調查，並且部分地引用了盤訊有關人員時所作的記錄，共中包括下山的舊友、因公或因私和他打過交道的人。每段談話後面都在括號里加上一段批註——看起來那就是「偵查總部的意見」了。
比方說，在以鐵道技師身份曾經跟下山同過事的原陸軍上校森田某的談話後面，關於下山總裁的性格，偵查總部加上了如下的批註：（總裁身材魁捂，相形之下，氣量卻狹小。此人憑直覺，認為下山是自殺的。）在商工省次官小菅乙成的談話記錄後面，批著總部如下的意見：（此人感到總裁的責任心很強，做事心細，但對總裁這個職位是不能勝任的。）在東京工業大學校長和田小六的供述後面，又加上了這樣一句批語：（可見工作一遇到困難，總裁的身體就不好了，內心經常怔忡不安。）在佐藤榮作的供述後面則加上了如下的批語「可以看出，下山就任總裁時，對這職位並不怎麼熱中。）從這些批註裡不難看出偵查一科是在煞費苦心地強調下山總裁是自殺的。
值得注意的是，其中只有當時的副總裁加賀山之雄一個人認為下山是被謀殺的。
《白皮書》上所引用的加賀山的供述是這樣的：
「我認為總裁是被謀殺的。理由是：一、總裁是不是為了和森田信子的關係而受到威脅，並遭到暗算的呢？二、也許兇手是在某車站工會方面的影響之下犯下的罪行，但我認為工會方面不會對總裁有什麼怨恨。」
這以後，加賀山副總裁又把他的意見寫成一篇專論登在《日本》雜誌上，這篇文章的啟發性很大。關於這一點，以後我還要詳細提到。
此外，就是法醫學家對屍體所做的鑑定。
關於下山屍體的意見，東京大學的古畑博士和慶應大學的中館博士是完全相反的，這已是盡人皆知的事了，沒有必要再去詳細敘述。總而言之，古畑博士根據看不出「生理反應」的痕跡這一理由，認為下山是死後軋斷的，而中館博士卻說下山是活著被軋的。不言而喻，所謂「死後軋斷」是指死了以後才被軋的，死人自然不會自己走到鐵軌上躺下來，因此，這是一種謀殺論——即是說，兇手先把下山殺死之後，再讓列車把他的屍體軋斷的。這是醫生做鑑定時所使用的語言，故意不說死者是自殺還是被謀殺；而審慎地使用了「死後軋斷」這樣一個說法。
中館博士這樣反駁他的意見：
「我曾經解剖過緊接著‘下山事件’而發生的‘三鷹事件’（一九四九年七月十七日晚上，停放在三廳車站車庫裡的一輛電車突然衝了出來，造成六人死亡和十三人受傷的慘劇。這一事件是美日當局為了鎮壓日本共產黨和左翼工會會員而製造的。事件發生後，日本反動政府立即誣指為日共的陰謀，逮捕了日共黨員和工會幹部等十人。在人民的激烈反對下，日本法院於一九五五年六月被迫宣判九名被告無罪，但仍堅持判處被告竹內景助死刑。——譯者注）的六個犧牲者以及某一臥軌自殺者的屍體，發現有以下值得研究的跡象：陰囊、睪丸和xxxx出血。眼瞼部的皮下出血。手腳的皮下出血。就被軋死者來說，並不是個個都有陰囊、睪丸和xxxx出血的跡象，但是被軋死者有這種跡象是值得重視的。據說這次下山總裁的睪丸、xxxx、手背和腳背都有內出血現象。這並不足以說明他是‘死後軋斷’的。」
眾所周知，警視廳偵查一科藉助於中館博士的這個意見，把它當作採取自殺論的根據。古畑博士卻指責說：「解剖屍體時中館博士既不在場，他也沒有看過桑島博士的鑑定書。那末他是根據什麼來反駁並斷定為自殺的呢？他的用意令人無法理解。中館先生既沒有資料可據，也沒有權利來作這樣的發言。」這一點姑且不論，偵查一科為什麼把古畑博士的死後軋斷論拋在一邊，卻採納了既沒有看到屍體也沒看到鑑定書的中館博士的意見呢？
下山曾到現場附近的末廣旅館去睡過覺，這一點加強了一科的自殺論的論據。但是二科卻認為末廣旅館這一線索是一文不值的。原來發生事件的當天，二科曾調查現場及附近一帶，徹底偵查過有哪些目擊者。但是那時根本還沒有出現末廣旅館這條線索，後來才由一科提出來。二科說這簡直是荒謬。不僅如此，二科還說，在偵查工作的最初階段，該科曾對《白皮書》上所載的「目擊者」當中的幾個做過調查，當時並沒得到《白皮書》上所援引的那些供述。過了那麼久，同一個人卻說起他目擊到了什麼什麼，真是令人吃驚。總而言之，二科完全不信任一科的偵查報告。一開始就認為下山是被謀殺的是偵查二科的二股股長吉武，以及當時在本案中擔任檢察官的佈施，但是佈施檢察官不知怎地以後又倒向自殺論方面去了。
如前所述，知名人士當中，當時的國營鐵道公司副總裁加賀山之雄至今仍然認為下山是被謀殺的。加賀山在《日本》雜誌中闡述他的意見如下：
「我認為出現在末廣旅館的下山不是他本人，而是他的替身。旅館裡的人們並不認識下山。如果使用大致相像的替身，就很容易矇混過去。從出事起一直到今天，我一直認為下山是被謀害的。下山的屍體被發現時，我憑著直覺感到他是被謀害的。因為下山總裁非常喜歡蒐集情報，他常常通過自己的下屬和朋友蒐集到我們所不知道的情報，過後又得意洋洋地向我們炫耀說：‘我連這樣的事情都知道哩。’因此，知道他有這種癖好的兇手很可能用‘請你獨自到三越來，有重要情報奉告，’這樣的話巧妙地把他引誘了去。然後兇手就在三越的地下鐵道脅迫他，把他帶到什麼地方去了。也就是說，下山從三越的地下鐵道被綁架的可能性是很大的。」
前副總裁加賀山的這段推理是很有趣的，在某些地方也可以看出它的可靠性。因為我認為當時擔任副總裁的加賀山在一定程度上推測得到下山身邊的事情以及他所面臨的危險。對於他的結論，我是持完全相反的立場的，但對他提供的個別資料，我卻頗有同感。
加賀山的文章接著說：
「當時國營鐵道公司正為解僱十二萬人這個重大問題而搏鬥著。當然，裁員並不是什麼可喜的事。但是當時國鐵把從軍隊上覆員的人以及從海外撤回來的人員都包了下來，職工總數膨脹到六十三萬名。我們打算把膨脹的人員一下子裁減為五十萬三千五百人，使國營鐵道公司的經營‘合理化’（即「產業合理化」。這原是一九二五年開始於德國，以後又由各資本主義國家群起效尤的一種措施，目的在於裁減職工、加強勞動強度以增加資本家利潤。一九四九年四月，吉田茂政府開始執行裁減職工一百五十萬人的計劃，以實行國營和私營企業的「合理化」。——譯者注）。我當時身為鐵道總局的長官，不得不擬定裁員計劃。尤其是，在這次裁員的三年前，在夏秋之交就曾計劃裁員七萬名。當時，伊井彌四郎和鈴木市藏等人（以後他們在共產黨內都升到相當高的地位）還在國鐵裡，他們在共產黨德田球一的直接領導下，對裁員進行了猛烈的抵抗。因此，計劃在眼看就要實現時垮了臺。由於有這樣的先例，我們估計這次裁員一定也會遇到相當強烈的抵抗，事先做好了充分的精神準備。尤其令人擔心的是，處在現場激烈鬥爭中的負責人會不會在‘使用實力’的過程中吃到很大苦頭呢？我們正在擬定相應的對策。
「在事件發生的約莫一個月以前，即六月一日，下山以總裁身份來到群情激昂的國鐵。他擔任總裁後，馬上就面臨連日與工會進行集體談判的局面。七月二日，他與工會方面進行了最後一次談判。談判席上的氣氛緊張到極點。但是下山總裁告訴工會方面說：‘為了國鐵的合理化，計劃一定要堅決執行。’這是他最後的宣告。
「以後就只等實行了。我們決定於七月五日在現場宣佈第一次裁員——七月四日是美國國慶，因此故意避開這一天。四日僅僅宣佈了有關總廳的裁員名單。
「但是另一方面，美軍總司令部的民用運輸局卻命令我們在七月三日以前執行。領導這個部門的官員名叫沙格農，他簡直是個地道的堂吉訶德。這個沙格農對於決定在七月五日裁員一事大為不滿。在七月三日那天，他胸前掛著手槍，喝得醉醺醺地闖進下山公館，謾罵了一通。他原先在美國一家小小的鐵道公司擔任科長級的職務，對鐵道其實並不怎麼在行。一到日本，竟當上了民用運輸局局長。他還說日本的鐵道就是‘麥依·瑞歐若德’（英語的譯音，意思是「我的鐵道」。——譯者注）。瞧他這副樣子，簡直就是把日本的國營鐵道看作他私人經營的鐵道。他就以這樣一種心情來發號施令。」
以上引用得未免長了一些，但是從加賀山的這篇文章裡依稀可以看出形成「下山事件」的背景和當時的情勢。
四
把加賀山的這些資料整理一下，再加上我的註釋，大致可以歸納出下列幾點：
一、戰前，國鐵擁有職工二十萬人；戰爭期間職工人數增加了，當時已有六十萬人，膨脹了三倍之多。自昭和二十四年六月一日起，國營鐵道公司改為公共企業，必須自負盈虧。按照新制定的「定員法」（一九四九年六月日本政府開始實行的一道法令，把政府機構的名額固定下來，超出編制的人員必須裁汰。——譯者注），要把同年五月底的五九八、一五七人在七月底以前裁決為五〇三、〇七二人。也就是說，要裁掉約莫九萬五千人。
二、國鐵工會反對公司當局所發表的方案，自六月二十三日到二十六日在熱海召開第十五次中央委員會會議，決定「在最壞的情況下使用實力，包括罷工在內」。「最壞的情況」肯定是指在總部進行的集體談判的破裂。這個決定是把四月裡召開的「琴平大會」上所決定的「反對裁減機構」的運動方針加以具體化。由於遭到民同派（民主同盟派的簡稱。這是日本工會運動中的右翼組織。——譯者注）的劇烈反對，中央委員會的這個決定直到天已破曉才付諸表決。
三、當時的運輸省次官下山定則當上了國營鐵道公司第一任總裁。下山原是技術部門出身。當時的首相是吉田茂，運輸大臣是大屋晉三。大屋是企業家。
四、七月一日，國鐵當局和工會方面進行了第一次談判。列席的有運輸大臣大屋、下山總裁、加賀山副總裁等人。工會方面的中央鬥爭委員會副主席鈴木市藏等拒絕了國鐵當局的方案，竭力主張裁員應通過「集體談判」來進行，但國鐵方面說明按照「定員法」的規定，當局不必通過「集體談判」就能實行。
七月二日，進行了第二次談判。國鐵當局和工會的意見無法調和。下山總裁宣佈說：「雙方各講各的，也談不出個結果來。談判就此結束吧。」談判就這樣破裂了。國鐵當局方面決定在七月五日宣佈裁員，並在七月二十日以前大致完成這項工作。
五、美軍總司令部民用運輸局局長沙格農對國鐵決定在七月五日裁員一事不滿，深夜闖進下山公館，向他叫嚷道：「提前幹！」
下山定則並不是由於私仇而「被殺害」的。《白皮書》上刊載著加賀山這樣的供述：「總裁是不是為了與森田信子的關係而受到威脅，並遭到暗算的呢？」但是加賀山自己也明明知道這是無稽之談。我認為下山是被謀殺的，這裡我要把這一謀殺案的背景追究個水落石出。
下山為什麼獨自在五日早晨到三越去呢？自從他在商店裡消失後，直到第二天早晨變成死屍在五反野常磐線的鐵軌上被人發現為止，這期間總裁的行蹤如何？對這個疑問以及其他各式各樣的疑問，大家都希望得到解答。比方說，大量黑糊糊的油為什麼沒有沾在上衣上，卻只沾在內衣上？從上衣和襯衫口袋裡抖出來的以綠色為主的粉末究竟是什麼？沒能在屍體附近找到的領帶、眼鏡和打火機究竟到哪裡去了呢？襪子被油浸得溼漉漉的，鞋裡面為什麼卻沒有沾油？如果是被人謀殺的，行兇現場（第一現場）究竟在哪裡，並且是以什麼方法搬運到輾軋現場（第二現場）去的？屍體裡所剩下的血液為什麼少得出奇？
趕快來解答這些謎固然重要，但是先看看事件的背景也同樣重要。
為什麼呢？因為把事件的背景弄清楚，似乎就會提供一些線索，幫助我們解答下山臨死以前的行動和關於死屍的種種離奇的隱謎。
關於「下山事件」的背景，我採用了加賀山副總裁那篇文章的順序。其實，為了讓讀者理解事件的背景，把這順序顛倒過來反而更好懂一些。
也就是說，先以最後的第五項——沙格農在七月三日深夜為了裁員問題到下山公館去，把總裁罵了一頓那件事寫起，反倒容易理解一些。
說得確切一些，沙格農闖到下山總裁家去罵他一頓的時間，是七月四日凌晨一點鐘。當天下午一點鐘，下山陪同增田官房長官到首相官邸去拜訪吉田首相。接見前，他們一起等候了一會兒。這時，下山對增田長宮說了聲「今天下午一點鐘還有重要會議」，就回去了。可是後來增田一查問，才知道國鐵並沒有召開任何下山應該出席的重要會議。下山在這天下午一點鐘託詞中途離去的謎，留待以後再來推斷。
前面已經說過，下山本來約好了要在第二天（五日）上午十一點鐘和加賀山副總裁一起到美軍總司令部去，以便向民用運輸局作裁員情況的報告，但是上午十點鐘以後還不見總裁的影子，於是大家著起慌來了。加賀山副總裁在十二點左右回到總廳來，聽說還沒有總裁的蹤跡，就憑直覺感到出了什麼事。於是就在與政府、警視廳、總司令部取得聯絡的同時，提出了通令偵查的要求。
我一向認為，像下山總裁這樣一個高階官員剛剛有數小時下落不明，馬上就用無線電到處廣播，呼籲大家協助尋找，未免操之過急了些。正如加賀山所說，一定是從外人眼中看來，下山身邊也充滿了不安，以致使他「憑著直覺感到出了什麼事」。
這種不安究竟意味著什麼？無論如何也得把當時美軍總司令部與日本政府的關係說清楚，才能使人瞭解為什麼下山為了裁員工作不得不經常與美軍總司令部保持聯絡，以及民用運輸局局長沙格農為什麼會闖到下山家來發脾氣。
在美國佔領下的日本政府是不能站在獨自的立場上來起草法令的。
因此，當時日本在制度上的改革沒有一項是日本政府獨自進行的。按照「定員法」來進行的國鐵裁員計劃也不是政府擬定的，而是美軍總司令部擬定的。由此可知，運輸方面的首腦沙格農是從這個意義上來把日本的鐵道叫作「我的鐵道」的，從而我們也大致能瞭解他何以會深夜闖進下山總裁公館去吵鬧。至於沙格農這麼發脾氣的直接原因，在下文大概就清楚了。
我們首先必須瞭解當時美軍總司令部內部的情況，才能說明美軍總司令部為什麼要在自負盈虧這樣一個冠冕堂皇的名義下，把日本的鐵道改為公共企業，並制定「定員法」來大批裁員。
然而，戰後橫行跋扈、使得日本發生變化的美軍總司令部的歷史，迄今還沒有人來寫。媾和（指一九五一年美日簽訂的舊金山片面「和約」。——譯者注）生效後已經過了將近十年，像「美軍總司令部史」之類的正式紀錄也還沒有公佈。
如今大家都已經知道，在日本的佔領軍總司令部（即美軍總司令部）內，以麥克阿瑟為中心，情報部和民政局之間的爭權奪利一直鬧得很厲害，但是更詳細的情況一般人就不知填了。
關於這事，最近某家雜誌以《美國的間諜特工機關》為題，發表了一篇文章，描寫美軍總司令部內部的勾心鬥角。作者叫大野達三，多半是個筆名吧。這是一家左翼雜誌，會使人認為上面所刊載的文章自然是有偏見的，但我讀後後卻感到大體上是公平的記述。既然有關美軍總司令部史的著作如今還沒有出版，我就姑且以這篇文章為線索，把「下山事件」的背景大致勾勒一下吧。
《美國的間諜特工機關》的梗概是這樣的：
美軍在佔領日本的同時，還在日本全國各地佈下了諜報網。美軍總司令部下面設有情報部，它是駐日美軍諜報隊中最高的決策機關。它直屬第八集團軍司令部，各師和各軍的司令部下面也各設有情報部。
「反間諜隊」按照對日佔領所劃分的各軍管區，在北海道（札幌）、東北（仙台）、關東甲信越（東京）、東海（名古屋）、近畿（大阪）、中國（日本本州島西部的一個地區——譯者注）（岡山）、九州島（福岡）等地設立了地方總部，在各都道府縣還分設了地區總部，在主要都市和其他重要地帶也駐紮了部隊。美軍總司令部情報部部長是威洛比少將，各地方總部「反間諜隊」隊長由上校或中校級的諜報軍官擔任，大一些的府縣各有二三百名軍官、軍士、士兵以及軍隊裡的文職人員，還僱有五六十名日本工作人員。
情報部和「反間諜隊」的這夥人不僅從事間諜活動，情報部還在決定和貫徹佔領日本的政策方面參與極其重要的活動。美軍總司令部內部在佔領日本方面起重要作用的機關是民政局，而情報部所起的作用不亞於它。
情報部和民政局之間的關係很壞。民政局局長惠特尼准將和威洛比經常在麥克阿瑟面前爭吵不休。關於同一件事，日本官員往往同時接到兩種不同的命令，弄得莫知所從。情報部不斷頑固地主張採取最反動的態度。客觀地看來，這種對立反映了美國國務院和國防部之間在對日佔領政策上意見的分歧，然而看來主要的還在於更加卑鄙的爭權奪勢方面。
緊接著，情報部就開始了他們最拿手的特務活動，把貪汙、赤化等罪名加在民政局的克吉斯、戴克以及其他二百數十名進步派身上，向本國告密，並把這些人都趕回美國去了。在這場大爭吵中，日本警察也插了一手。他們釘民政局和經濟科學局高階官員的梢。
民政局也不示弱。他們與民間情報敎育局建立了緊密聯絡，把手主要伸進日本的金融界、政界、新聞界和藝術界。他們抓住了廣播和報紙，直到一九四七年為止，一直掌握美國在日本的宣傳工作的主導權。
中央情報局和心理戰略局的人員是在一九四七年二月到日本來的。據說帶著這兩個組織的全權使命而來到東京的負責人叫加爾蓋特。他先在郵船公司大樓的四樓上設了辦事處，成立記錄調查局。加爾蓋特持有總統的手諭，因此權柄實在大得很。他從情報部、「反間諜隊」兩個機構裡抽去精幹的人，還網羅了一大批高階間諜，改編了在日本的間諜機關。初來時在橫濱的「反間諜隊」、後來又到第八集團軍情報部工作的坎農少校（後升為中校）也被編了進去。他奉命管理一個單位——坎農機關。
由於有美軍諜報部的命令，「反間諜隊」不得不服從加爾蓋特，但是他們心裡很不痛快。據說「反間諜隊」曾對記錄調查局進行過違抗，有不少人被遣送回國。兩個諜報機關之間的爭執一直繼續到一九四九年初。一九四九年，《關於加強情報機關的法令》不經討論就在美國國會通過了。這時，中央情報局獲得了完全的勝利。這個法令給中央情報局提供了第一個法律根據。
上面就是大致的情況。
說起來，關於企圖罷免前國警長官齋藤的那段經過是盡人皆知的。齋藤升在回憶錄中寫下大意如下的話：
「我曾竭力推薦久山秀雄，認為他是最適宜擔任國家地方警察總部長官的人，卻遭到民政局的強烈反對，原因與美軍總司令部民政局和情報部之間的內部糾紛有關。關於這個問題，以前還發生過這樣的事：
「我原任山梨縣縣知事，後奉命調到內務省任次官。我到美軍總司令部有關各部門去拜會時，民政局中很有勢力的某上校（指克吉斯上校。——作者原注）對我說了這樣的話：
「‘聽說最近警視廳的警察在對我們駐軍軍人的女友及其身邊的人進行起調查來了。如果確有其事，那真是豈有此理！我提出嚴重警告，不準警察做這樣的事。’
「過了一個來月，某上校又把我叫去，說：‘從上次談話以後，日本警察的調查還沒停止，一直繼續著，甚至還打算調查我的女友。’說著就把曾經前往調查的警察的名片擺在我面前。他又說：‘幹這樣的事到底是為了什麼目的？要馬上調查清楚回答我。’我把警保局（舊內務省的一個局。為全國警察機構的中心，全面指導警察行政。——譯者注）局長叫來一問，才知道是當時任內務省調查局局長的久山委託警視廳警務部部長調查的一個案件。
「原來美軍總司令部民政局的某上校儘管在局內擁有無上權力，又是擬定對日佔領政策的一箇中心人物，但是據說他的政策非常左傾，有人議論他也許是個共產主義者；在美軍總司令部情報部裡有許多朋友的吉田內閣某要人s就和情報部結成一夥，佈置下把這個上校從日本趕走的策略。因此就有必要抓住上校行為不軌的事實，以及足以迫使他離開日本的其他材料。久山是受s的委託才叫警視廳進行調查的。當時風傳上校和日本某夫人（指烏尾夫人。——作者原注）關係很親密。至於使用的是什麼樣的調查方法，這裡就不去記述了，但是當時還沒有抓到什麼真憑實據。因此，我就向上校彙報說：‘原來是收到了匿名信，說某些軍官把進駐軍物資運到日本女人那裡去。為了弄清事實，掌握證據，才進行調查的。結果查明並沒有違法行為，偵查工作就結束了。’
「可是過了將近一年——那時我已調任警視總監了——那個上校對我說，我的彙報是一派謊言。根據他自己的調查，已經弄清楚這是久山遵照政府某要人的命令委託警視廳的某人、並以那個人為中心所策劃的陰謀。
「總之，由於這件事，美軍總司令部的民政局和情報部某科之間的對立加深了。據推測，久山招來了憎恨自不用說，惡感甚至波及自由黨總裁吉田本人。
可以說是因果迴圈吧。罷免問題後來也臨到齋藤國警長官自己的頭上。齋藤在回憶錄裡這樣寫道：
「昭和二十四年七月初旬，增田官房長官給國家公安委員會主席辻二郞打來電話，要求和他會面。辻主席問我：‘這麼突然，有什麼事呢？’我回答說：‘確切的情況不清楚，多半是關於我的罷免問題吧？我這麼感覺。’辻主席馬上到增田官房長官那裡去。果不出所料，是要他設法‘叫齋藤國警長官辭職’。‘國家公安委員會似乎沒有理由叫長官辭職。政府對這個問題怎樣看？’辻主席這樣反問他。增田官房長官說：‘反正政府認為齋藤君不適宜作國警長官。因此，希望你能按照政府的意旨去辦。’
「辻主席說他沒有理由罷免齋藤。增田長官回答說：請你再考慮考慮這件事。關於今天面談時國家公安委員會拒絕了政府要求這樣一個內容，要嚴加保密，不要外洩。」
齋藤長官堅持說他沒有理由辭職，增田官房長官再三再四地逼齋藤長官辭職。但是在這個問題上增田長官中途敗北了，齋藤國警長官留任下來。齋藤這樣寫道：
「關於這個問題，大家議論紛紛，把官房長官說成是個很壞的人，不過至少可以斷言這主意並不是他想出來的。我倒是對前輩增田抱著同情，認為他很倒霉。我在這次事件發生前兩三個月曾經對增田官房長官說，吉田首相把民政局最厭惡的某要人留在他身邊使用恐怕不是上策吧，這話大概也在罷免我這件事上起了火上澆油的作用。」
齋藤升寫下了一本好書。從這本書裡我們清清楚楚地認識到，齋藤升之當上國警長官以及要罷免他的原因，都不外乎由於美軍總司令部的情報部和民政局之間的暗鬥。
我認為不理解這一點，就無法把「下山事件」搞個水落石出。
五
當時，日本內地六個地區都設有與美軍總司令部情報部直轄的「反間諜隊」有關的機關，這六個地區就是北海道、仙台、東京、大阪、福岡和高松。其中，蓋爾申上校的「反間諜隊」機關掌管東京地區——從關東起連福岡地區也包括在內。因坎農少校而出名的坎農機關是東京達個地區獨立的「反間諜隊」下面的特務機關之一。坎農機關還有個附屬機關，有代號，通稱「柿樹機關」。
各種檔案中都把這個坎農機關說成似乎與「下山事件」有關，我卻認為二者之間沒有什麼關係。各個「反間諜隊」的秘密機關迸行活動時是絕對不允許暴露身份的。後來，坎農機關在製造「鹿地事件」（一九五一年十一月美國特務機關（坎農機關）將日本作家鹿地直綁架；由於日本輿論憤怒的抗議，次年十二月被迫將他釋放。——譯者注）時，不慎曾把名字暴露出來，因而在「反間諜隊」秘密機關當中它可以說是失敗了的。一提到「反間諜隊」，人們馬上就把它和坎農機關聯絡起來——目前新聞界的這種膚淺認識還得好好糾正一下。
不用說，情報部是與作戰參謀部平行的機關，它擁有最大的權柄，是明確屬於作戰系統的機關。
但是民政局是佔領局面下所設立的一個軍政機關，屬於所謂的軍政系統。跟任何一個國家一樣，這個軍令機關和軍政機關之間不斷地進行著激烈的明爭暗鬥。
美國佔領軍統治日本以來，最感到頭痛的是如何對付共產黨勢力的問題。如果把佔領日本的美軍總司令部的歷史稱作一部對共產黨進行彈壓的歷史也不為過。麥克阿瑟在日本登陸後，最初著手做的是徹底摧毀日本依然儲存著的舊軍閥系統、右翼系統、右翼財閥等潛在勢力，目的在於把這些一掃而光之後，施以美國式的統治。民政局就是為了把這種國家主義從日本清除掉，才藉著「民主化」這樣一個漂亮名義展開活動，動手破壞戰前的秩序體制的。
眾所周知，民政局的代理局長克吉斯運用絕大的權柄來摧毀舊秩序，還打算利用共產黨的勢力。因此，直到戰爭結束時還是個非法政黨、幹部不得不潛入地下的日本共產黨，忽然抬起頭來，得到蓬勃的發展，一九四九年有三十五名共產黨人當選為國會議員。這是共產黨勢力的全盛時期，還聽到「革命時機快要成熟了」的呼聲。
但是情報部猛烈抨擊民政局的政策，而帶頭開炮的是部長威洛比少將。
自從昭和二十四年（「下山事件」發生的那一年）年初就逐漸處於劣勢的情報部，這時對民政局發動了反攻，並企圖用計把克吉斯和戴克趕掉。我本想把這件事更詳細地敘述一下，但限於篇幅，這裡只想指出美軍總司令部的情報部和民政局之間爭奪主導權的劇烈鬥爭形成了「下山事件」的一部分背景。
無論是情報部還是民政局，大概都曾把各自的特務機關或情報機關散佈在日本政界的各階層。齋藤國警長官在他的回憶錄中寫著，為了揭發克吉斯的醜事，他曾派人釘克吉斯的梢；及至克吉斯向他提出抗議，他才勉強找一些藉口搪塞過去。但後來克吉斯把他的謊言一一揭穿，弄得他不知所措。從這裡也可以看出，警視廳內部存在著情報部派和民政局派的派系之爭；兩派人一方面對自己那一派竭盡忠誠，另一方面儘量玩弄手段，想把對方打下水去，這是日本官僚的特性，並不足為奇。
總之，當局不得不在這樣一種情勢之下來選第一任國鐵總裁。當局最初考慮人選時，曾向當時的鐵道大臣村上義一商洽過，想請他擔任。但是正如《白皮書》上所追述的，村上拒絕了。按照美軍總司令部的想法，第一任總裁必須承擔一項特殊任務：與日本最大的工會——國營鐵道工會展開正面鬥爭，以便把大批職工解僱。因此，他們心目中的第一任總裁大概是以沒有任何政治背景的、一張白紙似的人最為理想。政府當局提出幾個候選人，但是他們不是聲名狼藉就是受人牽制的，因而情報部和民政局都表示不同意。結果，技術部門出身、毫無政治背景的運輸省次官下山定則被選為總裁了。
如果考慮到第一任總裁的困難處境，下山本該向美國佔領軍當局或吉田內閣提出一定的條件。實際上，下山也透露過要提條件的想法。但是正如《白皮書》上所追述的，他終於沒有提。齋藤升在任國警長官時，就立即提出條件；相形之下，不諳政事、或者為人老實的下山從就任時起就真是太疏忽大意了。這就種下了他致死的遠因。
這裡還得寫一點關於實際上決定總裁人選的、負責運輸事務的沙格農的事。
沙格農確實是個缺乏敎養的人。他在美國時雖然只不過是內地一家鐵道公司的職員，可是一來到美軍總司令部，他就大權在握，跋扈起來。當然，沙格農只不過是民用運輸局局長，他具有這樣大的權柄是很奇怪的事，實際上這是因為他背後有情報部部長威洛比少將給他撐腰。
有些情況使人認為，沙格農起初是站在民政局的惠特尼一邊的。可是，不知怎地，中途他又倒向情報部那邊去了。只要把沙格農是站在情報部一邊的這一事實考慮進去，「下山事件」的真相似乎就能瞭解一半了。
沙格農有兩項任務。一項是按照情報部的示意擬定一旦對蘇聯發生戰事時的運輸計劃，另一項任務是開除國營鐵道工會里的進步分子。這任務也可以說就是在國際方面反對社會主義國家，在國內反對日本共產黨。關於後者，如果說這是美軍總司令部在佔領初期播下了種子，到頭來自食其果，也沒有什麼不妥當。因為自從美軍統治日本以來，為了便於清除軍國主義而實行的扶植共產黨的方針取得了意外的成果，共產黨員以及擁護共產黨的人在日本社會各方面急劇地增加了。在各產業部門，進步的工會也風起雲湧地成立起來了。尤其是自從「二·一罷工」（一九四七年一月，日本國家機關和公共企業職工二百六十萬人成立聯合罷工委員會，決議從一九四七年二月一日起舉行總罷工。但是罷工開始前數小時，麥克阿瑟下令禁止。——譯者注）以來，形勢的發展使人覺得共產黨所說的「革命」未必是夢想。連一向被認為比較穩健的國營鐵道工會中，也急劇地展開了尖銳的鬥爭。
這個出乎意料的「成果」使美軍總司令部不禁愕然。他們親手造成的東西正在變成意外的魔障。得及早想點辦法。這時，在反對社會主義國家（蘇聯及中國）這方面，麥克阿瑟的政策不得不改變，只留下情報部一條線。無論如何也得設法遏制日本國內已經強大起來的急進的工會運動。一旦發生什麼變化，還得使日本的一切機關能有所準備。為了這個目的，必須趕快使他們親手扶植起來的日本民主空氣轉換方向。為此，有必要引起（或是製造出）令人震驚的事件，以便使日本人民對「赤色分子」產生恐懼。得到麥克阿瑟支援的美軍總司令部情報部大概就是這麼想的。
以七月五日的「下山事件」為契機，「三鷹事件」、「橫濱人民電車事件」、「平事件」、「松川事件」等相繼發生之後，在情報部與民政局的一場鬥爭中，情報部取得了勝利，民政局裡擁有實力的克吉斯被遣送回國，美軍總司令部發揮一切機能全盤向右轉。只要聯想到這些事實，就可以明白情報部部長威洛比的意圖了。
實現這一意圖是需要策略的。情報部下面有「反間諜隊」這樣一個強大的情報機構。威洛比一定在全國範圍內開動了這部機器。想來沙格農在與國營鐵道工會展開決定性的鬥爭時，也把「反間諜隊」這種關係利用上了。
日本各地的「反間諜隊」機關沿著情報部部長的這條路線展開了活動。他們大概把情報詳詳細細地彙報給威洛比。這些情報的範圍不僅包括日本政府的高階官員、要人，或是官僚個人的動靜，甚至還涉及美軍總司令部內的美國高階官員。連沙格農也受「反間諜隊」的情報網所箝制。
因而，下山一當上國鐵候補總裁，情報機關一定就把他的經歷、認識些什麼朋友、與什麼政黨有瓜葛，或是有什麼後臺等等全都告訴了沙格農。這樣他才答應叫下山就任總裁。
下山純粹是技術部門出身的，在鐵道省裡沒有任何私人勢力。據他過去的同窗水野成夫說，下山在中學時代就是與水野競爭第一、二名的高材生。他總喜歡站在鐵路旁邊看火車開過，百看不厭。提起當時下山的火車迷，據說在學校裡都出了名。這樣的下山進入鐵道省後，志願到現場擔任技術部門的工作想來也是很自然的事。
但是另一方面，由於是技術部門出身，下山當上運輸省次官之後，在省裡卻沒有任何強大的私人勢力。他就任國鐵總裁之後，也和人事局方面處得不大好。這是造成下山悲劇的遠因。在這一點上，毋寧說副總裁加賀山的後臺倒遠比他的硬。加賀山的岳父是十河信二，十河憑著老前輩的資望，在國鐵裡隱然擁有實力。因此，就他們在省裡的政治基礎來說，加賀山要遠比下山穩固多了。
下山早就打算乘鐵道改為公共企業的機會，辭去次官的職務，以在野身份去競選參議院議員，並且好像已經著手準備了。就在這時，有人和他商洽擔任第一任國鐵總裁的事。
正如《白皮書》上所指出的，下山對於接不接受總裁這個職位一直猶豫不決，但是他終於還是答應了下來。下山知道第一任國鐵總裁的任務就是對付國營鐵道公司空前的解僱這樣一個難題——也可以說是為了裁員才臨時委任一個總裁的。一俟這項工作告個段落，他就打算辭去總裁這個職務，再去競選參議院議員。一部分人說，下山是為了進參議院才答應當國鐵總裁的。其實，憑著他那段運輸省次官的資歷也足夠資格參加競選了。
總之，下山同意了擔任第一任國鐵總裁。事前他也曾找村上義一商量過，村上鼓勵他就任，所以儘管下山對這職務並不怎麼熱中，還是答應下來了。
從民用運輸局的沙格農來說，正因為下山不受任何人牽制，才認為他最合適。依他看來，第一任國鐵總裁固然不能與日本政府有關聯，更不能與美軍總司令部——尤其是民政局一方有關聯，因為國鐵總裁必須是個對沙格農百依百順的人，至少也不能對沙格農的政策多嘴多舌或是妄加批評。他心目中最合適的是個唯命是從的人。一切命令都由沙格農來發，一切人事都由沙格農來決定。如果總裁受民政局的牽制，事情就不好辦了。沙格農是從這一點出發來讓下山定則坐上總裁這把交椅的。但是下山果然使沙格農感到滿意了嗎？
下山並不是沙格農心目中的「理想人物」。
下山大概也知道自己只是個臨時總裁，明白美軍總司令部真正看中的是副總裁加賀山。但儘管他只是個臨時總裁，卻不甘心完全依照美軍總司令部的命令列事。就拿國營鐵道公司開除職工的名單來說吧，他並不甘心盲目地接受美軍總司令部單方面交派下來的那一套公事。在他來說，將平素對他冷淡的人事局所開列的名單囫圇呑棗地接受下來，那大概也是不能容忍的事。處在加賀山副總裁勢力底下的人事局，不肯和技術部門出身、毫無後臺的下山總裁協作。同時，下山的自尊心也不允許他接受這樣一個人事局所開來的名單。（大部分是按照美軍總司令部的意旨開列的。）沙格農沒有想到下山竟然會有這樣的反抗精神。
美軍總司令部根據新確定的盈虧自負原則，假借「合理化」的名義擬定了一份裁員計劃，骨子裡卻是要清除國鐵內部的共產黨分子。美軍總司令部所做的調查是頗為草率的。確實有不少人未經詳細調查就遽然被看作「赤色分子」，列入被開除的名單。被人叫作「溫情主義者」的下山，看了這樣一份名單，大概是不能原封不動地接受下來。他一定是想自己另擬一份名單，以抵抗沙格農。
但這不是下山憑著自己一個人的判斷所辦得了的。他必須先從什麼人手裡弄到國鐵工會方面的情報。他所能得到的情報只是美軍總司令部民用運輸局通過日本政府送來的片面的情報——也就是美國方面的情報。下山一定是站在獨立的立場上，想擁有自己的情報網，以便對情勢做出判斷。加賀山在《日本》雜誌上發表的一文中也說「下山總裁非常喜歡蒐集情報」。這固然也許是出於個人的癖好，但他既然擔任了國鐵總裁，為了貫徹自己的主張，勢必就得弄到自己的情報。
在《白皮書》裡，當時的運輸省次官伊能繁次郞說：
「讓下山來坐總裁這把交椅的趨勢表面化了。當時我就去找下山，告訴他如果答應擔任總裁，一定得提出條件來，一切協商妥當。條件就是減少解僱人數，削減工資。至於採取什麼方式方法，完全由總裁決定。無論事情結果如何，絕不給政府添麻煩。可是下山好像並沒有向政府提出什麼條件。瞭解內情的人彷彿都有避免就任總裁的趨勢。想來正因為如此，才臨時叫他來擔任的。」
總之，日本有關方面是單純從經營「合理化」這一角度來看待解僱問題的，伊能以及下山大概也是這樣。但是對美軍總司令部來說，解僱完全是為了美軍的問題，因此才要裁減機構。日本有關方面卻矇在鼓裡，還以為國鐵大批裁員純粹是經濟上的問題。這裡，日本有關方面和美軍總司令部之間在真實意圖上就產生了分歧，下山的不幸也就在這裡。當時日本上層人士大概也沒人注意到美軍究竟極其秘密地在日本國內策劃著什麼。國鐵裁員並不是根據自負盈虧或是「定員法」這樣一些單純的經濟上的理由來辦理的，卻是為了「美軍作戰」這樣一個嚴酷的目的，不許日本方面在政治上討價還價或是與國鐵工會妥協。國鐵裁員是情報部所提出來的強大作戰計劃中的一個重要環節。
國鐵工會方面對此採取了什麼措施呢？
國鐵工會也沒有看出這種大批解僱是美軍總司令部的作戰計劃中的一環。他們只是反對國鐵大批開除包括共產黨員在內的急進分子，但還只當這是經濟鬥爭。在「琴平大會」上，他們反對國鐵裁員，決定展開包括「使用實力」的強大的反對裁員的鬥爭。但是他們大概也知道這是不可能成功的，從「二·一罷工」時麥克阿瑟所下的命令就能明白這一點。但是除了民同派以外的國鐵主流派卻毅然決然地發出了包括「使用實力」的鬥爭宣言。關於「使用實力」，連德田球一等人都懷疑過「時機還不成熟」。
但是國鐵工會的這一斗爭方針廣泛地引起了社會上的注意。解僱名單預定在七月三日發表，工會決定屆時「立即展開使用實力的鬥爭」。人民大眾一定對國鐵工會的這種方針感到不安，總覺得它帶有險惡的氣氛。
沙格農大概反而歡迎這種險惡的氣氛。他在準備製造震撼人心的事件，正好拿國鐵工會的險惡氣氛作為襯托。所以對他說來，這毋寧是可喜的事。
據說實行解僱日期越逼近，下山定則夜裡就越睡不著覺了。據他家裡的人說，每天晚上他都喝藥水才能勉強睡覺。
七月五日早晨八點二十分，下山總裁離開上池上的私邸，乘大西司機開的車來到東京車站前的交通指揮台時說：「到三越去，要買點東西。」他看到三越還上著門，就說：「白木屋也成，一直開去吧。」他又看到白木屋的正門也關著，這次就說：「繞到神田車站去。」以後又說了「開到三越去」之類的話。這些在前面已經提到了。但是他為什麼會有這樣莫名其妙的行動呢？
再說，當時從國鐵總廳前面開往三越總店的半路上，下山還叫汽車在千代田銀行總行前停下來，到銀行裡去了二十來分鐘。他究竟去做什麼呢？
後來一調查，才知道該銀行的出租保險庫裡有下山的保險抽屜，裡面有用報紙包起來的三疊百圓鈔票，每疊一萬圓。此外，還有裝著股票的茶色大信封，以及裝著自己家房契的白信封。最下面還有個摺疊起來的紙夾，開啟來一看，原來是春畫。春畫依然擺在那裡——這就構成了下山不是自殺而是被人害死的論據之一。打定主意要自殺的人，一般總要把身邊的事情清理一下。按照人之常情，不能讓外人看到的東西，或是不好意思讓遺族看到的東西都要消滅掉。但是在他這個出租保險庫裡，卻有一樣見不得人的東西——春畫。如果他下定決心要自殺，就一定會把這些東西拿出來消滅掉的。何況下山總裁一向就是個好面子的人。
六
那末下山又是為什麼到銀行去開出租保險庫的呢？他去辦了些什麼事？他坐若車子在兩家百貨商店外面兜了圈子，半路上像忽然想起什麼來似的跑到自己在銀行裡租的秘密保險庫去，這隻能認為他是想存進或是取出些什麼。幾疊百圓鈔票上蓋著某銀行五月十五日的章，共有三萬圓。很難設想下山那天早誤會從衣袋裡取出三萬圓鈔票放入保險庫裡，大概是保險庫的保險抽屜裡原來有的錢在三萬圓以上，他是去取錢的。也就是說，三萬圓是取完之後剩下的錢，取走的款數不知道是多少，估計也許和剩下的數目差不多。
那末下山為什麼要去取錢呢？假定他從銀行的出租保險庫的保險抽屜裡取出了兩萬圓或是三萬圓，他是不是有必要把這筆錢交給什麼人呢？
交給誰呢？
首先會讓人想到女人。但是事後警察向森田信子做了調查，證實她到平塚去了，沒有在家。森田信子固然是下山的情婦，那天這筆錢卻不是為了交給她的。
此外，下山似乎還有個相好的女人。經調查，也得知當天下山沒有和那個女人見面。
那末究竟是誰呢？
這裡就可以附帶說明我前面所提的、下山暗地裡有自己的情報網一事了。也就是說，可以設想五日早晨下山有必要會見給他提供情報的某人。關於國鐵工會的內部情況，那人能夠提供極有價值的情報。據我的推測，那個人並不是個二三流的「包打聽」，只因為與工會有些來往，道聽途說地弄到一些情報就拿來兜銷，而是個連國鐵工會中央鬥爭委員會的微妙政治動向都能接觸到的人物。
五日上午十點鐘，下山就要參加解僱問題最後的重要會議。為了彙報會議情況，他還得在十一點鐘到美軍總司令部去。下山必須在那以前從經常向他提供高階情報的那個人手裡拿到重要的報告。
為了這事，他需要錢。當然，他一定是平日就付津貼給那個人的，也許這時想起津貼已經到期了。總之，下山有必要付給那個人一筆款子。會面的地點大概就在三越百貨商店內，離地下鐵道不遠。這條地下鐵道可以從三越百貨商店這邊下去，然而從白木屋那邊下去也是通的。所以下山才對大西司機說：「三越也成，白木屋也成。」意思是哪邊都成。如果搭地道車，緊挨著三越的那站就是白木屋車站。從這裡可以看出他有所戒備，不讓司機知道自己真正的意圖。
那末下山究竟為什麼要吩咐司機「繞到神田車站去」呢？
我認為下山大概是非和那個人單獨見面不可。不管是從三越進去還是從白木屋進去，反正他不想讓任何人注意到自己和那個人的會見。恐怕是因為兩家商店都還沒開門，他才想繞到神田車站，從該車站搭乘地道車到三越前邊去。過了這麼大工夫，三越也該開門了吧。再說，他的行動還得瞞著大西司機。為了前往約會地點，他可以從神田車站前搭乘地道車，在下一站——三越前面下車；也可以再坐一站，在日本橋白木屋前面下車。也就是說，下山和那個人大概是約好在連結著三越、白木屋、神田這三條地下隧道的某處會面。
然而下山來到神田車站，為什麼又沒有下車呢？
下山這時大概忽然想起一件事：必須交一筆錢給眼看就要跟他會面的那個人。也就是說，來到神田車站前時，他才猛地想起要給那人一筆款，作為活動資金或是津貼。
由於想起這一點，下山就吩咐大西司機從神田車站前面開到三越去。那時，他已經決定要在半路上繞到千代田銀行去，從保險庫裡取錢。
預先約好會面的時間馬上就要到了。繞到銀行去從保險庫裡取錢也要耽擱一些工夫。我認為因此下山才叫太西司機開足了馬力，好像生氣似地說：「快點開。」
下山在千代田銀行前面讓車停下來，獨自進去了。機密保險庫的機構特殊，非本人的鑰匙是開不開的，裡面一個外人也沒有。下山開啟保險庫的保險抽屜，拿出幾疊鈔票：放入衣袋。不用說，他並不打算自殺，裡面有春畫也好，有什麼也好，他都不在乎。假若他果真有意去死，也許他會往裡面放一份遺囑之類的東西。當然，保險抽屜裡並沒有這類東西。
過了二十分鐘，下山從銀行裡出來了。大西司機的汽車就等在外面。他坐了上去。下山叫大西「快點開」，大西就開足了馬力，來到三越正門前。下山下了車。百貨商店已經開始營業。大西司機大概以為下山進三越去買東西，過一陣就會出來；但他也知道下山的老毛病，所以等得久一些也是有精神準備的。（下山的友人、運輸省次官伊能也在證詞中說：「下山有個叫車子一等等上半天的習慣。」）因此，據大西司機的供述，從那時起直到下午五點鐘，他把車停在三越前面，差不多等了八個小時。
以上是我大致的推斷。不這麼推斷就不可能理解下山在三越、白木屋前面打轉轉，繞到神田車站，接著到銀行，趕快又折回三越的行動之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