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
昭和二十七年（一九五二年。——譯者注）一月二十一日下午七點半鐘左右，覆蓋著札幌市內的雪，被那剛剛降臨的黑夜呑沒了。
兩輛腳踏車在南六條西十六丁目一帶賓士著，忽然發出了槍聲，其中的一輛倒在雪地上了。另一輛腳踏車照舊賓士，過了三百來米就消失在黑暗中。這時收音機正在廣播著《三支歌》。
這條大街行人稀少，冰凍的道路上，只零零落落地點著幾盞街燈。
接到行人的報告，警察署的車立刻開到了，警察抱起被槍擊的人一看，吃了一驚。從臉容認出那正是札幌市中央警察署警備科長白鳥一雄警部，原來騎的那輛腳踏車倒在鮮血淋淋的屍體旁邊。
行人雖然稀少，還是有人目擊到出事以前疾駛著的那兩輛腳踏車。其中一個人是北海道廳的職員，他走到附近被燒燬的郵局的遺址時，看見一個人騎著腳踏車以普通速度從他右首經過；相隔大約六丈遠，另一個人從後面也騎著腳踏車馳來，趕過頭一輛腳踏車。
那個職員並沒有特別加以注意，所以事後也想不起騎車的人穿的是什麼衣服。他哼著小調，不緊不慢地走著。快到西十六丁目的街上時聽到前面發出砰的一聲近乎腳踏車輪胎放炮的巨響。
隨著聲響，他看到兩輛腳踏車的後影，其中一輛朝西邊筆直地馳去，另一輛倒在那裡。他急忙走去一看，倒在雪上的人穿著黑大衣，頭戴滑雪帽，戴著眼鏡，身子俯臥著，嘴和鼻孔裡流出了大量的鮮血。
另一個目擊者是個五十二歲的婦女。她剛走到十六丁目的半中腰，就看見兩輛腳踏車從身旁過去。其中一輛稍微趕前一點，另一輛在它右邊馳著，像是要追過去似的。後面那輛腳踏車的前輪幾乎挨著前一輛的後輪。由於兩輛腳踏車貼得這麼近，這個女人還以為他們是一夥兒的呢。
兩輛腳踏車趕過了她，大約騎過去六尺光景。這時只聽到啪啪的響聲，剎那間，前一輛車上的人，腰下邊閃出小爆竹般的火光，隨後那人猛然一嗞溜，就像從腳踏車上滑落下來似的栽倒在路上了。
另一個目擊者是個二十六歲的男子，他也是市公所的職員。下面是他的證詞：
“我走到十六丁目的半中腰，無意之中回過頭去朝左邊望了望，只見離我後邊二三十米光景，靠左側的路上，有兩輛並行的腳踏車朝我馳來。我想：當心腳踏車來了，得躱開啊，就又把頭掉過來，朝西走了五六步。
“過一會兒，就接連聽到砰砰兩聲，我一邊走，一邊回過頭去朝左後方發出聲音的方向望去。只見剛才那兩個騎腳踏車的，左邊的那個好像從車上掉下來倒在路上，右邊的那個也不去管倒下來的人，以普通的速度朝我駛過來。
“我又把臉掉過去。走到肉鋪附近時，微微聽到後邊嘶的一聲——這是腳踏車騎得相當快時發出的聲音。我就掉過頭去朝右邊望了望那輛腳踏車。那個人平伏著腰蹬車，以猛烈的速度從我身邊騎過去。他在十七丁自臨街的一家當鋪犄角上拐了個九十度的彎，越過雪堆，往前一竄就向南邊拐去了
“我聽見腳踏車在後邊嘶的一響，回過頭來一望，從側面瞥見了騎車人的臉。他平伏著腰蹬車時，我又清清楚楚看見了他的身形，所以大致知道他的面容和裝束。他有二十七八到三十歲光景，沒戴帽子，長頭髮，蓬蓬鬆鬆的沒有修剪，鴨蛋臉，沒戴眼鏡，臉色是白是黑可沒看清。從背後看來，個子不算小，雖然不胖，我覺得他的體格卻是魁梧的。”（旁證人記錄）
此外，還有個目擊者。那是住在現場附近的一位家庭婦女，《北海道日日新聞》（昭和二十七年七月十二日〉上曾登載過她的談話：
“一月二十一日下午七點鐘光景，我站在南六條西十五丁目的書店前面。這時，從東邊駛來兩輛腳踏車。我走到路當中，望了望靠我這邊的那個人的臉。他的臉色非常蒼白，穿著黑大衣，戴著黑帽子。記得另一個人穿的好像也是黑衣服。那時，右邊並行的那個人朝著靠我這邊的人（白鳥）說了些什麼話，但是他沒有回答。附近有電燈，我記得照得相當亮。我問那家書店有沒有我要的那本書，說沒有，我就徑直走到十一丁目去買了。
“回來的路上，剛走到十五丁目，就聽見酒館的收音機在大聲播送《三支歌》。又走了一段路，看見一個男人躺在地上，腳踏車就倒在他身旁。
“那裡還有兩三個人，說：‘大概是喝醉了。’住在角落上第三家的三上大媽這時來了，說剛才砰砰響了兩聲。有個穿黑大衣的人把手放在那個人的肩膀上，問道：‘怎麼啦？’那人回答了一聲‘嗯’。那時他還活著。”
在這裡簡單談談被殺害的白鳥一雄警部的經歷。
這個警部當時年三十六歲。十五年前，他在北海道當上了警察，在外事股一直工作到停戰，在職時還曾被派到哈爾濱學院去學習俄語。
日本戰敗後，他在警備股任職，被提升為市警察署的警備科長，兼管批准開業的工作。
白鳥以前從事過以鎮壓左翼運動為目的的特高警察的活動。從昭和二十六年八月到十月，日共一通過“軍事鬥爭”方針並做好準備，擔任警備科長的白鳥就將黨員一一逮捕起來，關入監獄。日共黨員確實憎恨白鳥，把他看成是鎮壓他們的最兇惡的敵人。
關於白鳥，有著種種傳說。被害的那天下午，他的行蹤是這樣的：他只在警察署裡露了一下面，就到市內南四條西四丁目的酒吧間“紫浪”去，接著又到過兩家窯子。由於負責管理風紀的關係，在這一帶他很吃得開。
“‘白鳥事件’對策委員會”所出版的《白鳥事件》上有如下一段話：
“說到酒吧間‘紫浪’，直到事件發生的頭一年，共產黨地方委只會的辦事處還設在這家酒吧間附近。共產黨的這個辦事處曾幾次遭到成夥持手槍的強盜的襲擊。‘紫浪’原是個複雜的地方，強盜的頭子們經常在這裡和‘反間諜隊’裡的二世碰頭，接受指示。白鳥大概不僅每天和美國的特務機關取得聯絡，想來他當天還跟這類強盜和右翼特工人員見過面，但是當局對這些情況都加以隱瞞，避免從這一點來追究白鳥的行動。”
“白鳥事件”發生之前，札幌附近曾接連發生共產黨員所造成的險惡事件。小樽廟會的前夕，曾經發生有人往擔任該地警備的警察隊扔火焰瓶（在瓶子裡裝上易燃物，拋擲後可引起火災。——譯者注）的事件。所謂“紅燈事件”也暴露了。這個計劃是要用紅訊號燈把運煤的列車停下來，讓市民去搶車上所載的煤。接著又發生了這麼一件事：由於在市公所前面舉行“給我們年糕！”的靜坐示威，自由勞動者（指沒有固定職業的工人，一般都打零工。——譯者注）的黨支部和北海道大學學生中時幾個活躍的黨員被拘留，日共黨員展開釋放鬥爭，把幾百張威脅性的明信片寄給了白鳥警部以及札幌市長和負責公安的檢察官鹽谷。
當局認為日共黨員的這種“暴力行為”恰好配合了日共中央所提出的“軍事鬥爭”。根據黨員的這一系列活動，當局估計槍殺白鳥警部這件事也是他們當中的什麼人乾的。
偵查當局認為槍殺白鳥警部的兇手是日共黨員，決定首先拿自由勞動者支部開刀。
一個在職的警備科長被槍殺了。警察當局感到異常緊張自是不必說了。為了搜捕兇犯，偵查總部鬧騰得沸沸揚揚。從事件發生後第三天（二十三日）的早晨起，就像嘲笑他們似的，共產黨員也印著《看吧，天誅地滅！》這樣一個標題的傳單在市內到處散發。
傳單的第一句是：“自由的兇惡敵人，白鳥市警科長的可恥下場正是全體法西斯警察註定要遭到的命運。”還說，要正視白鳥被殺害的事件，指出全體市民必須以此為契機，奮起從事革命鬥爭。傳單上署著“札幌委員會”。這就是所謂“天誅傳單”。
根據從屍體裡取出來的子彈，查明白鳥警部致死的原因。據鑑定，子彈是從三十二口徑的一九一二年型勃朗寧左輪手槍發射的。屍體所在的現場附近還落著一隻彈殼。
從子彈射穿狀態以及沾在衣服和皮膚上的硝煙痕跡也能夠推測出兇手是從極近的距離向該警部開槍的。
從這種狀況來推想，正如目擊者所說，兩輛腳踏車幾乎是並行著的；剛騎到現場，後面那輛腳踏車上的人就從背後狙擊了騎在前面那輛車上的白鳥警部。
二
事件發生的第二天（一月二十二日），日共北海道地方委員會的村上由就到北海道廳的記者俱樂部來，以談話的方式發表了宣告。內容要點是：
“黨和‘白鳥事件’無關。這個事件是與黨毫不相干的過激分子任意幹出來的。黨不贊成這樣的個人恐怖行為。關於傳單，我們毫無所知。傳單內容是些毫無政治性的莫名其妙的東西，黨會不會發出這樣的傳單是值得懷疑的。”
村上是全北海道日共合法組織的代表和發言人。
“但是第二天村上又在記者俱樂部出現了，他收回了前一天的宣告，並宣讀了宣告書，大意如下：
“我不知道‘白鳥事件’的兇手究竟是誰。關於黨和本案的關係，我也無可奉告。但是殺害白鳥是出於愛國者抵抗警察當局的鎮壓的英勇行為，而不是個人的恐怖行為。”
這與其說是修正了前一天以談話方式發表的宣告，不如說是把它全盤推翻了。不知道他為什麼要這樣收回前言。
偵查當局檢舉不到嫌疑犯，正在焦灼萬分時逮捕了自由勞動者支部的靑年黨員吉田哲。他是作為“民靑”（日本共產黨領導的日本民主靑年同盟）中央的組織幹部而到北海道來的。
當局獲悉“天誅傳單”是吉田散發的，就根據這個嫌疑逮捕了他。這時還檢查了吉田的指紋，想知道它與落在現場上的彈殼面上依稀可辨的指紋是否一致。彈殼上的指紋有一部分並不清楚，但據說與吉田的指紋相彷彿，因此就開始對他嚴加審問。
可是在札幌高等檢察廳會議室把吉田的指紋和彈殼上所沾的指紋映照在銀幕上研究的結果，認為並不像，於是，吉田的嫌疑就減少了。吉田曾做過假供詞，檢察官查明那不是真實的，就將他釋放了。
同時，檢察廳的有關方面收到了幾百張威脅性的明信片，偵查總部就把這些收集在一起，仔細加以研究。從明信片上去檢查指紋幾乎是不可能的事，但當局假定威脅信與槍殺白鳥事件有關，打算從筆跡來追查犯人。於是，根據筆跡鑑定，查出有寫明信片嫌疑的共產黨員的名字。自當年四月起，以寫威脅性明信片的嫌疑而被逮捕的公開黨員達十二名；其中有一個是北海道大學的學生，名叫鶴田倫也。在這些黨員當中，他是唯一屬於地下黨組織的，但這時當局還不知道這一點。
偵查當局方面的中心人物是高木一檢察官，在“帝國銀行事件”中他曾作過主任檢察官。
被捕的黨員以絕食鬥爭來進行抵抗，當局也找不到關於他們的可靠線索。因此，三個月以後，全體就被釋放出獄。
被害者是在職警部。不論從事件背景的嚴重性，或是從維持警察威信來說，偵查當局都必須全力以赴地搜捕犯人。但是偵查班連一點線索也得不到，他們的焦躁心情是可以想象的。
就這樣，偵查當局針對“白鳥事件”而展開的活動一開始就走進了死衚衕，老早就傳說已經迷失方向了。
但是事件發生後過了約莫四個月的某一天，碰了壁的偵查班突然看到了一線光明。那是從遙遠的西方射過來的。關於這段經過，可以從追平雍嘉（被告之一）所著《白鳥事件》這本書裡引幾段：
“偵查班自不用說，連共產黨本身也想不到的一件事，使‘白鳥事件’急轉直下地有了解決的頭緒。原來札幌的一個共產黨員倒在溫泉區伊東市（靜岡縣）的街上，受到警察的保護。
“最初收到這一情報的是札幌方面的國警隊。經過多番調查，才知道這個黨員是北海道廳支部的n靑年，由於散發傳單，誹謗美國佔領軍是偷煤賊而被起訴的。後來他在保釋期間失蹤了，當局正在追查他的下落。不料他喝得爛醉如泥，倒在溫泉區的海灘上了。
“命運是很奇怪的。恰好在那天晚上值班的巡查部長s是個心腸格外軟的人。s從n靑年的態度中感到他不像是個純粹為了自殺而出走家庭的人，就拍著他的肩膀鼓勵他，並把他介紹給伊東的醋魚飯卷店‘蛇目鮓’，在大師父下邊學徒。‘蛇目鮓’的老闆把n當親兒子般地照看，敎給他做飯卷的技術。
“n拚命幹活，從採購材料到洗桶，什麼都幹。揑醋魚飯卷的手藝也越來越高了。但是他這段太平日子並沒有維持多久。過了一個時期當局就查明n的歷史，瞭解到他是與‘白鳥事件’有關的刑事被告（作為嫌疑犯被檢察官起訴，尚未審判者。——譯者注）。這時，札幌方面的國警隊就派老練的赤坂警部補去把n拘押起來。
“被帶到札幌去的n，決心與共產黨脫離關係，就主動寫了備忘錄，交給赤坂警部補。正是在這份備忘錄裡，他具體地記述了札幌委員會指揮下的共產黨地下組織的概況。當局這才知道札幌地區三十個地下支部屬於七個地下總支，這七個地下總支又是由札幌委員會領導的。
“偵查總部拿到這份重要情報就忽然活躍起來。”
n就是靑年共產黨員成田。成田所提供的情報使直到那時為止對地下組織差不多是一無所知的當局為之愕然，而且備忘錄的每一條似乎都可以成為解決“白鳥事件”的重要線索。大體說來，他提供的情報有這樣幾條：
一、北部總支領導著包括北海道廳支部在內的幾個支部。組織幹部是被人稱作“老直”的佐藤直道。
二、與札幌委員會的委員長村上國治等人一樣，佐藤直道也是屬於禮幌委員會地下組織的重要黨員之一。
三、在“白鳥事件”發生時，“音川”（化名）是直接隸屬札幌委員會的聯絡員，他騎著腳踏車在重要黨員之間進行聯絡。事件發生時，向第五總支散發“天誅傳單”的也是他。
四、他們似乎還組成了“核心自衛隊”。“白鳥事件”發生時，以隊長身份進行活動的是使用“花井五郞”的化名的宍戶均。
五、n也受過以“核心自衛隊”為中心的幹部訓練。
訓練地點在惠庭村新建立的小居民點的一個農民家裡，敎導員紺野與次郞是當時潛入地下的八名幹部之一。
六、根據“白鳥事件”剛發生後村上國治、佐藤直道等人的言行來看，“白鳥事件”的策劃者是共產黨。“天誅傳單”的起草者是村上，佐藤對“白鳥事件”持反對或是懷疑態度。
七、n也和支部裡的其他黨員們一起參加了昭和二十六年年底在鹽谷檢察官的住宅貼傳單的事件。
八、n曾經看見佐藤直道把武器——土製手榴彈藏在秘密住所的炭箱裡。
由於n透露了這些重大事實，偵查總部這才確定了偵查的基本方向。他們馬上就將地下黨組織的成員依次逮捕起來。
佐藤直道原是日本供電廠的職員，“赤色整肅”（一九五〇年六月麥克阿瑟命令日本政府當局非法“整肅”二十四位日本共產黨中央委員，接著又大批解僱共產黨員與進步人士。——譯者注）的時候被開除。共產黨提拔他當了札幌委員會的常務委員，接著又任代理委員長。共產黨提出“軍事方針”後，他就在村上委員長下面作為札幌委員會指導部的成員，專心一意地從事組織活動。
當時年四十二歲的佐藤被偵查總部逮捕之後，在審問官執拗的盤訊之下，終於屈服，開始供述重要事實。
在獄中脫黨的佐藤，向偵查總部提供了有關“白鳥事件”內情的材料。這裡再摘錄一下追平的《白鳥事件》中的要點：
一、札幌委員會的指導部（根據日本共產黨第四次全國代表會議的組織方針而成立的地下組織指導機構）是禮幌地下組織的最高領導機關，委員長是村上國治（化名k）。指導部成員有佐藤直道（化名y）和追平雍嘉。
二、札幌委員會的軍事部解散，軍事委員會併入指導部。軍事委員長由k（村上）兼任，宍戶均擔任副委員長。北海道大學學生鶴田倫也是軍事委員之一。昭和二十六年十月左右，軍事號員會直屬的“核心自衛隊”成立，隊長為宍戶，副隊長為鶴田。殺害白鳥警部的計劃是作為札幌委員會軍事委員會軍事行動的一環而執行的。
三、昭和二十六年年底，k（村上）與y（佐藤）協商公開襲擊白鳥警部的計劃。y表示反對。他說：“應該悄悄地把他幹掉，”——暗示應該採取暗殺的辦法。
四、自昭和二十六年十月左右起，札幌委員會就四出奔走，蒐集武器。蒐羅到手槍和彈藥，還製造了手榴彈。
五、昭和二十六年十二月二十四日前後，佐藤正在南八條街上走著，只見宍戶挺著胸脯也在那裡走。他覺得宍戶那副樣子有點奇怪，一問，宍戶就拍拍口袋裡的手槍說：“我要拿這個傢伙幹掉美國兵。”佐藤要求k監視宍戶的過激行動。
六、槍殺白鳥警部的兇手叫佐藤博，他是佐藤直道曾經領導過的共產黨員，是個抽水機安裝工人。
七、札幌委員會的朕絡員是音川（化名），他擔任重要黨員之間的文書聯絡。此人現在已脫黨，下落不明。
八、此外，佐藤直道還供出入黨以來他接觸過的約莫一百名之多的黨員的姓名、履歷及活動狀況，其中格外引人注意的是指導部的第三個成員追平雍嘉。追平原是北海道大學黨支部的領導人，不僅與加入“核心自衛隊”的大部分北海道大學學生過從甚密，而且還領導西部總支丸山支部。殺人事件的現場就在這個支部分工的地區以內，而被斷定為兇犯的佐藤博正是丸山支部的成員，從追平的指導下轉移到軍事方面的。
九、起草“天誅傳單”的是k（村上）。y（佐藤）認為這樣做很危險，就發出特別指示，要各支部把它燒掉。k聽到這事，吃驚地說：“哦，怎麼？”顯出不滿意的樣子。
十、札幌委員會上面有北海道委員會。委員會主席是吉田四郞，軍事委員長是川口孝夫。“白鳥事件”是未經該委員會許可而幹出來的。事後，吉田四郞會嚴厲批評“白鳥事件”，說那是“小資產階級的、流氓地痞式的急躁行為”。
十一、發生事件的那個晚上，y（佐藤）偶然站在現場附近的十字路口上。這時，他聽見像放花炮般的啪啪的響聲。事後他才知道那是行兇的手槍聲。
三
敘述這個事件的經過時，除了審判方面的記錄之外，我大致上還參考了“‘白鳥事件’對策委員會”發行的種種傳單、追平雍嘉著的《白鳥事件》、高安的筆記，以及村上國治的“控訴申辯書”等等。
其實，我對追平所著的這本書是大不以為然的。儘管如此，這本書編得還是很得要領。
就這樣，根據成田的供詞，札幌委員會地區委員長村二治，指導部成員佐藤直道、追平雍嘉，軍事副委員長宍戶均，軍事委員（北海道大學學生）鶴田倫也，聯絡員音川等都暴露到偵查面上來了，偵查班就集中全力來逮捕他們。
由於村上國治是指導部的最高負責人，又是地區委員長兼軍事委員長，就成為首先逮捕的目標。正當他為杉之原舜一競選眾議院議員，到處活動的時候，被十幾名警察包圍並逮捕了。
村上出生於旭川近郊的貧農家庭，只念到小學畢業。他父親早已亡故，由母親一手撫養成人。靑少年時代他給地主家當長工，戰敗後農村發生混亂，為了實踐自己一向學習的馬克思列寧主義，他加入了共產黨。昭和二十四年前後他當上了日共留萌委員會的委員長，展開農民運動，進行抗稅鬥爭。
昭和二十六年，日共北海道委員由子看中村上的鬥爭能力，就任命他為札幌委員會的委員長。這時，日共在第五次全國代表會議之後提出了“軍事方針”。
看來這種形勢最適合於村上委員長了。他在每一個總支下面都佈置了地下支部網，委派“軍事委員”，並組織了“核心自衛隊”。
被帶到警察署去的村上頑強地行使沉默權，對任何盤訊一概拒絕回答，充分表示出委員長的氣概。
另一方面，偵查總部專心一意地調查朕絡員“音川”的下落。“音川”正是地下組織與合法組織之間的聯絡員，凡是共產黨的機密，他全部都知道，因此也瞭解“白鳥事件”的真相。根據這種看法，偵查總部拚命搜捕他，但是白白耽誤了兩個星期，下落完全不明。
後來好容易才找到“音川”，原來他自從辭去黨的專職聯絡員的職務後，就脫離了黨的工作，正在某人壽保險公司跑外勤。
不僅如此，在這以前，“音川”還會被國警北海道方面的警備情報部門逮捕，在該情報部門所屬機關的庇護下，提供了很多有關日共的情報。也就是說，他其實是國警方面的密探。
偵查總部竟粗心到不知道這些情況，為了查明他的下落，白白地耗費了兩個星期的時間。
從這裡可以看出國警和市警雙方的派系鬥爭。市警在拚命追查“音川”的下落，國警則冷眼旁觀，一點也沒有把“音川”的情況透露給偵查總部。
美軍總司令部情報部（國警的上司）和民政局（自治警的上司）之間相互傾軋的形勢在日本警察的基層裡也同樣表現出來。
還有這樣一樁事實：偵查總部對國警的做法深為憤慨，決定逮捕“音川”；國警警備科長卻到高木副檢察官那裡去哀求說，暫時不要逮捕他。
國警馬上把“音川”所提供的情報向國警總部彙報，但對“白鳥事件”偵查總部則嚴加保密。
“音川”的情報是準確的。在當局對日共地下組織的全貌幾乎一點都不瞭解時，這個人是寶貴的。
但是就“白鳥事件”而論，市警與國警之間的鬥爭就到此為止。後來當局決定叫國警的警備科在地方檢察廳安倍檢察官的指揮下，到“音川”家裡對他進行訊問。
“音川”脫離專職聯絡員的地下活動，回到十勝地方的鄉下去，是三月底的事——“白鳥事件”發生後已經過一個時期。他辭職的理由是：要結婚了，婚後得養家，不想再當聯絡員了。
指導部會議決定對“音川”進行查問，但到了那天，他託人帶來口信說：“我沒臉見大家。”接到這個報告後，黨給他以“停止黨內活動”的處分，並同意他把戶口遷到十勝。
黨以為他確實回鄉下去了，誰知這位“音川”聯絡員還待在札幌，而且與警察保持密切聯絡，向警察提供情報。
“音川”被傳到警察署去，受到審問，這才第一次把日共地下組織的全貌供述出來。豈但如此，他還繪製了地下黨組織的圖表以及黨員秘密住所和聯絡站的分佈圖，接著又談了“白鳥事件”發生前後各負責黨員的行動以及隨著軍事方針的發展，札幌委員會蒐集並製造武器的情況。
負責的黨員們就這樣陸陸續續地被捕了，其中佐藤直道是在昭和二十七年八月、追平雍嘉是在昭和二十八年四月被捕的。不過有兩個重要人物躲起來了。
那就是宍戶均和佐藤博。
前面已經說過，宍戶是軍事鬥爭的副委員長，他又是“核心自衛隊”隊長。他來自全國電報電話工會支部，“赤色整肅”時當上了札幌委員會的常務委員，隨著軍事方針的推行，被選為“核心自衛隊”隊長。他為人勇猛，會在口袋裡暗帶手槍，尾隨美國兵，想伺機狙擊。另一方面，他又有細膩的感情，常把工作場所的靑年男女召集起來指揮他們合唱啦，油印同人的新詩雜誌什麼的。
他又是“紅燈事件”的主謀者。他制定了這樣一個計劃：當載煤的列車經過石狩平原時，就搖紅燈叫火車停下來。事先線上路旁邊埋伏下的數十名共產黨員一齊竄上貨車，將煤翻在地下，讓沒有煤燒的民眾撿起來，然後一逃了事。這個計劃三次都失敗了。
關於宍戶的性格，追平這樣寫道：
“但是我們親愛的宍戶隊長絕不是個喜歡幻想的、非現實派的黨員。誰懷疑這一點，就請看看他作為組織者的活動吧。一小批沒有力量的工人和農民，一旦和他接觸，不是立即就變為一隊精神抖擻的革命尖兵了嗎！昭和二十七年春天，他一文不名，除了身上穿的衣服以外什麼也沒有。他就那樣跑到被日高海面的海嘯襲擊過的海岸上的村子裡去。他一下子就發展了四五十個黨員和同情黨的人，並把他們組織起來。有時他在農忙時期到農家去，利用支援農民的運動來發展黨的力量。他的活動引起全黨的重視。”
當其他黨員被逮捕時，宍戶均卻失蹤了，至今下落不明。
六月九日，在離北海道旭川不遠的名寄近郊的一家農戶裡，北海道大學學生，“核心自衛隊”隊員高安知彥被捕了。
他馬上被押到札幌去。據說他“被捕後滿不在乎，態度非常灑脫，負責的官員們一致深為感動”。
幾天之後，他突然向審問官要紙筆，寫了“退黨申請書”。引人注目的一點是這個事件牽連到北海道大學的許多學生。據追平的記述，他們又都是所謂“核心自衛隊”隊員，以鶴田、大林、高安、村手、門脅等為中心進行了軍事鬥爭。
軍事鬥爭計劃的第一步就是要把從旭川被押送到大村去的朝鮮籍黨員奪回來，以及截住運煤列車的“紅燈事件”。鬥爭十分尖銳，為了把農民組織起來，進行抵抗自衛鬥爭，還準備了手榴彈。
那年十二月二十九日，這些隊員被召集到民主科學家協會北海道大學分會，委員長村上要求他們分擔軍事行動的任務。他說：
“在奪回被逮捕的黨員的同時，要對以下三人——負責談判的札幌市市長高田、逮捕他們的白鳥警備科長以及經手此案的鹽谷檢察官——展開反法西斯鬥爭。要往鹽谷和高田家裡扔石頭。至於白鳥，等過了年再慎重而徹底地來對付他。”
從當天晚上起他們就開始行動，寫了一百多張威脅性的傳單，在鹽谷檢察官住宅的牆上貼了五六十張，還往他家裡扔了石頭。又以同樣的手段襲擊了高田市長的官邸。
昭和二十七年一月四日那天，村上又召集了隊員，吩咐他們說，“要用手槍打死白鳥。為了達到這個目的，你們要去調查他的行動。”以上就是所謂的“共謀”，而當局就是根據這一點來判村上以殺人罪的。
隊員們一致表示贊成。追平這樣記述他們的行動：
“隊員分成兩班，一班守在中央警察署附近，另一班守在白鳥的住宅附近，從第二天起開始行動。這時，不知由於什麼緣故，除了鶴田、大林、門脅、高安、村手之外，佐藤博也被列為隊員。他和鶴田、大林一起組成在中央警察署附近守望的那個班。
“其餘三個人在白鳥住宅附近負責監視。他們一早一晚在公共汽車站和電車站上守望。這期間，共見到白鳥三次，但因他騎著腳踏車，追著追著就不見了。就在這樣朝朝暮暮從事調查活動的同時，他們還繼續進行非常嚴格的訓練。乘午間有空，就由宍戶率領，到圓山深處去練習射擊。高安只去過一次。
“穿過圓山公園，就來到瀧澤，沿著通往幌見嶺的小路爬去。爬到半路，又踩著沒有人跡的二尺多厚的積雪，再走五六十米，就是一道長著一棵大菩提樹的斜坡。以雪上的落葉為目標，隊員們每人打了一槍。
“‘當’的一聲，那震撼肺腑的槍響使人感到說不出有多麼痛快。
“他們還作了兩次投手榴彈的練習。是朝著溪流裡的石頭和堅硬的路面上扔的，但是真正爆炸的也不過兩顆而已。因為手榴彈上只有一根觸針，要是落的不是地方，就不會爆炸。練習之後，他們認為這東西沒有什麼實際的用途。
“除此以外，鶴田、佐藤和宍戶還曾屢次一起去練習手槍射擊。在調查白鳥行動的期間，只有這兩個人帶著手槍。
“當時進行調查活動的人們都以住在南二條西二十一丁目的佐藤家為集合點。大家曾在這裡研究手槍的構造，進行拆卸擦拭的實習。
“這種從早到晚的訓練，一方面非常嚴格，同時也是一種恐怖行為。一月二十一日晚上，他們的目的終於達到了。宍戶、鶴田和佐藤三個人一直堅持到最後，終於達到了目的。高安也高興得彷彿是自己乾的一樣。第二天（二十二日）早晨，他和鶴田相見時，兩人熱烈地握手。
“從那天起，隊員們繼續展開活動，他們起草並散發了那個膾炙人口的傳單——‘看吧，天誅地滅！自由的兇惡敵人，白鳥市警科長的可恥下場正是全體法西斯警察註定要遭到的命運。’同時還郵寄了以阻撓偵查工作為目的的明信片。”
四
昭和三十二年五月，札幌地方裁判所舉行第一審。由檢，官高木一、澤井勉、小杉武雄出庭，宣告將村上國治和村手廣光分別判處無期徒刑和有期徒刑三年。他們是以違反“禁止使用爆炸物罰規”、觸犯脅迫傷害罪及幫兇罪被直接問罪的，槍擊白鳥警部的真兇則被斷定為佐藤博。
證據是以所謂追平雍嘉的證詞為基礎的。
佐藤博這個人是抽水機廠的工人。他負責為住戶安裝抽水機，大家都管他叫老博。他在圓山支部的負責人追平的領導下當上了常務委員。下面我從追平的著作中引用關於佐藤博在事件發生後的行動的部分——也就是所謂“追平證詞”。
“‘白鳥事件’發生後不久，我就到槍殺白鳥科長的佐藤博君家去，見到了他，並向他詳細打聽了事件的經過。我拉不開門，就咚咚地砸。只聽老博說：‘誰呀？’我說：‘是我。’等了一會兒，他才慢騰騰地走來替我開門。他開啟鎖以後，就徑直回屋去了。我像往常那樣脫了鞋，走進他那六鋪席的裡屋。
“這時，老博好像把腳伸進熏籠（日本的一種取暖裝置。——譯者注）裡看報來著。熏籠上邊或是旁邊的席子上攤開著報紙，上面似乎刊登著槍殺白鳥科長的訊息。
“老博好像新近理的發，頭髮梳得很整齊。也許正因為這樣，他的臉色就越發顯得蒼白。我記得他眼神嚴峻，表情很可怕。
“我有點半信半疑。心想：如果老博是兇手，他總不會待在家裡吧。我就站在熏籠旁邊，說了聲：‘幹啦’‘老博帶著嚴肅的神情說：‘你認為是誰幹的？’我說：‘是你吧？’他就說：‘嗯，你怎麼知道的？’——他好像很慌張，多少存著些戒心的樣子，又好像在納悶我怎麼會知道的。我聽了就放下心來，心想：兇手果然是他哩。我就說：‘這種事馬上就會知道的。’——口氣之間彷彿表示：‘這種事我當然會知道嘍。’於是他說：‘是嗎？可是高津靠得住嗎？’我就說：‘我想他是知道的，但不會說出來。’——其實，我並沒有把握。
“我提到彈殼的事，問他：‘那是怎麼回事？’‘你開了幾槍？’老博說：‘我扣了扳機，但是隻打出一顆。’‘另一彈殼留在包手槍的手巾（也許他說的是布）裡了。’我問他：‘彈殼會給裹住嗎？’記得他好像還說過：‘應該是嘭的一聲射出去的。’
“‘你為什麼偏在那樣的地方下手？會給我惹麻煩哩！這麼一來倒好像我是兇手啦。’後一句話我是像開玩笑似的說的。老博說：‘起初本想等他走到更靠街心一點再下手，但是怎麼也辦不到。後來以為沒希望了，就跟xx（他的確說了個名字，很可能是老倫（鶴田倫也））也分了手。可我又不肯就此罷休，就跟蹤了來。如果過了那個地方，就下不了手啦。因此，儘管有幾個過路的人，我還是幹了。’記得在這段談話中，他好像還說過：‘我本想在芒野一帶下手，好讓人家覺得是流氓乾的。’
“我以前聽什麼人說過，要是用兩隻手攥住手槍，扣扳機，一定會百發百中。我又對騎在腳踏車上怎樣打手槍非常感興趣，就問老博：‘你是怎麼打的？’他說：‘我腳下不再蹬車了，把包在手巾（？）裡的手槍掏出來，從後面打出去的。打完之後又照舊騎了一陣子車，只覺得一點氣力也沒有了。’
“我們還說過下面這樣的話：
“我問他：‘敵人會不會知道？’他說：‘來不及領到腳踏車，我借了音（也許他說的是弟弟（日語裡“音”（oto）與“弟”（oto－oto）發音相近。——譯者注），但當時我聽成是指札幌委員會的聯絡員音川了）的腳踏車，也許將來會被查出來的。’——像這樣，他直嘀咕腳踏車的事。我心想，如果騎的是音（音川）的腳踏車，明天要是再滿街騎，讓警察發現了，會不會被查出是黨乾的呢？這可糟了。我就問他：‘有誰看見了你沒有？’他好像說：‘剛乾完之後，不知跟什麼東西迎面錯過去了。’（他也許是這樣說的：‘不知跟什麼人迎面錯過去了。’）”
筆者在這裡長篇大論地引用了追平的文章，因為當局判定佐藤博為槍殺白鳥警部的兇手，實際上是以這段話為根據的。此外，關於追平的《白鳥事件》這部書，筆者也想按照自己的想法來作一番探討。
照追平說來，佐藤博會像這樣一五一十地談了槍殺白鳥警部的經過，不久就躱起來了。當局還不知道地下組織的情況，“白鳥事件”偵查工作尚不摸頭緒時，他在二月二日到北海道大學學生鶴田那裡去，接著又由村上替他聯絡，到苗家山車站的工地飯堂去幹活，還到北見枝幸去捕過鯡魚。以後他又返回千歲的門馬，接到“留在千歲太危險，轉移到十勝來”的指令：他就潛入到柏倉村裡。
不久，村上被捕，佐藤博由黨組織掩護到東京去，以後就杳無訊息了。
關於佐藤博的下落，有人傳說他已到中共地區去了，但並不確鑿。
村上國治委員長被關在旭川監獄裡。從札幌派來的審問官對他進行盤訊時，他一開始就行使沉默權，一言不發。他曾把審問他的檢察官的檔案一腳踢開，又掄起拳頭砸門，進行抵抗。審問結束之後，他就轉過身去，把背朝著檢察官，嚷道：“***！”
不久，他被引渡到札幌，進了中央警察署的拘留所，在那裡他曾兩次試圖逃走。當時負責審問的是高木檢察官。
檢察官和村上之間的鬥爭開始了。村上正是自始至終行使了沉默權的人。他被轉移到苦小牧的監獄之後，也沒有停止頑強的抵抗。一到法庭上，他就不再沉默了，將這個事件全盤加以否定。從此他在獄中整整進行了九年（到目前昭和三十七年（即一九六二年。——譯者注）為止）的鬥爭。他可以說是真正有戰鬥性的共產黨員。從他的筆記看來，他在警察署裡曾經受盡種種折磨。
本案中唯一的物證是從被槍殺的白鳥科長身上取出來的一顆子彈。據高安的供詞，案件發生之前，“核心自衛隊”隊員會在圓山公園上方的幌見嶺作過手槍實彈射擊演習。檢察官指示偵查員將那一帶搜尋了一番，結果，發現了兩顆子彈。
關於五個隊員在村上和宍戶的指揮下進行射擊演習的情況，高安的證詞大致上是這樣說的：
“當時五個人每人各試了一槍。大家都朝一個方向射擊，並且全把胳膊直直地伸到前面，站著射擊。子彈都扎到四五米前方的雪裡了。我們是以落在前邊四五米的雪上一些枯葉和小樹枝為目標的。五個人都是這樣射擊的，因此，子彈應該落在直徑三米的範圍之內，不會太分散。當時彈殼蹦到發射地點旁邊的雪裡了。大家就讓它掉在那兒沒管，不記得有誰曾經把手伸進雪裡去拾過。”
搜查隊按照這個供詞來搜查現場，找到了兩顆子彈。
搜查隊在清除乾淨的地面上排成一排，用耙子或木棍仔細翻著土往前推進。過了兩三個鐘頭，跟大家排在一起的中垣內巡查部長說：“檢察官先生，子彈找到了，是不是這個？”並指給他看了。
果然，在落葉和草葉腐爛透了而構成的蓬蓬鬆鬆的腐葉土和攙著小石子的土上，有個鎳色的亮東西。中垣內巡查部長把它揑起來放在掌心上，託過來。高木檢察官和高安望了望。據說高安一看見就說：“嗯，就是這樣的。的確是像這樣鍍成銀色的。”一邊說一邊還感慨頗深地盯著它。
問題在於從白鳥警部身上取出的子彈和在幌見嶺的演習場上發現的兩顆是否一致——也就是說，如果膛線在子彈上留下的痕跡是一致的，那就說明使用的正是射擊白鳥警部的那把手槍。
這項鑑定是由東京大學工學院的應用物理化學研究室磯部敎授做的。敎授用比較顯微鏡將這三顆子彈放大，拍攝下來。他舉出子彈穿過槍口時，膛線在子彈上留下的十幾處痕跡類似這一點，根據膛線痕跡的一致和相對位置的一致來計算，做出用不同的手槍發射的可能性只有一兆分之一的鑑定。這個鑑定就是說：子彈絕對是從同一把手槍射出來的。對磯部這個鑑定提出疑問的人也不少。
可疑的是從幌見嶺發現的兩顆子彈。一顆是事件發生後一年零八個月找到的，另一顆是兩年零三個月之後進行第二次搜查時找到的。也就是說，儘管在離幌見嶺的地面下僅僅一二釐米的落葉腐蝕土裡埋了這麼久，子彈卻並沒怎麼生鏽；據說上面還留著鍍鎳的光澤呢。
辯護團方面正是根據這一點來進行反駁的。他們認為在幌見嶺那樣嚴寒的自然條件下經過了兩三冬，子弾竟然一點也沒生鏽，是很奇怪的事（按照一般情況，鎳與水分接觸後，過不了多久就會產生氧化膜，變成灰色）。
檢察官方面反駁說，現場是朝南的斜坡，地面乾燥，所以子彈不會生繡。但是據辯護人方面說，這個地帶樹木繁茂，背陰，處於容易腐爛的環境。首先，就不能說兩三冬以來幌見嶺上連一次雨或是雪也沒下過——根據這一點，他們認為檢察官方面所持的“乾燥”的論點是荒謬的。
“白鳥事件”中幾乎沒有物證。此方說，子彈是在白鳥警部身體裡，但是並沒有找到發射的手槍。兇手可能騎過的腳踏車也沒有發現。而且在現場上也沒有發現可以認為是兇手留下的東西。檢察官方面所掌握的幾乎全部都是狀況證據，他們就根據這些認定已經構成犯罪了。
如果根據在幌見嶺發現的子彈與從白鳥警部身上取出的子彈上面膛線留下的痕跡是一致的這一點，來斷定是從同一支手槍裡發射出來的話，那當然就是說，槍擊白鳥警部的那支手槍是在那裡進行射擊演習的“核心自衛隊”的某個隊員所有的。
然而被斷定是直接槍殺白鳥警部的兇犯佐藤博並沒有參加那次射擊演習，這就奇怪了。
關於在幌見嶺發現的子彈，是有不同的看法的。
五
以上是所謂“白鳥事件”的大致經過。札幌地方裁判所在第一審中作了如前所述的判決。以後，昭和三十五年五月札幌高等裁判所又作了這樣的判決：“取消原判（無期徒刑），將被告村上處以二十年徒刑。”（罪名有十一條：殺人、傷害、違反“禁止使用爆炸物罰規”等）。被告方面立即向最高裁判所上告。估計昭和三十八年內，最高裁判所將作出最後判決。
關於札幌高等裁判所判決書中的幾個要點，後面還要談到。
因受到“白鳥事件”的牽連而自殺的人中間，有札幌賞用合作社的理事長佐藤英明。他性格非常乖僻，為人似乎很險詐。據說手下的人跟來訪者談生意時，他都用錄音機把他們的話錄下來，事後私下裡再加以分析。所謂《原田情報》說明了他是為什麼而自殺的，這一點留待下文再談。另一個自殺者是岡進——即朝鮮人閔炳一。所謂於札幌軍事委員會的兩支手槍當中，那支小型的（伯納第手槍）原是他的——不過在事件中並沒有使用。昭和二十六年底，閔炳一曾告訴佐藤直道說，他有支手槍。軍事方針公佈後，佐藤直道正在設法把武器弄到手。他對閔炳一說：“我替你儲存吧，”就向他要來，交給軍事委員會了。但是“白鳥事件”發生後，這支手槍落到警察的偵查網裡。因此，日本當局要把閔炳一強制送回朝鮮去。他是為這事感到苦惱才自殺的。據推測，他是服了大量安眠藥而死的。
此外，據說與“紅燈事件”有關的一個高中學生也自殺了。
“白鳥事件”是一樁極其複雜而離奇的案件。
這裡要談談前面已經提到過的、說明札幌信用合作社（以下簡稱為札信）理事長佐藤英明自殺原委的《原田情報》。
寫這份情報的人叫原田政雄，過去是札信的社員，與佐藤英明等人交往很密切。他原是日共黨員，後被開除出黨。
關於這份情報的內容，現從“‘白鳥事件’對策委員會”發行的《白鳥事件》中引述如下：
“‘白鳥事件’發生時，偵查當局最初假定了兩種情形。一種設想是日共方面乾的，另一種設想是右翼暴力團的傢伙們乾的。暴力團就是札幌信用合作社理事長佐藤所僱用的一批從黑龍會（創立於一九〇〇年的一個日本法西斯團體，對日本軍國主義者侵華政策起過幫兇作用。日本戰敗後解散。——譯者注）裡解散出來的人。
“殺害白鳥的是佐藤的暴力團，這一推測的根據何在？原來有如下的情況。
“佐藤利用理事長的職權，從非法貸款到挪用公款，幹了種種壞事。白鳥和市警察署的另一個警部畠山，抓住了佐藤的把柄，找種種藉口向他勒索。事件發生前大約三年，他倆和佐藤勾結起來。
“畠山警部更是積極和佐藤接近。通過畠山，佐藤向警察署領導部門大量行賄。毫無疑問，一部分錢也入了白鳥的腰包。但是白鳥要的不僅是錢，他還有濃厚的升官思想。以前他也曾由於偵知北海道拓植銀行方面的不法行為，毅然決然加以檢舉，因而受到了提拔。這次對佐藤也是一樣，白鳥越是設法接近佐藤、掌握佐藤所幹的非法勾當的證據，就越想要揭發佐藤及其手下的一干人。
“白鳥曾經悄悄地對身邊的人說過：‘不久就要讓佐藤坐牢了。’這話不知打哪兒傳進佐藤耳裡了。
“佐藤早就患了嚴重的菲洛本（一種類似嗎啡的毒劑。——譯者注）中毒症，常服這種興奮劑。他知道白鳥一直在釘他的梢，似乎想了種種對付的辦法。他同時還有菲洛本中毒者常患的那種被迫害狂症狀。當時他曾跟親信們說過：
“‘如果我被捕，我的身體非垮不可。到那時際我就乾脆死掉了事。’
“當時佐藤會對我（原田）透露過，他衣服裡藏著毒藥，以防萬一。
“昭和二十六年十一月，佐藤在市區圓山的白鳥家附近蓋了一所新房，並叫自己手下的人住進去。他手下的人都不是一般的流氓地痞，而是以高人一等的右翼分子自居的。
“老大哥當中有個a，他是個身材魁梧的打手，是黑龍會的嫡系，以前還犯過殺人案，在反共流氓當中頗吃得開。
“這些流氓在圓山所住的是座二層樓房，比白鳥家突出去六尺左右，一眼就可以看到白鳥家裡人來人往的情況。二樓上還特製了從外面看不出來的瞭望窗，一天二十四小時都可以從那裡守望。
“佐藤感到危險迫在眼前，曾央求a把白鳥幹棹。a假裝離了婚，已經在十一月裡把老婆送回家鄉去了。這大概是為了怕佐藤所託之事萬一失敗而作下的準備吧。佐藤給了a六千萬圓。
“白鳥被殺害的那天，a和白鳥見過面。大約是在四點到七點之間。還有一個人說，兇殺事件發生的七八分鐘前，他曾在南六條街西五丁目親眼見到白鳥和另外一個人邊談話邊騎著腳踏車馳過距現場六丈遠的地方。有人曾經把a的相片拿給這個目擊者看，他說：‘沒錯兒，正是這個人。’這個目擊者也是a這夥流氓當中的一個，當時他向一個靠得住的人證實了這件事。
“事件發生後，佐藤會被逮捕，拘留在北警察署。逼問的結果，他說；‘過兩三天就都說出來。’可是當天晚上他就企圖自殺。後來當局把他從警察署轉移到大通的看守所去，由巖澤等十位名律師出面，將他保釋出獄了。
“a好像也曾被審問過，但當局對他幾乎沒怎麼追究，不知怎地就把他釋放了。
“從事件發生後第二天起，‘反間諜隊’的二世——太田、向井等人就與反共聯盟的由本弘一起，幾乎每天都擁到檢察廳去，威脅道：‘犯人是共產黨，整共產黨去！’這兩個二世總是乘著札幌信用合作社的自用汽車到處跑，還把車停在檢察廳的大門前。
“檢察廳內部起初也分為兩派，一派認為是日共乾的，另一派認為是札信乾的。‘反間諜隊’的壓力加強了，不認為是日共乾的那些檢察官隨即被排擠出去了。
“服從‘反間諜隊’指示的檢察官以高木為首，又添上另外兩個檢察官，偵查總部的大權就由他們掌握了。
“新川和村岡——兩位打算徹底盤訊佐藤和a的檢察官，分別被攆到大阪和福岡去了。
“過了三個月，好容易才在昭和二十七年的五月初搜查了畠山的住所。畠山不在家，到警察大學去了。當場搜出一支勃朗寧手槍。這是停戰後美國借給日本警察用的，後來都收回去了；據說畠山沒有交還，卻私藏起來。
“緊接著又搜查了市區南六條西四丁目開當鋪的佐藤久（佐藤總檢察官的哥哥）的住宅，從那裡也發現了三支手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