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負貴官員的會同之下，用搜到的手槍於市區北五條3七丁目的日本冷藏公司倉庫作了試驗射擊。
“彈痕鑑定的結果，查明從畠山家裡搜出來的子彈與射擊白鳥時用的完全相同。就在查明這一點之後，吉田哲的起訴被撤消了
“事隔兩年多之後，當局又說從幌見嶺的深山裡找到了所謂‘核心自衛隊’在昭和二十六年秋天發射的子彈——其實，這正是在日本冷藏公司的倉庫裡試射時射出去的子彈。
“還有這樣一件事：那年五一國際勞動節那天，他們計劃在札幌縱火燒掉藻巖派出所並殺死警察。有個夥伴不慎洩露了這個計劃，讓中央警察署知道了。警察署著了慌，當即報告高木檢察官，由高木向某方面掛上鉤，在縱火計劃執行的前一分鐘，從某方面下達了停止執行的指示，計劃就流產了。
“佐藤保釋出獄後不久就去世了。記得那是十月左右的事。當局只是從形式上驗了驗屍，作為服毒自殺處理；不知怎地，甚至沒有解剖。
“誰是‘白鳥事件’的真兇，其實擺得清清楚楚，用不著去說。當局只不過故意歪曲事實，企圖利用這個事件來搞政治陰謀罷了
“我沒有受任何人的委託，我只不過是，為了讓真相大白於世而奮鬥罷了。”
以上就是《原田情報》的摘要。
《原田情報》的內容很有趣。這今情報也可以說是使“白鳥事件”更加複雜起來了。這一點留到後文再談。
六
形成“白鳥事件”背景的是當時日本共產黨的“軍事鬥爭”策略。檢察當局說，日共在第五次全國代表會議以後曾通令各地區組織所謂軍事委員會，從其中挑選出積極活動的黨員，建立了所謂“核心自衛隊”。
日共方面則駁斥說，這是無稽之談。所謂軍事鬥爭和“核心自衛隊”是當權者肆意揑造的莫須有的東西。
但是第五次全國代表會議以後，日共中央會下令展開所謂軍事鬥爭，恐怕是接近事實的。在第六次全國代表會議上，這一點受到了批判，被斥為“‘左’傾冒險主義”的過火行動。
為了在公審中進行鬥爭以及由於其他種種原因，如今日共才否定軍事組織；然而在“白鳥事件”中，這一連串背景卻給檢察當局構成了有力的狀況證據。
第一審的判決書裡，對被告行動的根本動機是這樣提的：
“被告村上國治根據所謂軍事方針，組織了‘核心自衛隊’，同時蒐集勃朗寧手槍等武器，指導了所謂‘紅燈事件’等活動……”
判決書裡緊接著記載了關於這一事件經過的調查和實際罪行——一切都以這一點為基礎。
“白鳥事件”的真相之所以難以追究，正是由於其背景與政治思想有關，另外還涉及治安當局和日共方面就有沒有指示過軍事鬥爭這一點雙方說法的矛盾，因此不能作為單純的兇殺案來解決。這一點使它不同於“八海事件”、“幸浦事件”（“八海事件”指一九五一年山口縣熊毛郡八海地方的一對老夫婦被殺害案。“幸浦事件”指一九四八年靜岡縣盤田郡淺羽町（舊幸浦村）萩原幸太郎一家四口被殺害案。——譯者注）那樣單純的、可以作為一般社會新聞材料的兇殺案。這是個複雜的政治性案件。
但是世人所說的火焰瓶鬥爭以及被說成是日共發行的小冊子——講述火焰瓶和手榴彈等爆炸物的化學調劑法的《球根栽培法》和《營養選單》——曾在基層組織中流傳，也是眾所周知的事。
而且，日本共產黨在第六次全國代表會議以後關於“‘左’傾冒險主義”所作的自我批評指的正是這種軍事鬥爭，如今也已經成為人所共知的事了。
不管怎麼說，“白鳥事件”的被告被檢察當局認作真兇的最主要的狀況證據，大概就是這個“軍事委員會和‘核心自衛隊’的存在”。
這裡再來看看據說曾對札幌的共產黨進行過彈壓的白鳥一雄的性格吧。白鳥警部當時正任警備科長，是蒐集日共方面的情報並制定對付日共辦法的負責人。一句話，從性格上來說，他對工作非常熱心，又是個極端喜歡單獨保守機密的人。
日共札幌委員會的成員們曾尾隨白鳥，監視他的行動，但是無論如何也摸不清他究竟到哪兒去。科長多半晚上七點鐘左右回家。他不坐電車，總是騎腳踏車跑來跑去。瞭解到的情況只有這些。對方騎著腳踏車，而委員會的這些成員們卻沒有腳踏車，因此無法釘他的梢，只好作罷。正因為如此，儘管全體成員曾監視白鳥警部好幾天，終於打消了這個念頭。
不僅日共方面，連白鳥供職的札幌中央警察署都不大知道白鳥的行動。還有這樣一樁事實：白鳥生前究竟做的是什麼樣的調查，他死後人們絲毫不知道底細。因此，市警察署方面並不瞭解當前日共的情況，感到很為難。
白鳥是日共最憎恨的人。日共曾寄威脅信給他，或是跟蹤監視過他的行動。這也正說明他的工作做得好。但是他連對警備科的科員都絲毫不透露自己工作的內容，這大概是因為他採取的是極其徹底的單獨偵查主義。目前做偵查工作並不採取所謂單獨偵查。現代的偵查方法是所謂綜合偵查，由各班協力進行。白鳥採取的是舊辦法，是所謂名警察經常使用的偵查法。但是白鳥的職責並不是對單純的強盜或兇手進行偵查，他的物件卻是共產黨。估計他是用極其秘密的辦法弄到情報的，因此，他單獨一個人進行隱秘活動也不足為奇。然而，他所探聽和偵查到的成果，在科內竟一點也沒有留下來，這倒是件奇事了。
正如以前日共黨員跟蹤白鳥時沒把他的行動搞清楚，市警察署方面也不大瞭解白鳥的行動。事實上，在白鳥死的那一天，直到下午五點他離開中央警察署時，還是有人知道的。但從那時起直到他變成死屍在現場上被人發現，他在這兩個多鐘頭當中的行動，警察署則完全摸不到頭腦。當然，儘管偵查總部是知道的，但因不能發表，所以故意說不知道——這樣看也未嘗不可。
但是白鳥在被殺害的那天下午的行動，公開發表的審判記錄上是有記載的。按照這個記錄，那天下午他只在警察署露了一面，就到市區南四條四丁目的酒吧間“紫浪”去，接著又到過兩家窯子。
正因為白鳥擔任過風紀股的工作，大概他在幹這種營生的人們當中很吃得開。“‘白鳥事件’對策委員會”出版的《白鳥事件》中是這麼說的：
“據檢察官對窯子裡的老扳、老闆娘和妓女們進行調查時他們所提出的證詞，警備科長離開警察署後好像就到窯子裡去了。他每天在一定的時間都和什麼人在警察署外面會面。也可以估計，會面的地點是幾家窯子。
“‘紫浪’是會面地點之一。這是個酒吧間，不是窯子。但據這裡的老闆、見習廚師和清潔婦們對檢察官說，白鳥幾乎每天都到這裡來。他總是悄悄地從後門進來，到二樓去休息一下；有時把腳踏車存放在這裡，有時騎著走。根據酒吧問老闆等人的證詞，可以推斷白鳥離開‘紫浪’後就到與什麼人約好的窯子去了。
“可見白鳥離開警察署後，並沒有馬上到會面的地點去，卻採取先到‘紫浪’、然後再從那裡赴約的這樣一種謹慎的辦法。他的行動為什麼要這樣謹慎呢？既然沒有什麼噯味關係，光是說因為有日共黨員在尾隨，恐怕也不足以說明吧？”
這裡令人聯想到，這一事件中的朝鮮人岡進（即閔炳一）曾呑服大量安眠藥，死得很離奇。他是獅子咖啡館的老扳。使人得出這樣一種印象：“白鳥事件”中不知怎地處處可以看到賣淫業方面的影子。也應該考慮到，做這種生意的人一般都是和暴力團勾結在一起的。
總之，不妨認為白鳥警部很能幹，很有野心。他的行動所以顯得令人莫名其妙，大概是因為他親自出馬蒐集秘密情報的原故。這種野心是和升官思想分不開的。白鳥多半掌握了日共方面的情報，然而他一點也沒有把它留給自己所屬的中央警察署，他一定是獨自牢牢抓住這些情報，卻沒有和警察署通氣。
但是不能料想白鳥曾一直獨自保持這些情報。他的升官思想也許不是與市警、而是直接與國警有聯絡吧？也就是說，似乎可以做出這樣的推測：他沒向自己所屬的市警提供情報，卻直接向國警提供了。
市警自不用說，國警更想知道日共的情報。只要聯想到當時北海道的形勢，就可以理解國警對這方面的興趣有多麼大了。
關於白鳥曾把親自蒐集的情報提供給國警的推測，從前面所舉過的這個例子似乎也可以得到證明：儘管國警早就拿到了關於“音川”的情報，卻長期沒有通知偵查總部。可不可以把這一點看作是國警的保密主義與白鳥警部的升官思想的結合呢？
國警當時把全部力量都集中在形勢緊張的北海道的警備方面。不僅日本方面，當時連美國的“反間諜隊”也把幹練的隊員派到北海道去。那時朝鮮戰爭剛剛結束，美國同蘇聯、以及同中國的關係正處於非常緊張的時期。
我想在這裡分析一下所謂槍殺白鳥的真兇——佐藤博的罪行。
首先，佐藤博槍殺白鳥警部的客觀證據是沒有的。只有追平雍嘉在證詞中提過此事。但那並不是佐藤博直接向當局供認的，也不是從追平以外的第三者聽來的，當然更沒有物證可言。根據這一點，辯護人認為追平的證詞是所謂間接證詞，也就是傳聞證詞，不足為憑。
正如拙文開頭處所提到的，照追平證詞所說，這是他到佐藤博家去，從佐藤口裡聽來的話。追平據此就斷定佐藤博為真兇。
追平還寫道，佐藤博把這事向村上報告的結果，村上並沒有吃驚等等。但是村上本人對此全盤否定。
當局僅僅根據傳聞證詞就下手逮捕人，這一點與“松川事件”的做法類似。
再稍微分析一下這個事件的內容吧。讀者讀到上述引文，當會想起本文開頭出現的目擊者講的話。有一種證詞說當時手槍“砰砰地響了兩聲”，另一種說“砰的響了一聲”。事實上，把當時目擊者的話綜合起來看，可以分為“響了兩聲”和“只響了一聲”的兩種說法，而且都不約而同地說是“像放花炮似的啪啪響的”。
但是使用的是勃朗寧手槍。勃朗寧手槍所發出的聲響絕不是砰砰的，而要更大一些，震撼肺腑。用文字難以描述，勉強找兩個字就是“嗞一嘭”般的響聲，絕不是啪啪那樣一種輕脆的聲音。
那末，槍聲為什麼會有響了兩次和只響了一次的不同的說法呢？我傾向於認為兇手一開始就只打出一顆子彈，而且出色地命中了白鳥警部的後背，打破了他的動脈，要了他的命。
為什麼呢？因為檢驗白鳥警部屍體的結果，已經推測出兇手是從極近的距離射擊的——估計是從大約一米開外射擊的。事實上，白鳥的大衣背上還沾著硝煙痕；要不是距離極近，是沾不上硝煙痕的。既然距離那麼近，而且一發就準確地打穿了他的動脈，如果開了兩槍，即便有一槍沒有打中，大衣背上估計也會沾上一點硝煙痕的。也就是說，除了打中的那顆子彈的硝煙痕外，還應該沾著沒有打中的那顆子彈的硝煙痕。然而一點痕跡也沒有。
其次，搜尋現場的結果不曾找到沒有打中的那顆子彈，地上也只有一個彈殼，這似乎也能夠證明兇手只開了一槍。如果開了兩槍，現場上當然應該掉著兩個彈殼。
從這裡，事情就有點兒意思了。
當時搶先報道這一事件的報紙採納了目擊者的開了兩槍的說法，於是報道說，砰砰地響了兩聲，兇手開了兩槍。
佐藤博也許在報上讀到關於這一案件的報道，才對追平說自己開了兩槍。也就是說，因為這是追平的證詞，也可以說是追平自己讀了報紙上的報道，才說是開了“兩槍”的。
坂本勝廣（目擊者之一）在檢察記錄裡說：
“我聽到兩聲。頭一聲砰和第二聲砰相隔只有一剎那的工夫——大約只有五分之一秒或是十分之一秒。”
但是，其他證人的供述記錄中，說只聽到一聲的也很多。事件發生後，最初的新聞報道中卻沒提到這一點。
如果說佐藤博讀了報之後告訴追平他開了兩槍，那末就和現場上只掉著一個彈殼這一點不符合了。因此就得在那一顆子彈的彈殼上作文章。於是想出這麼個主意：讓追平在根據間接傳聞而作的供述中說手槍是用手巾包著的。原文如下：
“我提到彈殼的事，問他：‘那是怎麼回事？’‘你開了幾槍？’老博說：‘我扣了扳機，但是隻打出一顆。’‘另一個彈殼留在包手槍的手巾（也許他說的是布）裡了。’我問他：‘彈殼會給裹住嗎？’記得他好像還說過：‘應該是嘭的一聲射出去的。’”
這段話是要說明，因為手槍是用手巾或是布包著的，一個彈殼掉在地下了，另一個則被手巾裹住了。
但是第二顆子彈並不是隔了一會兒才射出的，而是像坂本證人所說的那樣，幾乎是緊接著就射出去的，相隔只有五分之一秒或十分之一秒。因此不可能設想一個彈殼掉下來，另一個卻被手巾裹住了這樣的事。再說佐藤博為什麼特意把手槍包在手巾裡，而給射擊帶來不便呢？
供述裡沒有提到這一點，只好由我們來推測了。他大概是想說：為了不引人注目才把手槍包在手巾裡的。但是既然犯那樣膽大包天的罪行，單單藏起手槍不讓人看見，聽起來倒不自然了。何況又是在下午七點半這樣一個天黑以後的時刻乾的，如果用白糊糊的手巾包起來，反而更顯眼。把黑色槍身赤裸裸地露出來，在黑暗中倒更便於隱蔽呢。而且包在手巾裡，就好像故意要在扣扳機時給自己帶來不便。
關於手巾的這個說法，只能認為是由於現場上只掉著一個彈殼，在供述中卻又說開了兩槍，為了解決這個矛盾，迫不得已而耍的一個花招。
前文中已經說過，關於槍聲我也有自己的看法，這一點留待後面再談。
實際上只開了一槍，卻說開了兩槍——追平這種證詞是用來圓這個謊的。如果像辯護人方面所斷言的，追平證詞是根據傳聞得來的，同時又是他捏造出來的，那末就只得說以上全都是追平的杜撰了。
七
這一點似乎連札幌高等裁判所也無法放過，它不同意第一審判決書上所載追平供述中的以下兩部分，並予以否定：“用手槍打了兩槍，但第二顆子彈的彈殼裹在包手槍的手巾裡了。”“佐藤博曾說，他行兇後，馬上就到村上那兒去彙報。村上說：辛苦啦，今天就喝杯酒睡覺去吧，並且給了他錢。”——高等裁判所對這兩點批駁說：“難以置信。”
但是儘管高等裁判所否定了這個具體事實，卻斷定：就整個氛圍而論，“大致可以相信”佐藤博是直接槍殺白鳥警部的犯人。
那末，既然只射出一顆子彈，為什麼會聽見兩聲槍響呢？
是不是由於附近房屋密集，引起了回聲，聽上去就像是兩聲槍響，因此證詞才有一聲和兩聲的不同說法呢？這樣看也未嘗不可：報紙上採納了兩聲的說法，因而報道說開了兩槍。追平詭稱是從左藤博那裡聽來的，就襲用了這種說法。
此外，還有旁證足以證明兇犯不是佐藤博。
那就是本文開頭提到的目擊者的談話，其中有一個是住在佐藤家附近的婦女。
她說：“這時，從東邊駛來了兩輛腳踏車。我走到路當中，望了望靠我這邊的那個人的臉。他的臉色非常蒼白，穿著黑大衣，戴著黑帽子。記得另一個人穿的好像也是黑衣服。那時，右邊並行的那個人朝著靠我這邊的人（白鳥）說了些什麼話，但是他沒有回答。附近有電燈，我記得照得相當亮。”
這個目擊者在相當亮的地方把其中一個人看得很清楚，甚至看出了他的臉色非常蒼白。如果她看到的另一個人是自幼就住在附近的佐藤博，她應該馬上會認出來的。但她卻把那個人完全當作陌生人，只輕描淡寫地說“記得另一個人穿的好像也是黑衣服”，這就是說，實際上他並不是佐藤博。
再者，就犯人的心理來說，他難道會在自己家附近行兇嗎！即便遇到機會，也會想到地點不合適，而另尋離得遠一些的地方去下手吧——我認為這才是正常的犯罪心理。
不管怎麼說，這段話並不是佐藤博自己供述的，而是追平“從佐藤嘴裡聽來的”。根據這段話，佐藤博就被當作槍殺的兇手，村上國治則由於“共謀”而被控以殺人罪。
關於追平的這份筆記，還有件奇怪的事。據說，追平在東京被捕、由偵查員押送到札幌之後，並沒有馬上被送入拘留所，卻在月寒派出所拘禁了一個來月，接著又轉移到市區的道農俱樂部（旅館）去，被解除了拘禁，受到優厚的待遇。安倍檢察官和負責警部經過協商，叫他以《到“白鳥事件”為止的札幌委員會的動向》為題，寫了一份長達五百五十頁的筆記。
於是，這份筆記就一字不改地成了他的供狀，已出版的《白鳥事件》的梗概所根據的也就是這份材料。共產黨方面指控這個筆記不是追平自己寫的，而是由檢察官方面幫忙，以追平的名義寫出的。
總之，在本案中，自始至終只有狀況證據。
無論是重要的兇器——手槍，還是犯人所騎的腳踏車，都沒有被發現。
為了這輛腳踏車，偵查當局大概也曾煞費苦心。
追平起初說，他曾問過佐藤博：“腳踏車是向誰借來的？”佐藤回答說，是“向oto（音）借來的”。但經警察一訊問，追平又改口說：“也許當時佐藤說oto不是指音川君，而是指‘弟弟’。”然而警察署對佐藤的弟弟進行調查的結果，查明他的腳踏車已經殘舊不堪，完全不像是目擊者所說的“聲音輕而速度快的比較新的車”。警察又就這一點對追平進行了盤訊，結果他又改了口：“也許佐藤說的是‘omote’（意思是表面。——譯者注）吧。”omote指的就是公開的黨，意即那是共產黨札幌委員會所使用的腳踏車。對這一點也作了調查，但是沒有找到確鑿的證據。關於這一點，追平的證詞含糊不清，也受到了辯護人方面的抨擊。
唯一的物證是在幌見嶺的演習場找到的子彈。儘管膛線在這兩顆子彈和從白鳥身上取出來的子彈上留下的痕跡不同的可能性只有一兆分之一，大概是從同一支手槍裡射出去的，然而從科學角度來看子彈的腐蝕程度，那無論如何也不是當初演習時所使用的子彈。關於這方面的爭論，前文已經交代過了。
但是有高安在場的第二次搜尋時也就是說，第二顆子彈出現時一一跟著高安的警察在現場上一下子就拾到了它。高安瞧了瞧說：“就是它，就是它，就是像這樣鍍著鎳的。”
看見找到的子彈，特意說什麼“喂，就是這樣的，的確是像這樣鍍成銀色的”——這種辯解般的說法似乎有點不自然。這令人覺得是為了事後在記錄中強調這一點而搗的鬼。高安在昭和二十八年八月十六日曾對高木檢察官說：“我確實記得我們是在村手家裡集合後一起去練習射擊的。集合的時候，花井拿來一支勃朗寧手槍給大夥兒看——那是我第一次看見這支手槍。記得子彈大約有三釐米長，是黃銅色的，跟步槍子彈一樣。”（第三次供述記錄）這兩顆子彈是在完全不同的方向發現的。據高安和追平的證詞，那是“長著一棵大菩提樹的斜坡。以雪上的落葉為目標，隊員們每人打了一槍”。那末子彈就應該落在一個地方嘍，然而卻是在相離甚遠的地方拾到的。供詞裡又說是“以雪上的落葉為目標”，但幌見嶺的雪是很深的，難道雪上面還會露著頭年秋天落下來的葉子嗎？
再說，從白鳥身上取出來的子彈是黃銅製的，而從幌見嶺的演習場找出來的子彈是鍍鎳的。關於這一點，檢察當局說子彈既然是四下裡蒐集來的，就是不一樣也不足為奇。
但是這次演習時“隊員們每人打了一槍”。只“打了一槍”，果真能說是“嚴格的”演習嗎？而且追平的筆記裡並沒有寫明射擊時使用的是什麼樣的手槍。
他還說什麼那次的訓練“非常嚴格”，“同時又是一種恐怖行為”，但究竟嚴格到什麼程度？所謂的“恐怖行為”究竟指的又是什麼呢？——像這樣的具體內容，他始終也沒有提到。
這種射擊演習被說成是由宍戶提出來而由村上指使隊員們舉行的。據說村上以前就經常跟札幌地區的黨員們說：“必須幹掉白鳥。”原是追平、高安和佐藤直道等在證詞裡提到村上說過這話。值得注意的是，他們個個都是在獄中脫黨的人。
究竟是什麼人促使村上採取這一步驟的呢？有沒有人在他背後指引他朝這個方向去做呢？
在這一案件中，成為關鍵性狀況證據的是村上的這番話。尤其在沒有物證的案件中，狀況證據的分量必然會大大增加。
據說，特意被日共派到“北海道”去的、被稱作志田重男的得力助手的吉田四郞，曾在“白鳥事件”發生後批評過村上，說這是“小資產階級的、流氓地痞式的急躁行為”，但有沒有別人唆使村上採取這一步驟呢？
吉田是當地黨組織的最高負責人，和村上同在札幌，竟然沒有留意到村上的行動，過後又批評了他，這也是不可思議的。
在這裡，我無意中想起了昭和六七年左右曾潛入日共內部的荖名特務m（即松村升）的一段插曲。
風間丈吉在《日本共產黨的地下工作》一書中這樣寫道：
“據說早在昭和三年的‘三·一五事件’時，日本就有特務了。昭和六七年左右，m（或稱松村）在黨裡佔著最重要的地位。黨的財務、房產、秘密工作、國際聯絡等，但凡可以說是地下活動的關鍵自全都掌握在他手裡。這表示當時的中央委員——尤其是我，多麼沒有知人之明。松村從蘇聯回來後，先在田中清玄等人領導下工作。田中等黨中央的成員被捕後，他就當上了黨的領導骨幹。我在昭和七年十月三十日上午十一點二十分左右被捕，他隨即隱蔽起來。”
這個姓松村的人剛從莫斯科回來就當上了日共的中央執行委員，負責國際部的工作。
第二年（昭和五年〉，全國有一千五百人被捕，中央各機關幾乎全部被摧毀。松村這次又逃脫了。
昭和六年八月，松村設立了組織部，成立之後就把組織部部長的位置讓給紺野與次郞。松村本人則先後當過國際部、軍事部、財政部以及其他各部的部長，又作了房產資金局局長。就在這時，他派人襲擊了大森川崎第一百銀行。
由於擔任這樣的職務，他對日共內部的情況瞭如指掌。又由於地位的關係，他不曾把自己的秘密住所告訴任何人。但是反過來，全體黨員的秘密住所他都知道。當日共的領導人到某處來會見他時，他通知警察逮捕了他們。結果把日共毀滅得除了監獄之外，幾乎沒有其他活動餘地了。
日共方面群情激昂，曾要求公開審判松村，但是儘管官司一直打到當時的大審院（最高裁判所的舊稱。——譯者注），松村的名字卻始終也沒有出現。
松村的目的是什麼？他不僅要使日本共產黨的組織遭到毀滅，還藉口籌措資金，派人去襲擊大森的銀行，搶了當時的三萬圓。從這件事也可以看出，他的一個目的是叫各家報紙閉口不談共產黨的宗旨和綱領，而向人民大肆宣傳共產黨是個恐怖主義者的陰謀組織，專門使用殺人、搶劫，欺詐、美人計等強盜般的手段，為了獲得資金而瘋狂地奔走。通過搶劫事件，深深使一般人民對共產黨產生了可怕的印象。不管共產黨方面事後怎樣提到躲得無影無蹤的松村的名字，也無法否認像在“大森事件”中幹過強盜行為的那幫人是共產黨。因此，從特務工作這一個角度來看，這個事件可以說是製造得很出色。
我不能斷言“白鳥事件”中確實有松村那樣的人，但是這種可能性是可以設想的。
前面已經說過，在本事件中辯護人方面會要求吉田四郞出庭作證，結果他突然從住所出走，不知下落了。檢察官方面對這個重要證人一碰也不去碰，從常識上來判斷，這一點令人感到有些奇怪。
目前公開了的有音川和成田的情況。
成田的情況是這樣的：正當“白鳥事件”的偵查總部對日共地下組織一點不摸底細，偵查班的工作陷入困境，感到苦惱的時候，成田忽然在西邊出現了。如果這是偶然的，那他可實在出現得太及時了，活像是“到來了神風”一樣。
成田倒在伊東街頭被警察收容時，“最初獲得這個情報的是札幌方面的國警隊”（據追平的筆記），但究竟札幌的國警隊最扨是怎樣把這情報弄到手的，筆記中卻沒有交代。筆記上還說成田散發搶煤的傳單被捕後從拘留所回來時，“他遇到的不是同志們的熱烈擁抱和敬意，而是猜疑、冷淡和輕蔑”。筆記上還寫著：“上級機關也認為他不正常。”
這段文章寫得很含蓄。也許成田是因為被捕才變得“不正常”的，由於某人的暗示他才在靜岡縣那經常有人自殺的錦浦徘徊，“倒在”伊東街頭的呢！
幸而成田被一個好心腸的警察收容下來，又有個醋魚飯卷鋪的慈祥的老闆救濟了他，敎了他三年捏飯卷的手藝。那末成田是否當上了飯卷鋪的師父呢？沒有。三年之後，他又還鄉務農去了。這不免使人感到在那三年中間，原是有人讓他獨自離開北海道，把他隔離在伊東溫泉的。
然而我並不是說吉田、成田和音川都是“松村那樣的人物”——他們還不是那樣的“大人物”。尤其成田和音川，我認為他們經不起黨員生活的嚴峻考驗，是基層黨耝織的犧牲者。
八
讓我們想想追平寫了些什麼：
“村上剛就任札幌委員長，就對這些知識分子出身的黨員發生惡感。他把形同共產黨生命的工廠支部的領導工作交給了有著濃厚的工聯主義思想的佐藤直道去管，他自己則讓北海道大學優秀的學生黨員離開學校，把他們和打零工的組成‘核心自衛隊’，在這兩者上面找到了自己感情的寄託。就這樣，不管願意不願意，札幌的黨組織註定被拖進了‘白鳥事件’中去。”
意思就是說，是村上的方針把黨拖進這個事件的。不管願意不願意——這話是什麼意思呢？這種宿命論的說法並不是偶然的措詞。是不是有什麼人把札幌的黨組織引到這個方向去呢？
佐藤博就是在這個“有著濃厚的工聯主義思想”的佐藤直道下面工作的。倒在靜岡縣伊東街頭的靑年成田被發現之後，佐藤直道才出現在當局面前。然後當局才開始對日共札幌地區的地下組織進行全面搜捕。
在偵查班的突襲下，村上被捕了。中川、石川、清水、村手等人也相繼被捕。追平在東京被捕，押到札幌來，然後當局就確定佐藤博為真兇。也就是說，順序是這樣的：
發現成田——逮捕佐藤直道——（逮捕村上國治）——逮捕追平雍嘉——確定佐藤博為真兇。
從這裡大概就可以看出，靑年成田倒在伊東的街頭，被一個“好心腸的巡查部長”收留一事，有著多麼重大的意義。其實，發現成田是讓佐藤直道上場的序幕，而佐藤又成為破壞地下組織的導火線。而且當局又是以“收留倒在街頭的人”這樣一種足以迷惑旁人的、極其自然的形式發現了佐藤，並和他發生接觸的。
這就是說，由於佐藤直道被捕，追平才被捕，從他口裡說出“按照村上君的指示，佐藤博殺了白鳥科長”這番話。看了這個順序，我也感到有些奇怪。
前面已經談到由於村上由更正了宣告，社會上才開始形成“‘白鳥事件’大概是共產黨乾的”這樣一個印象。
村上是日共北海道地方委員會的發言人。在事件發生後的第二天（一月二十二日），他說：
“黨和‘白鳥事件’無關。這個事件是與黨毫不相干的過激分子任意幹出來的。”
但是他隨即又更正說：
“我不知道‘白鳥事件’的兇手究竟是誰。……但是殺害白鳥是出於愛國者抵抗警察當局的鎮壓的英勇行為，而不是個人的恐怖行為。”
這一更正是個謎。事實上，是佐藤直道迫使村上由這麼更正的。這一點在佐藤的筆記裡也提到了，
“我在報上讀了村上由的宣告，鹹到非常憤懣。我讀的時候覺得，那個宣告所持的立場似乎是說，黨與此事完全無關。現在必須考慮的是：怎樣在政治上發展這一事件，而照這樣的說法，就等於掐斷革命的萌芽。我自己感到滿腔憤怒。這時在街頭遇到了委員長。委員長也有同感，說希望我從下面徹底予以批制。因此後來召開支部書記會議和支部會議時，我就以激烈的語氣批判了村上宣告。記得我說過這樣的話：‘那傢伙不懂得做實際工作的人的甘苦，只知道像個大老爺似的遊手好閒。年糕鋪也好，日用品商店也好，看了招牌就可以知道它賣的是什麼貨。可他那塊招牌是模模糊糊的，什麼也看不出來。’在地方委員會上，村上由君大概也狠狠地捱了批評，所以後來重新發表了地方委員會的宣告。”
經過就是這樣。由此可見，佐藤曾迫使村上由把宣告更正為“殺害白鳥是出於愛國者的英勇行為”。一旦發出這樣的宣告，那末誰都會認為殺害白鳥的是共產黨組織了。
這也造成了把“白鳥事件”與共產黨聯絡起來的濃厚氣氛。
佐藤在筆記裡一口咬定自己與這個案件無關，卻說出自己沒幹，是某人乾的，並且明確地指出促使自己說是某人乾的原因。（暗指是警察迫使佐藤說是某人乾的。——譯者注）而且，儘管他這麼辦，實際上卻不會受到任何刑事處分。
總之，如今被說成是“兇犯”的人們，雖然處在看來是犯人的狀況中，但是沒有任何因素足以肯定他們是真兇。儘管他們處在彷彿是真兇的狀況中，不論是看斷定他們為真兇的證據，還是仔細聽所謂證人們所講的話，都使人感到他們並不是真兇。
例如，村上國治在發言中說他與這個案件無關，聲辯他當時不在現場，否定了高安和追平的證詞。村上的申辯看來是真實的。高安在證詞中說村上會發出這樣的指示：“用手槍把白鳥幹掉。馬上開始調查白鳥的行動。”但是村上究竟是哪一天的幾點鐘、在什麼地方發出命令的？高安的證詞在這一點上談得很含糊，追平的證詞就更使人強烈地感到是編造出來的。
判定村上國冶有罪的一個根據是昭和二十七年一月四日他會與人共謀殺人，也就是說，當局認定他們從這一天的上午九點起共謀了半小時。關於這一點，佐藤直道作證說：“一月四日上午十點鐘左右，地區的全體常任委員在我家集合，舉行了‘組織和戰術’的學習會。村上君一向都是提前來的，這一天他也沒有遲到，一直待到傍晚。”另一方面，高安的證詞卻是這樣說的：“一月四日或五日進行的那次共謀，連吃晌午飯大約用了兩個鐘頭。”再說，從上午十點鐘起在佐藤直道家召開的學習會還有另外許多人參加，就證明開這會是真實的。
但是，札幌高等裁判所判決書上說：“認可村上自上午十點鐘起參加了學習會。但是沒有證據足以證明他不會參加上午九點左右開始的共謀。如果是從九點開始的，那末他用半小時來共謀殺人，又用半小時從共謀的地點（門脅家或村手的公寓）前往佐藤直道的家去參加從十點開始的學習會，可以假定，這並非不可能。”但是隻憑這樣瞹昧不明的臆測就將村上判處二十年的重刑，審判官大概畢竟感到有些理虧。他們預料到會受到責難，就製造出下述牽強附會的判決理由：
“坦率地說，作這樣的假定，也許會受到非難，說判決只採用了對本身有利的資料。然而這樣的假定並非不能成立。……”
法庭根據這一點，再加上前面所提到的佐薛博用手巾包著手槍射擊的部分，就以“個別部分難以置信，但整個說來大致可信”的理由判決村上有罪。
但是，對上述具體事實的否定，必然就是對追平證詞的全盤否定。將事實否定之後，再憑著事件的整個氣氛來斷定為“大致可信”——簡直不能認為這是著重核對事實而作出的判決，不能不說這是憑著概念或想象而作出的判決。也就是說，這是單憑氣氛而進行的審判。
在幌見嶺發現射擊演習的子彈時，高安也在場。但是追平明明寫著高安只到演習場去過一次，原文如下，“就在這樣朝朝暮暮從事調查活動（指監視白鳥的行動）的同時，還繼續進行非常嚴格的訓練。乘午間有空，就由宍戶率領，到圓山深處去練習手搶射擊。高安只去過一次。”
參加射擊演習的只有以北海道大學學生為中心的幾名“核心自衛隊”隊員。那末到現場去檢視時，為什麼僅僅叫只參加過一次演習的高安到場作證呢？
既然找人到場作證，檢察當局為什麼不把去過好幾次的其他黨員帶去呢？比方說，為什麼不把高安被捕後五六個月才被捕的村手等人帶去作證呢？難道是因為這樣做會給檢察當局帶來不便嗎？——頭一年，偵查隊員們像打零工的一樣整天在那裡找子彈，連草根樹根都刨了，也沒有找到；而高安在場的這一次怎麼一下子就找到了呢？我在這裡只提一下這是件奇怪的事。
高安是被單獨分開來審判的。辯護人方面對此提出過抗議，因為如果對高安只以單獨審判就判罪，則村上等其他被告的罪狀就會自動成立了。
在幌見嶺找到的子彈和從白鳥身上取出來的子彈是從同一支手槍裡發射的——證實這一點的經過，前面已經交代了。但是不知怎地，無論是追平證詞或高安證詞，都沒有明確地談到在演習場上使用的是什麼型別的手槍。
“‘白鳥事件’對策委員會”出的《單身監房》裡說：
“實際上，這兩顆作為物證的子彈是不是由與高安君的證詞無關的什麼人（自然，儘管這麼說，除了偵查當局的官員之外誰也做不到）悄悄帶到山上去，再裝作找到的呢？”
這個懷疑是從《原田情報》裡下面這段話得到啟發的：“當局說所謂‘核心自衛隊’在昭和二十六年秋天射擊的子彈，過了兩年多之後在幌見嶺的深山裡找到了。實際上這是在日本冷藏公司的倉庫裡打靶時射出的子彈。”據說共產黨根據這個情報，“經過自行調查後，證實了這一點。”
這一點非常重要。如果在幌見嶺找到的子彈實際上是從練習射擊時就埋在那裡的，那末白鳥系被某黨員槍殺的可能性就大了；相反地，如果那是警察在日本冷藏公司打靶時射出的子彈，那就是當局為了誣告日共黨員是兇犯商策劃的陰謀。《原田情報》還說，在日本冷藏公司倉庫打靶時使用的手槍是從“畠山警部家裡搜到的警察專用手槍？”。
我並不完全相信所謂《原田情報》，其中確實也有些不可理解的地方。然而它又給我這樣一種印象：它的一部分內容或許接近真實情況也未可知。從上述情況來看，警察隊進行現場搜查時找到的子彈，究竟是不是昭和二十六年秋天演習時射出的子彈，我是抱有懷疑的。
白鳥被殺害的時刻，佐藤直道竟偶然站在現場附近，這也是不可思議的。
他說這是因為他當時在等候追平，以便對某黨員進行查問。他的筆記裡有下面這樣一段話：
“七點四十分，我在南六條車站下了電車；我看了看鐘，記得是這個時刻。我站在車站上，半朝著藥房，半朝著北面，等候追平。我站了一會兒，發覺自己一個人待著時就浸沉在奇妙的聯想中。這時聽到了手槍聲。記得我抬頭望了望藥鋪南邊拐角處那座房屋的房頂，想到：唔，由於是晚上，小鳥和鴿子都不起飛了。那時我還沒有意識到是槍聲。追平君隨即騎著腳踏車從南六條大街電報局那邊過來了。”
發生兇殺案的時刻佐藤恰巧站在距現場不到一百米的地方，過了一會兒追平就來了。也許這是出於偶然，但是這卻給人以莫名其妙的印象。
而且佐藤站的地方是南六條車站，從芒野方面騎著腳踏車來的白鳥警部和兇手兩個人曾從那裡經過。佐藤直道從七點四十分左右就站在那裡，跟他面熟的白鳥警部和佐藤博路過時，他不可能沒有注意到。
那正是行人稀少的時刻，而且街頭的燈光也相當亮。佐藤直道說是在等待追平，那末他一定會四下裡張望。他說他不知道有這兩輛腳踏車經過，這才是咄咄怪事。難道他因為耽入了這樣的冥想：“唔，由於是晚上，小鳥和鴿子都不起飛了”，才沒注意到嗎？
再來談談同佐藤博一起失蹤了的宍戶均。
正如追平所說，宍戶是個出色的組織者。剛一開始貫徹軍事方針，他就被選為“核心自衛隊”隊長。他為人“精悍”，曾把手槍揣在口袋裡尾隨美國兵，準備予以狙擊。率領隊員到圓山深處練習手槍射擊的也是宍戶。從某種意義上說，使札幌的日共戰鬥化，鼓動他們採取實際行動的恐怕就是宍戶均吧？
事件發生後，他“不知是上了天還是鈷進地裡去了，下落完全不明”，但是如今看來，檢察當局並不熱中於追查他的下落，這是為什麼呢？
檢察當局也好，共產黨方面也好，為什麼不進一步把宍戶當作一個問題來追究呢？
九
這裡還要考慮一下所謂《原田情極》裡談到的札幌信用合作社理事長佐藤英明的事。照原田的說法，佐藤性格非常乖僻，經常注射菲洛本。他為人陰險——例如把來訪者的談話錄下音來，事後加以分析等等。據說他又是個變態性慾者，同時他還患有菲洛本中毒者常患的被迫害狂般的症狀。
照原田的說法，佐藤還舉辦過某種猥褻的展覽，從而使他在札幌市的知名之士當中頗吃得開。原田還說，他利用理事長的地位非法向外貸款，還挪用公款。原田本來是札幌信用合作社的職員，因此，就這一點來說，他的話在一定程度上大概是信得過的。
無從查明佐藤非法貸出的款項和挪用的公款究竟用在什麼地方了。照原田說來，佐藤讓當地的暴力團自由出入他的家門，當他們的後臺。
為什麼佐藤要和暴力團站在一邊？原因是不大清楚的。
從“反間諜隊”的傢伙們總是乘著札幌信用合作社的汽車到處跑這一點來看，他們大概平日間就與佐藤有著某種聯絡。
事件發生後，佐藤被捕，拘留在北警察署裡時，他曾說：“過兩三天就都說出來。”當天晚上他曾企圖自殺。以後被移到看守所，由十名律師出面將他保釋出獄，但不久就呑服大量安眠藥自殺了。
佐藤自殺的原因是什麼呢？難道是像人們所說的那樣：由於他非法向外貸款和挪用公款的事被揭露，這會使他喪失社會地位，因而感到苦惱，才尋短見的嗎？
《原田情報》說：“他才是‘白鳥事件’的元兇，是他慫恿曾經用手槍犯過一次人命案的流氓a槍殺白鳥警部的”，並且認為他是“由於眼看這事要敗露，才自殺的”。
a過去在東京某處參加地痞的群毆，用手搶打死過對方的頭子。他還當過腳踏車競賽選手，據說車騎得很好。目擊者果然說過這樣的話：“像是兇犯的那個人騎著腳踏車逃走的時候是平伏著腰疾駛的。”大家都知道，腳踏車競賽選手騎車疾駛時總是平伏著腰的。
一方面殺過人，另一方面又有這種職業上的習慣，看起來犯人的確像是a，似乎可以贊同原田的說法。儘管《原田情報》說“由於佐藤英明託付a槍殺白鳥，a才幹下殺人勾當的”，卻不能斷定佐藤沒有同樣委託別人槍殺白鳥。
佐藤為什麼要豢養一個暴力團呢？據說他有著獨特的梅特涅（梅特涅（一七七三——一八五九），奧地利政客，以專橫暴戻著稱，在他任首相時，曾鎮壓民族運動。——譯者注）式的性格，然而難道他只是出於異常的性格癖好才養著一個暴力團嗎？不然的話，他的實際目的又是什麼呢？
這裡就令人想起那夥持手槍的強盜們闖進札幌和北海道其他地方的共產黨辦事處的事。二十幾名成群結隊的強盜把值班人綁起來，搶劫了檔案和錢財。札幌的共產黨辦事處接連三次遭到襲擊。雖然報了警，警察卻不理睬。後來由於共產黨提出抗議，市民也群起責難，警察才不能再置之不理，就抓了五六個人，但都是些小流氓。
共產黨方面說，搶劫案是當時“反間諜隊”僱用的當地右翼分子乾的。這種讓強盜侵入民房的事件，事實上是為了把放在辦事處內的共產黨檔案弄到手而策劃的。但是當局並沒有追查到實際背景就罷手了。不，也許警察不敢去碰，因為說不定這就是當地“反間諜隊”所幹的一部分勾當。
這麼看來，如果把佐藤英明支援右翼並且與“反間諜隊”下級特工人員過從甚密這兩個事實聯絡起來，是可以看出一些苗頭的。據說佐藤理事長曾盜用札幌信用合作社的公款並且非法貸放。但是這筆錢究竟到哪兒去了呢？實際情況是不清楚的。說不定是充作這兩方面的經費了。現在還有這樣的例項：某著名銀行過去被“反間諜隊”的下級特工人員敲詐過，拉的虧空至今還沒有補上。
“反間諜隊”本身的預算並不寬裕。這與戰前日本軍部沒有公佈所謂軍事機密費有很大差別。因此，這些機關就本著經費不足就地籌措的方針辦事。尤其是下級特工人員，胡做非為的似乎居多數。
最初，這些特工人員大概刺探到佐藤英明的違法行為，就以不揭發為代價敲詐了他吧？
但是有跡象表明，在升官思想支配之下白鳥警部打算揭發佐藤英明的違法行為。白鳥曾經由於揭露北海道拓殖銀行的非法行為而立過功。
白鳥的情報工作本來已經取得了相當大的成績，但是他究竟做到了怎樣的程度，人們一直完全不摸底細。他死後市警當局對共產黨的情況一無所知，從這一點也可以看出：無論是對日本的治安機關來說，還是對“反間諜隊”來說，白鳥大概都是個重要人物。
但是要蒐集警備方面的情報，勢必就得加強與走私分子的接觸。白鳥科長偵查的結果，發現佐藤英明正在幹這方面的勾當。白鳥起初只是向佐藤和他那一夥人提出警告就算了。大概隨著接觸和偵查的進展，他就越發看出佐藤向“反間諜隊”提供資金、替“反間諜隊”的骨幹分子墊付經費，並且給他捫介紹冶遊的地方等等並不單純是反對共產黨的活動。這時他大概終於考慮要斷然行使職權，揭發佐藤和他那一夥人了吧。但是白鳥太粗心大意了，他不知道佐藤和“反間諜隊”特工人員之間的關係多麼密切。他了解區域性的情況，但不瞭解全貌。這就是白鳥警部的悲劇。
白鳥警部一方面蒐集日共方面的情報，一方面負責管理芒野（當時的冶遊區）的風紀，在那一帶他頗吃得開。他似乎從那方面也搞到了情報。此外，他還擔任著一項重要的工作；替從東京來的美軍總司令部人員物色女招待。那些從東京到北海道來的所謂“大人物”，每到冬季就必然去獵熊。他們要找個“旅伴”，據說拉皮條的工作就落在白鳥警部頭上。大概這種女招待是專門從芒野方面“徵召”來的，不過那些被迫陪伴美國人的可憐蟲只是白白遭到蹂躪而已，拿不到相應的報酬，聽說無論老闆還是女招待都把白鳥恨之入骨。然而幹這種營生的人都怕警察，如果違抗白鳥的命令，不知事後會遭到怎樣的報復（比方說，從此事先再也得不到警察要來抽查的通知了）。因此，他們大概萬般無奈，只好任憑白鳥擺佈。此外，暴力團和這些花街柳巷有著密切關係一事，也是值得注意的。
發生事件的那天，白鳥曾到酒吧間“紫浪”去過。這說明他常到“紫浪”去。這裡是他做偵查工作時經常落腳的地方，又是“反間諜隊”的聯絡站——“反間諜隊”總部在札幌的“大飯店”。
日共辦事處就在酒吧間“紫浪”附近，我認為正如日共所指責的，強盜闖進去搶劫檔案是“反間諜隊”乾的，而且事先一定在附近暗中放了哨。白鳥警部準知道這些內情。
當時設在札幌的民間出版審查部的主要任務是審查出版物和報紙，首先是共產黨的機關報，連油印的印刷品和小傳單都想方設法蒐集到手。民間出版審查部的部長是名叫葛特的二世（文職人員），與“反間諜隊”隊長坪田格外親密。據說他們有著密切聯絡，每天晚上不是在這家就是在那家邊打橋牌邊商談工作。札幌市警察署的白鳥警部和畠山每星期也冷不防到民間出版審查部來三四次，在葛特的房間裡談公事。據說白鳥警部總是板著面孔，沒有露過一絲笑容。突然襲擊日共在圓山的宣傳站和苗穗的也是民間出版審查部，日本警察並沒有隨行，估計“反間諜隊”的隊員參加了搜查工作。“追平證詞”裡提到的姓向井的中士也是個二世，他是“反間諜隊”的骨幹分子。據說他還負責驗收卸在小樽港的佔領軍物資。
但是當時佔領軍的物資大批被盜賣到小樽市內的黑市上。據估計，那是“反間諜隊”隊員為了搞到冶遊費用而指使朝鮮籍的黑市商人乾的。這種盜賣越幹規模越大，還發生過這樣的事：有一次在小樽港的鐵道支線往貨車上陸陸續續裝貨時，把幾車貨物連車皮一起盜賣了。
幹這種勾當的以二世居多，據說品行最惡劣的也是二世。白鳥警部大概與“反間諜隊”裡的有些隊員也結了仇。原因是，由於風紀太壞，據說佔領軍領導會暗中命令他揭發“反間諜隊”隊員中不良分子的行為。
如果確實是這樣的話，那末由於當時“反間諜隊”的二世隊員與暴力團在盜賣軍用物資方面也是互相勾結的，就可以推斷出也許是被白鳥盯上的“反間諜隊”隊員指使暴力團槍殺白鳥的。據謠傳，出現在前面所提到的《原田情報》裡的a，也與“反間諜隊”有聯絡。
寫到這裡，我的推理不得不慎重了。胡亂猜測的輕率做法是不能允許的。當然，我無法說出實際下手槍殺白鳥警部的究竟是誰。
但是根據現狀，以下兩點大概是可以說的。
一點是手槍的聲音。前面已經說過，有兩種證詞：一種說聽見了一聲，一種說聽見了兩聲。聽見的人覺得聲音很輕。正如拙文開頭處所說的，勃朗寧手槍的聲音要大得多，多半是“嗞——嘭”一聲震撼肺腑的轟鳴。
聲音聽起來很輕，會不會是因為那支手槍有著特殊的消音裝置呢？按說當時只有美軍使用的勃朗寧手槍才有那樣的裝置。
再說，兩輛腳踏車沿著南六條的雪道。行進時，有個目擊者說：“其中一個人（指兇手）跟另一個人（白鳥）說了些什麼話。”他還說，像是白鳥的那個人“臉色非常蒼白”，也許是犯人在行兇前威脅了白鳥，因此白鳥的臉色才變得蒼白的吧？但是他也許對這種威脅半信半疑，隨後半信半疑的事真的發生了，一剎那之間他的背被子彈射穿，就倒在路上了。說不定就是這樣的。
如果這是個經過周密策劃的陰謀，槍殺白鳥時就不會由跟他面熟的人出面。兇手大概是跟白鳥連一面之緣也沒有的人，卻以某種方式認出了那就是白鳥。
比方說，可以設想有個人告訴他那就是白鳥，於是他就靠近了正騎車行進的白鳥，先問清楚“您是白鳥先生嗎？”然後再行的兇。說不定他把會成為物證的手槍暗地裡處置掉了，把腳踏車也拆開，澆上汽油焚燬了。但是以上只是我的推想，沒有任何根據。
如果犯人是佐藤手下的流氓，那就不是普通的暴力分子了。《原田情報》裡提到了從黑龍會里解散出來的一個人的名字，我估計不是這樣的人，而是某方面經過正規的射擊訓練的日本人。這樣的組織和骨幹分子都在潛伏著，而且這又是邊騎腳踏車行進邊射擊的。
總之，儘管距離非常近，從一槍就擊斃白鳥這一點來看，幹這事的大概是個槍法極好的人。在幌見嶺上每人只打了一槍的所謂“核心自衛隊”隊員決沒有這種本領。似乎也可以斷言，更不會是連幌見嶺的射擊演習也沒有參加過的佐藤博。
那末佐藤博為什麼要潛入地下呢？假如真像檢察當局所說的那樣，他受到日共組織的庇護，由人民艦隊機關經由海上送到國外躱避去了，那末日共為什麼又要這樣做呢？誰都會想到，如果他沒有行兇，他就應該光明磊落地到法庭上進行辯護。
然而這只是局外人的想法，如果根據實際情況來考慮一下這個事件中被告的處境，也許這一點是辦不到的。
“白鳥事件”與“下山事件”等等不同，它並不是個一開始就安排好了的、有計劃的陰謀，而一半是偶然發生的。但是，在事件發生之前就已經制造出即便日共的地下組織犯這樣的罪也不足為奇的氣氛。這種氣氛一方面可以說是從“外面”對日本共產黨內所進行的勾當造成的，另一方面，在黨內也有所滋長。
槍殺白鳥的案件是偶然發生的，然而它的背景卻是老早就準備好了的。即便把它作為“日共乾的勾當”而加以利用，輿論界也不會覺得奇怪。不僅“白鳥事件”是如此，如果另外發生了一樁完全不同的震撼人心的事件，結果一定也會同樣變為“札幌的共產黨乾的勾當”。
這樣的背景隨時都是準備好了的。看吧，“白鳥事件”發生之後，北海道最強大的、形成整個北海道中心的、札幌地區日共地下組織不是已經被破壞得一塌糊塗了嗎？這不正是製造“白鳥事件”的人們所要達到的目的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