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
事情發生在昭和二十九年（一九五四年。——譯者注）一月二十七日。蘇聯原駐日代表機構的成員薩別廖夫來到東京警視廳，聲稱該代表機構成員、二等秘書尤利·亞·拉斯托沃洛夫在本月二十四日失蹤，要求儘快查出他的下落。為了便於搜尋，他還附來此人的相貌特徵和照片，並作了若干說明。
第二天（二十八日）各報晨刊都以顯著地位報道了“蘇聯代表機構二等秘書失蹤”的訊息。
“據蘇聯駐日代表機構報告稱，二等秘書拉斯托沃洛夫因神經失常有自殺之虞。惟有關方面認為此事可能為政治性亡命事件。公安三科當即通令所屬各警察署進行搜尋。”（一月二十八日《朝日新聞》）
薩別廖夫當時向警視廳所作的說明沒有在報端發表，據他說，拉斯托沃洛夫二十四日失蹤的時候，有人曾親眼看見過，事情是這樣的：
一月二十三日下了一場大雪，但是次日一清早就放晴了，天氣很好。在燦爛的陽光照耀下，東京是一片雪景。
當天中午時分，拉斯托沃洛夫獨自從設在狸穴的蘇聯代表機構走出。他在坡道下頭飯倉一丁目的市營電車站上碰見了代表機構的另外兩位成員薩扎諾夫和薩伏洛諾夫。
拉斯托沃洛夫一看見這兩個人，就以跟往常一樣的爽朗口氣大聲說，他正要去吃午飯，邀他們一起去。兩人說他們已經吃過了，他就非常熱烈地邀他們說：“別客氣，陪陪我吧。”
這時，美國佔領軍專用大汽車正從赤羽橋那邊沿著被雪覆蓋的坡道緩緩駛過來，拉斯托沃洛夫一瞥見這輛汽車，就揮手要它停住，矯健地跳了上去，又執拗地邀這兩個人同去。
兩個人再次推辭不去，已上車的拉斯托沃洛夫就這樣越離越遠，汽車輪胎上所套的防滑鏈喳喳響著，向虎之門方面駛去，一會兒就不見了。
這輛美軍專用汽車上沒有另外的乘客，只有個戴著寬簷工作帽的司機，看來像個日本人。他面無表情地轉動著方向盤。
當時日本和蘇聯還沒有恢復邦交。從技術上來說，儼然仍處於交戰狀態。估計是由於這個緣故，蘇聯代表機構才沒有把成員失蹤的事情通知外務省，而是委託警視廳來尋找的。
警視廳接到這個報告也感到為難。日本方面夾在美國和蘇聯中間，處理這個問題需要周密的考慮。
警視廳舉行了幾次秘密會議，結果作出了決定，不把它作為政治性亡命事件來處理，而作為尋找從家裡出走的人——也就是說，從人道的立場出發進行偵查。
警視廳公安三科當即根據代表機構成員薩別廖夫提供的線索著手調查。
不久就查明，發生事件的飯倉一丁目這條路線並不是美軍專用大汽車行駛的固定路線。不過虎之門附近有美軍機關所在的金融大廈，當時有同型的大汽車在這條路線上行駛也是可能的。而且這附近還有汽車修理廠，大汽車在這條路上通過並非不正常的事。
可是那天是星期日。當天是否有特別通過該地的大汽車是個疑問，因為美軍在星期六和星期日照例休息。
而且，頭天下了雪，積雪達三十一釐米，普通的大汽車或出租汽車是不能像往常那樣通行的。當時的情況是，在赤坡、虎之門兩個地點的車庫只備有供金融大廈使用的兩輛大汽車，無從查明拉斯托沃洛夫搭乘的那輛大汽車的司機是誰。
可是正巧那天吉田首相預定從這條路上經過，即通過飯倉大街，為了保衛他，警視廳值班官員放了崗哨，而那輛大汽車正是在警戒時間內通過的，所以立即就調查出有問題的那輛軍用大汽車。
結果查明瞭那輛大汽車，也找到了那個面無表情的司機。可是他提出了與薩別廖夫向警視廳陳述的情況相當不同的證詞，因而得出了這樣的結論：薩別廖夫的申述完全不對，根本沒有那樣的事情。從此以後，警視廳就一直保持著沉默。
從那時起半年之久，拉斯托沃洛夫的下落一直沒有查明。他是橫渡了海洋呢，還是飛過了天空呢？誰也無從知曉。日本報紙也不報道這件事了。
然而就在人們的記憶逐漸淡漠下去的八月十四日，日本外務省和公安調查廳就“拉斯托沃洛夫事件”發表了聯合公告；與此同時，美國國務院召集在華盛頓的各國記者，宣佈了這一事件的經過，而且拉斯托沃洛夫本人也出席了那次的記者招待會。不過，不知由於什麼原因，這次記者招待會沒有讓蘇聯系統的通訊社參加。
拉斯托沃洛夫在會上以書面方式宣佈了他逃往美國的原因和動機。據他說，他出走時的情況是這樣的：
“一月二十四日，東京被雪覆蓋著的那天，我找到了從代表機構出走的機會。四點左右，我悄悄地從代表機構出來，洗了個土耳其浴。七點左右，在末廣餐廳吃了大餐。隨後不久，為了同一個美國人碰頭，我到約定的地點去。我們如約地碰了頭，隨即上車，疾馳而去。那時我開始深深意識到我是在通往自由的道路上賓士。”
可是《生活》雜誌上刊載的拉斯托沃洛夫本人的筆記，更加詳細地敘述了他出走的經過。該文如下：
“當天，我把約合一百美元的日圓放入錢包裡，從此永遠離開了蘇聯代表機構。為了儘量令人覺得我是隨隨便便出門的，我就先到諾森科的辦公室待了一會兒，接著又到魯諾夫的辦公室去，分別邀這兩個人一道出去吃晚飯。由於我邀得很唐突，他倆都感到有些意外，推辭不去。不過，兩個人好像都上了我的當。
“下午六點，我去洗土耳其浴，精神為之一爽，然後就徒步走到東京第一流的末廣餐廳。我默默地對即將告別的日本乾了杯。臺上有幾個藝妓正在跳舞，看樣子是從朝鮮回來的一批美國兵在目不轉睛地觀看錶演。一瞬之間，我為了要離開東京而感到悵惘。
“下午七點四十分左右，我從餐廳出來，弄清確實沒人釘我的梢之後，就向海上大廈舊館旅館方向走去。街上杳無行人，我感謝上帝降了這場雪。
“八點正，我到達旅館附近事先約定的地點去等候美國汽車的到來。幾秒、幾分鐘過去了。我焦慮不安地等了十分鐘，一輛小轎車駛過來停下了。
“車上下來一個男人，他走到我面前說：‘您是喬治（美國人這樣稱呼拉斯托沃洛夫）嗎？您的朋友在車裡等您暱。’布朗寧夫人在車裡。不久，我就搭乘飛往美國西海岸的飛機。”（《文藝春秋》昭和三十年二月號刊載，木下秀夫譯）。
可是另外還有一種說法。美聯社東京分社社長羅伯特·安森也寫了一篇拉斯托沃洛夫失蹤始末記：
“一月二十四日晚上，拉斯托沃洛夫悄悄鑽進在日本廣播協會大廈附近等大汽車的一群美國人當中，乘上了汽車。那以後，直到國務院在八月十四日為他舉行記者招待會，就再也沒有露面。”（據《朝日週刊》譯載《星期六晚郵報》報道）
二
關於拉斯托沃洛夫失蹤的事件，就像這樣議論紛紜。在出現大汽車這一點上，大約有兩種說法是一致的，但是一種說拉斯托沃洛夫是在飯倉搭乘大汽車的，另一種說是在日本廣播協會大廈前搭乘的。而且前面已經提過，根據他的筆記，出走時有布朗寧夫人這麼個人出場，而據美聯社記者安森的報道，則由一個名叫瑪麗的美國婦女出面協助。關於這些情況，後面還要詳細敘述。
且說拉斯托沃洛夫失蹤當時，不光是日本，而且轟動了全世界，流傳著種種臆測。有人說他是根據美方的策劃被綁架的。
事件發生前不久，在北海道恰好舉行滑冰比賽，蘇聯選手隊由羅扎諾夫擔任領隊，來到日本。這位羅扎諾夫在三年前曾在蘇聯駐日代表機構工作過，以日本通知名。他對於滑冰是一竅不通的，所以有人猜測他這次前來日本，跟滑冰賽大概沒有關係。滑冰選手隊在比賽結束後返回蘇聯，他卻以感冒為由留了下來。就在拉斯托沃洛夫失蹤的那天（一月二十四日），他原向英國海外航空公司班機預訂了兩個座位。那一天不湊巧下大雪，飛機沒有起飛。事實上，羅扎諾夫是在代表機構向警視廳申報拉斯托沃洛夫失蹤的第二天單獨返回蘇聯的。
根據這一事實，日本報紙曾刊登下述觀察報道：
“有一種看法是，羅扎諾夫假選手隊負責人的名義來日本是為了向代表機構傳達莫斯科的特別指示，並把拉斯托沃洛夫先生帶回國去。當局也認為他和這個失蹤事件有某種關係。”
據新聞報道，這是“當局”的觀察，但究竟是日本警視廳獨自的觀察呢，還是根據駐日美國當局權威方面的觀察而得出的呢，就不得而知了。這篇觀察報道中已經說過，拉斯托沃洛夫的失蹤與貝利亞在蘇聯國內被處決有關；拉斯托沃洛夫是內務部官員，貝利亞的嫡系，必然也是肅清的物件。羅扎諾夫來日本的目的說不定就是把奉命回國的拉斯托沃洛夫帶走。關於拉斯托沃洛夫本人，當時警視廳瞭解的情況就是這麼多。
拉斯托沃洛夫失蹤十天以後，九千萬日本人當中，沒有一人報告曾依稀看見過他的身影。此外，在當時被殺害者和自殺者的屍體中也沒有找到他。
過了幾天，當時的蘇聯代表機構發表了這樣一項宣告：
“有根據認為，拉斯托沃洛夫是被在日本的美國諜報機關以挑釁為目的綁架後予以扣留的。”
但是美國大使館和諜報部所屬的遠東軍總司令部都一再宣告，對拉斯托沃洛夫失蹤事件“毫無所知”。
日本外務省則反覆這樣宣告：“如果拉斯托沃洛夫有亡命的意圖，對於其要求可以予以考慮；即使他希望亡命美國，也不可能想象美國當局會在未得日本政府諒解的情況下帶他出境。”
這話表明當時日本與美國簽訂的和約已經生效，成為獨立國。也就是說，不經日本政府許可，任何外國人出境都是國法所不容許的。
三
尤利·亞·拉斯托沃洛夫是在事件發生前三年左右來到日本的，當時他年三十五歲，任二等秘書。他是東京外僑網球俱樂部的會員，平日常常同美國和英國軍官開開玩笑，是個單純的、性情開朗的人。直到一月十八日，他還到草坪網球俱樂部去玩，會員中沒有一人認為他的健康狀況不佳。他是隻身來日本赴任的，在國內留有妻子和一個女兒。
拉斯托沃洛夫失蹤後，日本和全世界都就此事件作出種種推測，倐忽間已經過了七個月。如上所述，到了八月十四日，美國國務院突然舉行了那次不尋常的記者招待會。地點也很特別，是在國務卿宣佈政策的地方。事先，國務院給各國記者一一打了電話，通知他們說，要發表“與日本有關的重要談話”，請他們出席在國務院大禮堂舉行的記者招待會，發言人是塞達姆。
在會上，拉斯托沃洛夫親自答覆了記者們提出的問題。拉斯托沃洛夫身著嶄新的灰色夏裝，領帶、皮鞋等等完全是美國式的。他先用俄語、然後用英語宣讀了關於在東京失蹤經過的書面宣告，然後答覆記者們的詢問。
駐華盛頓的一個日本記者寫道：
“他身高六尺有餘，精神飽滿，諒必吃得很好。他在談話中不時夾雜著開玩笑的話，他不用國務院給配備的譯員協助，差不多所有的問題都是用英語回答的。”
當時還附有外務省同美國駐日大使館之間往來的照會和以《逃往自由世界之前》為標題的拉斯托沃洛夫本人的筆記。
公佈出來的這個事件的要點是：“二等秘書拉斯托沃洛夫是隸屬於蘇聯內務部的陸軍中校，從事情報活動。他在一月二十四日自動前來要求美國當局庇護，理由是上司貝利亞被肅清一事使他深深受了震動，因而決心設法不再返回蘇聯。美國當局在二十六日用美國軍用飛機把此人運到海外。二十七日美國會就此事與日本政府取得聯絡。若干日本人同拉斯托沃洛夫有牽連，其中有人已經自首。政府高階官員同他沒有關係。美國當局沒有就拉斯托沃洛夫出境一事同日本政府協商，為此表示遺憾。”
當初日本警視廳曾根據蘇聯代表機構提出的要求，通令全國各地竭力搜尋。其實，就在他失蹤的第三天，美國國務院已把用軍用飛機“護送”此人到美國一事通知了日本政府。也就是說，拉斯托沃洛夫下落不明一事使日本國民焦慮不安達半年之久，可是政府卻什麼也沒公佈，佯作不知。
拉斯托沃洛夫同記者們的問答歷時四十五分鐘，卻使通訊社方面感到失望，有一則報道說：“對於某些問題，他以不符合美國的利益、不便回答為理由，避不作答，所以談話內容貧乏。”在問答的過程中，有記者問他情報是從什麼地方弄到的。拉斯托沃洛夫答稱：是從包括日本政府在內的各種機構的成員手裡弄到的。他還說，那些官員的職位都說不上很高，可以說是中等的。他說他從未會同日本共產黨取得聯絡。他還說明，沒有從在東京的美國軍人或者民間人士得過情報。
日本外務省和公安調查廳共同發表的宣告如下：
“美國當局為了防止洩露本事件的機密和保障本人的人身安全，特別是本人由於怕蘇聯內務部一旦獲知其自願脫離時會加害其家屬，曾強烈表示希望儘可能按照單純失蹤來處理，所以就用美國軍用飛機將他運送出境。但是鑑於上述本人的懇求，以及有必要對與本案有關的調查保守機密，不得不遲至今天才發表事情的經過。再者，據政府調查，拉斯托沃洛夫是出於本人自願而逃走的，這一點是不容置疑的。”
拉斯托沃洛夫自願脫離本國前往美國，而美國又幫助他達到了這個目的。其實，這與日本國民是毫不相干的事。他們彼此之間儘可隨意行事。但是此刻日本方面之所以不能保持緘默，是由於美國違反了日本的法律，自把此人運往本國。然而岡崎外相就這一點發表談話時說：“美方已經表示遺憾，保證今後當力求不再發生同樣的事態，所以日本方面就表示只諒解這一回，”就這樣簡單地屈服了。
而且，一般的日本人這時才知道，為了對在美國的拉斯托沃洛夫進行調查，公安調查廳的第一調查部部長柏村和警視廳公安三科科長山本曾經在美國待了兩個星期這一事實。（長谷檢察官後來也去了。）
四
但是這一事件一經公佈，日本民眾由於知道許多日本官吏與拉斯托沃洛夫的情報網有牽連而戴到震驚。據公佈：與拉斯托沃洛夫有直接關係的日本間諜，是原關東軍第三十五軍航空參謀、少校志位正二（年三十五歲）和另外幾名從蘇聯遣返的人員。報紙也曾發表過公安調查廳長官藤井的談話。藤井說：“這不過是冰出的一角，背後還隱藏著大批間諜，像蜘蛛闊似的密佈著，牽連到許多日本人。”
前少校志位從西伯利亞被遣返後，會在舞鶴遣返救濟局對從蘇聯遣送回國的人員進行過各種調查。他對來訪的新聞記者表示，由於外務省、公安調查廳兩方面責成他發誓絕不透露筆記內容，絕不發表感想，所以他什麼也不能說，始終保持緘默。這樣一來，一般人就無法得知這位前少校究竟進行過什麼樣的間諜活動了。
可是八月十九日夜晚，警視廳公安三科把外務省經濟第二科事務官高毛禮茂（年五十一歲）從家裡逮捕了去。據調查，自昭和二十四年起，高毛禮就和拉斯托沃洛夫有了聯絡，截至本年一月底拉斯托沃洛夫失蹤時為止，高毛禮一直把由於業務關係而瞭解到的有關駐日美軍方面的情報和日美關係的機密事項等洩露給他，每次接受三萬圓到五萬圓的報酬，總共接受了一百萬圓的報酬。上述情況經調查屬實，因此以違反“國家公務員法”把他逮捕問罪。
看來拉斯托沃洛夫亡命後不久，前少校志位自首以來，治安當局就在一定程度上發覺了高毛禮的洩密問題，為了尋找證據，接著就進行了調查。小原法務相曾說，關於“拉斯托沃洛夫事件”，除了外務省及公安調查廳共同發表的情況之外，述有一些民間人士牽涉在內，正在考慮不久再公佈一次情況。
可是隨後就發生了一件意想不到的事件。八月二十八日下午零點四十分左右，因與本案件有關而以違反“國家公務員法”嫌疑被捕的、在外務省歐美局第五科任職的外務事務官日暮伸則（年四十四歲），在受長谷檢察官審問時，突然乘機縱身跳上桌子，從南面的視窗跳樓自殺。他掉到地方檢察廳中院的混凝土路面上，立即被送往醫院，但是由於後腦骨折斷，大約一小時後就死了。
當天，長谷檢察官從上午十點鐘左右開始審問，記錄也已寫好，正要把這個人引渡給警視廳。日暮大概是事先計劃好了的，受審時已經把鞋脫在桌子下面，審問結束後，就向長谷檢察官行禮說“那就告退啦”，隨即在轉身要走出室外時，突然縱身跳上桌子。當時佐佐木事務官一把抓住他的腰帶加以制止，可是已經來不及了。
日暮原為日本駐莫斯科大使館的工作人員，是在昭和二十一年同佐藤大使等一起被遣送回國的那批人員當中的一個。關於他的為人，報紙上曾經報道過。他是一個質樸、勤奮的人，平時沉默寡言，幾年前曾患過神經衰弱。
但是在這個事件中，除了高毛禮、日暮這兩個人之外，還有一個人被逮捕。他是原外務省國際合作局第一科事務官莊司宏（年四十一歲）。他在外務省任職期間（從昭和二十六年十二月到二十九年七月），曾在東京市內幾個地方讓某外國人閱讀外務省的機密檔案，洩露了秘密，以違反“國家公務員法”第一百條問罪。
當局發表這一事件的經過，給日本民眾以拉斯托沃洛夫似乎利用日本官員取得秘密情報的印象，使他們對其間諜陰謀的可怖感到震驚。而且牽涉的不論是原少校志位、日暮還是莊司，都是從蘇聯回國的，所以使民眾重新認識到蘇聯的間諜陰謀簡直是無孔不入。
特別是日暮事務官在受審判時從地方檢察廳樓上向中院裡跳樓自殺的事是空前的。這樣勢必使民眾認為他們洩露的機密的內容是重要而大規模的。
可是直到今天，一般人絲毫也不知道拉斯托沃洛夫究竟進行的是些什麼樣的陰謀，這些外務省官員究竟洩露了些什麼機密，以及拉斯托沃洛夫究竟把什麼情報送到蘇聯去了。拉斯托沃洛夫利用這些日本官員取得了什麼情報呢？對於這個問題，從公佈的材料中是一點答案也找不到的。
不過，曾經審問過日暮的長谷檢察官講過一句意味深長的話。他說，關於其自殺原因，“在他的供詞中有可據以推斷的情節”。那末，這個感想從何而來呢？由於長谷檢察官避不作說明，所以也無從搞清楚。
表面上看來，是日暮、高毛禮和莊司三個事務官由於向拉斯托沃洛夫洩露國家機密而根據“國家公務員法”被問了罪，但是成為起訴事實的證據基礎的，也只是拉斯托沃洛夫單方面的供述，並且不是向日本當局、而是向美國官廳做的供述。至於拉斯托沃洛夫是否確實那樣說過，也沒有任何客觀的證明。
拉斯托沃洛夫離開日本以後，保持沉默將近七個月之久。我們無從判斷這期間他究竟是保持沉默來著呢，還是作了供述卻沒有公佈。總之，事隔七個月之久，美國突然發表了他的宣告，而且還舉行了一次戲劇性十足的記者招待會，這一點前面已經敘述過了。連一張照片也沒有給出席記者招待會的拉斯托沃洛夫這個人拍，而且也不允許將他的宣告錄音。
這是為什麼呢？任何人都會感到奇怪。不允許拍照片是出於國務院的考慮呢，還是根據本人的願望，這就不得而知了。但是，既然舉行這樣的演出，當場拍下當事人的照片、把他會見記者的照片供世界各地報紙刊用，所能夠取得的宣傳效果不知要高出多少倍。
美國當局在深夜特意把蘇聯系統以外的各國通訊社記者一個個地召集了來，破例使用國務卿會見記者的房間舉行規模很大的異乎尋常的記者招待會。然而由於不允許拍照片，並未能使煞費苦心取得的效果達到頂點。
不過根據一九五六年二月八日美國參議院司法委員會國內安全保障法方面的調查小組委員會的紀錄，可以略微看出究竟那是出於國務院的指示還是他本人的願望。該小組委員會在華盛頓（哥倫比亞特區）第四二四五室舉行會議時，會把拉斯托沃洛夫也召了去，聽取他陳述他本人的諜報活動。這次會議由參議員威爾加主持，出席的有各參議員和首席顧問摩里斯等人。
由於有新聞記者到場，這不是一次秘密會議。會議開始時，威爾加先談到各通訊社應注意的事項。他說：
“我想提醒各通訊社的各位攝影記者，務請接受委員會的意見，不論是在本委員會的這個房間或國會山的任何其他地方，都不要拍攝證人拉斯托沃洛夫的照片。關於這一點，希望諸位協助。由於證人向委員會提出了要求，轉請諸位攝影記者協助，我確信諸位是樂於照辦的。謝謝諸位。諸位辦事一向是光明磊落的。”
昭和三十一年二月舉行的小組委員會會議上對拉斯托沃洛夫所表示的這番體諒，跟兩年前（二十九年）八月十四日的國務院記者招待會上對他所表示的體読原是一樣的。
由此看來，不讓記者在招待會上拍攝照片，是由於拉斯托沃洛夫本人的願望。這就是說，拉斯托沃洛夫大概是不願意讓全世界、尤其不願意讓祖國蘇聯看到他在美國的身影，同時也為了自己的人身安全而拒絕讓記者拍照的。
但是，他當時已經完全落在美國的掌握之中了。如果美國認為傳播拉斯托沃洛夫的照片有助於在全世界取得宣傳效果，就必然不會再考慮尊重他本人的意願，而硬要給他拍照吧。這個公佈本身已經忽視了他的意願，此外還有什麼可顧忌的呢？為什麼不讓記者拍他在記者招待會上的具有強烈效果的照片呢？拉斯托沃洛夫的照片只有報紙上見過的那張正面半身相。那是當時蘇聯原代表機構成員薩別廖夫在拉斯托沃洛夫失蹤後立即向警視廳提出搜尋要求時提供的。
既然舉行那麼小題大做的記者招待會，為了取得同樣的宣傳效果，美國不是更該大量向通訊社提供拉斯托沃洛夫的照片嗎！由於美國當局不準給會見記者的拉斯托沃洛夫拍照，把攝影記者拒於門外，世界各國的通訊社當中，甚至有人懷疑在國務卿的房間裡出現的那個俄國人是否為拉斯托沃洛夫本人。連世界各國的報紙讀者如果留意到這一點，也必然會納悶吧。
五
拉斯托沃洛夫的臉長得什麼樣，按說日本治安當局是充分了解的。他在東京待過三年，在那以前也到過東京。其實，事件發生的時候，由於日本同美國簽訂了和約，蘇聯代表機構已經失去了合法的存在權利，因而新聞報道上也就使用了“原代表機構”這個稱呼。由於以上情況，所謂原代表機構，只有三十三名工作人員，因為日本當局對工作人員返回蘇聯是默許的，而對新入境的則加以限制。
而且這三十三名原代表機構成員已經失去了外交官的機能，只有僑民身份。總之，不論日本當局或者美國駐日大使館，都把蘇聯代表機構人員當作有間諜行為的人看待。（參照下述拉斯托沃洛夫在美國參議院所作的證詞。）所以日本治安當局對他們每個人都分別派人釘梢，監視他們的行動。拉斯托沃洛夫在日本居留期間，一定被當局拍過不少照片。
而且拉斯托沃洛夫“亡命”美國已有七個月了，美國方面一定也給他拍了不少照片。如果他在國務院會見記者時允許給他拍照，日本當局看見報紙上刊登的照片，本來是能斷言準是他本人的，可是新聞報道中只形容他“身著嶄新的灰色夏裝，領帶、皮鞋等等完全是美國式的”，而沒有刊登他的照片，因此就無從判斷是否確係他本人。
從日本被派去對拉斯托沃洛夫進行調查的檢察官，在記者們問到“你所見到的確實是拉斯托沃洛夫嗎？”時，他回答說：“我想準是他本人。”其實用不著回答得這樣含糊不清。如前所述，警視廳一定有不少拉斯托沃洛夫的照片，只要核對一下就能夠毫不費事地斷定是否他本人。應該說，這個回答的措詞是很奇怪的。
當時柏村、山本二人出差到美國的理由是考察警察制度。拉斯托沃洛夫在國務院舉行記者招待會的訊息發表後，當局才讓全國人民知道他們是為了調查“拉斯托沃洛夫事件”而赴美的。
再說日美兩國報紙同時刊載這個訊息時，關於拉斯托沃洛夫究竟進行了哪些情報活動，提得含含糊糊；不過使讀者震驚的是這一事實：原來他那蘇聯代表機構二等秘書的職銜只是個幌子，其實他的身份是陸軍中校。一聽到“表面上是外交官，實際上是情報軍官”，誰都會想到他大概策劃過非同小可的陰謀吧。
但是仔細一想，各國都有很多像這樣的事例。在作為大使館工作人員到外國去的情況下，如果想從事情報活動，最好隱瞞身份才便當。並且作為秘書要比作為大、公使館武官有廣泛得多的活動餘地。有時，他所接受的命令並不來自大使系統，卻來自本國另一個系統。不獨是蘇聯如此，其他國家差不多也都是這樣——連日本也是以此為準則的。
例如有這樣一些事實：日本治安機關的高階官員以參事或二等秘書的職銜分別被派到駐外使館去；防衛方面機關（即軍事方面的機關。——譯者注）的負責官員被任命為駐外使館工作人員，而這些人對於各駐外機關也隱瞞自己的身份。
不過，美國方面公佈這件事的目的必然是特別想給日本人民以這樣的印象：“二等秘書拉斯托沃洛夫實際上是蘇聯陸軍中校，在日本策劃過非同小可的陰謀。”
那末再來考慮一下公佈出來的“拉斯托沃洛夫事件”的內容吧。扼要地說，正如他自己所供述的，他“亡命”的動機是由於他在蘇聯內務部的直系上司貝利亞遭到了清洗。“這件事使我認清了蘇聯公民甚至對那些直到現在為止還沒有受到過任何人的挑戰的、居於領導地位的人物都不能夠再信賴了，而我憑著直覺威到，讓我回國是有不能對我說明的某種‘秘密’原因的。”看來，預感到回國後自己會遭到危險這一點是拉斯托沃洛夫出逃的唯一動機，而且可以認為這是他的真實動機。不過，在他“下定決心絕不返回蘇聯”時，有沒有受到其他外來因素的影響呢？
在拉斯托沃洛夫回答記者們的詢問之前，國務院發表了下面這樣一項宣告：
“美國政府決定接受蘇聯駐日代表機構原政治部情報官尤利·亞·拉斯托沃洛夫先生為政治避難者，代理國務卿史密斯已經在十三日把此項決定通知蘇聯駐美大使查魯濱先生。但是，該大使拒絕接受美國政府的此項通知。大使本人自不待言，連他的代表也沒有到國務院來。”
這裡提到的代理國務卿史密斯就是當時的副國務卿彼得·史密斯中將。他會擔任過首任中央情報局局長，是中央情報局的創始人，也是美國諜報活動的最高權威。這一事實很有參考價值。
拉斯托沃洛夫說他在日本期間“並沒有從美國軍人或民間人士那裡取得情報”。他說他沒有同駐日美軍機關接觸過。
然而他逃走的時候，最初就是去和美國機關接觸的。他雖然聲稱與美國諜報機關沒有接觸，但是在逃走時依靠了美國機關的協助這一事實，不能不令人想到他平時就同美方的這一線索有接觸。
拉斯托沃洛夫寫道：
“我最通曉的外國語是英語。我比英國人更瞭解美國人，因此，我把美國看作我一定要到達的目的地。最初，我會考慮前往美國大使館，但是想到那就有被公諸於世的危險，而我認為這是無論如何得設法避免的。”
他所以說不能讓外界知道，無非是因為他希望此事始終在秘密中進行。理由是，萬一走漏訊息，他怕留在蘇聯的妻子和八歲的女兒會遭到迫害。他說道：“要末就詭稱淹死了，要末就用其他方式讓人們摸不著底細而失蹤——有沒有辦法像這樣完全作為一個新的人到美國去安全地過日子呢？我開始考慮種種計劃。我想，要是這麼做，我的家屬就不至於遭到迫害了。”
自稱未曾從美國人取得任何情報的拉斯托沃洛夫，卻向美國本國和日本之間的誰也不知道的一條線索——這是秘密工作中最重要的環節之一——提出了協助自己出逃的要求，這意味著不尋常的事。也就是說，他並非“不知道”，而是知道美方機關的。
六
在國務院召集的這次不平凡的記者招待會上散發的拉斯托沃洛夫的所謂筆記的原文，以及分發給各國記者的抄件，都免除了在這種場合下通常應有的手續：即在文後附以本人的簽字。也就是說，完全不附有證明確系本人無誤的簽字。如果有人懷疑，說那不是本人的筆跡，也沒話可說。如果那不是為了裝裝樣子，而確實是打算讓蘇聯出其不意大吃一驚，並且想讓全世界信服的話，當然就該公佈本人的筆跡。再說，前面已經詳細地陳述過，在拉斯托沃洛夫發表談話時，美國當局會禁止記者拍照和錄音，所以在各國報紙雜誌的報道中出現了罕見的現象：只刊登了蘇聯代表機構要求日本警視廳搜尋出走的拉斯托沃洛夫時所提供的那張照片。
總之，在這次記者招待會上，奇怪的是好像美國當局事先反而關照過：不要留下任何足以說明出面的是拉斯托沃洛夫本人的證據。不顧宣傳效果，而使人們對這次特意安排的記者招待會產生疑竇，這又是為了什麼呢？
而且，據說副國務卿史密斯在十三日曾把舉行記者招待會一事通知了蘇聯駐美大使查魯賓，大使拒絕接受通知。大使本人沒有出席自不用說，甚至也沒派個代表去國務院。
可是據蘇聯方面說，查魯賓前此已就拉斯托沃洛夫一事數次正式提出照會，而美國當局以正在調查為由，故意拖延。據說到了舉行記者招待會的那天，美國就把關於拉斯托沃洛夫的宣告送去，並表示拉斯托沃洛夫擔絕同查魯賓大使會晤。
綜合以上情況，一種看法認為出席記者招待會的不是拉斯托沃洛夫本人；另一種看法認為出席的是本人，但是由於本人不願意拋頭露面，所以採取了那一系列措施。
但是既然已經無視本人所表示的、將他逃亡一事加以保密的願望而舉行了這次招待會，可見美國要怎麼辦就可以怎麼辦。如果美國要想讓全世界看到拉斯托沃洛夫本人的證據，無論是通過照片、廣播，還是簽字，都是辦得到的。按說已經成為美國的一種囚徒的拉斯托沃洛夫，不可能堅決拒絕，表示抵抗。由於舉行記者招待會，拉斯托沃洛夫以前所表示的“希望予以保密”的一切亡命意圖，早已毫無意義了。
他也許是為了安全起見，要求只是在逃走時替他保密的吧？那末他那留在蘇聯的妻子和孩子會怎麼樣呢？由於“公佈”了這件事，拉斯托沃洛夫所說的家屬“說不定會被殺害”的危險按說是增加了吧。即使蘇聯方面探知他已逃往美國，只要沒得到證實，他的妻子和孩子就仍然是安全的。尤其他的妻子又是以前應邀與在莫斯科值勤的美國陸軍軍官一起乘汽車遊覽的一群人當中的一個。她不僅在當時受到徹底的審查，而且在那件事情發生五年之後的一九五〇年，還在受複查。她就是有這樣經歷的、受到注意的人物。拉斯托沃洛夫擔心家屬受迫害，大概就是由於這一類緣故吧。
拉斯托沃洛夫離日後不久，美國大使館最初曾向岡崎外相送交三封秘密信件。吉田內閣對此嚴加保密。其中一封是一九五四年一月二十七日美國駐日大使艾利遜致日本外相岡崎勝男的。該信說：
“拉斯托沃洛夫在向美國政府要求人身庇護之際，曾懇求不要將此事向外界透露，也不可讓蘇聯內務部知悉。對此，美國政府曾提出保證，絕不以任何形式發表拉斯托沃洛夫逃往自由世界的訊息，並且答應他，將盡一切努力使人認為他的出逃僅僅是情況不明的失蹤。”
美國當初對拉斯托沃洛夫的照顧，就這樣被國務院拋之九霄雲外。不能不認為，這是由子國務院發現宣佈這件事要比不讓拉斯托沃洛夫的家屬受到迫害意義來得重大，才決定這麼做的，那末，究竟意義何在呢？
美國報紙寫道，由於公佈這件事，“已取得比前此在加拿大發生的原子間諜羅森堡事件更大的勝利”。不能不說目的恰恰在這裡。總之，這是美國的勝利和光榮。
其實，就在那兩天以前，被稱為西德阿登納政府中有力人物的容恩博士逃往東德，洩露了西德的軍備等機密。美國人民一定會認為，“拉斯托沃洛夫事件”是美國對此所進行的報復。
那末，美國當局為什麼在放拉斯托沃洛夫入境後保持了七個月的沉默呢？難道有必要對他進行如此煩瑣的調查嗎？但是據公佈出來的情況來看，內容卻“空洞無物”。因而要想了解美國當局在拉斯托沃洛夫入境七個月後突然小題大做地公佈這事的意義，就必須認識到這事發生在容恩博士逃往東德兩天之後。
不過，美國對蘇聯的勝利是與日本人毫不相干的。問題倒在於這個事件究竟與日本有什麼關係。這是我們迫切需要知道的。
七
應該更深入地考慮一下拉斯托沃洛夫從日本出逃的情況。
據蘇聯方面說，拉斯托沃洛夫在失蹤前患著嚴重的神經衰弱。
可是據警視廳為了找證據而做的調查，情況完全相反；他不但沒有患神經衰弱，精神還非常飽滿。總之，這個蘇聯人在失蹤前一天（二十三日）下午，還在港區麻布盛岡町的草坪網球俱樂部同美國人拜耶的夫人、俱樂部經理大田先生，以及會員福島、田子等人興高采烈地打網球。這天下午開始下雪，下得很大。到了晚上，推雪車都出動了。上面所提到的日本人明確地作證道：這時的拉斯托沃洛夫跟平時沒有任何不同，精神抖擻，一點也沒有神經衰弱的跡象。
因此，蘇聯方面說他“神經衰弱”，與草坪網球俱樂部的人們說他“精神飽滿”之間有很大出入。警視廳則認為後一種說法是符合事實的證詞。
那末，蘇聯方面的說法中有什麼不自然的因素嗎？也許可以認為他們由於怕拉斯托沃洛夫在什麼地方被人發現時會說出不妙的話，才預先說明他患“神經衰弱”的。
說拉斯托沃洛夫患神經衰弱，也可以拿自從他奉召回國以來心情懊惱這件事作為根據。但是也不能認為網球俱樂部的那些沒有任何政治意圖的日本人的證詞是假話。這就是說，兩方面都是正確的吧。那末，其中的含義有著什麼分歧呢？在考慮這個問題之前，先談談下面的問題。
拉斯托沃洛夫從蘇聯代表機構出來後，最初的行動是搭乘“美軍大汽車”。據美軍當局說：“在美軍專用的大汽車裡，並不要求搭乘者出示身份證，所以一般外國人也有搭乘的。”蘇聯代表機構也說：“蘇聯人也有搭乘美軍大汽車的。”（見《朝日新聞》，昭和二十九年二月三日）
因此，拉斯托沃洛夫搭乘“美軍大汽車”並不是不可思議的事。
但是，前面已經說過，拉斯托沃洛夫當時還去找兩位蘇聯代表機構成員，再三邀他們一道出去吃午飯。拉斯托沃洛夫那時已經下定決心出逃，而按照原定計劃，他是要到銀座去，就出逃事宜同某美國人見面的。
如果當時那兩個蘇聯人應邀跟拉斯托沃洛夫一起去了，又將會怎麼樣呢？拉斯托沃洛夫邀兩位同事，大概是為了不讓別人看出他的舉止有什麼不自然而玩弄的手法。但是不能不說這是個危險的把戲。如果對方當真陪他去了，他就無法前往與美國人約會的地點。而他再三邀別人去時，他的心情一定像逃過安宅關的弁慶（弁慶是十二世紀的和尚，好武藝，隨其主人源義經逃亡，經過安宅關時，義經險些被守關官兵認出。這裡比喻逃亡者惶惶不安的心情。——譯者注），有“踩了老虎尾巴”之感吧。當然，我對這事並不是沒有其他看法的。
可是他又是怎樣乘大汽車到銀座去的呢？美國當局在記者招待會上向記者們散發的所謂他的筆記，與以後他在《生活》雜誌上發表的筆記，內容是不同的。
在記者招待會上散發的筆記中，他是這樣說的：
“我搭乘美軍大汽車在虎之門下車，換乘街上的出祖汽車到銀座。我走進銀座的咖啡館‘頂好’，在那裡同那個美國人商談了出逃的事情。商談後，我回到代表機構的時候已經是下午兩點了。我又花了大約兩小時整理預備帶走的特產品和隨身用物，四點鐘悄悄地離開代表機構前往東京溫泉。在那裡，我在單間裡洗了個土耳其浴，讓那裡的服務員——名叫園田的土耳其姑娘給按摩肩膀。
“從東京溫泉出來後，我在銀座逛了一會兒，七點鐘到以牛排出名的末廣餐廳吃了晚飯。然後就在約定的地點同會在‘頂好’見過面的美國人會合，逃出了日本。”
可是《生活》雜誌上發表的筆記卻與這略有不同，有出入的地方是：
“當時，在美國人中間我最親密的朋友是一個來自得克薩斯州的中年婦女，她曾在美國陸軍敎育中心擔任敎師。這裡姑且稱她為布朗寧夫人。我同這位夫人每星期三在舊海上大廈旅館見面，互敎英語和俄語。布朗寧夫人把美國的情況和她會住過一個時期的阿拉斯加的情況等告訴了我，而我則把蘇聯的實際情況告訴了她。”
就這樣，拉斯托沃洛夫同布朗寧夫人交往著，他覺得夫人對他有著像對待親兄弟般的感情。他就是向這位夫人談出想要趕快脫離祖國遠逃的決心的。
“於是，我第一次向這位夫人坦率說出了自己是中校軍銜的蘇聯諜報軍官，告訴她，我現在迫切需要她以前答應給予的協助。夫人說：‘再過幾個鐘頭就不必擔心啦。’我們就在當天晚上八點鐘在夫人所住的旅館附近會面，我當場和她商量好立即採取奔向自由的最後措施。”
他寫道：這樣，他靠著布朗寧夫人的協助，搭乘她的汽車，不久就乘上了飛往美國的飛機。
哪一種說法真實呢？與其說哪一種真實，勿寧說《生活》雜誌上發表的材料更加詳盡。在記者招待會上分發的筆記上所說的“美國人”指的顯然就是這位“布朗寧夫人。”
布朗寧夫人究竟是何許人？讀了這段文章，就使人覺得，夫人對他有著像對待親兄弟那樣的情誼，而他也對夫人有著很深的愛情。
正如拉斯托沃洛夫交代過的那樣，所謂布朗寧夫人是個假名字；讀者不免暗自懷疑這個女人大概是美國情報機關的一員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