而且，從一九五四年九月的一期《星期六晚郵報》上刊載的美朕社東京分社社長羅伯特·安森的一篇報道里，也可以窺知這種懷疑不無道理。
在《我們怎樣抓住了蘇聯第一號間諜》這樣聳人聽聞的標題下，這位老練的記者寫道：
“抓間諜可不是外行人所能出面的。但是在最近發生的規模極大的一樁間讓案件中，如果不是有兩個外行人協助，西方大概決不可能獲勝。這個間諜就是蘇聯在遠東的諜報活動最高負責人尤利·亞歷山大洛維奇·拉斯托沃洛夫。兩個外行人是在東京同拉斯托沃洛夫結交的年輕的美國人，其中一人是個姑娘。她平時敎拉斯托沃洛夫英語，還一起去東京的夜總會跳過舞等等。另一人是常常在東京草地網球俱樂部同他打網球的男子。這兩個美國人都沒有受過間諜活動的訓練，而且他們還討厭同這樣的事情發生關係。
“為了擺脫過去的羈絆，拉斯托沃洛夫是怎樣乘上了大汽車的？關於這一點，半年之久他沒有向外界透露隻字，現在我們得以初次披露其真相。這篇報道是記者將自己認為百分之百可以信賴的各方面提供的情報，經過仔細整理後寫出的。”
他作了這番交代之後，接著寫道：
“有一天，日本警察拿來一張美國婦女的照片——據說她會到蘇聯大使館去過。‘反間諜隊’當即若無其事地訪問了這個年輕的婦女，想探聽探聽。姑且把這個女人稱作瑪麗·瓊斯吧。瑪麗是個天真、漂亮的姑娘，她是作為軍隊裡的文職人員到日本來的。她同其他幾百名文職人員一起住在丸之內舊海上大廈旅館裡，在陸軍的一個辦事處擔任秘書工作。‘反間諜隊’人員把她的照片拿給她看，使她惶恐不安。但是她終於說明了她到蘇聯大使館去是想冒冒險。他們問道：‘你在大使館看見了什麼？’她說：‘這個嘛，房子很髒，使人感到不大結實，也沒有什麼可看的。’‘你沒有見著什麼人嗎？’‘有一個英語講得很流利的俄國人。他領我到處看了看，還說歡迎再來玩。’‘他沒告訴你他的名字嗎？’‘叫拉斯托沃洛夫——確實是這麼個名字。他問過我的電話號碼。’‘告訴他號碼了嗎？’‘當然告訴了。’聽到這裡，‘反間諜隊’的人員忽然高興得幾乎給她下跪。
“於是，‘反間諜隊’託她刺探拉斯托沃洛夫身邊的事情。開頭她怎麼也不答應，可是終於答應如果有什麼情況，就通知他們。
“拉斯托沃洛夫終於向瑪麗說出了自己奉召回國，以及擔心回國後將要遭遇的事。瑪麗當即把這個訊息告訴了‘反間諜隊’的朋友。他們又託瑪麗探聽他有沒有逃走的打算。
“第二天，她帶回拉斯托沃洛夫這樣的答覆：‘我打算逃走。’‘反間諜隊’的人員認為事情來得太簡單了，裡面有點蹊蹺。他們原來預料他一定會要求對他的前途給予種種保障。可是關於這方面他隻字未提。他們覺得可疑。他們又吩咐瑪麗進一步探詢他的意圖。
“她問他，‘你知道那對你意味著什麼嗎？’‘知道。’‘你的家屬會怎麼樣呢？’‘我的家屬多半會被殺死。可是，即使我回國也無濟於事，我們都會被殺掉。’‘你打定逃走的主意了嗎？’‘打定了。’
“拉斯托沃洛夫在終於逃往美國的頭一天，打電話跟瑪麗聯絡，作了周密的安排。
“這樣，一月二十四日晚上，拉斯托沃洛夫悄悄鑽進在日本廣播協會大廈附近等大汽車的一群美國人當中，乘上了汽車。那以後，直到國務院在八月十四日為他舉行記者招待會，就再也沒有露面。”
讀者在這裡就會猜想：前面拉斯托沃洛夫本人所說的“布朗寧夫人”，莫非就是美聯社東京分社社長在報道中所說的“瑪麗·瓊斯”嗎？誠然就是一個人。
當然，“布朗寧夫人”也好，“瑪麗·瓊斯”也好，都是假名字；而且可以認為，用這兩個假名字來提到的這個女人，正是把拉斯托沃洛夫弄到美國去的一個重要的美國諜報工作人員。雖然美聯社東京分社社長安森故意說“她是外行人”，但是看來無論如何也不像。何況當時美軍方面還相信拉斯托沃洛夫是蘇聯的“頭號”間諜呢。
八
從傳詢拉斯托沃洛夫的參議院司法委員會小組委員會的一部分速記記錄也可以看出，對拉斯托沃洛夫抱有友情的那個女人是個“專家”。
“摩里斯：‘拉斯托沃洛夫先生，我想知道你是跟什麼樣的人一起做工作的。’
“拉斯托沃洛夫：‘唔，我有過幾個代理人。其中有的在日本政府的外務省工作，有的在駐日美軍的情報部工作，有的是特派記者。’”
由此看來，儘管拉斯托沃洛夫在接見共同社記者時說過沒能從美國拿到情報，但在這裡卻相反，他說他的某些代理人與美軍有關。他在這裡說的才是老實話吧。
速記記錄裡還有這樣一段：
“拉斯托沃洛夫：‘我曾經幾次嘗試與美國人接觸。比方說，情報部的軍官——那個少校……’
“摩里斯：‘請不要說出名字來。’
“拉斯托沃洛夫：‘我不說名字。那個人是少校，我是經她妹妹寫信介紹，試圖與她接近的。’
“維爾加：‘應該說是“他妹妹”吧。’
“拉斯托沃洛夫：‘不，那個人是女的。她是情報部的少校。’”
雖然不能夠遽然斷定他在這個小組委員會上無意之中說出來的情報部的女少校跟他自己的筆記中的“布朗寧夫人”是同一個人，同時也就是美聯社東京分社社長所說的“瑪麗·瓊斯”，然而這種可能性是非常大的。這件事可以提供我們一點資料：情報部這樣的機關裡大概有著叫作“布朗寧夫人”或是“瑪麗·瓊斯”的女人。
從間諜工作來說，要想把敵方的某人拉到自己這邊來，必須隨時確切地瞭解對方的情況，不斷地注意對方的性格、舉止和環境。如果對方有了什麼變化，就毫不躊躇地加以利用，展開攻勢，最後和他發生接觸——這才稱得上是間諜工作。如果由於貝利亞被肅清，拉斯托沃洛夫非常擔心他自己奉召回國的前途，因而變得憂鬱起來，那末美軍諜報機關一定會敏感地發現他這種情況的。
這種接觸也許會以甜蜜的誘惑形式出現，也許造成某種機會進行脅迫。
拉斯托沃洛夫自己也在小組委員會上說過下面的話：
“維爾加：‘利用在鐵幕後面的親屬來進行脅迫時，他們對代理人做些什麼？是威脅他說要殺死他的親屬嗎？’
“拉斯托沃洛夫：‘對啦。他們有時謙恭和藹地、有時又唐突地說：如果你不答應跟我們一起幹，你必須想想你的親屬會遭遇什麼事。也就是說，他們直接用親屬的生命來威脅。這就是脅迫，是最惡劣的脅迫。’”
讀到這裡，馬上使人聯想到拉斯托沃洛夫本人在國內留下了妻子和八歲的女兒。他鄭重其事地向美國方面懇求將他逃亡美國一事嚴加保密，千萬不要洩露。也可以說，對方為了達到陰謀而使用的毫不留情的脅迫手段，多半使他感到了恐怖吧。
關於如何把代理人拉攏過來，他做了如下的證詞：
“拉斯托沃洛夫：‘我說對方在日常生活中有異常行為，指的是同性愛之類的事。比方說，第二次世界大戰期間，莫斯科防諜部曾接近一個姓菲蒙維爾的大使館武官，想把他拉攏過去。原來防諜部知道這個人有異常行為。
“‘另外再舉一個例子。莫斯科的防諜部為了達到目的還拉攏過一個日本官員。那人是日本駐莫斯科大使館的二等或三等秘書。防諜部派了一個年輕的女代理人接近他，這個女人勾引上了他。日本官員同那個女人談情說愛，後來那個女人說自己懷孕了，到了要去墮胎的節骨眼兒上，男的被警察逮捕了。由於眼看這樁極不體面的事情要暴露出去，那個人就下定決心為蘇聯諜報部工作。”
不能斷定駐日美軍不曾按照拉斯托沃洛夫本人所說的步驟試行對他展開攻勢。難道不是正當拉斯托沃洛夫表現出不顧奉召回國的時候，也就是說，正當他處於異常狀態的那一瞬間，“女代理人”就承擔了拉攏他的任務嗎？至於她是“布朗寧夫人”還是“瑪麗·瓊斯”，那不關緊要。即便是證詞中所說的“女諜報少校”也成。總之，從各種情況可以推想得到，美軍曾對拉斯托沃洛夫進行過這樣的“拉攏”。
但是就以“布朗寧夫人”或“瑪麗·瓊斯”跟拉斯托沃洛夫接近後獲得的成功來說，難道在那以前美軍方面就沒有策劃過同他接觸嗎？
這是不大可能的。這個策略恐怕早就一再進行過的。關於這一點，某方面還流傳著這樣一段插話：
情報部系統的某諜報人員讓他的情婦（日本人）去接近過拉斯托沃洛夫。她巧妙地同拉斯托沃洛夫親密起來。不久，她就對拉斯托沃洛夫說：“我認識的一個美國軍人對他的差事感到不滿。我想，如果向他搞情報，他一定會提供對蘇聯方面有利的資料。”可是拉斯托沃洛夫十分謹慎地拒絕了這個提議。據說他這種警惕的態度使美國方面把他儼然當成了一個大人物。
臨到實際逃走的時候，拉斯托沃洛夫也是被當作大人物對待的。駐日美軍諒必是極其縝密地協助他逃出的。美聯社記者安森在拉斯托沃洛夫的記者招待會舉行以前，即在他逃亡後不久的二月二日，曾拍發過下述電訊：
“現在有可能揭露蘇聯在亞洲最大的間諜網的真面目了。原蘇聯駐日代表機構的二等秘書尤利·亞·拉斯托沃洛夫從一月二十四日以來一直下落不明，而大家日益認為他是在美軍手裡。如果是這樣的話，過去兩年多以來使美軍感到傷腦筋的情勢，其內幕就要由秘密警察查明瞭。然而，人們越發相信，拉斯托沃洛夫已於上月二十四日乘飛機離開東京，前往美國軍事基地衝繩。”
這則報道是在國務院舉行記者招待會前六個月就發出的，所以令人感到驚訝。在這則報道中，引人注目的是對於把拉斯托沃洛夫弄到手一事給予的高度評價，說是：“現在有可能揭露蘇聯在亞洲最大的間諜網的真面目了。”
而且，還可以認為這則報道是為美國日後發表“拉斯托沃洛夫事件”而打下的底子——是個準備階段。也就是說，當時拉斯托沃洛夫還被認為是頭號人物——“大人物”。
另一方面，蘇聯方面除了在拉斯托沃洛夫失蹤時向警視廳提出過搜尋要求之外，一直完全保持沉默。
前文已提到過，叫作羅扎諾夫的那個人以參加在札幌舉行的滑冰比賽大會的蘇聯代表隊領隊身份來到了日本。當時報紙上登出訊息說，正是他奉了本國的命令要把拉斯托沃洛夫帶回國去的。
被召回本國的蘇聯代表機構成員不僅是拉斯托沃洛夫一人，另外還有索維利耶夫、薩伏洛諾夫等八人，他們最初預定搭乘蘇聯輪船回國。可是在二十五日下午又掛了電話向英國海外航空公司班機定下了兩個座位。用電話定座時，似乎是這樣模稜兩可地講的：“還不知道是否趕得上起飛時間呢。”
說到二十五日下午，當時拉斯托沃洛夫已經失蹤一天多了。如果相信宣告所說的、他是在二十四日下午四點鐘失蹤的話，那末也已過了二十小時以上，這時他早已待在美軍機關裡了。
然而蘇聯諒必也布有並不亞於美國的周密的諜報網。蘇聯不會不立即知道拉斯托沃洛夫失蹤的真相。證據是：滑冰代表隊走後，原說因感冒留下來的羅扎諾夫卻在二十八日就回國了。如果負有如此重大使命的羅扎諾夫沒有查明拉斯托沃洛夫失蹤的真正原因，即便推遲迴國日期，他也要在日本滯留到查明為止。從他匆匆回國這件事來看，蘇聯諜報網也必然肯定拉斯托沃洛夫已經落到美國手裡了。
再說，美國方面的引誘一定使拉斯托沃洛夫心裡很煩亂。他必須下相當大的決心。正如他本人所說的那樣，如果他逃走，他又擔心留在國內的妻子和女兒的安全。但是，如果他奉召回國，說不定會被當作貝利亞的嫡系遭到肅清。可以想見，他對這些感到忐忑不安，對於是否逃走猶豫不決達數日之久，既煩悶又懊惱，這大概就是他被看作神經衰弱的原因。
然而，他終於下定了逃走的決心。但凡一個人經過極端的苦思焦慮之後下定了決心，精神反而會為之一爽，心情也就鎮靜下來了。一定是由於這個緣故，下雪的頭一天他在草地網球俱樂部興高采烈地打網球時，臉上才露出了愉快的神色。於是，這樣一種推測就能成立了：蘇聯方面向警視廳提出的“拉斯托沃洛夫患神經衰弱”的說法，與草地網球俱樂部會員所作的“他精神飽滿”的證詞都是真實的。
九
失蹤了的拉斯托沃洛夫下落不明達七個月之久。可是日本政府實際上是瞭解情況的。（參照上述美國駐日大使艾利遜致岡崎外相的秘密檔案。）
無論如何，日本當時已經是同美國締結了和約的獨立國了。秘密出境是違反國法的。美國無視日本的國法，擅自用飛機把拉斯托沃洛夫送走，這是對日本政府重大的侮辱，是蹂躪日本主權的行為。前面已經說過，拉斯托沃洛夫在記者招待會上發表宣告後，報紙刊載了岡崎外相的談話，可是美國當局只表示“這次的處置實在遺憾，今後不再做這樣的事情”——難道這麼道歉一下就算完事了嗎？
而且，美國對日本究竟有沒有真正謝罪的意思，究竟有幾分遵守保證的誠意，也是令人懷疑的。
關於這一點，令人想起一年前發生的“鹿地亙事件”。當時的國警長官齋藤升在他的《十年的回憶》一書中，曾就鹿地亙先生被日美特務機關幽禁事件寫了下面一段話：
“為了使這個問題不致被反美運動所利用，我對美國強烈地表示，希望美國對我國道歉。至少，如果美國發表大意如下的宣告：‘和約生效後，不通知日本當局，由美國方面動手逮捕鹿地是重大的失策。’那就會表明美國的公正精神。我認為，既然不是神仙，犯錯誤是誰也難免的；如果美國方面就這件事坦率地道歉，反而會令人威到美國的偉大。我赴美國大使館，強烈地提出了個人的意見。可是他們對我的答覆是：‘我們很明白你所說的話。但是要美國方面就逮捕日本國民的敵人——間諜，即賣國賊一事道歉，是有困難的。不知道為什麼要道歉。’結果，只由美國方面發出通告說：‘在與日本政府締結的和約生效之際，如果就這件事發出通知，本不會引起這樣麻煩的問題’，就算了事。”
在齋藤長官提出這項抗議僅僅一年以後，美國就在這次的“拉斯托沃洛夫事件”上幹了同樣的勾當。因此，美國口頭上表示尊重日本的主權，實際上究竟有多少誠意就很難說了。
再說，拉斯托沃洛夫失蹤後，日美共同發表宣告之前，雙方曾通過外交、治安當局以及軍事機關當局進行了相當頻繁的接觸。這個活動是慎重而秘密地進行的，雙方諒必下達了命令，對局外嚴格保密。
可是就在拉斯托沃洛夫失蹤到公佈這個事件之間的七個月當中，日本同美國之間曾進行了種種活動。
如果列舉其中特別重要的，則有下述幾項：
美國方面從外交和軍事上研討了日本加入東南亞條約組織的問題。
其次是就“共同安全法”援助方面進行了極為秘密的協商，以致財政界都以為內容是經濟援助。在這個期間，隨著接受上述援助，日本政府悄悄地擬定並通過了“防衛機密保護法”。據美國方面說，美國向日本提供武器，但日本卻沒有保守其機密所必要的法律；對美國來說，這與把鑰匙交給間諜一樣危險。
通過“機密保護法”一事勢必遭到日本輿論的嚴厲抨擊，這是可以預料到的。為了應付這種批評，必須採取對策。因此，就得先讓日本國民知道蘇聯從日本各方面（特別是從官廳方面）取得重要情報的所謂間諜事件。事隔七個月之後才公佈“拉斯托沃洛夫事件”，實際上是為了在日本達到這樣一個目的。
在這種情況下，日本也就有必要為拉斯托沃洛夫在美國所發表的供述提出“證據”。果然，在日本報紙公佈了共同宣告的第二天，就有一名少校向警視廳自首。
“據警視廳說，官方宣告中所說的‘與拉斯托沃洛夫有牽連的日本人自首，指的是一位前陸軍少校（年三十五歲）。這位前少校在拉斯托沃洛夫失蹤後不久的二月五日，到警視廳出面，自願協助搜尋工作。此人曾當過拉斯托沃洛夫的代理人，為拉斯托沃洛夫做過情報工作，但是由於他自動要求協助當為搜尋，所以不但沒有被當作嫌疑犯，也沒有作為‘自首’處理，當然更沒有加以逮捕。這位前少校一夥人與前陸軍特務機關有關係，是從蘇聯歸國的復員軍人，據說會通過拉斯托沃洛夫向美國方面提供有關日本政治、經濟和防衛方面的高階情報以及關於蘇聯的情報。”（見《朝日新聞》，八月十網日）
這是日本方面最早就拉斯托沃洛夫證詞提出的證據。但是，這是多麼貧乏無力的證據啊！第二天報上立即公佈這位少校就是志位少校。他“不但沒有被當作嫌疑犯……當然更沒有加以逮捕”。正如拉斯托沃洛夫那誇張的宣告給與擁到國務院的各國記者以內容“空洞”的印象，在日本也出現了同樣的情況。
然而志位少校自首後，有一些人跟著被逮捕了。
接著，外務省國際合作局官員莊司宏、歐美局官員日暮伸則和經濟局官員高毛禮茂等被逮捕，可是並未證實案情包含什麼特別重大的情報活動內容。勿寧說像以下所指出的那樣，內容甚為貧乏。而且這三人都是中級以下的官員，連科長助理也夠不上。
十
試把這個事件同“佐爾格事件”（一九四一年，駐日德國大使館工作人員佐爾格和南滿鐵道臨時工作人員尾崎秀實等二十餘名以共產國際的間諜嫌疑被捕，一九四四年佐爾格及尾崎被處死刑。——譯者注）比較一下。拿“佐爾格事件”來說，儘管當時實行著嚴格的言論管制，日籍的協助者所提供的證詞的確有充實的內容。“拉斯托沃洛夫事件”所引起的轟動雖不亞於“佐爾格事件”，而所謂“曾予以協助”的日本人這方面卻幾乎什麼情況也提不出來。如果是在更機密的中樞部門工作的官員又當作別論，從這幾個“自首”的人的地位來說，他們也許能夠了解一般秘密事項的一鱗半爪，不過那都是平凡的事情；他們是無從知道價值高到足以稱作“重要情報”的那類事情的。從這裡也暴露出拉斯托沃洛夫的供述內容的貧乏，與“佐爾格事件”是不能相比的。
這裡令人懷疑的是：拉斯托沃洛夫究竟是不是那麼大的一個人物。從上述情況推斷，實際上他大概夠不上美國方面所設想的那麼大的一個人物。也就是說，他雖說是情報中校，卻是個幾乎什麼情報也提供不了的小人物，使美國的期待落了空。
那末，美國究竟是從一開頭就知道拉斯托沃洛夫的身份而故弄玄虛讓人把他當作大人物看待呢，還是中途才查明他原來是個微不足道的小人物呢？前面已經說過，恐怕是後者。這就是說，美國方面把拉斯托沃洛夫當作大人物帶走，後來一調查，才發見他原來是個小人物，就大失所望，實際情況大概就是這樣吧。
然而，雖說是小人物，他也有他的用途，而且恰好就被用在八月十四日的日美共同宣告上了。在記者招待會上出現的拉斯托沃洛夫是他本人也好，是個替身也好，反正這是為了收到種種預期效果而舉行的一場演出。
據說是這時立即自首的日本方面的志位少校又是個什麼樣的人呢？
關於這一點，當時《每日新聞》作了簡單的報道如下：
“志位正二先生（年三十五歲）是在昭和二十四年從西伯利亞地區被遣返的前陸軍少校。歸國厲，他在美軍總司令部的語文學習部任職，曾在舞鶴遣返救濟局對從蘇聯遣送回國的人員進行各種調查。”（八月十五日）
從這則簡單的報道也可以看出，被遣送回國的志位少校實際上是在美軍總司令部任職的。
關於這件事，歐洲某大國的駐日情報機關曾秘密地指出了下述情況：
“這一事件的真正主角不是美國中央情報局機關，而是美國遠東空軍諜報部。拉斯托沃洛夫企圖竊取、而且已經著手竊取的是有關以下各方面的情報：涉及美國遠東空軍的空中作戰計劃、駐日美國空軍基地以及包括使用原子彈在內的攻擊防禦計劃。志位少校已經直接接觸到通過美空軍的成層圈飛行拍攝的蘇聯基地以及重要機構的照片，但是實際上把志位介紹給拉斯托沃洛夫，直接領導他的人是前中校m，而m也曾把志位介紹給防諜部機關。
“志位以及原關東軍航空高階參謀既然已經承認他們是美蘇之間的雙重間諜這一事實，那末m就當然是雙重間諜的頭子了。可是m卻被認為與這次事件無關，這一點也可以證明問題的複雜性。據我們看來，拉斯托沃洛夫並不是像某些人所說的那樣是被綁架的，而顯然是為了要求庇護而亡命的。”
有可靠的跡象表明，外務省的一批人被捕是志位少校所謂的自首所導致的。
莊司和日暮受到的嫌疑是：他們曾把駐日美軍有關方面的情報和日美關係的秘密情報提供給拉斯托沃洛夫，每次獲得報酬五萬圓到十萬圓不等，前後各獲得大約一百萬圓的報酬。此外，高毛禮的情況是這樣的：他是蘇聯經濟問題專家，擔任有關船舶的工作，當局懷疑他在任職期間向拉斯托沃洛夫提供了美軍有關方面的船舶動向的橫報。這個人戰前在漁業公司工作，曾出差去過蘇聯，對船舶的情況很熟悉。
高毛禮、莊司、日暮向拉斯托沃洛夫出賣了情報。日暮、莊司等人曾買了房子，還大事修繕，花了不少錢。當局懷疑這筆錢是拉斯托沃洛夫給的，就根據這樣完全不相干的理由對他們進行了偵查。
因此，莊司當即提出逮捕他是不合法的，要求進行公開審判，公佈拘留他的理由。現在這個案件還繼續審理中。
十一
莊司是這樣說的：
“在訊問過程中，幾乎沒有觸及我所期待的與案件的主要情節有關的事情。檢察官專門盤訊我的經歷，在外務省都做些什麼工作，都處理和保管哪些檔案，負責哪些事務等機關方面的事情，一直問到我的收入、財產，怎樣把現在所住的房屋弄到手的等等，將這些方面細緻地追究個透徹。大約在我被起訴的前一天，檢察官會拿兩份外務省的檔案給我看，問我：‘你知道這個檔案嗎？給拉斯托沃洛夫看過沒有？’在偵查中多少涉及‘拉斯特沃洛夫事件’主要情節的具體訊問，也就是這一次罷了。對以上問題，我明確地否認說：‘我沒有拿給外面的人看過。’檢察官就這一點所作的訊問是很簡單的。”
這時莊司曾一度獲釋，可是後來又以違反“外匯管理法”再度被捕，原因是他非法持有美元，有從日暮手裡拿到二千美元作為情報資金的嫌疑。也就是說，他是以非法持有美元被捕的。
“把我再度逮捕後，擔任這一案件的偵查主任的長谷檢察官就飛往美國。據說長谷檢察官在美國對拉斯托沃洛夫進行了調查。當時寫成的《檢察廳調查記錄》，就成為追究我違反‘公務員法’的唯一證據。另外，關於指控我非法持有美元從而違反‘外匯管理法’一事，檢察官向法庭提出的唯一證據是已自殺的日暮先生的供述記錄。除此之外，在歷時兩年的公開審判當中，檢察官沒有提出任何夠得上證據的東西。”（見《日本》雜誌，昭和三十四年十月號）
由於受到這個離奇的“拉斯托沃洛夫事件”的牽連而遭殃的日本人，公開出來的據說就達十七八名，還有人說是五十多名。他們都是什麼樣的人呢？有外務省、通產省、大藏省、防衛廳、總理府（內閣調查室方面）的官員，也有民間貿易公司、報館、通訊社（駐莫斯科的特派記者）以及復員軍人等。
由於美國方面的唆使，警視廳公安三科沒有改變嚴厲的偵查方針。但是這些人絕大多數都沒有違反“刑事特別法”第六條，偵查後得出的結論是：在平民當中完全找不到根據法律可以問罪的情節。
從這個案件牽涉的人數來說，規模是相當大的，然而相形之下內容竟如此空洞。
因有違反“國家公務員法”第一百條的嫌疑而被逮捕的官員只有上述三人。但是根據這條法律，至多能判處他們一年徒刑。從這一點考慮，日暮沒有必要從地方檢察廳的樓上跳樓自殺。即使問了罪，至多也不過丟掉外務省的職位，服刑一年了事。日暮自殺的原因不免令人感到有些蹊蹺。
主任檢察官長谷會透露，從日暮的供詞中是可以推斷出一些情節的。可是這意味著什麼呢？在訊問記錄沒有公諸於世的今天，外界是無法窺知其內容的。以下這段話並沒越出推斷的範圍。
日暮果真作過拉斯托沃洛夫手下的間諜嗎？如果他當過間諜，他為什麼不在拉斯托沃洛夫失蹤的一月間就採取行動呢？從拉斯托沃洛夫失蹤到他在美國國務院露面的這二百天當中，日暮的動靜沒有任何變化。如果他真是間諜的話，本會有一些動搖或者會逃跑的，但是為什麼沒有發生變化呢？關於莊司和高毛禮也可以提出同樣的質疑。
自殺的日暮沒有留下遺書。他自殺不是出於一時的心血來潮，而是做好了精神準備的。
由此還令人注意到，由於牽連到其他的美蘇關係的間諜事件而自殺的日本人，到目前為止為數也已經不少了，而個個都沒有留下遺書。
一、昭和二十一年九月，從蘇聯前來出庭的遠東國際軍事法庭的草場辰已中將在美軍醫院橫死事件。
二、昭和二十五年一月，關東軍原暗號班長、陸軍少校松浦九洲男在自己的住宅自殺，原因不明。
三、昭和二十五年四月，已故日共總書記德田球一的所謂“要求問題”的議會作證人菅季治在東京三鷹車站撞電車自殺事件。（一九五〇年四月，蘇聯發表宣告說，除了正在調查中的二千四百多名戰犯，日本俘虜已全部釋放。但是當時的吉田政府誣賴還有三十六萬人未遣返，並謂當時的日本共產黨總書記德田球一曾要求蘇聯不要遣返他們。德田同志在國會上徹底粉碎了這一誣衊。菅季治在國會上作證說，德田同志拫本沒有提出過這樣的要求。為此，他受到美軍諜報部和警察的迫害，終於自殺。——譯者注）
四、昭和二十五年九月，原駐莫斯科陸軍武官佐佐木克己上校在自己的住宅內自縊身死事件。
五、昭和二十六年四月，外務省書記生弘島昌從東京代代木的本人住所莫名其妙地失蹤的事件。
六、昭和二十六年四月，原哈巴羅夫斯克《日本新聞》宣傳部工作人員難波明從家鄉秋田莫名其妙地失蹤的事件。
這還只是一些公開出來的著名事件，這類事件實際上說不定要比我們知道的多得多。死者都沒有留下明確的遺書。看來陷進美蘇關係的諜報深淵的人，都是沒有好下場的。
這些人毫無例外地都被認為有雙重間諜的嫌疑。但是“雙重間諜”的罪名是註定加在這些人身上的。美蘇雙方都不可能單方面搞到情報。如果想從對方搞到情報，就必須拿出自己這方面“可以出賣的情報”。要是什麼也不拿出來，就難以弄到對方的重要情報。從第三者看來，這就像是雙重間諜了。
十二
本來日暮所接觸的一些檔案中，並沒有什麼了不起的機密。歐美局第五科負責《蘇聯月報》的編輯工作，此外還給有關的其他刊物撰稿，這完全不是什麼機密。拉斯托沃洛夫在宣告中說“蒐集的情報也有從日本報紙雜誌上取材的”，但是如果把這也算作輔助的間諜行為，那可太滑稽了。因此，第五科的工作按說根本不包括那些意義重大到足以使日暮自殺的機密。
與其說日暮屬於外務省，勿寧說他屬於內閣調查室。有人說這個內閣調查室是日本的“機密室”，它倒也起過那樣的作用。不過當時它還沒有今天這樣龐大的預算和人員配備，機構也還沒有擴充到這樣大，因為各個上司的裁奪起著很大的作用。
日暮絕沒有向拉斯托沃洛夫提供過情報。據說實際上他堅決反共，忠於職守，從來沒有給“內調”工作帶來過損害。有些跡象令人感到他負有特殊任務。實際上他並不屬於日本機關。不管他是什麼職位（譬如說，派在內調室的專員），當然是不能向別人透露的。如果說得更明確一些，他也許是被納入美國情報網裡了吧。上述這段話不是憑空想像的，而是根據已有的線索推測出來的。
可以隱約看出，日暮受了某方面的委託，曾承諾在“拉斯托沃洛夫事件”中多多少少進行一些“表演”。他曾供述自己把幹情報工作用的美鈔“存在”同事莊司那裡，大概就是由於這個緣故。可是在長谷檢察官審訊他的過程中，他可能發覺那不是單純的“表演”，實際上自己是被當作在日本來反映待在美國的拉斯托沃洛夫的影子。如果是這樣的話，他發覺自己上了當，一定是驚愕不已。“鹿地亙事件”中的三橋某那樣被加上“雙重間諜”的汙名，在他來說是不能忍受的。日暮的性格認真而直率，而且他還犯了因“表演”而把他的同事莊司也給拖下水的過錯。他的死會不會含有彌補自己的過錯和對同事謝罪的意思呢？
總之，就“拉斯托沃洛夫事件”而言，拉斯托沃洛夫本人沒有什麼了不起。美國招待了他，可是他叫美國人大失所望，什麼也沒貢獻出來。既然這樣，對他還另有用途。那就是適當地晃出他的影子，以取得另外的、但又是同樣的效果。於是，就在美國演出了這個事件本身，並且使它像鏡子一樣反射到日本來，也表演了一齣架空的戲。這正是橫跨太平洋的一個大騙局。
而演這出戲的直接目的是對兩天前發生的容恩博士逃往東德事件採取的報復行動：此外，它還為在美國國內宣佈共產黨為非法開啟了道路。
就在宣佈“拉斯托沃洛夫事件”的兩天以前（十二日），美國參議院以八十五票對零票一致通過了宣佈美國共產黨為非法的法案。
在這以前，艾森豪威爾總統一直認為這項法案只能越來越迫使共產黨員轉入地下，有害無益。據說連艾克都對通過這項法案感到為難。通過這項法案的背景，同“拉斯托沃洛夫事件”決不是沒有因果關係的，可以認為，“拉斯托沃洛夫事件”曾被利用來在美國國內加緊煽動麥卡錫旋風。
當時美國還發生了一樁所謂反間諜事件。據無線電廣播通訊社報道，事情是這樣的：
一九五三年（昭和二十八年）十一月十日，發生了這樣一個事件：蘇聯邊防兵發現日本人越境，打死一人，逮捕了一人。為什麼日本人會在蘇聯所屬的東面某個島上出現呢？經過對這個謎的追查，那個被捕的日本人終於坦白出一切有關他的行動的情況。
據他坦白說，他叫谷明，被打死的叫高桑豐（當然都是假名字吧。——作者原注）。谷明被判處二十五年徒刑。據谷明供述，他從一九五一年四月起就在北海道札幌市美國“反間諜隊”的分隊裡工作，骨託札幌市南十六條西五丁目的“反間諜隊”無線電特務情報學校裡受過訓。在那裡負責選拔派往蘇聯的間諜的是美國格雷上尉和他的助理後藤米次郞。谷和高桑兩人先後曾在一九五二年五月、十月以及一九五三年十月二十四日三次潛入蘇聯境內，拍攝蘇聯地形照片，用無線電同札幌的“反間諜隊”機關進行聯絡。在第四次（即十一月十日）終於被蘇聯士兵發現了。當時他們攜帶著美國造的無聲手槍、小型無聲自動步槍、輕便步槍、無線電照像機及暗號表等。（讀過本書前面部分的人在這裡請回想一下《白鳥事件》。請注意事情同是發生在札幌市內，而那裡的“反間諜隊”隊員攜帶的似乎也是無聲手槍。作者曾推斷兇手或者就是用無聲手槍射殺白鳥警部的。——作者原注）
這就是無線電廣播通訊社所報道的所謂反間諜事件的內容。可是美方有關人員會擔心這個潛入組說不定已向蘇聯坦白了另外一些情況，因為原關東軍的高階情報航空參謀組和海軍的航空參謀等人一起被合併到某機關裡，組成一個特殊的秘密機關；專門對蘇聯進行某些勾當。所以如果蘇聯根據瞭解這些情況的谷的供述，用某種形式予以發表，那就會使得美國非常狼狽。
這個時候，美國準是有必要讓全世界和日本知道“蘇聯其實也在對日本進行大規模的諜報活動”吧。美國軍事諜報機關諒必認為有必要恢復自己的名譽，又痛切感到必須在世界情報活動方面對蘇聯予以有效的回擊，才以這樣的形式宣佈美國接納了拉斯托沃洛夫的事吧。
再者，由於發生了容恩博士的事件，美國軍事諜報當局有必要讓美國輿論看到他們也在進行同樣的工作。因為在議會制的美國，如果使人感覺其機關無所事事，那就有可能在議會里遭到攻擊，從而在預算方面都會受到影響。搞陰謀活動是需要鉅額款項的。這一點也可能被認為是“拉斯托沃洛夫事件”產生的成效之一。
以上是對美國所獲得的效果的估計。那末，日本怎麼樣呢？
報紙發表拉斯托沃洛夫接見記者的訊息時，緒方副首相正在北海道旅行。他在旅途中發表了談話，大意說：“鑑於這次事件的發生，我國有必要及早制訂‘機密保護法’之類的法規。”報紙上也報道過他的這番談話。
當時吉田政府正在忙於考慮制訂“機密保護法”。事實上，正如這位副首相所說的，“拉斯托沃洛夫事件”製造了促成制定這個法案的氣氛。
早在昭和二十八年十月左右，保安廳、法務省等就著手研討並起草這個“機密保護法”或“防衛機密保護法”的具體內容了。最初，有兩種想法，一個是這項草案只限於美國根據“共同安全法”援助所提供的武器的保密，另外一個想法是把保密的範圍擴大到包括出動保安隊和警備隊（現為自衛隊），以及在口本製造的武器。可是，後來根據保安廳長官木村的意見，準備制定類似戰前“軍機保護法”的廣泛的保密法。（見《朝日年鑑》，昭和三十年版）“拉斯托沃洛夫事件”的公佈，就起了朝這方向順利推動的潤滑油的作用。
十三
再者，吉田政府當時由於造船貪汙案而搖搖欲墜，因此，與吉田對峙的政治派系——鳩山、石橋、松村以及三木這派人就都行動起來，明確地謀求同蘇聯媾和。此外，自由民主黨內的另一派也對吉田向美國一邊倒的作法表示不滿。
（後來鳩山內閣成立。拉斯托沃洛夫過去的同事、蘇聯代表機構成員多姆尼茨基通過某一途徑接近鳩山，終於排除吉田派的阻撓，在莫斯科締結了期待已久的《日蘇條約》。到那時為直，吉田和鳩山各自的政治勢力在明裡暗裡所進行的激烈鬥爭，已深化到難以想象的地步。）
這樣一來，對吉田政府來說；公佈“拉斯托沃洛夫事件”就起了給親蘇派潑冷水的作用。也就是說，借蘇聯人自己的口道出了蘇聯在日本進行規模龐大的陰謀活動。這比出自第三者之口更加真實，更給一般人以切膚之感。由於拉斯托沃洛夫在美國參議院小組委員會上作證說，蘇聯駐日代表機構二十三個成員幾乎個個都是為了在日本搞情報活動而留在日本的，就更使日本方面感到震驚。
但是與蘇聯代表機構的三十三個成員比較起來，美國駐日大使館到底有多少人員呢？據說美籍正式工作人員有二百幾十人，僱用的日本人有六百人左右，共計近九百人，算上非正式的工作人員則形成一千餘人的大陣容。留在日本的蘇聯這三十三名所謂“情報人員”，無論如何也不是美國大使館那負有幾乎同樣任務的大群人馬的對手。各國駐外使館的一半工作是蒐集情報，如今這已是盡人皆知的事了。可是一聽到拉斯托沃洛夫作證說“蘇聯代表機構三十三名成員的情報活動”，就會使一般人產生實在是小題大做的緊張感覺。
拉斯托沃洛夫還負有另一項使命。那就是公佈這一事件的兩年之後，一九五六年（昭和三十一年）五月十三日，以公使銜作為漁業機構代表到東京上任的蘇聯駐英國大使館參事塞爾吉·契夫賓斯基的事情。這位契夫賓斯基是參加漁業談判的蘇聯代表，當時漁業問題成為蘇聯政府與日本政府之間的重大問題。但是日本某方面認為契夫賓斯基入境是蘇聯在日本從事陰謀活動的開始。這就是說，關於契夫賓斯基不是外交官而是諜報工作專家的流言傳佈開了。
有見識的外務省官員，例如當時的駐英大使西春彥和參加日蘇談判的日本代表之一鬆本俊一等，都認為契夫賓斯基是正常的外交官，所以不能不說這個流言是離奇的。但是不久就逐漸弄清了這個流言的背景。原來它竟來自拉斯托沃洛夫這個人。根源出於同年五月二十九日他在美國參議院司法委員會小組委員會上的證詞。
而且還不只是契夫賓斯基這一件事。在那以前的二月八日，拉斯托沃洛夫在同一個小組委員會上還講了下面的話：
“摩里斯：‘你知道蘇聯的通商代表團被利用來做諜報工作的任何例項嗎？’
“拉斯托沃洛夫：‘他們利用通商代表團，利用駐外國的大使館及外交使節團。’
“摩里斯：‘你能否談談有關這一點的經驗？根據你本人的經驗舉出一些實際的例子。’
“拉斯托沃洛夫：‘舉個實際的例子吧。例如派到東京的通商代表團團長多姆尼茨基上校，這個人是蘇聯駐日通商代表團的團長，可是這個正式的職位是用來掩飾那個國家的諜報活動的。在世界各地都一樣。通商代表團成員中有百分之七十到百分之八十屬於諜報部。’”
總之，拉斯托沃洛夫待在美國，可以說是負有任務來“削弱”日本對蘇聯接近的政策。這也就意味著美國利用他的方法之高明吧。
拉斯托沃洛夫就這樣被利用來取得種種效果。當他剛到達美國的時候，負責招待的當局以為他是大有利用價值的顯要人物，後來才知道他是個不起作用的三流人物，弄得他們大失所望。可是原來他的用處就在這樣的地方。
“拉斯托沃洛夫事件”是一齣內容空洞的蹩腳戲，但是它給予日本國民的敎訓是很多的。那就是，位於亞洲東端的弓形的日本列島，已經成為美蘇兩國諜報的深淵，而不少日本人被捲進到這個漩渦之中，遭到了厄運。今後同樣的狀態也許還會繼續下去。
這個事件說明，我們日常的和平生活隨時都可以被某種陰謀利用而遭到破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