開始的時候，我們誰也沒有離開過木屋。我們住起居室裡沒完沒了地玩著牌。我至今仍能相當準確地回憶起這間房子裡的情形：一塊羊毛地毯，一張皮的長沙發．一個嵌在長沙發後上方牆上的書架，一張矮小的桌子，朝著一個陽臺開著的兩扇窗子。住在附近的一個女人負責替我們到麥熱夫去採買東西。德尼茲在讀一本地從書架上找到的偵探小說。我也在讀著。弗雷迪臉也不刮，嘉·奧爾羅夫每天晚上為我們做一個俄羅斯蒸菜濃湯。維爾鎔梅爾請人定期地給他從村子裡把《巴黎體育報》帶給他。他讀完之後，就藏在他的地下洞穴裡。一天下午，當我們正在玩橋牌的時候，他手裡揮舞著報紙出現在我們的面前，他的臉色都變了，因為有一個專欄編輯回顧了最近十年來賽馬界突出的事紅其巾寫道：「英國賽馬騎師安德烈·維爾德梅爾在奧特伊爾發生了駭人聽聞的事故。」報上還有幾張為配合文章而刊出的照片，其中有一張就是維爾德悔爾，照片很小，比一張郵票還小。令他發怒的正是這張照片，因為它的緣故，薩洛金車站或麥熱夫的什麼人，在教堂旁邊的糕點鋪裡，可能會把他認出來的，那位給我們送食物和料理點事務的女人，也可能會認出他就是「英國賽馬騎師安德烈·維爾德梅爾」。在我們動身前的一個星期，他在阿利靳康花園街他的住所，不就接到過一個匿名電活嗎？一個含混不清的聲音對他說：「喂，維爾德梅爾，你一直在巴黎嗎？」那人說完後哈哈大笑，接著就把電話結束通話了。
我們反覆對他說，既然他已是「多明尼加公民」，那就什麼危險也沒有了。但這番話沒有起什麼作用，他表現得非常煩躁。
—天凌晨三點左右，弗雷迪使勁捶著維爾德梅爾「洞穴」的門，同時大聲吼叫著：「安德烈·維爾德梅爾，我們知道您在這裡……我們知道您是英國賽馬騎師安德烈·維爾德梅爾…馬上出來……」
維爾德梅爾對這種玩笑很生氣，兩天都沒有同弗雷迪講話。後來，他們又和好了。
在山區木屋所度過的最初的那些日子，除了這個無傷大體的小事以外，其他的一切部是在平靜中過去的。
但是漸漸地，弗雷迪和嘉·奧爾羅夫感到我們如此打發時間太單凋了。維爾德梅爾呢，儘管怕別人認出他這個「英國賽馬騎師」，但也故態復萌了。他是個運動員，坐著不動是不習慣的。
弗雷迪和嘉·奧爾羅夫在麥熱夫散步的時候，碰到了一些人。看來，很多人同我們一樣是到這裡避難來的。大家碰在—起，組織了一些「聯歡會」。晚上，弗雷迪，嘉·奧爾羅夫和維爾德梅爾很快就投人到這種夜生活中去了，我們聽他們談到了這方面的情況。而我呢，我是持謹慎態度的。我寧肯和德尼茲留在山區木屋裡。
然而，我們有時也要到村子裡去：我們總是住早晨十點鐘的時候離開山區木屋，順著一條兩旁有很多小教堂的道路走去。有時，我們走進一座小教堂，德尼茲點起一支大蜡燭。有些教堂已經關閉了。我們在雪地上走得很慢，免得滑倒了。
再向低處走，就可以看到一個帶有耶穌像的石頭十字架聳立在一個類似圓形廣場的中央，一條陡坡很大的路從那裡延伸開去。這條陡路的前半段本來是鋪著木頭臺階的，但被大雪掩埋了。我走在德尼茲的前面，為的是在她滑倒時，便幹扶住她。這條路的盡頭，就是村子了。我們順著主要街道一直走到市政府廣場，然後從雪山賓館的前面走過。再過去一段路，在右邊人行道的後面，就是淺灰色混凝土的郵局了。在那裡，我們給德尼茲的朋友們發了幾封信：萊翁、埃萊娜(就是她把在康巴塞雷斯街她的一套房子借給我們用的)……我紿魯維羅薩寫了封簡訊，說靠著他弄來的這些護照，我們已安全到達目的地，並建議他來找我們，因為我和他上一次在公使館見面時，他告訴我他也打算「到鄉下休養」。我在信上把我們現在的住址告訴了他。
我們向羅金布呂納山走去。一群群的孩子，由一些身穿海軍藍冬季運動服的女輔導員帶領著，從馬路兩邊的旅館裡走出來。他們不是肩上扛著滑雪板，就是背上揹著溜冰鞋。幾個月來，的確有人在徵用療養地的所有旅館，好讓大城市裡最貧窮的孩子們住到這裡來。我折回去之前，我們從遠處觀看了人們擠在空中纜車售票視窗前面的情景。
從我們的山區木屋「南方十字架」再向上，沿著陡峭的山路穿過樅樹林，可以到達一幢很矮的平房木屋前面。紿我們採購物品的那位婦女就住在這裡。她的丈夫有幾頭母牛，在「南方十字架」山區木屋的老闆們不在時，這幢房子就由他來看管。他在自己的木房裡佈置出一間大廳，擺幾張桌子，從酒吧間弄來一張簡陋的櫃檯以及一個彈子檯。一天下午，德尼茲和我一起去到那個男人家裡買牛奶。他對我們不很熱情，而德尼茲見到了彈子檯，卻問他是不是可以讓她玩玩。他聽了這話，開始顯得很驚奇，接著就變得和氣了。他對她說，她是隨時可以去玩的。
晚間，在弗雷迪、嘉·奧爾羅夫和維爾德梅爾離開我們投入到那個時期麥熱夫的夜生活當中去的時候，我們就常常到那個人的家裡去。本來弗雷迪等人是叫我們到「運動隊」1和那些舉辦「朋友聯誼會」的山區木屋去找他們的。但我們卻寧願到那幢平房木屋裡去。喬治——就是那個男人的名字——和他的妻子在等著我們，我覺得他們很喜歡我們。我們和他以及他的兩三位朋友一起打著彈子，還數德尼茲打得最好。此時，一切又彷彿浮在我的眼前：她手裡拿著彈子棒，身段顯得纖細優美，她有著一張亞洲人溫柔的面龐和一對淺色的眼睛，她的一頭栗色頭髮閃著古銅色的光，一直垂到腰部……她穿著弗雷迪借給她的一件舊的紅色粗毛絨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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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這裡是一個咖啡館的名字。
我們同喬治夫婦一直聊得很晚。喬冶對我們說，因為有很多到麥熱夫來度假的人正尋歡作樂，這已經引起了當地人們對他們的注意，所以這幾天當中肯定要發生混亂，肯定要檢查身份證。而我們呢，我們同其他的人不一樣。在碰到麻煩的時候，他們夫婦會來來照我們的……
德尼茲向我吐露說，「喬冶」使她想起了她的父親。在這個家裡，我們經常用木材烤火。時間在甜蜜的、熱烈的氣氛中過去，我們感到就象在自己的家裡一樣。
有時候，當其他人都走了以後，就剩我們單獨地留在「南方十字架」裡。山區木屋是屬於我們的了。我真希望能再度過幾個那樣晴朗的夜晚，那時我們觀賞著腳下的在雪野中清晰地勾畫出輪廓的村莊。遠遠看去，這個小村莊就象擺在聖誕節櫥窗裡的一個玩具似的。在那些夜晚，一切都顯得單純而使人安心，我們對未來充滿著幻想，我們要住在這裡，我們的孩子到村莊上的小學去讀書，夏天將要在過往的牲畜群的鈴聲中到來……我們將過著一種幸福而寧靜的生活。
也有一些夜晚，大雪紛飛，一種令人窒息的氣氛深深地壓抑著我。我覺得我和德尼茲再也無法離開那裡了。在這個山谷的谷底，我們這些囚徒漸漸地要被大雪掩埋了。沒有比擋住視線的這些山巒更令人灰心喪氣的了。恐懼向我襲來。於是，我開啟落地窗，我們來到了陽臺。我呼吸夾雜著樅樹散發出來的那種氣味的冷空氣。我不再害怕了。相反，外面的景色使我產生一種聽天由命的心情，一種漠然的憂傷。我們也處在這種景色中嗎？我們的行為和生命能激起什麼迴響呢？大雪飄落在我們的周圍，飄落在鐘樓上，飄落在溜冰場和基地上，飄落在穿過山谷的路徑所形成的最陰暗的線條上，我覺得我們的行為和生命所激起的迴響都被這一團團的鵝毛大雪所窒息了。
以後，嘉·奧爾羅夫和弗雷迪開始在晚上把一些人請到山區木屋裡來。維爾德梅爾也不再害怕別人認出他來，老是出去拋頭露面，和人們逗笑取樂。有時到我們那裡的人一來十幾個。甚至常常還要多，而且總是在半夜前後突然到來。接著，聯歡會就在另一間木屋裡瘋狂地進行下去。德尼茲和我，我們總是迴避著他們，但是弗雷迪請求我們留下來，他是那樣的誠心誠意，以致有時我們只好聽從他的安排。
我現在還能朦朦朧朧地看到一些人。有個很活潑的、棕色頭髮的傢伙，沒完沒了地叫人同他玩撲克牌，他乘坐的一輛汽車是在盧森堡登的記；另外有個人叫「安德烈-卡爾」，穿著紅色的粗毛線衫，頭髮金黃，臉部因長途滑雪而呈棕褐色；還有一個穿著黑絲絨的披風．身體很強壯，我記得他總是象一隻大熊峰那樣閒不住住……此外，就是一些女運動明星了，其中一個叫「雅克琳」，一個叫「康龐夫人」。
在晚會達到高xdx潮後，有時人們會突然熄掉起居室裡的燈光，這時一對對男女便離群鑽進一間臥室裡去。
「基里爾」，就是嘉·奧爾羅夫在薩洛金車站上碰到的、請我們一道上他汽車的那個，原來是俄國人，他的妻子是法國人，非常漂亮。我認為他是從事盒漆和鋁製品1非法交易的。他常常從山區木屋裡給巴黎掛電話，我一再提醒弗雷迪說，掛那些電話是會引起對我們的注意的，但是弗雷迪和維爾德梅爾一樣，早把一切謹慎小心置諸腦後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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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在當時，這些均為緊張物資。
一天晚上，正是「基里爾」和他的妻子把博布·貝松和一個叫「奧列格·德·弗雷戴」的人領到山區木屋裡來的。貝松是滑雪教練，在他的主顧中不乏有名氣的人物。從前他常常進行降下滑雪，因有幾次沒有跳好，受了傷，弄得臉上佈滿了累累的疤痕。他走路有點蹣跚，個子矮小，頭髮棕褐，是麥熱夫本地的人。他喜歡喝酒，但這並不影響他每天早上從八點就開始滑雪。除了當滑雪教練以外，他還在加油站有個工作。他也就是以這個身份，擁有一輛汽車。它就是在我們抵達薩洛金時，我所看到的那輛黑色轎車。弗雷戴是一個年輕的俄國人，嘉·奧爾羅夫以前在巴黎就見到過他，他經常到麥熱夫來小住。看來，他是由不正當的生財之道謀生的，他買進一些汽車輪胎和零件，然後轉手倒賣出去。我之所以這樣認為，是因為他也從山區木屋裡給巴黎打電話，我老聽見他呼叫著神秘的「科默特停車場」。
為什麼那天晚上我要開始同弗雷戴攀談呢？也許因為他是一個討人喜歡的人。他目光真誠坦率，神情天真活潑，臉上總是無緣無故地掛著微笑。他對別人很關心，不停地問長問短：「您感覺怎樣？」「您要不要暍杯酒？」「您與其坐在這把椅子上，還不如坐到那張長沙發上去呢！」「您昨天夜裡睡得好嗎？」……他眼睛睜得大大的，眉頭皺著，非常用心聽你說話，彷彿你最有權威似的。
他早就知道我們的處境，並且及時地詢問我們是不是要在「山區」裡久留。我回答他我們沒有別的門路，他悄聲告訴我，他有辦法可以幫助我們秘密地越過瑞士邊界。我是不是需要這樣做呢？
我擾豫了一會，然後對他作了肯定的回答。
他對我說每人要交五萬法郎，還說貝松也參與其事。貝松和他負責領我們到一個距離國境線很近的地點。在那裡，他們的朋友——一個專門協助別人偷越國境的老手——來接替他們，把我送過去。他們就是這樣幫助過十幾個人偷渡到瑞士去的。他還一一報出了他們的名字。我還有充裕的時間進行考慮。他還要到瑞士去一趟，但下週就回來。他給了我一個在巴黎的電話號碼：auteuil54—73，並說我如果很快打定主意，就可以去找他。
我把這些告訴了嘉·奧爾羅夫、弗雷迪和維爾德梅爾。「弗雷戴」幹著幫人偷越國境的事，使嘉·奧爾羅夫感到很驚奇。她以前只是以為這個青年人有些輕佻，靠做投機生意勉強維持生活。弗雷迪認為，既然我們有多明尼加護照作掩護，就用不著離開法國。維爾德梅爾認為弗雷戴是個「小白臉」，還特別不喜歡貝松。他對我們斷言說，貝松臉上的疤痕是假的，是他每天早上用化妝品顏料塗飾出來的。這種看法是不是出於運動員之間的互相瞧不起呢？的確，他不能忍受貝松叫他「低能漢」。至於德尼茲呢，她認為弗雷戴「很熱情」。
這事很快就決定了。之所以這樣快，也是由於下著雪的緣故。已經一個星期了，雪花仍飄不止。我又一次產生我曾在巴黎經歷過的那種透不過氣來的感覺。我忖量著我們如果在這裡停得太久，會不會中別人圈套。我向德尼茲詳細地談了我的想法。
過了一個星期，弗雷戴又來了，我同他和貝松一起商談了偷越國境的事，取得了一致的意見。我還第—次感到弗雷戴這樣熱情，這樣值得信任。他那拍拍別人肩膀時的友好表示，他那明亮的眼睛，他那白潔的牙齒，他那奔放的熱情，所有這一切，都使我很喜歡，——儘管嘉·奧爾羅夫常常笑著對我說，同俄國人和波蘭人打交道，要提防著點。
那天一大早，德尼茲和我就打好了行李。其他人還在睡覺，我們也不想去叫醒他們。我紿弗雷迪留下了一張字條。
貝松的黑色轎車停在路邊，他們在車裡等著我們。這輛車子我在薩洛金已見到過了。弗雷戴坐在駕駛座上，貝松坐在他的旁邊。我自己把汽尾部的行李箱開啟，把行李裝進去，然後我們——德尼茲和我——就在汽車後排的沙發上入座了。
一路上，我們沒有曉什麼話。弗雷戴顯得很煩躁。
雪花紛紛揚揚地飄將下來。弗雷戴慢慢地開著車。我們沿著山間小路行進著。路上足足走了兩個小時。
直到弗雷戴停下車子向我要錢時，我才有些模模糊糊的預感。我把幾捆鈔票遞給他。他數了數。然後，他轉過身來，對我笑笑。他說，為了謹慎起見，從現在起我們必須拆散，分別越境。我和貝松一起走，他和德尼茲帶著行李一道走。過一個小時後，我們在國境線另一邊他的朋友們家裡見面……他一直笑著。那種奇怪的笑容，我現在還在夢裡常常看見。
我和貝松一塊下下車。德尼茲坐到前排弗雷戴的旁邊，我看著她，又一次預感到要發生什麼事了，心裡很難受，我真想把車門開啟，要她下來，讓我們倆一塊走。但我心裡對自己說，我生性多疑，總是胡思亂想。而德尼茲卻顯得信心十足，心情也很好。她用手向我送了一個飛吻。
那天早上，她穿著一件臭鼬毛皮大衣、一件套頭的織花毛衣和弗雷迪借給她的那條滑雪褲。她那時二十六歲，栗色的頭髮，綠色的眼睛，身高一米六十五。我們行李不多，只有兩隻皮箱和一隻深栗色的小手提箱。
總是微笑著的弗雷戴，這時開動了汽車的發動機。德尼茲通過玻璃已經放下的車窗，把頭探出車外，我朝她揮了揮手。我目送著離去的汽車。慢慢地，它在遠遠的前方只成了一個很小的黑點了。
我跟在貝松的後面，開始走起來。我觀察著他的脊背和他留在雪地上的腳印。突然，他轉身對我說，我們已經接近國境線了，他得去探探路，讓我等著他。
這樣又過了十分鐘，我才知道他不會回來了，我為什麼要帶著德尼茲走進這個陷阱呢？我竭力想排除腦子裡的這個想法：也許弗雷戴把她也拋棄了，我們倆誰也活不成了。
大雪落個不停。我一邊繼續走著，一邊徒勞地希望能找到一個什麼方位標誌。我走著，一個小時又一個小時地走著。終於，我栽倒在雪原上了。我的周圍，白雪茫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