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恐怕不是。下面的問題甚至更令人討厭，上校。你說你同死者沒有性關係，為什麼沒有呢？」
「你是什麼意思？為什麼沒有？」
「我是說她為什麼沒向你提出過？還是她提出過，而你拒絕了呢？」
福勒上校朝大門瞟了一眼，好像怕他夫人在附近聽到這裡的談話。他說：「她從沒向我提出過。」
「我明白了。是因為您是黑人，還是因為她知道提出也沒有用？」
「我……我還是認為那是……她同幾個黑人約會過……不是在哈德雷堡，那是過去的事了。所以不是因為這個。因為她知道……」他笑了，這是第一次。「……她知道我是不容易下水的。」他再一次帶著微笑，補充說：「或者她覺得我很醜。」
辛西婭說：「可您並不醜，上校。就算您醜，那也與安無關。我想她是向您提出過，但您出於對您妻子的忠誠，或者是出於您自己的道德良知拒絕了她。在這一點上，您變成了安的第二大敵人。」
福勒顯然已經聽夠了，說：「我一生中從未像這樣談過話。」
我說：「您也許從沒被捲入過一場謀殺案的調查。」
「對，沒有。如果你下令逮捕，這個調查就會結束。」
「實際上，調查會繼續升級。直至到達軍事法庭。我犯的錯誤不多，上校，但當我意識到我犯了錯誤時，我會努力工作以暴露出我的錯誤。」
「我很讚賞你，布倫納先生。也許穆爾上校就能解釋你的懷疑。」
「他可以試一試，也許對發生的事情他有自己的說法，我想知道每個人的說法，這樣我就能很好地分析出事情的真偽。」
「隨你的便吧。」
辛西婭問他：「坎貝爾上尉有兄弟姐妹嗎？」
「有一個弟弟。」
「您能談點關於他的事嗎？」
「他住在西海岸，那地方有個西班牙語的名字，我記不起來了。」
「他不是軍人嗎？」
「不是。他是……他嘗試過許多工作。」
「我明白了。您見過他嗎？」
「見過。大部分假期他都回家過。」
「您是否認為他也有他姐姐那樣的問題？」
「在某種程度上……但他選擇了與家庭保持距離的方式。這是他處理問題的辦法。比方說，在海灣戰爭期間，加利福尼亞的幾家電視臺想採訪他，卻無法找到他。」
辛西婭問：「您是說他和家庭疏遠嗎？」
「疏遠？不是……只是保持距離。他回家時，家裡人見到他都很高興。他走時他們又都很悲傷。」
「他們姐弟之間的關係怎麼樣？」
「很好，從我所瞭解的情況看，安-坎貝爾能接受他，與他很融洽。」
「接受他……什麼？他的生活方式嗎？」
「是的。約翰-坎貝爾——這是他的名字——是個同性戀者。」
「我明白了。將軍也接受這一點嗎？」
福勒想了一會兒，然後回答說：「我想是的。約翰總是非常謹慎——從來不把男性情人帶回家，穿著也隨大流，沒什麼特殊。我想如果將軍不是忙於應付他女兒那些不檢點的事，他一定會對他的兒子感到大失所望。但同安相比，約翰是個嚴肅的人。」
「我明白，」辛西婭說，「您是否認為將軍迫使女兒扮演了一個男人的角色——我是指在西點和軍隊——來彌補他兒子所缺少的在事業上的抱負？」
「人人都這麼說。但是，憑我多年瞭解的情況看，事情並不那麼簡單。事實上，安在西點軍校時是個非常熱情的學員。是她自己要去那兒的，而且她乾得很好。她在4年服役中主動參加義務值勤，而後才進了學校。所以，我認為不是將軍在推她或強迫她，或像對待小孩子那樣阻止了她的愛好，比方說，如果她沒有去那兒的興趣而硬逼著她去。這些道理都是那個心理學家說的，而情況恰恰相反。我記得安在中學是一個頑皮的女孩，一個從事軍隊工作的好人選。實際上，她想繼承她家的這個傳統。她的祖父也是個職業軍官。」
辛西婭想了一會兒，然後提醒他說：「您說過她憎恨軍隊。」
「是的……我說過，但正像你指出的，她恨的是她父親。」
「那麼您那樣說是說錯了嗎？」
在盤問中，指出對方的謊言是很有效的方法，即使那只是個小謊，這樣能使嫌疑犯或證人陷於防守的境地。
福勒上校想糾正他原先的論點，對辛西婭說：「她原來是喜歡軍隊的。我不能肯定說出她最近的思想。她有太多的仇恨，她呆在軍隊裡也是另有動機的。」
「我現在對這一點很清楚。」辛西婭又問：「您能談談安-坎貝爾同她母親的關係嗎？」
福勒上校想了一會兒，說：「她們的關係很好。關於坎貝爾夫人，我跟許多人的看法相反，她是一個很要強的女人，但是她選擇了服從她丈夫事業的方式。我用‘選擇’一詞是因為事實如此——那是她的一個選擇。坎貝爾夫人畢業於舊式學校，如果她對婚姻做了承諾，那麼她會遵守諾言；如果她改變了主意，她會離婚。她不像當今那些既想儲存蛋糕，又想把它吃掉的現代妻子們那樣去訴苦、去抱怨和生氣。」
他朝辛西婭看了一眼，繼續說：「她不會因為她丈夫的背判行為而苦惱，幸與不幸她都會忍受，她懂得作為一個妻子和伴侶的價值，她不會去市中心找一份買賣房地產的工作，用這種可憐的方式來宣告她的獨立。她沒有佩戴將軍的星章，但她懂得如果沒有她的幫助、奉獻和她多年的忠實，她丈夫也不會戴上它們。你問安同她母親的關係，而我說的是坎貝爾夫人同她丈夫的關係，不過你可以從中找到你問題的答案。」
我點點頭。「是的，我能。那麼安想改變她母親的行為和態度嗎？」
「我想起初她試過，但坎貝爾夫人只簡單地告訴她讓她管好自己的事，不要干涉她的婚姻。」
辛西婭說：「好建議。這使她們的關係緊張了嗎？」
「我不善於協調母女關係。我家裡是兄弟4人，而現在我自己有3個兒子。總的來說，我不會揣摩女人的心，我從未仔細觀察過母女關係。但是我知道她們從未一起做過什麼事，比如買東西、打網球或者是籌劃晚會。不過她們在一起吃飯，有時也單獨吃。這些對你來說夠了嗎？」
辛西婭點點頭問：「福勒夫人很瞭解安-坎貝爾嗎？」
福勒上校回答說：「相當瞭解，通過社交活動了解的。」
「那麼福勒夫人當然對坎貝爾夫人也很瞭解，所以也許我可以同福勒夫人談談——有關母女關係。」
福勒上校猶豫了一下，然後回答說：「就像你們看到的，福勒夫人很難過，所以除非你們一定堅持現在談，否則我不得不請你們等幾天再談。」
辛西婭問：「您夫人會待在這兒嗎？還是她太悲傷了，可能會去哪兒休息一下？」
福勒上校看著辛西婭說：「如果你的意思我沒理解錯的話，作為一個公民，她可以來去隨其所願。」
「您理解得很對，上校。我並不想去開傳票。我想今天同她談談，因為我沒有幾天時間可等了。」
福勒上校深深地嘆了口氣。顯然，他沒料到我們會這樣急，並且他對下級給他帶來的壓力很不習慣。我想是因為我們穿著便服他才沒發火，沒把我們趕出去，這就是為什麼犯罪調查處常常穿便服去處理最糟糕的案子。福勒最後說：「我問問她今天下午是否能同你們談。」
「謝謝您。」辛西婭說，「她能同我們談，總比被迫同聯邦調查局的人談好些。」
福勒上校明白這些情況，他點了點頭。
我問他：「第二點，上校，您能告訴我坎貝爾被殺的那個晚上您在哪兒嗎？」
他笑了笑說：「這是你打算問的第一個問題吧。嗯，我在哪兒？我工作到晚上7點，然後參加了在軍官俱樂部燒烤餐室舉行的軍官告別晚會。我很早就託辭離開了，到家還不到10點，我又做了些文書處理工作，打了幾個電話。12點就和夫人休息了。」
如果他夫人能證明這一點，我問這個問題就太蠢了。所以，我換了一個問題：「那天晚上沒發生什麼意外嗎？」
「沒有。」
「您幾點醒的？」
「6點。」
「然後呢？」
「我洗了澡，穿好衣服，大約7點半開始去工作。」他又說：「也就是去我現在該去的地方。」
「您大約在8點往坎貝爾上尉的住處打了電話，在她的錄音電話上留了言。」
「對。坎貝爾將軍從他家裡打來電話要我這麼做的。」
「他不想自己給她打電話嗎？」
「他很苦惱，而且知道他夫人很失望，所以就讓我來打這個電話。」
「我明白了。但是，就像事情發生的那樣，我們8點前到達她的住處時，留言已經在錄音電話機裡了。」
接下來是一陣沉默。在一瞬間，福勒上校一定會猜測我是否在誆他。其實不是，不然他得編一個更好的故事來解釋。他盯著我的眼睛說：「可能我把時間搞錯了。一定是更早些。你們是什麼時候到她家的？」
「我得查查我的記錄，我能推斷出您並不是在7點前打的電話，說她趕不上7點鐘的早飯了。」
「這是個合乎邏輯的推斷，布倫納先生，雖然我常常在早於這次的時間打電話提醒她。」
「但是這一次，您說：‘安，你今天早晨應該到將軍家去一趟。’在您說了‘你現在也許在睡覺’之後，您又說了吃早飯的事。如果她值勤結束是7點，而您在7點半給她打了電話，她那會兒才剛剛能趕到家，還根本談不上去睡覺。」
「你是對的……我想我是記不太清了。我也許忘了她在值勤，我的意思是她也許還沒睡醒。」
「但您的留言中提到了值勤。整句話是‘今天早晨你值勤結束後，應該到將軍那兒去一趟’。」
「我是那麼說的嗎？」
「是的。」
「嗯，那好，及時糾正我的錯誤。我也許是在7點半前打的電話。我是在將軍打來電話後緊接著打過去的。坎貝爾上尉顯然已經同意7點去見她父母。雖然按常規她是在那個時間與下一班的軍官交接，但她提前離開讓值勤軍士代理交接也並非不正常。」他又說：「這一點你有問題嗎，布倫納先生？」
「沒問題。」我沒有問題，你可有大問題。我問：「坎貝爾上尉和她父親的關係並不融洽，她為什麼要同他一起吃早飯？」
「嗯，他們常在一起吃飯。我告訴過你，她經常去看她母親。」
「這次早餐的目的是安-坎貝爾對將軍的最後通牒做出答覆嗎？」
福勒想了一會兒，然後說：「是的，可能是。」
「在被迫答覆最後通牒前僅一小時，她死了，您不覺得奇怪嗎？您認為這之間有聯絡嗎？」
「不，我想這是巧合。」
「我不相信巧合。我來問您，將軍是否要求他女兒回答更多的問題？」
「你指什麼？」
「嗯，名字。基地那些同她睡過覺的男人的名字。坎貝爾將軍要進行一次大清洗嗎？」
福勒上校想了想，說：「完全可能。但安並不在乎誰知道這些，她會很高興把這些告訴她父親。」
「那些同她睡過覺的已婚軍官們會很在乎，而不會像她那麼高興的。」
「我知道他們的確在乎，」福勒說，「他們中的大多數人認為安不會改邪歸正，他們的行為有可能敗露。」他說：「你知道，布倫納先生，大多數已婚男子在不端性行為中都有矛盾心理。」他看了看辛西婭，又繼續說：「一方面，他們害怕被他們的妻子、家人、朋友或上司發現；另一方面，他們又為自己的行為而自豪，並且總是誇耀他們的征服。當被征服者是他們上司的漂亮女兒時，他們就無法控制住自己而信口開河了。相信我，我們都有過類似感受。」
我笑了笑。「的確是這樣，上校。」我又說，「但是說說是一回事，照片、名單和宣誓書就是另一回事。我的看法是這樣，她的一些情人也許通過安了解到將軍掌握了關於他們的足夠的情況，並且要求女兒拿出一份不軌行為的報告。有人也許認為殺死安就消除了證據，了結了此事。」
福勒點點頭。「我也有過這種想法。事實上，我一直認為殺她的不是陌生人。但是你能向我解釋一下為什麼那個想讓她閉嘴的人用這種方式殺害他，把人們的注意力集中到死者的性行為上來呢？」
問得好。我回答說：「也許是用來掩蓋行為的本質。罪犯需要殺了她，加上強xx不過是干擾調查。我經手過兩件這樣的案子，丈夫用這種方式殺死妻子，使現場看上去像是陌生人乾的。」
福勒上校說：「這是你的職業範圍，不是我的。不過我明白你的意思，但是有多少男子殺害女士僅僅是為了滅口呢？因瀆職行為上軍事法庭總比因殺人上軍事法庭風險小得多。」
「我同意，上校，但是我們是有理智的人。在非理性的世界裡，殺人的一個基本動機是避免丟臉和出醜，手冊中是這麼說的。」
「嗯，同樣，這也是你的職業範圍，不是我的。」
「要仔細想想在安-坎貝爾的情人中有誰可能想到用殺人來避免丟臉、離婚、上軍事法庭和從軍隊中被開除。」
「布倫納先生，據我瞭解，你最早的嫌疑犯穆爾上校同她並沒有性行為方面的糾葛，所以他沒有滅口的理由，但他也許有許多強xx她並殺害她的其他原因。因此，如果這些就是影響你逮捕他的原因，你應該將注意力集中在動機的形成上。」
「當然，我正沿著這條線索調查，上校。我喜歡將謀殺調檢視成像步兵和裝甲兵司令指揮一場戰役一樣——多方進擊——佯攻、試探出擊、主攻，然後是突破、包圍。」我補充說：「包圍他們，猛擊他們。」
他苦笑著。我知道他會這樣。他說：「這是你濫用資料、喪失創造精神的好辦法。直接去找殺人犯，布倫納先生，把那些可笑的材料留在戰術教室的黑板上吧。」
「噢，也許您是對的，上校。」我問他：「您那天早晨去上班的時候，是否遇見了值勤中士聖-約翰？」
「沒有。實際上，我後來聽說其實是一個警衛班長在總部值勤。所以這樣一來，當早晨第一個軍官來接班時，引起了一場大吵大嚷。那個班長說那值班中士幾小時前離開後再沒回來，他不知道中士在哪兒，也不知道值勤的軍官在哪兒。這件事我不知道，因為沒有人告訴我。桑德斯少校，一個參謀，決定去叫憲兵隊，憲兵隊說聖-約翰被他們拘留了，但是拒絕說出原因。我是在大約9點時瞭解到這些情況的，並且向將軍做了彙報。他告訴我要繼續追查下去。」
「就沒有一個人想到要問問坎貝爾上尉去了哪裡嗎？」
「沒有……回想起來，一切都攪在一起了。我以為那天早晨坎貝爾上尉只不過是離開得早些，讓值班中士代理，而中士又讓警衛班長代理，自己藉此機會去了什麼地方——也許是回家暗中監視他妻子去了。這一切都太平常了——一個值勤的男人腦子裡想著他妻子對他不忠，就偷偷溜回去檢查一下，這是軍隊生活的一個問題。」
「是的。我曾辦過一個案子，兩人被殺、一個重傷就是這樣開始的。」
「所以你明白了。嗯，我想到了一件事。我只知道聖-約翰同憲兵隊爭吵過，這事沒報告總部，也沒有進行深入的調查，因為我認為肯定是坎貝爾上尉提前離開導致了聖-約翰翫忽職守，並且我知道此事自會見分曉的。所有人都認為聖-約翰的被捕同我們後來發現的事有某種聯絡，這就是我所知道的真實情況。」
他的話聽起來有根有據，但如果我推敲一下，一定會有一些漏洞。我提醒他說：「您說過前天晚上您在總部工作到很晚。」
「是的。」
「坎貝爾上尉那天晚上要求值勤時，您看見她了嗎？」
「沒有。我的辦公室在一樓，在將軍的辦公室隔壁。值勤軍官和中士在二樓辦事員和打字員用的大房間裡。他們先是接受一個值班軍官的值班記錄和特殊命令，然後選一張桌子，讓自己晚上過得舒服些。我很少看到值勤軍官報到。」他問：「滿意了嗎，布倫納先生？」
「可能，長官。反覆核對後我才能知道是否滿意。這是我的工作，上校，除此之外我別無辦法。」
「我相信你還有些自由，布倫納先生。」
「僅僅一丁點兒。往左一英寸，往右一英寸。我現在正自動落進我的上司赫爾曼上校的嘴裡，不敢向高階軍官提問的准尉他都要吃掉。」
「這是真的嗎？」
「是的，長官。」
「嗯，我會告訴他你乾得很出色，沒表現出任何恐懼。」
「謝謝您，上校。」
我們足有一分鐘沒有說話。我的咖啡涼了，但我不在乎。最後，我問他：「上校，您今天是否能安排我們同坎貝爾夫人談談？」
「我會盡力的。」
我對他說：「如果她真像您所描繪的是個軍人的好妻子，她會明白談話的必要性。」我又說：「今天我們還想見見將軍。」
「我會安排的。我在哪兒能找到你？」
「恐怕我們今天要走遍基地各處。就給憲兵司令部辦公室打電話留言吧。我在哪兒能找到您？」
「基地司令部。」
「葬禮安排好了嗎？」
「是的。降旗號響過後，今晚和明天早晨遺體將留在基地小教堂裡，以便那些希望向她告別的人去弔唁。明天上午11點，在小教堂舉行儀式，然後將遺體送到喬丹飛機場，用飛機運到密歇根州，在坎貝爾家族的墓地下葬。」
「我明白了。」職業軍官通常都將遺囑寫給軍隊存檔，常常包括關於下葬的說明，所以我問福勒上校：「那是死者的願望嗎？」
「這個問題同謀殺調查有關係嗎？」
「我想立遺囑的日期和下葬說明的日期同這次調查有關。」
「遺囑和下葬說明都是在坎貝爾去海灣參戰前一週寫的，這不會有什麼不正常。告訴你吧，是她要求葬在家族墓地的，她遺囑的唯一受益人是她的弟弟，約翰-坎貝爾。」
「謝謝您，」用這樣一句話做結束語吧，「您與我們合作得很好，上校，我們非常感謝。」儘管您想迷惑我們一下。
按禮節，上級軍官行動優先，所以我在等著他意識到我已說完，並且站起來。但是他卻又問我：「在她房間裡，你是否發現了什麼有損於她或基地任何人的東西？」
我變得忸怩起來，問：「比方說？」
「嗯……日記，照片，信件，她征服的人的名單。你知道我的意思。」
我回答說：「我的未婚姑媽可以單獨在坎貝爾上尉的家裡住一週，而不會發現任何她不贊成的東西，包括音樂。」這是真的，因為簡姑媽雖然愛探人隱私，但她沒有空間洞察力。
福勒上校站了起來，我們也站了起來，他告訴我說：「你一定漏掉了一些東西。安對每件事都做記錄，這是她作為心理學家的一種訓練。不容懷疑，作為一個墮落的人，她作為一個訛詐腐蝕者的慾望絕不是靠對她在汽車旅館外邊的草堆裡或下班後在基地私人辦公室裡的短暫記憶來維持的。要更仔細謹慎才行。」
「是，長官。」我必須承認，我不喜歡關於安-坎貝爾的那些事由肯特或福勒嘴裡說出。安-坎貝爾對我來說，顯然已經超出了一個被謀殺的受害者。我也許會找到殺人犯，但有人必須找到她所作所為的原因，必須把這些解釋給福勒、肯特之輩和所有的其他人聽。安-坎貝爾的生活不需要道歉，不需要憐憫，它需要一個理性的解釋，可能還需要一種辯護。
福勒上校陪著我們走到前門，在門口，我們握了握手。我對他說：「順便說一下，我們沒有找到坎貝爾上尉西點軍校的戒指。她有戴戒指的習慣嗎？」
他想了一會兒，說：「我從未注意過。」
「她戴戒指的地方有一道棕色的印痕。」
「那麼她戴過。」
我對他說：「您知道，上校，如果我是一位將軍，我會希望你來做參謀。」
「如果你做了將軍，布倫納先生，你會找我做你的參謀的。再見。」綠門關上了，我們沿著小徑朝我們的汽車走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