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說：「上校，不要騙我們。他究竟對她做了什麼？」
穆爾看上去有些吃驚，接著又恢復了常態，說：「我不知道。」
辛西婭指出：「但是你知道那不是強xx和亂倫。」
「對，我知道這一點是她自願告訴我的。當我們談起這件事時，她只把它稱做背叛。」
「那麼，」我諷刺地說，「也許他忘了給她買生日禮物。」
穆爾上校一副苦惱的樣子，這就是我諷刺的目的。他說：「不，布倫納先生，那不是平常的瑣碎事情。我希望你能明白，當你無條件地愛和信任某人的時候，而那人以某種簡單的、有預謀的方式背叛了你——不是由於粗心等可以原諒的方式，就像你所說的，是用一種利己的方式——那麼你永遠不會原諒那個人。」他又說：「一個典型的例子就是一個深愛、崇拜自己丈夫的人發現他對另一個女人有著強烈的愛。」
辛西婭和我都思考了一會兒，我猜其中有些關於個人的想法，但我們都沒說出來。
最後，穆爾說：「這裡有一個更恰當的例子：一個處於青春期的或者說是一個年輕姑娘愛戴並且崇拜她的父親。後來有一天，她無意中聽到她父親對一個朋友或同事談起她。這個父親說他的女兒‘簡直是一個很古怪的女孩子，她總是呆在家裡，老是圍著我，對男孩抱有幻想。但由於她的膽小和非常平庸，從不去與他們約會。我希望她能偶爾走出家門，或者自己去找生活的歸宿’。」他看著我們。「這是否會傷害了這個崇拜父親的年輕女子呢？這會傷透她的心嗎？」
這是毫無疑問的。聽著這個故事我的心都碎了，而我並不是個易被感動的人。我說：「你認為是這麼回事嗎？」
「也許。」
「可你並不知道是什麼事。為什麼她沒告訴你呢？」
「這經常是因為接受治療者經不起討論，因為把這一切告訴治療專家，意味著徵求他們的判斷或評估，而這判斷或評估通常並非他所需要的。接受治療者知道對一個客觀的聽者來說背叛看上去似乎不那麼徹底。雖然有時候背叛用任何常規標準來衡量都是嚴重的——就像亂倫。儘管不是亂倫，但我相信用任何標準衡量它都是很可怕的。」
我點點頭，好像聽明白了，但是這個問題沒解決。我問道：「你能猜一下是什麼事嗎？」
「不，我並不想知道她父親對她幹了什麼——只知道他幹了並且幹了具有傷害性的事就夠了。兩人之間再也沒有共同語言了，他完全失掉了信任。」
我試圖在這件事上運用我自己的標準，但我不能，我的工作使我必須瞭解事件發生的幾大要素：誰、什麼、在哪兒、什麼時候、怎麼樣和為什麼。穆爾至少知道發生的時間，所以我問他：「什麼時候？什麼時候發生的？」
他回答說：「大約10年前。」
「那時她是在西點軍校。」
「對。是她在西點的第二年發生的。」
「我知道了。」
辛西婭問：「那麼她什麼時候開始伺機報仇的？不是馬上嗎？」
「不，不是馬上。她經歷了難以想象的過程，震驚，否認，接著是消沉，最後是憤怒。直到大約6年前，她才要伺機報仇而不是盡力應付。實際上，她變得有些反覆無常，從此她就認定這一理論：‘只有報仇才能解決問題。’」
我問：「那麼是誰引她走上這條路的？是你？還是尼采？」
「對於她反對她父樣的行為我拒絕承擔任何責任。布倫納先生，作為一個專業人員，我是靠聽來的情況做工作的。」
辛西婭說：「那麼她也許同某個告密者談過。難道你沒有勸告過她這很有危險嗎？」
「我當然勸說過。我冷靜地告訴她，她在做一件錯誤的事情，但我從未把它上升到布倫納先生剛才說的那種高度。」
我說：「如果她復仇的行為是直接針對你的，那你就不會如此冷談了。」
他盯著我說：「我明白，但是有時候病人不想採取任何正規的療法治病，而是心懷不滿，用自己的方法——通常是一種以牙還牙的方式——你背叛了我，我就會背叛你。你強xx了我的妻子，我就去強xx你的妻子。通常，確定一個行為是否有復仇成分同確定一個行為是否是初期犯罪一樣都是不現實或不可能的。有時的確如此。傳統心理學認為復仇是不健康的行為，然而復仇者知道這種行為可以起排解和治療自己內心創傷的作用。問題在於復仇者在精神上要付出很大代價，甚至成為一個迫害他人的人。」
我對他說：「我明白你的意思。穆爾上校，我很想知道為什麼你堅持用中性普通詞彙交談。這是你與此悲劇保持距離的方法，還是避免承擔任何個人責任的方法？」
他根本不愛聽這些話，說：「你暗示我助長或慫恿她仇視她父親的行為，我對這種暗示深為不滿。」
「無論你滿與不滿，」我告訴他，「在某些方面你都有重大的嫌疑。」
「你指望些什麼——」他聳了聳肩說，「無論是我，我這兒的工作，這個學校，還是我同安-坎貝爾的關係——在這個基地裡都不受人贊成，不被人理解。」
我說：「我能理解這些。我已經看過一些坎貝爾上尉的演講錄相，我認為你們在履行人的生命的職責，但你們很可能走進了使人感到緊張的一些領域。」
「我們在此所做的每一件事都是上級領導批准的。」
「聽你這麼說我很高興，但是我認為安-坎貝爾把一些事帶出了教室，在自己的戰場上做了試驗。」
穆爾沒回答。
我問他：「你知道為什麼安-坎貝爾保留著她對罪犯、性犯罪者的治療記錄？」
他想了一會兒，然後回答：「我不知道她這麼做。如果是這樣，那也只是一種個人的愛好。這裡幾乎所有的心理學家都有些工作之外的計劃或興趣，大部分都是同哲學博士學位專案有關的。」
「聽起來很有道理。」
辛西婭問他：「她與許多人發生性關係，對此你有什麼看法？」
開始他沒回答，後來才說：「嗯……我……是誰告訴你們的？」
辛西婭說：「除你之外每個人。」
「可你從未問過我。」
「我現在在問你，對於她同那些她並不喜歡、只是當做復仇工具的男人發生性關係，你會有什麼看法？」
他用手捂著嘴咳了幾下，然後回答說：「嗯……我認為這是不明智的，特別是她這麼幹的原因是——」
「你妒嫉嗎？」
「當然不。我——」
辛西婭又一次打斷了他的話，說：「你認為那是對你的背叛？」
「當然不是。我們關係很好，是一種柏拉圖式的很理智的相互信任的關係。」
我想問這關係中是否包括將她裸身捆在地上的內容，但我必須先了解他這麼做的動機。實際上，我認為我現在明白了，我可以拋開尋找兇手的事不提，根據穆爾剛才說的有關背叛的事，去理解安-坎貝爾的生活和她的憂鬱。
我對他說：「你和坎貝爾上尉在海灣戰爭期間，曾得出了一個叫瘋狂行動的心理作戰計劃。」
他說：「這是軍事機密，我不能隨便討論。」
「坎貝爾上尉堅信用性的力量作為一種手段可以達到顯然與性行為本身無關的目的，對嗎？」
「我……是的，是這樣。」
「我說過，我已經看過她關於心理戰術系列演講的錄影，可以看出她這一個計劃的來龍去脈。我不否認性的力量，那是一種向上的動力，是愛和關懷的表示，但安-坎貝爾理解錯了。你同意這一點嗎？」
他也許同意，但他說：「性本身不好也不壞。但確實有些人——大多數是女人——把它當做工具或武器去實現她們的目標。」
我問辛西婭：「你同意他的說法嗎？」
她好像有點煩躁，但我不知道為什麼。她說：「我同意說有些女人利用性行為作為一種武器，但人們認為那是無法接受的行為。在安-坎貝爾的案子裡，她已經將性看成是反對不公平的武器了。我想，穆爾上校，如果你知道她在那麼做，你應去阻止她，這是你道義上的責任，更何況你還是她的上司。」
穆爾似乎在用那雙小而亮的眼睛盯著辛西婭，說：「我處在無法阻止這些事情發生的地位。」
「為什麼無法？」她喊道，「你是個軍官，還是個船艙服務員？你是不是她的朋友？當然由於你未被她的漂亮所迷惑，你可以勸說她。你為發現她的性試驗是臨床式的而感到有趣嗎？你為知道她同許多人發生性關係而感到興奮嗎？」
穆爾看著我：「我拒絕回答這個問題，並且拒絕同這個女人談話。」
我告訴他：「直到我們宣讀了你作為被告的權利，你才能享受第5修正案的保護。我現在還沒打算這麼做。我知道這是令人難堪的。我們現在先不談這個問題，我向你保證，森希爾女士會盡量注意提問的措詞，以免你產生反感。」
穆爾看到保持這種道義上的義憤沒有什麼好處，便點了點頭，坐回椅子裡。他的態度告訴我：「你們倆都不值一提。滾開。」
辛西婭控制住了自己，用一種緩和的口氣問他：「到什麼時候安才會覺得他們之間的比分拉平了呢？」
穆爾既沒有看辛西婭也沒有看我，而是用一種沒有感情的、職業性的語氣回答：「可惜，只有她自己知道。她顯然並不滿意自己對他所做的一切報復。問題的一半出在坎貝爾將軍身上。」穆爾笑了，實際上他是在冷笑。他說：「他是個不允許別人有損於他的將軍，更不必說讓他捱打或投降了。就我所知，用軍事比喻來說，在戰場上他從未請求過停火，也從未請求過和談。顯然，他覺得自己對安所做的一切努力都被她的行為抵消了。」
「換句話說，」辛西婭說，「他們父女都很固執而不去談判。將軍也從未因他起初的背叛道過歉。」
「嗯，他是道過歉，但是你可以想象出從這樣一個人那裡得到的會是什麼樣的道歉。」
辛西婭說：「兩個人之間的爭鬥傷害瞭如此多的無辜者，真是太糟糕了。」
穆爾回答說：「這就是生活，這就是戰爭。什麼時候有過改變嗎？」話裡帶著某些令人吃驚的敏銳的洞察力。
的確如此，或者，像柏拉圖說的：「只有死亡看到了戰爭的結束。」
辛西婭問穆爾上校：「謀殺發生的那天早晨，當你離開家的時候，你有沒有注意到安-坎貝爾的車不在她的房前？」
他想了一會兒，說：「我也許注意到了，但只是下意識地。」
「你一般不去注意她的車嗎？」
「不。」
「你甚至不知道你這個下屬、鄰居和朋友是否是在家裡還是在去辦公的路上。」
「嗯，我想多數早晨我是知道的。」
「你曾經與她合乘過車嗎？」
「有時。」
「你知道那天早晨坎貝爾上尉有同她父母共進早餐的約定嗎？」
「不……嗯，是的，經你一提，我想起來了，她是告訴過我這事。」
「這次早餐聚會的目的是什麼？」
「目的？」
「坎貝爾家的人經常聚在一起享受這種天倫之樂嗎？」
「我想不。」
辛西婭說：「我的理解是，關於安的行為，將軍向她發出了最後通牒，並且安-坎貝爾要在那天早晨對此做出答覆，對嗎？」
我們第一次看見穆爾上校顯出不自在的樣子，他也許在想我們瞭解了多少，是從誰那兒瞭解到的。
「對嗎？」辛西婭又問。
「我……她告訴過我，她父親想解決這個問題。」
辛西婭又激動起來，很尖銳地說：「上校，關於這一切，她告訴了你還是沒告訴你？她用了還是沒用‘最後通牒’、‘軍事法庭’、‘常規治療’和‘從軍隊中辭職’這樣的詞語，她是否完全信任你，她是否徵求過你的建議？」
很顯然，穆爾上校因為辛西婭的語調又生氣了，還因為這一特別問題給搞得很不自在，這個問題可能觸到了他所害怕的什麼事情。他一定認定我們不可能掌握足以擊敗他的證據，所以他說：「我已經把所知道的一切都告訴了你們。她從未對我講過她的打算，也從未徵求過我的建議。我告訴你們，作為她的治療醫生，我儘量少提問題，只是在她要我出主意的時候我才說話。」
辛西婭回答說：「我不相信同一個認識了6年的女人在一起的男人有那麼強的自制力。」
「因為你不懂得治療，森希爾女士。關於安的事業、工作，我當然提過建議，甚至還提過關於住處、度假等個人問題的建議。但是關於她家庭的問題只在治療期間談論過——這些都是分開討論的，從沒同工作和演講時間混在一起。我們絕對理解這一點並且從未背離過它。比方說，醫生不喜歡他的病人在高爾夫球場上請他診斷，律師也不樂意在酒吧裡搞法律諮詢。精神健康的工作者也不例外。」
辛西婭說：「謝謝你告訴我這麼多，上校。我知道你已經想過這些問題。我猜測，死者從沒有機會安排一個正式的時間同你談這個最後通牒和最後期限的問題，對吧？」
「對，沒有。」
「所以，這些年以來，這件令人頭痛、悲傷和憤怒的事到了嚴重關頭的時候，卻因你們中的一個人或者你們倆都太忙而沒有談及。」
「是安-坎貝爾不同我談。不過，我們決定在她同她父親談過後再談。實際上，我們打算昨天下午談。」
辛西婭說：「我不相信你的話，上校。我想將軍的最後通牒同她所發生的事之間有聯絡，而你知道這種聯絡是什麼。」
穆爾上校站了起來。「我不是個說謊者。」
辛西婭也站了起來。他們都盯著對方。辛西婭說：「我們已經知道你是個說謊者。」
這是真的。我們知道在第6步槍射擊場，穆爾同安-坎貝爾在一起。我認為穆爾現在已意識到我們瞭解了這一點。現在我們已無法逃脫攻擊一個上校的罪責了。不過我們現在已經越過門檻半步，這已經夠遠的了。我也站了起來。「謝謝你給我們時間交談，上校。不要在肯特面前抱怨我們，一次全面的抱怨至少可以維持一星期左右。」我又說：「我在你門口派了一個憲兵站崗，長官。如果你試圖粉碎任何檔案或者將任何東西從這兒帶出去，你將會被監禁在基地。」
這愛夥現在顫抖起來，但我說不出他是因為害怕還是憤怒，這我並不感興趣。他說：「我將正式指控你們倆。」
「如果我是你，我絕不會這樣做。我們是你最大的也是最後的免於上絞索的——或者免於被槍斃的希望。我得去查一下有關規定。我沒有辦過很多這樣的案子，所以不知道他們對殺人犯是施絞刑還是槍斃。但不管怎樣，不要朝我發火。你知道我說的是什麼。祝你愉快，上校。」
我們走了，留下他一個人站在那兒，仔細考慮著他的選擇，當然不包括對我發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