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他……他是憲兵……是有婦之夫……他愛她……不過，是的，經你們一提，這確實合乎邏輯。我的意思是，從心理學角度看，他已失去理性，不能自拔。安已控制不了他。」
「是安，」我指出，「造就了一個怪物。」
「是的。」
「她知道這一點嗎？」
「有點知道。她不習慣於跟她控制不了的男人打交道，除了她父親，也許還有韋斯-亞德利。現在回想起來，她是沒有對比爾-肯特給予足夠的注意，她判斷錯了。」
「她對101型變態心理沒研究好。」
他沒說話。
「行了。我要你做的是，回自己辦公室，把這些寫下來。」
「寫什麼？」
「你所瞭解的一切。這件事涉及到你的一切詳細情況。葬禮之後在教堂交給我，給你兩個小時，抓緊時間打出來。這件事，對任何人都要守口如瓶。」
穆爾上校起身走了，他看上去像是我幾天前碰到的那個穆爾上校的模糊影子。
辛西婭說：「這案子很棘手。我們幹得那麼辛苦，可答案其實就在我們的眼皮底下。」
「正因為就在眼皮底下，才難以看到它。」
辛西婭一個人閒扯了幾分鐘，我一直一言沒發。她不斷地打量著我。
為了避免不愉快，我拿起話筒，給基地司令部的福勒上校掛了電話。他立即接了電話。我對他說：「上校，我建議你：第一，把你和福勒太太到第6步槍射擊場去時穿的鞋子拿去毀掉；第二，跟坎貝爾將軍統一口徑，咬定你沒有去射擊場；第三，葬禮過後立即讓福勒太太乘汽車或飛機離開這兒。」
他回答：「謝謝你跟我說這些，但我覺得，我必須把我跟這事的牽連說清楚。」
「你的上司希望你不要這麼做。將軍的希望就是命令。」
「這命令是不合法的。」
「請你為了所有人的利益——為你自己、為你的妻子、為你的家庭、為軍隊、為我，也為坎貝爾一家——忘了你與這事的牽連。請你慎重考慮。」
「我會考慮的。」
「有個問題——你有沒有拿她的那枚西點軍校的戒指？」
「沒有。」
「你到那兒時，地上是不是插著把刺刀？」
「不在地上，刀柄插在她xx道里。」
「是這樣。」
「我把它拿出來，扔掉了。」
「扔哪兒去了？」
「從奇克索河大橋上扔進了河裡。」他又說：「我猜你原本會很高興去檢查上面的指紋的。」
「是的，我本來是會的。」但事實上，肯特是不會留下指紋的。
我掛上了電話。
一個大個子走進了這間小辦公室。我和辛西婭都站了起來。他漫不經心地點了點頭，朝四周看了看，然後跟我們握手。此時，辛西婭的職位最低，因此就把她的座位讓給了大個子卡爾也。他坐了下來，辛西婭則另找了張椅子。我坐在我的桌旁。
跟我們一樣，卡爾也穿著綠色禮服。他把帽子往桌上一扔。
卡爾和我一樣，當過步兵。我們倆一同在越南服役。我倆的軍服上綴著基本相同的勳章和獎章，包括那枚銅星勇敢獎章和令人羨慕的步兵戰鬥勳章。由於經歷過同樣的考驗，又都已到中年，我倆之間通常是不拘禮節的。但是，今天上午我沒有卡爾那樣的好心情，所以我有意堅持對他以禮相待。我問他：「要咖啡嗎，長官？」
「不要，謝謝。」
我們寒暄了三秒鐘，然後，卡爾說：「現在，讓我聽聽，你這兒有什麼最新進展？」然後他又轉向辛西婭：「也許你可以跟我談談。」
「是，長官。」辛西婭先跟他談了法醫證據、格雷斯-狄克森的電腦發現、那兩個姓亞德利的傢伙，以及鮑爾斯少校、威姆斯上校和其他參謀不幸與此案有牽連的情況等等。
卡爾專心地聽著。
辛西婭接著向他有選擇地彙報了我們與坎貝爾將軍、坎貝爾夫人、福勒上校、福勒太太及穆爾上校的談話，我沒有留意去聽，可我的確注意到了，她沒有提到福勒上校和他太太在此案中所扮演的確切角色，沒有提起安-坎貝爾的地下室，也隻字沒提比爾-肯特這個人。這正是我的處理方法。她在短短的兩天之內竟然學會了這麼多東西，這不能不給我留下很深的印象。辛西婭對卡爾說：「所以，你知道，這一切都跟復仇和報應分不開，是心理戰中一個反常的例項，與10年前發生在西點軍校的事情有關。」
卡爾點了點頭。
現在回想起來，辛西婭談到安-坎貝爾的人生哲學時，確實講到了弗里德里希-尼采。卡爾好像對此很感興趣，我知道辛西婭是有意說給上校聽的。
卡爾靠在椅背上，十指交叉在一起，顯出一副沉思的樣子，就像一個偉大的哲人準備解答人生之謎。辛西婭最後說：「保羅乾得很出色。跟他一起工作受益匪淺。」
瞎扯。
卡爾像尊石雕，一動不動地坐著，足足有一分鐘。我突然想起，跟前這位大哲人可像是在雲裡霧裡，什麼都不明白。辛西婭想吸引我的目光，可我偏偏不看她。
終於，赫爾曼上校說話了：「尼采，是的。在復仇和愛情方面，女人往往比男人更殘酷。」
我問：「長官，這是尼采的話，還是您自己的？」
他看著我，那眼光表明我的話說得不討人喜歡。他對辛西婭說：「很好。你解釋了作案動機，揭露了這兒普遍的墮落現象和重要的秘密。」
「謝謝。」
他看了看我，又看了看手錶：「我們是否該去教堂了。」
「是的，長官。」
他站起身來，我們跟著站起來。我們拿起帽子，走了出去。
我們3人一起上了我的追光牌汽車，卡爾坐在後面客座上，我駕著車往基地教堂駛去。這時，卡爾終於忍不住問：「你知道是誰幹的嗎？」
「我想我知道。」
「你願意講出來讓我聽聽嗎？」
你聽了有什麼用？但我回答：「我們掌握了一些間接證據、證人證詞和一些法醫醫據。這些證據都說明是肯特上校乾的。」我從後視鏡中看到卡爾的眼睛瞪圓了。這是今天我第一次感到一陣興奮。不過，他那岩石般的下巴還沒有掉下來。「就是那個憲兵司令。」我趕緊加了一句。
卡爾恢復了常態，問我：「你們準備正式指控他嗎？」
問得好，卡爾，謝謝你。我回答：「不。我準備把證據交給聯邦調查局。」
「為什麼？」
「還需要進一步調查研究。」
「告訴我你掌握了哪些情況。」
我把車停在基地小教堂的停車場。我們下了車，站在炎熱的陽光下。停車場停滿了車，我們都站在路上和草坪上。
辛西婭從手提包裡取出一張紙，遞給卡爾，說：「這是從安-坎貝爾的私人電腦中找到的，是寫給肯特太太的私人信件。」
卡爾讀完信，點點頭，然後還給辛西婭，說：「是的，我能理解，肯特上校得知他妻子接到這麼一封信，一定羞憤交加。但是，這能讓他去殺人嗎？」這時，威廉-肯特上校正巧從旁邊經過，朝我們揮了揮手。辛西婭告訴卡爾：「那就是肯特上校。」
卡爾看著他走向教堂，說：「他看上去沒有作賊心虛的樣子。」
「他情緒不安，」辛西婭回答，「我想他幾乎說服了自己，相信自己做得對，然後又把這想法暗示給我們。」
「你們還有其他的證據嗎？」
辛西婭給他迅速報了一遍流水賬，如：重要的腳印、撞壞灌木的吉普車，以及我們與嫌疑犯的交談。她最後說：「他有作案的動機，有作案的機會，也許還有作案的意願，至少在那一刻。他不是殺手，但他是個警官，因此對殺人並不陌生。他還有很理想的護身符。他參與調查，還能操縱調查，控制證據——比如，他使犯罪現場遭到了破壞，但是，案發時他不在現場的證據很少或幾乎沒有，隨機性的犯罪往往是這樣。」
卡爾一邊聽著辛西婭的介紹，一邊點頭。然後，這位大人物發表了自己的看法：「如果你們判斷正確，而且能設法提供證據，那麼，你們可以結案，免得大家都受到牽連。如果你們弄錯了，這案子將會葬送你們自己，並且在以後的調查中，還會毀掉更多的人。」
辛西婭回答道：「是的，長官，正因為這樣，我們才日夜不停地拼命工作。但這事確實已不是我們能控制掌握的了。」她看看我，然後又說：「保羅是對的，我們不希望提出正式指控。這無論是對我們，對你，對犯罪調查處，還是對整個軍隊，都沒有任何壞處。」
卡爾暗自權衡了一下利弊，然後轉向我，說：「你今天出奇地安靜，怎麼不說話？」
「我沒什麼好說的，上校。」我特意用軍銜稱呼他，以此提醒他，他肩上的上校銀鷹才有說話的資格。
辛西婭插了一句：「他整個上午一直悶悶不樂。你來之前就這樣了。」她笑容滿面地對著我，但我卻板著臉。她臉上的微笑消失了。我真想離開這兒，離開哈德雷，離開這灼熱的陽光，離開佐治亞，離開地球。我說：「我們要找不到座位了。」說罷，我轉身朝教堂走去。
卡爾和辛西婭跟在我後面。卡爾對辛西婭說：「給他最後一個坦白的機會。」
「你是說保羅？」她故意問。
「不，森希爾女士，是肯特上校。」
「對，我們有這個打算。」
「你知道，只要給他們創造一種適當的氣氛，即使犯下了最殘暴的罪行，人也是會坦白承認的。一個人將自己所愛的人殺了，這個人一定承受著巨大的心理壓力，他希望別人分擔這種壓力。與職業罪犯不同的是，他們沒有犯罪同夥，沒有知心朋友。他們十分孤獨，找不到一個人可以吐露心中最大的秘密。」
「是，長官。」辛西婭回答。
卡爾說：「肯特上校特意找你和保羅處理這件案子，你認為這只是他的權宜之計嗎？不，在他的潛意識中，他希望別人能把他看破。」
我們走上臺階，進了門廳，有十幾個人在那兒輕聲交談著。在來賓簿上簽名後，我就徑直走進了昏暗的教堂，裡面不見得比外面涼快多少。我發現長椅上人快坐滿了。將軍女兒的葬禮雖然不要求人人參加，但只有白痴才不來，至少也要在之後的儀式上露上一面。
風琴在我們頭頂的唱詩班樓座裡輕輕地彈奏著。我們在中間的走道上站了一會兒。也許，我們都在猶豫是否該向安的靈柩走去。棺材被安放在祭壇臺階下的靈櫃檯上。終於，我開始沿著長長的走道，朝它走去。辛西婭和卡爾緊跟在我後邊。
走近覆蓋著旗幟，向左邊半開的棺木，我停住腳步，低頭注視著死者。
正像肯特說的那樣，安-坎貝爾神態安詳。她的頭枕在粉紅色綢緞枕頭上，長髮鋪展在頭和臉的四周。我想，她生前大概從來沒有像現在這樣濃妝豔抹過。
說真的，這是一幅震撼人心的畫面：棺材中粉紅色的綢緞內襯，襯托著美麗的臉龐、金黃的頭髮、金色的穗帶、閃亮的軍劍和雪白的制服。
當然，我是在不到5秒鐘時間內把這一切收入眼中的。我是個虔誠的天主教徒，在胸前劃了個十字，然後，繞棺一圈，順著中間走道離開了。
我看到坎貝爾家的人坐在右邊的前兩排座位上，有將軍、坎貝爾夫人，還有一位年輕人。我在安-坎貝爾的影集上見過他，知道他是將軍夫婦的兒子。其餘的顯然是這個家族的其他成員。他們老老少少，都按照軍隊的習慣，穿著黑色外套，臂上戴著黑紗。
我儘量避免與他們的目光相遇，同時等著我的兩位同伴趕上來。
我們在鮑爾斯少校坐的那張長條椅上找到了相連的三個空位。
隨軍牧師埃姆斯少校走上講臺，人們安靜下來。他沒有穿牧師法衣，只穿著綠色軍禮服。埃姆斯少校說：「親愛的朋友們，我們來到這裡，聚集在上帝面前，向我們的姊妹安-坎貝爾告別！」
許多人嗚咽起來。
我悄聲對卡爾說：「這位牧師也玩過她。」
這一次，卡爾的下巴終於掉了下來。看來，今天還有希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