守衛隊員正舉杯祝酒，開懷暢飲，詹特尼和科爾把砂鍋放在桌子中間，拉掉蓋子，舉起手槍就向那個五顏六色的假人射擊。科爾打了一槍就笑彎了腰，詹特尼不慌不忙地連擊三槍，才把槍扔在了地上。他不苟言笑地站著，直到守衛隊員們圍過來連摸帶罵地笑著恭維他的成功，然後大家一塊兒坐下來用餐。詹特尼一腳把紙人踢到了桌子底下。
他們玩的這個遊戲還不算太複雜。在全美一些其他校園裡，玩得比這個厲害多了，保衛措施都是精心設計的，有的假人還能噴出人造血。
在首都華盛頓，美國司法部長克里斯蒂-科利儲存著所有這些淘氣的「刺客」們的檔案，科爾和詹特尼的照片和材料特別引起了他的興趣。他附註了一條命令，派人對詹特尼和科爾進行專案調查。
復活節前的這個禮拜五，兩個頭腦嚴肅的年輕人從波士頓的麻省理工學院開車到了紐約，在紐約港港務大樓，他們神情厭惡地穿過大廳裡那些成堆的酒鬼、流浪漢、妓女和拉皮條的人群，到存包處事-個提箱。這兩個小夥子是神童，剛滿二十歲就做了物理學助教並且參加了學校的一項高階研究工作，他們一點一點偷竊了一些實驗材料和適量的鈽元素，最後用這些東西做成了一個微型原子彈，他們偽造修改了實驗報告，所以並沒有人注意到少了東西，小提箱裡放的正是那顆原子彈。
從十二歲起，亞當-格里斯和亨利-蒂勃特就被看作是智力超群的天才。他們滿腹經綸，沒有一絲惡習，從他們的父母那裡接受的教育使他們懂得了對人類應負的責任，這種認識特別加強了他們對人性的一些醜陋面的憎惡和鄙夷，諸如酗酒、賭博、玩女人、吸毒和貪食等。
他們抱著強烈的社會責任感注視著世界上邪惡的東西，他們為核武器的擴散而感到擔憂，人類的命運危在旦夕，他們決定要挺身而出阻擋這種可怕的災難。因此他們就造了一個只有半噸量的微型原子彈，這樣他們可以把這顆原子彈放置到某個地方，以此來警告當局，並向他們顯示一個人的發狂舉動會對人類產生什麼樣的災難性後果。他們把自己深思熟慮的計劃看作是獨一無二的和神聖的，但他們並不知道，由政府指命的一個高階專家智囊團已經預測了這種情況，並在一份心理調查研究報告中把這種事情發生的可能性列為人類孩子時代潛在的危險之一。
在紐約，亞當-格里斯和亨利-蒂勃特還把一封警告信寄給了《紐約時報》社，他們的信中解釋了他們的動機，並要求在把信轉交給有關當局之前先公開在報上發表。為了製作好這封信，他們花了很長時間。不僅在措詞上斟酌再三，以防止把他們的行為看作是惡意的舉動，而且更費事的是他們從各種各樣的報紙上剪下來一個個的單詞、字母，然後粘在一起拼湊成了一封信。
炸彈定時在下個星期二，到那時信件已經轉交給當局，並由他們把它找出來。這將給世界各國的頭腦留下一個記憶深刻的警告。
在羅馬，也是在復活節前的這個禮拜五，特蕾莎-凱瑟琳肯尼迪這位美國總統的女兒，結束了她在歐洲浪蕩的生活，準備起程回國，陪伴她的父親往在白宮。
她的秘密勤務局的特工小組已經為她做好了旅行安排。按照她的指示，他們為她訂好了復活節這個禮拜天從羅馬飛往紐約的機票。
特蕾莎-肯尼迪今年二十歲，過去幾年她一直在歐洲學習哲學，先是在著名的巴黎大學，後來又到了羅馬的一所大學。在那裡她和一個激進的義大利學生談過一次頗為認真的戀愛，在她這次回國之前，他們剛剛斷絕了關係，雙方都感到了解脫。
她愛她的父親，但是作為總統的女兒，她的一舉一動都受到公眾的注意，不能隨便表達自己的意見，這使她感到惱火。她曾信仰共產主義，還是一個典型的美國女權主義者，她倡導人類要有兄弟姊妹般的愛。話說回來，個人自由必須有一定的經濟基礎，她倒是從來沒有為自己拿著基金會的錢隨意揮霍而感到愧疚。
出於一種奇怪的心理，她抱著人人平等的信念拒絕了一些作為總統女兒享有的特權，也很少到白宮去看望她父親，也許下意識裡她因為她媽媽的死而疏遠了爸爸。在她母親患病而瀕於死亡的時候，她的父親卻整日忙於競選，撈取政治資本，這是不能原諒的。
母親去世後，她決定到歐洲去放縱一下自己。不過，根據法律條文，她作為總統的直系親屬享有受到特工保護的特權，她原本打算自動放棄這種特別的保護措施，但她父親央求她不要這樣做，弗蘭西斯-肯尼迪告訴她，他不能承受萬-她發生什麼意外的打擊。
由二十多特工組成的一個分隊三班輪流，全日監護著她的安全。無論是她下飯館，還是和她的男朋友一起去看電影，特工們都不離左右。他們租了與她同一個公寓的房間，弄了一輛通訊車以便在街上跟蹤她。她從來就不是一個人，而且她必須把自己每一天的日程安排提前告知這個特工小組的頭頭。
特工們都象是長著剛靦孔：一半是她的僕人，一半是她的主人。當她把一個異性夥伴帶回公寓的時候，特工們用電子竊聽裝置甚至能聽到他們交始合歡的聲音，有時也著實能嚇一跳——先是如痴似醉狼嗥一般，後來漸漸竟沒了一點聲音，這時特工們就緊張地揚起腦袋，象捕捉耳邊的風聲一樣，警覺地聽著耳機裡的動靜。特蕾莎拒絕了最高階別的近身保衛措施，她自己駕駛汽車，步行時也不要特工陪伴在身旁，而且還不讓他們住和自己相鄰的房間，她堅持要特工們保持一定的距離，只是讓他們豎起一圈不易察覺的保護牆而已，這樣能給她留有一塊自己私生活的天地，但這樣的安排也帶來不少尷尬場面，有一次她上街買東西，想打個電話卻沒有零錢。她以為身邊的那個假裝買東西的男子是她的保鏢，就靠近那個男子說：「你能給我點零錢嗎？」他迷惑地看看她，十分吃驚。她意識到她一定是認錯人了，這人不是她的保鏢。她放聲大笑，連忙道歉說明原委，那人給逗樂了。爽快地給了她幾個零錢，「既然是肯尼迪小姐，當然樂於效勞。」他開玩笑地說。
象許多涉世不深的年輕人一樣，特蕾莎-肯尼迪天真地相信人性本善的學說，而且自己身體力行。她為自由而奔走，抗擊世道的不公，即使在日常生活瑣事上，她也從不犯鄙俗小氣的毛病。小時候，她就曾把自己攢的零花錢捐給了美國的土著印第安人。
作為總統的女兒，在許多事情上她常常感到左右為難，她贊成合法墮胎，支援左翼激進組織，為此常遭到她父親的政敵的攻擊和辱罵。
就是在談情說愛的事情上，她也天真地尋求平等相處的關係，她喜歡絕對的坦誠，憎惡任何欺騙行為。
在旅居國外的這幾年裡，她也吃過幾次苦頭。有一次在巴黎，她漫步在街頭，欣賞著這個大都市的風采，差點遭到幾個躲在一座大橋下面的流浪漢的強xx。還有一次是在羅馬，當她給兩個乞丐掏錢的時候，他們試圖搶走她的錢包，幸好這兩次她都被警覺的特工救了出來。但是這些有驚無險的遭遇並沒有絲毫改變她的人性本善的信念。她相信每一個人的靈魂深處都有一盞永不熄滅的良知的明燈，沒有一個人能壞到不可救藥的地步。她是一個女權主義者，深刻體會到男人對女人的控制和壓迫，但是她無論如何也不能理解，男人在他們的世界裡是如何互相殘殺搏鬥的，她無法想象，一個人怎麼會以最殘酷無情的手段傾軋他人。
她的特工小組的頭頭是個上了年紀的人，閱歷很深，只是現在老了，不能再為那些大人物做保鏢，就被派了這麼個簡單的差事。
他對特蕾莎的愚魯無知感到很吃驚，試圖開導開導她。他泛泛地給她講了一些人世間殘忍恐怖的故事以及他幹特工這麼多年所經歷過的一些事情。他講這些的時候比平時要袒露得多，反正他也幹不了幾天了。
「你還太嫩，不瞭解這個世界。」他說，「處在你現在的地位，你要尤其小心，你總是太天真，以為你對別人好，別人也就對你好。
不是這麼回事兒。「就在前一天，她開車捎了一個搭車的男子，使得那傢伙以為她對他有意思，就想動手動腳。特工小組的頭頭迅速採取了措施。當那個搭車的男人剛要摸她的大腿時，兩輛特工的車把特蕾莎約小轎車逼到了公路旁。
「我給你說個故事。」頭頭說：「我以前給政府裡最聰明和最好的一個人做事，搞一些秘密活動，有一次他粗心大意中了別人的圈套。這是一個惡棍，他本來可以輕易把我的老闆幹掉，可是他賣了一個人情，不知什麼原因把老闆給放了，說‘記住，你欠我一筆帳。
’後來我們花了六個月時間追捕這個傢伙，最後把他給逮住了。我的老闆不容分說就幹掉了他，根本就沒給他討價還價的餘地。你知道為什麼？老闆他自己這麼對我說，這小子覺得他挺能耐，象個主宰別人的上帝，這樣的人讓他留在世上實在太危險。而且我的老闆是一個根本不講什麼人情報恩的人，他說那傢伙自以為是的恩賜不過是個詭計，下次再與他打交道，說不定就會吃虧，你當然不能輕信他的詭計。」
弗蘭西斯-伊克斯維爾-肯尼迪能當選為總統實在是美國政壇的一個奇蹟，一半是靠了他自己非凡的體力和智力，另一半也是靠了肯尼迪這個名字的神奇魅力。儘管他只做過一屆參議員，但他還是順利地坐上了美國總統的寶座。
他是1963年遇刺而死的美國前總統約翰。f.肯尼迪的一個遠房侄子，但並不屬於目前仍然活躍在美國政壇的肯尼迪家族。實際上，雖然他只是一個遠親，但是在整個龐大的家族內，只有他承襲了他的兩個叔叔約翰和羅伯特。肯尼迪的超凡出眾的神奇航力。
弗蘭西斯是一個法學方面的神童，他二十八歲時就做了哈佛大學的教授，後來他開辦了自己的法律事務所，積極參與在公共管理和私營經濟兩個領域的法律改革。他的法律事務所並不賺多少錢，錢對他並不重要，因為他有一大筆遺產。但是他在法律方面所做的工作確實給他帶來了全國性的聲譽，他鼓吹保障少數民族的權益，增加對窮人的福利，他熱心幫助那些伸手無援的人。
在他競選總統期間，肯尼迪帶著自己的主張橫掃全國。他倡導美國人民應該尋求一種新的社會契約機制。什麼才能使文明得以延續？他問他們，是執政者和被統治者之間的相互依賴關係，政府必須保障公民的安全；使他們免於遭受犯罪的威脅和物質貧困，必須保障每個公民能以任何合法的手段追求個人幸福。只有在這個前提下，才能要求被統治者遵守社會法律，推進文明的發展。肯尼迪還提議，作為這個神聖的社會契約機制的一個內容，美國社會的所有問題都應當通過全民投票表決的方式來解決，而不是由國會、最高法院或總統來做出裁決。
他發誓他將消除犯罪、消除貧困，他以為貧窮是滋生犯罪的土壤和根源。他應允將由聯邦政府及其社會安全和福利部門推行一項全國性醫療保健計劃，以保障每個人在工作退休以後能過上一個舒心的生活。
為了顯示他追求和實現這些理想；並且拋棄榮華富貴的生活。
站到老百姓一邊的決心，他在電視上宣佈他把自己價值四千萬美元的家產捐贈給美國財政部。這件事做得很漂亮，全國每一個電視臺都在新聞節目中播放了這個經過嚴格法律程式的財產轉交儀式。弗蘭西斯-肯尼迪的高大形象在選民們心中留下了深刻的印象。
他穿梭飛往各個大城市，他的車隊甚至升到了一些鄉村小鎮上，每到一個地方，他的美麗的妻子和女兒總是陪伴在他的身旁，更給他增添了不少風采，他完完全全征服了公眾的心。他在電視上三次與共和黨候選人公開辯論時也是所向披靡，他以他的機敏睿智和朝氣勃勃的形象徹底擊敗了對手。公眾對他如痴似狂，從來沒有哪個總統在他執政伊始受到過這麼熱烈的擁戴。然而使他可以征服世上萬事，卻對變幻莫測的命運無可奈何，就在他舉行總統就職典禮之前，他心愛的妻子死於癌症。
儘管親人的死使他感到悲痛欲絕，他還是實施了執政的第一步計劃。在競選期間他就做出了一個勇敢的舉動，他提前提名了他的私人高階助理班子，以取得公眾的認同。他提名一個黑人人權活動家阿德布拉德-格里為高階助理之一，推舉他做總統與國會之間的聯絡人，負責協調國內事務。他還挑選了一名婦女做他的副總統競選夥件，而且還把她列為高階顧問之一。其他一些閣員提名倒沒有什麼新意，只是沿襲傳統。正是靠了他這些得力助手的幫助，他取得了施政以後的第一個勝利。他成功地修訂了一些社會安全保障的法令，從而使每「個有工作的人在退休之後都有足夠的錢維持晚年生活。為實施這個計劃，他增加了對美國的一些大公司的稅收，而這樣做的結果是他很快為自己樹立了不少死敵。
這初步的勝利之後，肯尼迪看起來就愈來愈失去了當初銳不可當的勢頭。他原先作的那些承諾，諸如在重大國事問題上舉行全民投票，以及建立一個全國性的醫療保險計劃等，都遭到了國會的抵制，肯尼迪自己對國會在他前面豎起的堅如磐石的牆越來越失去了耐心。
儘管肯尼迪和白宮的總統班子竭盡全力地拼搏，還是令人絕望地發現他們的計劃一個一個地被挫敗。
在他總統任期最後一年裡，他意識到他在這一場搏鬥中幾乎已全線崩潰。這使他惱羞成怒。他相信他的出發點是對的，他是站在正義的一方，他捍衛了道德的立場，而且他的行為都是理智的，是為了美國的生存和發展，但是現在看來，什麼理智和道德在美國的政治競技中都不值一錢。
肯尼迪總統等到給他的顧問班子的成員都上茶以後，才開口講話。
「我不打算再競選連任。」他平靜地說，看了看副總統，接著又說，「海倫，我希望你能準備競選總統。」
他們都目瞪口呆，只有海倫-杜波里朝著他微笑。在座的人都知道，這樣的微笑是她最厲害的武器之一。她說：「弗蘭西斯，我覺得倘若你真要做出不競選連任的決定，那麼也應當在我不在的時候和你的顧問班子全盤磋商一下。不過在我走之前，我想說一下我的意思。我知道在這個關鍵時刻體有些灰心喪氣，但即使假設我能當選，我也不會比你幹得更好。我認為你應當耐心一點，你的第二任期一定會更富有成效。」
肯尼迪總統迫不及待地回答說：「海倫，你跟我一樣明白，美國總統往往在第一任期比在第二任期更能施展影響。」
「大多數情況下確實是這樣，」海倫-杜波里說，「不過在你的第二任期我們也許能弄一個不同的眾議院。另外我想交代我的一點私心，作為副總統，我所能盡的力量在第一任期比在第二任期要小得多。如果你能連任的話，我們對你的支援也就更有價值，而要是你是一個幾乎被你自己民主黨控制的國會趕下臺的總統，那麼事情就不同了。」
她拿起她的材料夾欲離去，肯尼迪說：「你不必走呀。」
她還是那樣對每個人微微一笑，「我相信我不在場，你的顧問們更能暢所欲言。」說完，她旋即離開了這間黃色橢圓形屋子。
圍在肯尼迪身旁的四個男人都默不作聲。他們是他最親密的助手，單獨被挑選，只對他一個人負責。總統就象是長著四條胳膊的希臘神話中的獨眼巨人，這四個人就是他的左膀右臂。他們是他最好的朋友，尤其是在他妻子去世後，他們就象是他的家庭成員。
杜波里帶上門之後，屋裡稍微有了些動靜，總統的幾個顧問們擺了擺他們的記事本，伸手拿杯吸一口茶，或吃一片夾心餅乾，總統辦公室主任尤金-戴西漫不經心地說了句：
「海倫大概是政府裡最聰明的人了。」
肯尼迪朝他微微一笑，戴西好親近女色的弱點眾所共知，「你怎麼看？尤金。」他問道，「你認為我該耐心一點，繼續謀求連任嗎？」
十年之前，還是在肯尼迪剛涉人政界的時候，尤金-戴西就已經是一家大公司的老闆，他能力極強，先後吞併了許多公司，然而他出身貧寒，出於自己的親身經歷，而不是憑空抱一些浪漫理想，他一直保持著追求公正的信念，他已認識到在美國社會，財產集中到了少數人手裡，這些人擁有巨大的權力二從長期看，這會威脅到美國的民主制度，所以當肯尼迪拉起真正的社會民主的大旗從事政治的時候，戴西為他組織了財源，使他如願進駐白宮。
他長得膀大腰圓，為人和藹可親，特別善於化解那些被肯尼迪冷落和拒絕的人的敵對情緒。戴西摸摸他逐漸要謝頂的腦袋，他國墩墩的身軀把剪裁考究的上衣撐得緊繃繃的，說起話來慢聲細語，「為什麼不幹呢？」他說，「你可以優哉遊哉地做你的總統，國會會告訴你該做什麼或不該做什麼。一切都和原來一樣，除了外交政策方面，你或許能玩點花樣，說不定還會幹得更好些。
「看看現在這個樣子，我們的軍隊數量還不足定員的一半，我們把孩子們教育得～個個眼高手低、遊手好閒。我們有技術，生產出來的東西卻沒人買。我們的預算收支平衡簡直是不勻救藥，政府簡直要下臺，就是這麼一個爛攤子。但你不用管，你繼續再當四年舒舒服服的總統得了，說真的，這活兒真不錯，你至少還有兩個錢花。「戴西邊關，邊做個手勢，表示他是半真半假地開玩笑。
四個人都注視著肯尼迪，他們看起來是一副漫不經心的樣子，誰都沒覺得戴西有任何不尊重，過去三年肯尼迪一直鼓勵他們說這樣開玩笑的話。
國家安全顧問阿瑟-韋克斯體格健壯，神情莊重，他有雙重血統，父親是猶太人，母親是義大利人，他是個雄心勃勃、機智聰明的人，但對總統職權和肯尼迪本人存有一定的敬畏。
韋克斯是在十年前他第一次競選參議員的時候和肯尼迪相識的。那時他是東海岸的一個自由派人士，在哥倫比亞大學做倫理學和政治學教授。他也是個富翁，卻不迷戀金錢。
他倆都是極富有才智的人，關係愈來愈密切，肯尼迪把阿瑟-韋克斯看作是他所遇到的最有才華的人，而韋克斯則認為肯尼迪是一個最有道義的政治家。兩個人一拍即合，雖然這並不是友誼的必然條件，但確實有助於奠定這樣的基礎。
韋克斯覺得作為國家安全顧問，他說話的調門應該比別人嚴肅些，他講話時仍然帶點紐約口音，極富有感染力。「尤金，」他開口道，一邊朝戴西點點頭，「也許你覺得他只是在開玩笑，然而你的確能為我們國家的外交政策做出有益的貢獻，我們具有歐洲和亞洲強國無可比擬的手段和力量，我認為你再做一期總統是絕對必要的，無論如何，僅在外交政策方而，美國總統擁有帝王一般的權力。」
肯尼迪轉向他左側的那個人，阿德布拉德-格里，他們叫他「奧托」，他是肯尼迪班子中最年輕的一員。格里走出大學校門還不到十年，他曾在哈佛就讀，獲得過羅茲獎學金，後來參加了黑人民權運動。他長得高高大大，相貌堂堂，在大學時代他就是一個才華橫溢，能說善辯的人。他看起來文質彬彬，長於交際，總是以理股人，不威脅，不玩賴，肯尼迪用他來處理那些複雜的騷亂事端是再恰當不過了。幾年前，有一次在紐約肯尼迪平息了一場可能觸發暴力衝突的事件，從而贏得了格里的尊敬和信任。肯尼迪用他非凡的法律才能、他的智慧和勉力以及他反對種族歧視的鮮明立場成功地化解了當時的形勢，贏得了兩派當事人的尊重。
在那之後，阿德布拉德-格里就開始了他支援肯尼迪的政治生涯，並督促他競選總統。
肯尼迪在後來把升他為總統高階助理之一，全權負責疏通與國會的關係，設法使總統的提案在國會得以通過。然而格里天生傑出的政治才能總是和他年輕幼稚的理想主義發生衝突，結果自然是理想主義在很大程度上被擊退。因為他最清楚不過堂堂的政府是怎麼運轉的，你得弄明白在什麼地方使用什麼手段，什麼時候該以勢壓人，什麼時候該溜之大吉，什麼時候又該體面地找個臺階下。
「奧托，」肯尼迪說，「說說你的看法。」
「拉倒算了，」格里說，「反正你現在已一敗塗地。」他的話引得大家都笑了。格里繼續說：「你知道我怎麼想？老實說我和戴西一樣。看看，國會在你頭上拉屎，新聞界把你當頭蠢驢，那些操縱著國會的政治說客和大富翁們抱你的後腿，扼殺你的計劃。藍領階級和知識分子都覺得你出賣了他們，這個國家就象他媽的一輛又大又破的卡迪拉克車，你根本就開不動它，現在你還想再給這些雜種四年的時間看你的笑話嗎？除此之外還能怎樣，要我說，讓我們全他媽的滾蛋得了。」
肯尼迪象是感到振奮，他英俊的愛爾蘭人的面龐洋溢著生氣和活力，清澈明亮的藍眼睛閃爍著光芒，「說得有意思，」他說，「不過讓我們正經討論一下問題。」他知道他們想激發他的自尊心，督促他參加競選。說白了，他們之中誰也不想離開華盛頓，離開白宮這個權力中心，做一個沒有利爪的獅子總比不做獅子要強。
「你想讓我再競選，」肯尼迪說，「可是又能怎麼樣？」奧托-格里說。「我打心眼裡希望你能競選，我加入了你的政府是因為你請求我幫助我們的老百姓。我過去信任你現在仍然信任你，我們也確實盡了力，將來我們還能做更多，有許多事情等著我們去做，富人越來越富。窮人越來越窮，而只有你才能改變這個現狀，打起精神，繼續幹下去。」
肯尼迪說：「但是我到底怎麼才能取勝，國會實際上是操縱在‘蘇格拉底俱樂部’的手中。」
奧托充滿深情地看看他，他以年輕人特有的爭強好勝的性格斬釘截鐵地說：「我們萬不能這麼想。想想看我們曾度過了多少鬼門關，我們一定還會勝利的，即使我們會失敗，還有什麼比努力去爭取更為重要的呢？」
好一會兒屋子裡再沒有人吱聲，大家不約而同地都想到了一個一直默不作聲的人，克里斯蒂-科利，他才是對弗蘭西斯-肯尼迪最具影響力的人，所有人的眼睛都集中到了他身上。
雖然他倆是最親密的朋友，科利簡直把肯尼迪奉若神明，這一點總是使肯尼迪感到很驚訝，因為科利很看重一個人的膽量，而他知道肯尼迪總有一種對遇刺的恐懼。
科利曾向肯尼迪保證，如果他被任命為司法部長及聯邦部調查局局長，併兼管秘密勤務局的活，他可以完全擔保他的個人安全。正是在他的請求下，肯尼迪才放心競選了總統。
這樣科利現在實際上控制著整個美國國內的安全系統，但是肯尼迪為此也付出了高昂的政治代價。他跟國會達成了一筆交易，讓出了最高法院的兩個大法官和駐英國大使的人選。
這會兒肯尼迪正盯著科利。科利終於開口說道：「你知道這個國家的老百姓最擔憂的是什麼？他們才不管什麼外交關係，他們也不管什麼經濟狀況，即使地球毀滅了他們也不關心。他們關心的只是，在那些大大小小的城市，他們是否敢在街上放心大膽地走路，而不必擔心被人行兇，他們關心的是，晚上他們是否能安安穩穩地睡覺，而不必擔心被人行竊或暗害。
「我們生活在一個無法無天的社會，政府不能行使他們保障每個公民人身安全的社會職責，婦女害怕遭到強xx，男人害怕遭到謀殺，人們越來越退化得象些畜生，富人們侵吞剝削老百姓，流氓強盜肆意屠戮窮人和中產階級，而你，弗蘭西斯，只有你才能領導我們走出這個困境。我相信這一點，我相信你能挽救這個國家，這正是我為你效勞的緣故，而現在你卻想丟棄我們？」科利頓了一頓，「你應當再試試。弗蘭西斯，不過就是再四年的功夫。」
肯尼迪總統被打動了，他看得出這幾個人仍然對他抱有厚望。
老實說，他」心裡也是想讓他們這麼說的，他暗暗使他們重新確立了他們對他的信賴，使他們承擔起同樣的責任。他笑了，感到心花怒放。
「讓我再好好想一想。」他說。
他說完這句話，他們知道該散去了，除了科利之外，他們都離開了。
克里斯蒂隨意地問道：「特蕾莎能趕回來過節嗎？」
肯尼迪聳一聳肩道：「她在羅馬又新交了一個男朋友，她將在復活節這個星期天飛回來，象往常一樣，這孩子故意顯示她對宗教的忽視。」
克里斯蒂說道：「她能從那鬼地方回來我很高興，她在歐洲我確實沒法保護她，她大概是覺得她在那裡可以信口開河而沒人管她。」他停頓了一下，「你要是再參加競選，你可得把這丫頭管車點，要不就乾脆和她斷絕關係。」
「唉，我可做不到。再說我要是競選的話，我也得拉那些女權分子的選票。」
克里斯蒂爽聲大笑，「好吧，隨你的便；」他說，「對了，還有給‘先知’開的生日晚會，他可是眼巴巴地盼著吶。」
「彆著急，」肯尼迪說，「我會給他弄好的。我的老天，一百歲的老頭了，還想著什麼生日晚會。」
「他過去、現在都是個挺了不起的人。」克里斯蒂說。
肯尼迪掃了他一眼，「我對他怎麼總趕不上你對他的喜愛，他也有他的毛病，他也會犯錯。」
「那當然。」克里斯蒂說，「但我從未見過誰還比他活得更灑脫，而且是他弓！導我改變了我的生活。」克里斯蒂歇了一口氣說，「今晚我跟他～起吃晚飯，順便就告訴他晚會一切都已準備就緒。」
肯尼迪乾笑著說，「你就這麼告訴他好了。」他說。
這一天晚些時候，肯尼迪在他的橢圓形辦公室簽發完一些檔案，就在桌子旁坐下來，目不轉睛地向窗外望去。他可以看見白宮大院四周的大鐵門，頂上通著白色的電網，象平素一樣，他一想到離大街和人群這麼近就覺得不自在，雖然他知道他只是幻覺容易遭到襲擊。他處於極端安全的防衛之中，白宮內外壁壘森嚴，方圓之內遠近設了七重屏障，兩英里之內每一座樓房的房頂或樓內部都有特工人員，每條通向白宮的大街都沒有崗哨，配備著強重火力。每天上午，白宮底樓都要接待成百上千的旅遊參觀者，他們之中混雜著許多特工，來來回回警覺地巡視個不停。白宮之內每一寸允許旅遊者參觀的地方都處在攝像機的鏡頭之內，通過特殊安裝的竊聽裝置甚至能監聽到參觀者的小聲耳語。在每一條走廊的拐角處，都有持槍的警衛把守，經過特殊處理的電腦寫字檯在危急時候可以充當路障。當有人參觀的時候肯尼迪就呆在四樓，四樓是總統起居、工作的地方，樓頂、地板、牆壁都做了特別的加固。
除了在一些禮儀場合簽署一些檔案外，肯尼迪總統很少使用這間有名的橢圓形辦公室。
這一會兒，他好不容易輕鬆下來，仔細享受一下這難得他一個人獨處幾分鐘的時間。他從桌子上保持恆定溫度的雪茄金中抽出一支細長的古巴雪茄，雪茄用菸葉捲成，他夾起雪茄放在嘴裡，手指頭都能感受到菸葉上的煙油。他小心地點著了煙，美美地吸了一口，然後通過防彈玻璃窗向外望去。
他彷彿又回到了童年，他站在遠處白色的崗亭那塊兒，穿過白宮前面那一大片綠草地，跑向出來接他的叔叔傑克和羅伯特。他多喜愛他們呵，傑克叔叔威儀英俊，又十分孩子氣，使他這樣的小孩欽佩得五體投地，幻想終有一日能擁有他這麼大的權力；羅伯特叔叔真誠嚴肅，而又十分和藹淘氣。想到這裡，弗蘭西斯-肯尼迪想，不對，當時我們叫他跑比，而不是羅伯特，或者有時也這麼叫？
他有點記不準了。
但是他確實能記得四十多年前的那一幕情景，就在那片草地上他跑向他的兩個叔叔，他們一個人提著他的一條胳膊一直走進白宮他的腳也沒有著地。
而現在他正坐在他們的位子上，他曾經幻想擁有的權力現在就在他的手中。往事如雲煙，想不到記憶能喚起這麼多的痛苦和歡樂，和淡淡的悵們。他絕不會再象他們那樣不明不白地把命送掉。
在主耶穌受難日這個禮拜五，弗蘭西斯-克斯維爾-肯尼迪怎麼也不會想到，他的命運會很快被兩個在羅馬的不起眼的革命者所改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