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正是這麼想的。」康納說道。
「格雷厄姆說，他要離開城裡。就在今天，他打算去菲尼克斯城。」
「哦，」他看著我，「你也想離開嗎？」
「不。」我回答道。
「那好。」康納說道。
我下山後，便順著101號公路向南駛去。往日里，到南加州大學只要10分鐘時間，如今卻好像要半個多小時。眼下是正午時分，就更是如此。不過再也沒有高速行車的機會了。交通老是擁擠不堪，路上老是煙霧迷漫，我就在一片朦朧中開著車。
「你覺得我是個傻瓜嗎？」我問道，「你也覺得我應該帶著孩子逃走嗎？」
「這是處理問題的一種方法。」他嘆了口氣。「日本人是迂迴行動的能手。採用這種手段是他們的本能。在日本，要是有人對你反感，他們從來不會當你面說。他們告訴你的朋友、你的同事、你的上司，用這種方法把話傳到你的耳中。日本人有各種各樣的間接交流方式。所以他們用那麼多的時問進行社交往來，打高爾夫球，去卡拉ok酒吧喝酒。他們需要這些額外的交流渠道，因為他們不能直截了當地說出心裡的想法。你可能會覺得這樣做效率太低，耗費時間、精力和金錢。但是，由於他們不能面對面地較量——因為面對面對抗就像死一樣難受，使他們汗流浹背、狼狽不堪——他們就沒有別的選擇。日本人就像向左或向在兜圈往前衝的橄欖球球員。他們從來不做正面突擊。」
「是呀，不過……」
「所以，有的行為在美國人看來似乎是卑鄙和膽小如鼠，對日本人來說卻是一種規範的行動步驟，沒有任何特殊之處。他們只是要讓你知道，有權勢的人感到不滿意了。」
「讓我知道？知道我會因為女兒的緣故在法庭上倒霉？我和女兒的關係會完蛋？我自己會身敗名裂？」
「唔，不錯，這種後果很正常。他們威脅要使你在大庭廣眾之中現醜，這是他們讓你知道他們不滿情緒的慣用伎倆。」
「好哇，我想我現在明白了，」我說道，「我想我看到了這幅慘兮兮的景象。」
「這不是某個個人的舉動，」康納說道，「這是他們行動的方式。」
「不錯，是這樣。他們在傳播謠言。」
「在某種意義上的確如此。」
「不，不是某種意義上，這是地地道道的謊言。」
康納嘆了口氣。「我也是經過好長時間才明白的，」他說道，「日本人的行為以莊園價值觀念為基礎。你也經常聽到別人談論日本武士和封建主義，但深入追究，日本人就是農民。要是你在莊園式的農村中生活而其他村民又對你不滿，你就會被驅逐出去。這就意味著你死路一條，因為沒有哪個村子會接受一個惹是生非的人。就是這樣。觸犯群體即死路一條，那就是他們的觀點。
「我是說，日本人對群體特別敏感。在他們看來，和團體保持一致比什麼都重要。就是說，不出個人風頭，不為個人鑽營，不過分搞個人英雄主義。這也就是說，沒有必要堅持實事求是。日本人幾乎不相信事實。事實在他們眼裡是冷冰冰的、抽象的東西。就像一個母親，她的兒子被指控犯了罪，她可不在乎是不是事實，她更關心的是她的兒子。日本人就是這樣。對他們來說，重要的是人與人之間的關係。那是實實在在的事實。而客觀事實則無關緊要。」
「是啊，一點不錯，」我說道，「現在他們幹嗎要步步緊逼？還有什麼爭議呢？謀殺案已經水落石出了，對嗎？」
「不，還沒有。」康納說道。
「還沒有？」
「沒有。這就是我們受到這麼多壓力的原因。顯然，有人急於要把它了結。他們想要我們放棄追查。」
「如果他們在整我，在整格雷厄姆——他們為什麼不整你呢？」
「他們也在整我。」
「怎麼整？」
「發生在你身上的一切要我承擔責任。」
「他們怎麼讓你承擔責任？我可不明白。」
「我知道你不明白，但他們明白。相信我，他們是明白的。」
我望著一長串的小汽車正慢慢地向前爬行，融入了鬧市區的煙霧之中。我們路過一塊塊電子招牌：日立公司的（美國頭號電腦）、佳能公司的（領導美國影印新潮流）、本田公司的（美國一流小轎車）。這些廣告牌與多數日本廣告一樣大放光彩，甚至白天也照樣引人注目。租用這些電子廣告牌每天要耗費3萬美元；多數美國公司都無力支付。
康納說道：「問題在於日本人知道，他們能使這件事變得十分令人頭疼。他們在你四周興風作浪，然後對我說：‘你去處理吧。’因為，他們認為我能把問題擺平，把事情了結。」
「你能嗎？」
「當然嘍，你希望現在就把它了結嗎？那樣，我們就能去喝杯啤酒，欣賞某種日本式的事實。要不，你希望追根究底，弄清楚謝里爾·奧斯汀為什麼被害？」
「我要追它個水落石出。」
「我也一樣。」康納說道，「那麼，讓我們行動吧，後輩。我想桑德斯的實驗室會給我們帶來十分有趣的資訊。現在，錄影帶是個關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