秋天，戰爭不斷進行著，但我們再也不去打仗了。米蘭1的深秋冷颼颼的，天黑得很早。轉眼間華燈初上，沿街看看櫥窗很愜意。店門外掛著許多野味：雪花灑在狐狸的捲毛上，寒風吹起蓬鬆的尾巴；掏空內臟的僵硬的鹿沉甸甸地吊著；一串串小鳥在風中飄搖，羽毛翻舞著。這是一個很冷的秋天，風從山崗上吹來。
每天下午，我們都上醫院去。薄暮時分穿過市區，有三條通往醫院的路。兩條沿著運河，可是太長，所以人們總是走過橫跨運河的橋，到醫院去。河上有三座橋，都可以走，隨你挑選。其中一座上面有個賣炒栗子的女人。站在她的炭火前周身暖和，炒栗子放在口袋裡，好一會都是熱乎乎的。醫院很古老，也很幽美。一進大門就是個庭院，穿過去，對面又有一扇門，出去就到醫院了。葬禮的儀式時常從院子裡開始。老醫院對面有幾幢新造的磚砌房屋。每天下午，我們在那裡相聚，坐在將為我們治好病的手術椅裡，大家彬彬有禮，互相關心地問是什麼病。
醫生走到我的手術椅旁說：「戰前，你最喜歡什麼？玩球嗎？」
「不錯，踢足球，」我說。
「好，」他說，「你會重新踢足球的，肯定比以前踢得更好。」
我的膝關節有病，從膝蓋到踝節之間的小腿僵直，沒有腿肚子似的。醫療器能使膝關節彎曲得象騎三輪腳踏車那樣靈活。可是眼下還不能彎，醫療器轉到膝關節時便傾斜，不靈了。醫生說：「一切都會順利的。小夥子，你是個幸運兒。你會重新踢足球的，象個錦標選手。」
旁邊的手術椅中坐著一位少校。他的一隻手小得象個娃娃的手。上下翻動的牽引帶夾著那隻小手，拍打著僵硬的手指。輪到檢查他時，少校對我眨眨眼，一面問醫生：「我也能重新踢足球嗎，主任大夫？」他的劍術非常高超，戰前是義大利最優秀的劍術家。
醫生回到後面的診所裡，拿來一張照片，上面拍著一隻萎縮的手，幾乎同少校的一樣小，那是整形之前照的，經過治療後就顯得大一點了。少校用一隻好手拿著照片，十分仔細地瞧著，問道：「是槍傷嗎？」
「工傷，」醫生回答。
「很有意思，很有意思，」少校說著便把照片遞還給醫生。
「你該有信心了吧？」
「不，」少校答道。
每天，還有三個同我年齡相仿的小夥子到醫院來。他們都是米蘭人。一個想當律師，一個要做畫家，另一個立志當兵。有時，一天的療程完畢，我們一起步行回去，到斯卡拉2隔壁的柯華咖啡館去。因為四人結伴同行，就敢於抄捷徑，經過共產黨人聚居區。那裡的人恨我們這些軍官。我們走過時。一家酒店裡有人喊叫：「abassogliuiciali！」3另外有個年輕人，有時跟我們同路，湊成五個夥伴。那時，他的鼻子毀了，有待於整形，臉上暫時蒙著一塊黑絲絹。他從軍校徑直上前線，一小時後便負了傷。大夫們給他整了形，可是，因為他出身於一個非常古老的世家，醫生怎麼也沒法使他的鼻子端正。他到過南美洲，在一家銀行裡工作。那是很久以前的事了。我們誰都不知道戰事將如何發展，只知道仗還在打，一直在打，不過，我們再也不用上前線了。
我們都佩著同樣的勳章，除了臉上包著黑絲絹的小夥子；他在前線待得不長，所以沒有得到勳章。那個想當律師、臉色蒼白的高個子得了三枚勳章，而我們各自只有一枚，因為他是義大利突擊隊上尉，在前線待過好久，九死一生，故而有些超然物外。其實，我們都有些超脫。除了每天下午在醫院裡相遇外，沒什麼更深的交情了。然而，每當我們穿過城裡的"禁區"，到柯華咖啡館去時，或在黑夜中並肩而行，酒店裡燈光閃爍、歌聲不絕之際，或者，當人行道上男男女女熙來攘往，我們不得不推開眾人，擠到街上去的時候，便感到由於某種類似的遭遇而息息相通，這是那些討厭我們的人無法理解的。
我們幾個都很熟悉柯華咖啡館，那兒富麗，溫暖，燈光不太眩目，每天總有一段時間人聲鼎沸，煙霧瀰漫。姑娘們經常坐在桌邊，壁架上擺著幾份有插圖的報紙。柯華的姑娘們很有愛國心。我發現，在義大利最愛國的是咖啡館的姑娘——
我想，她們現在還是愛國的。
起初，因為我佩著勳章，那些夥伴對我頗有禮貌，問我是怎樣獲得勳章的。我便拿出獎狀給他們看，上面盡是些冠冕堂皇的詞語，諸如「ratellanza」，「abnegazione」，4等等。但是，透過這些辭令，可以看出真正的涵意：我的受獎僅僅由於我是個美國人。打那以後，夥伴們對我的態度有點變了。儘管跟外人相比，我還是他們的朋友。不錯，我是他們的朋友。然而，自從看過獎狀上的評語後，他們不再把我當成知心人了，因為經歷不同，他們是歷盡艱險才得到勳章的。誠然，我負了傷，可大夥兒明白，戰時負傷只是偶然不幸而已。不過，我從未感到受獎有愧。有時，在黃昏時分，喝得醉醺醺以後，我會想象自己也經歷過夥伴們為得到勳章而乾的一切。可是，在秋風颯颯的夜晚，路邊店門都關上了，一個人在空蕩蕩的街上踽踽而行，儘量挨著街燈走，這時便感到自己決不可能冒過那種險，我是多麼怕死啊！時常，夜間獨自躺在床上，想到死就害怕，擔心重返前線後的光景如何。
然而，佩勳章的三個卻象三隻勇猛的獵鷹。雖然從未打過獵的人可能把我也看作兀鷹，但我不是。這一點，他們三個很清楚，於是跟我分道揚鑣了。不過，那個在前線第一天就掛彩的小夥子同我仍是好朋友，因為他現在根本不會明白他會變成一個怎樣的人了。我喜歡他，因為我想他也不會變成鷹的。這一來，別人也決不會把他看作知己的。
至於那位少校，傑出的劍術家，他可不相信人是勇敢的。每當我們坐在手術椅中，他總要不厭其煩地糾正我的義大利語法。不過，他卻誇獎我口語流暢。我們輕鬆自如地用義大利語閒聊。有一天，我對他說，義大利語一學就通，說起來挺容易，我不太有興趣了。」喂，不錯，」少校說，「那你為什麼不研究一下語法呢？」於是他就教我語法。不久，我感到義大利文完全變了樣，以致當我腦子裡語法概念模糊時，不敢同他交談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