很少有作家經歷過像卡夫卡現在經歷的命運：生前幾乎完全默默無聞，而死後很快便世界聞名。
對手弗蘭茨·卡夫卡來說，這種命運的刻薄由於他對榮譽持全然無所謂的態度而得到緩解。在他心目中，寫作（在他一篇日記中這麼寫著）是「祈禱的一種形式」。他努力的方向是內心的完美、白壁無暇的一生。不能說他毫不在乎世界對他怎麼想。他只是沒有時間來顧及這個問題。充斥他心中的是對倫理上最高境界的追求，這是人應該達到而實際上幾乎達不到的境界；是一種上升至痛苦、至半癲半痴狀態的衝力——不能容忍罪惡，容忍謊言，既不能容忍自我欺騙又不能容忍對他人的刻薄。這是一種經常以自我鄙薄為形式出現的衝力，因為卡夫卡彷彿是用顯微鏡觀察他自己的弱點，渴望與純潔、神聖獲得最緊密的融合，在他的格言中這被冠以「不可摧毀的東西」。這種全力以赴的追求佔據了他的一生。在這個意義上，卡夫卡是現代作家中最接近托爾斯泰的人。「倘若心中沒有對某種不可摧毀之物的信念，人便不能生存。」卡夫卡以這句話清楚地表明瞭他自己的宗教觀。很少有人注意到這句話。
卡夫卡生前的狀況便是如此。
在他死後，一開始找不到一家大出版社願意出版他的遺作。每一本我幾乎都必須先在另一家出版社中出版。我試圖引起一些名人對這些出版物的興趣。蓋爾哈特·霍普特曼寫信對我說，可惜他還從來沒有聽到過卡夫卡這個名字……今天人們開啟每一期德國的、法國的、英國的、美國的或義大利的雜誌，差不多都會碰到這個名字。
今天聚集在卡夫卡這個人物上的耀眼的燈光自然也會引起對他的形象的一切扭曲。但只要充分相信卡夫卡自己教誨的那個「不可摧毀之物」，對那些扭曲也可以不必放在心上。換句話說：隨著時間的推移，一個難以著手的人格的正確的形象輪廓將自己會顯現出來，儘管這個輪廓今天還是那麼有爭議。
但是如果今天就能有機會描繪出本質的、正確的輪廓來，自是令人高興的。也就是說，如果那些曾與卡夫卡有個人聯絡的證人出來講話的話。比如最近我得到的《回憶卡夫卡》一書，這是卡夫卡的一個朋友（弗利德里希·梯伯格，現在在耶路撒冷）寫的；比如卡夫卡生命的最後歲月直到他去世的生活伴侶朵拉·笛芒（她不久前，於1952年8月在倫郭去世）在她在以色列可惜太短暫的逗留中，在公眾演講和私下談了許多她與卡夫卡共同生活的事情，大多數由費利克斯·威爾奇記錄了下來。加入這些證言行列的有瑪爾特·羅伯特關於朵拉的報道，還有古斯塔夫·雅諾施值得注意的記載。雅諾施的記載之特殊價值在於：他在卡夫卡生前便記下了卡夫卡的言論；這好比艾克曼在歌德每次講話之後馬上將其記錄下來，從而給我們留下了瞭解歌德這個真實的非凡人物的無法估價的源泉。雅諾施自己在他的書的「前言」和附錄的「說明和解釋」中介紹了他自己的生平和《卡夫卡談話錄》的產生經過以及手稿的故事。這裡需要補充一下的是，這部手稿是怎麼到我這裡來的，它是怎麼補充了從1920年3月底以後這段時間裡，即從雅諾施認識卡夫卡的那天起，我們對卡夫卡生活的認識。關於這段時間直到不久前還沒有很多出版物提及。雅諾施的記載填補了這個空白。
1947年5月，即我最終離開我出生的城市布拉格八年後，我收到了一封從布拉格寄來的信，信是以這幾句話開頭的：「我不知道您是否還記得我。我是您離開這裡前不久在布拉格日報’上報道過的那個音樂家；也就是促成弗蘭茨·卡夫卡的《變形記》捷克文譯本在弗羅裡安那兒發表的那個人。」寫信者問我，他是否可以把他「關於弗蘭茨·卡夫卡的日記記載」寄給我，他在為此找一家出版社。「弗蘭茨·卡夫卡是我的青春時代——而且不止於此。您可以想象我的緊張心情，」在雅諾施給我的第二封信中這麼寫道。
這部手稿隔了很久才到達。而由於我當時工作繁忙，相當長一段時間我沒有去讀。最終還是我的女秘書愛斯特·霍弗夫人（她在我整理和出版弗蘭茨·卡夫卡的遺作中鼎力協助，使我欠她無限的情）拿去了這部著作，並在讀後告訴我，這是一部非常有價值的、重要的著作。於是我開始讀這些記載，其充實的新鮮內容向我湧來，令我驚訝，而這些內容清清楚楚地、無法替代地留著卡夫卡身上所宣示的那種天才的印記。就連卡夫卡的外表，他的講話方式，他邊說話邊作手勢的那種給人深刻印象的、柔和的姿態，以及他的相貌都活靈活現。我感到好像我的朋友突然活了過來，剛剛走進我的房間。我重新聽到他說話，看到地閃閃發亮的活躍的目光停留在我的身上，感覺到他安靜的、痛苦的微笑，為他的智慧所吸引並深受感動。
此後不久，朵拉·笛芒來此探訪，她多次來看我，有一次我給她唸了雅諾施這本尚未出版的書的片斷。她馬上被吸引住了，在雅諾施保留下來的一切文字中她認出了卡夫卡那無可替代的風格及其思維方法。她在這本書中感到真正地與卡夫卡重聚了，深受感動。於是這些談話的真實性得到了兩個證人的證實；不久又來了第三個人。卡夫卡的《緻密倫娜書簡》問世了，是由我的朋友維利·哈斯整理出版的。這些信件在一家布拉格銀行的保險箱裡儲存了二十年之久，我沒有見過。現在我讀到這些信件了，依我看，這些信屬於所有時代裡最偉大的情書之列，足以與朱麗葉·德·萊斯庇納斯那些灼熱而謙卑的書信相媲美。這裡，在一些插曲中我又碰到了那位拘謹的年輕人古斯塔夫·雅諾施，他把他的最早的一批詩歌送交給他極尊敬的卡夫卡評閱，同他一起討論，而由於卡夫卡沉浸在完全不相干的思想和愛好之中，這種徵求意見明顯地打擾了他。雅諾施記載中涉及的整個對話局面當然只是他從一個方面看到的，而從另一個精度，從對立的方面看是摻雜著譏諷的滴劑的，卻正因為如此而更證實了其真實性。
此外，雅諾施在我於1937年發表的卡夫卡傳記中已經首次被提及，當然只不過在比喻中，說得更清楚些：隨著他父親的形象出現，沒有提到名字。在第三章中我描述了卡夫卡如何善於同他工作的辦公室內的同事們，即工人工傷保險公司的同事們交朋友，包括「同非常普通和思想非常混亂的心靈」。我舉例談到一個監察員，弗蘭茨曾將他的記事本轉交給我。現在我又找到了那個記事本，在現在這個時刻它正放在我面前的桌子上。這個記事本開頭寫著這麼一句話：nosexulesfilllevaeinhaclacrimarumvalle（見上面第三章）。這本記事本的充滿幻想和獨特思想的編撰人不是別人，正是雅諾施的父親。我既結識了父親，稍後也認識了兒子。人們會注意到，雅諾施一書的詮註落款是「阿爾瑪·烏爾斯」這個筆名，這便會令人感到與剛才提到的記事本有聯絡。父親高雅的形象和他不幸的異族婚姻感人的次要主題，在古斯塔夫·雅諾施的記載中，在卡夫卡形象的主旋律之外清楚地得以表現（這裡可對比卡夫卡關於雅諾施父親的評價，見《緻密倫娜書簡》第121頁）。對卡夫卡來說，他同雅諾施交往的整個時期處於「密倫娜·耶申斯卡一波拉克」這個命運攸關的訊號之下。雅諾施於1920年3月底認識了卡夫卡。卡夫卡日記從1920年1月到1921年10月15日這段時間是個空白，與此有關的本子或散頁無處可找。1921到10月15日卡夫卡第一次提到，他把他所有的日記都交給了密倫娜。有可能他那時正好將與這一偉大的愛情插曲有關的部分毀掉了。他死後，密倫娜把這些日記帶給了我，還有長篇小說《失蹤者》和《城堡》的手稿，這些儲存在她那裡，指定要交給我的。密倫娜在卡夫卡死後寫給我的談及這些事的那封信，我把它作為倒數第二封摘引於下。卡夫卡在日記中以m．標示密倫娜，有關的筆記我在其他地方（在卡夫卡父母的住處，在弗蘭茨暫住過的小房間裡）找到，可循跡至1922年5月。那種一開始即成為卡夫卡最大幸福的狂熱的關係很快出現了悲劇性的轉折。我儲存著卡夫卡的一封信，他在這封信中懇求我阻止密倫娜再去看他。讀者在將載入卡夫卡斯有信件的那本書中見到這篇東西。
這就是雅諾施交給我們的談話內容之暗淡背景。對當時充滿心中的巨大苦惱卡夫卡只是隱隱有所提及，此外，他以客觀地進行哲學思考的人出現，以縱覽的方式關心著世界大事、各民族和各階級以及各宗教間的鬥爭。這在一定程度上表現了卡夫卡在他一生幾乎所有情況下持有的巨大的自制力——除非是他坐在日記本前或在與最親密的朋友談話時。
雅諾施轉達的卡夫卡的話給人以真實可靠的印象，它具有卡夫卡通常講話風格那種不會誤認的標記，這種風格也許比他寫作的風格更簡明，更精確，對於卡夫卡來說，要說什麼沒有意義的話是絕對不可能的。我從未從他嘴裡聽到過一句不深刻的話。即使在他談論最日常的普通事情時也同樣如此。對他說來（也同樣對正在與他談話的人說來），根本就不存在日常。他從不刻意追求思想深刻的格言，而是一切都自然輕快地從他嘴裡湧出，他的話在胚胎狀態中就是奇特的，奇特地誕生，根本無須去尋求奇特性。當他沒有重要的話可說時，他寧可閉口緘默。在同雅諾施談話中的素材範圍也是我自己在無數與卡夫卡的談話中所熟悉的，我毫不困難地認出這些話題素材正是卡夫卡關心的核心範圍。
在我的卡夫卡傳中我僅以一段簡短的解釋將雅諾施作證的這一整段時間一筆帶過。由於那時密倫娜還活著，我有所保留。在那以後，我們從瑪加蕾特·布伯一諾伊曼的書中（《斯大林和希特勒管制下的囚徒》知道了更多關於這位不平凡的女性的事，也知道了她在集中營中的可怕的死亡，還有她感染所接觸的所有人的那種神奇的、鼓舞的力量。卡夫卡（192年1月18日日記）曾將她的品質說成「無所畏懼」。現在卡夫卡給她的信為我們提供了新的認識她的手段，此外還有維利·哈斯撰寫的跋和密倫娜這個真正了不起的女人的重要的肖像畫。在一定意義上，她生存方式的光芒也在雅諾施的記載中反映了出來，儘管她的名字從未被提到過。可是要理解卡夫卡對雅諾施講過的許多話並找到正確的迴音，就必須考慮到，在卡夫卡當時特別用心考慮猶太人問題的時候（如對話所示），他愛上了密倫娜這麼一個捷克女基督徒，而且她的兩個女友都嫁給了猶太人。密倫娜的丈夫也是猶太人。為了跟他結婚，她與站在政治舞臺上的、身為民族主義思想特別強烈的父親這個捷克人之間爆發了最激烈的衝突。卡夫卡處在這樣全新的、激動人心的環境中，面臨這樣的抉擇，使他能更深入地觀察猶太人問題。
在讀了雅諾施的《談話》及《緻密倫娜》後我才明白，卡夫卡偉大的長篇小說《城堡》提供了根本性的註腳，這是一首驚人的悲劇敘事詩，寫的是一個陌生人，一個無家可歸者，他想要在他所選擇的家鄉紮根，卻不成功。
撇開《城堡》之外的一切更廣泛、甚至包羅永珍的宗教內容不談，不可忽視傳記住這個前提。推諾施無意中為幫助理解這些內在聯絡作出了重大的貢獻。關於這些內在聯絡，密倫娜給我的信件（八封信，一部分對卡夫卡作了廣泛的分析，談到了他與她的關係）和我自己關於卡夫卡生命的那個階段的筆記，以及密倫娜口頭對我的敘述還能告訴我們一些什麼。人們可以在長篇小說《城堡》中找到卡夫卡對密倫娜的愛情關係的反映，這些往往是以古怪的疑惑和輕蔑的方式表達出來的。這是所發生事情的強烈的扭曲變形，也許只有用這種手法才能拯救他脫離危機。密倫娜在長篇小說中是以極端漫畫化的形象借「弗麗達」之身出現的。她為了搭救卡夫卡（k．），邁出了關鍵性的步子；她與他結合，與他一起在貧困和放棄享受的情況下建立了家室，然而愉快而堅定，她想永遠屬於他，並通過這一點引導他回到質樸和直接的真實生活中來。可是就在k．取得進展，抓住伸來的手的同時，對那個女人產生影響的先前的聯絡又冒了出來（「城堡」、民眾、社會，尤其是那位神秘的先生克拉姆，在他身上可以看到的是以誇張的、妖魔化了的嚇人形象表現出來的密倫娜內心無法擺脫的合法丈夫），夢想中的幸福很快便告終結，因為k．不願只獲得一半權利，他希望的是獨自將弗麗達娶為妻子，而不能讓她老是為「城堡」的信使們，那些謎一般的助手，為克拉姆所佔有。可是她卻背叛了他，回到了她曾經擺脫的「城堡」的勢力範圍中去。隨著故事的發展而清楚起來，k．心中整體獲救的願望之火燃燒得遠比弗麗達堅決，弗麗達心中的願望像點燃的稻草般一燒便盡，或者很快就失望了。密倫娜口頭告訴我，她的丈夫得知卡夫卡是他的情敵並想要娶她時，他重新開始對地產生興趣。
這部長篇小說和親身經歷的平行線還可以畫得更遠，可以看到k．身上自我折磨的特徵強烈地顯示出來。在長篇小說中他把自己看成是一手製造一個邀請、一個職位之任命的假想的騙子。勸他們斷絕來往的密倫娜的女友們在長篇小說中誇大地上升為神話般的、命運女神般的女店主形象。她在一定程度上代表著古代悲劇中的合唱隊。弗麗達在奧爾加（在長篇小說中）面前表現出來的奇怪的妒忌和蔑視，反映了密倫娜對卡夫卡當時的未婚妻j．w．的態度。她斷然要求卡夫卡與w．和她的家庭斷絕關係。她的這個要求提得十分尖銳，甚至不合理，卡夫卡自己就曾這麼指出過，儘管他還是聽從了她。被社會遺棄的奧爾加一家同樣也要去迎合現實。像這種現實主義的磚石在《城堡》中還可以找到很多。而整個建築物大大高出一切這類磚石，作者把人間所有零碎部分富有想象力地改造一番，堆成高大的整體。假如人們看到了這個給人以強烈預感的、始終在模糊的光線中晃動而又有效地發出預言的整體，看到這整個建築物，人們自然會更加為這部長篇小說深深吸引，產生無窮的讚賞之情。生活中的細節對於產生一部文藝作品所具有的重要性當然不能估計過高；但如果完全忽視其重要性，那麼非常容易產生錯誤的觀點。
長篇小說《城堡》構成了《談話錄》以及《緻密倫娜》的佈景和舞臺。卡夫卡是在1921和1922年之間寫這部小說的。我可以證明他從事於這部小說之寫作的第一個日期是1922年3月15日。卡夫卡在這天將這本即將寫出的書開頭相當大的一部分念給我聽。相似的主題當然在很久以前就出現在他的日記中了（比如1914年6月11日：村才子裡的誘惑d。卡夫卡1917年在屈勞的經歷構成了書中的環境；我甚至可以證實其材料與他中學時代的讀物的關係（同博切娜·漢姆可娃的優美的捷克文長篇小說《祖母》就有關係，在那部小說中，同樣有一個給人以陌生感的宮殿統治著一個村莊）。密倫娜的信也隱隱約約地點到了這個古典女作家。可是這一切並不能阻止我們承認，僅僅通過同密倫娜相識，所有在作者心靈中早已形成的容器才裝滿了沸騰的內容，這種內容使他如痴如醉，使他產生了創作《城堡》這部長篇小說的靈感。在產生《城堡》的那個時期，除了卡夫卡緻密倫娜的信件和密倫娜致我的信件外，雅諾施的回憶也成了極重要的文獻。由於正是在這個時期卡夫卡的日記完全中斷了，而在此後不多的幾年中也殘缺不全。因此雅諾施的回憶就更顯得重要了。
我將在此首次發表的密倫娜給我的八封信讓我們深入地看到她與卡夫卡之間的整個關係，並且是從女方的角度出發看的。這樣它們便在重要的特徵上補充了由《緻密倫娜》畫出的這個愛情的畫面。
第一封信落款日期是1920年7月zi日，是（同第二封一樣）用德語寫的，我將不作刪改地抄錄於下。第三封到第六封信（包括第六封），包含著最重要的內容，是由密倫娜投入其全副身心熱情奔放地草就的，顯示了她美麗的捷克母語，我在此將嘗試著譯出來。隨著與弗蘭茨關係的絃斷音絕，密倫娜顯然對我也更加有所保留了；所以她的最後兩封信又回到了德語，她的德語比她的捷克語表達方式顯得保守些。
關於密倫娜的捷克語在此再說幾句。密倫娜·耶申斯卡夫人是一位出色的女作家，而且不是她家庭中唯一的一位。關於同一姓氏的另一位女作家，假如我沒有弄錯的話，那是她的姑母；由於她捷克沙文主義的、小市民的思想意識，她在我們的圈子裡是受非議的。相反，密倫娜則經常為布拉格自由派的日報《論壇報》撰稿。這份報紙是由感到自己是捷克人的猶太人，即激進的同化論者和猶太復國主義的反對者們創立的，這成了文學上頗受重視的一張報紙，捷克最傑出的作家中有許多人參加該報的工作。在相當長一段時間內，密倫娜從維也納寄文章來，至少每星期天在這份報上發表一次。卡夫卡常以極大的熱情跑到一個報刊亭去，看看新的一期上有沒有密倫娜的文章，此情此景至今歷歷在目。密倫娜寫關於在維也納的生活的報道，社會圈內的交談，關於書的事，關於女式時裝，關於日常新聞，此外還有一般的心理學觀察。卡夫卡簡直找不到足夠的讚美言詞來形容這些文章的精巧、活力、風格之輕鬆自如。他常將它們同他心愛的作家之一馮塔納的書館和遊記相比。他買來報紙，大段大段地朗誦給我聽；我承認，這些受到稱讚的描述設有什麼在我腦子裡留下了特別深刻的印象，什麼也沒有在記憶中留下。當然可能責任在我這邊。看來應該花力氣把密倫娜這些記者文章找出來，收集起來；因為卡夫卡對其文學價值的高度評價顯然並非僅僅出自愛情，而且也是出自對密倫娜寫作質量的客觀評價。他關於文學事務的判斷總是極其獨特、精確的，失誤非常少見。在出現失誤的地方（比如對格里爾帕策的《可憐的樂師》的明顯錯誤的評倫，《緻密倫娜》一百零一頁，甚至說它是「淺薄的、矯揉造作的」—一據我看來是完全沒有道理的，再說也與卡夫卡自己在日記中及口頭上對《可憐的樂師》的激動的評價相矛盾），必須始終考慮到，卡夫卡出於自我憎恨攻擊某個作者的觀點，實際上認為必須批判的是自己這種觀點。這是一種與作者共同進行的自我對號入座。
據我所知，密倫娜沒有出過書籍形式的作品，譯作除外。
第一封信是由一件初看上去流於古怪的事情開頭的。有人告訴我，在布拉格旁的維勒斯拉文精神病院裡多年來關著一個不幸的人，他家裡人關心他的囚禁狀態。那人要求我開始為營救無辜受害者乾點什麼。卡夫卡告訴我，以前密倫娜也在這病院裡待過，認識了隊隊先生。所以我寫信給密倫娜，請她談談有關nn．的情況。我以前認識密倫娜，經常與她匆匆見面，那是在韋爾弗或作家保爾·科倫菲德組織的社交場合中。我知道她在維也納同韋爾弗的朋友恩斯特·波拉克過著極不幸的婚姻生活。波拉克才華橫溢、知識豐富，也搞些哲學研究（邏輯斯諦論者），被人們稱為「行家波拉克」，他對她有著非常強大的影響（對其他女人也同樣）。可引為對照的是《城堡》中許多處於克拉姆的描述。我知道，密倫娜是不顧全家人的反對投入波拉克懷抱的；也許她被迫居留維勒斯拉文與她家裡人把她同波拉克分開的企圖有關。波拉克同時與維也納一個非常美麗的、智力平平的女人有著愛情關係，這個女人與另一個人有著曖昧關係，與之結了婚。波拉克想幹什麼就明目張膽地去幹，絲毫不考慮密倫娜的感情——而她看來對他的無所顧忌深感痛苦，卻似乎同時又愛這種折磨。她必須自己賺錢養活自己，她說到過，有時她在維也納一個火車站為遊客提箱子，為求一飽。布拉格她那百萬豪富家庭許多年內不給這個「失去的女兒」任何資助。弗蘭茨是在她這樣的困境中認識她的。當他1920年上半年從美蘭休養後回到布拉格時，我簡直認不出他來了；他這個平常多麼平靜的人那樣幸福、那樣興奮地敘述著與密倫娜在維也納度過的日子。然後他每天給她寫幾封信，也收到許多來信，但遠遠不能滿足他的胃口。有時乾脆電報往來。我不得不經常到弗蘭茨的辦公室（工傷保險公司）去找他，幫助他打發等待密倫娜的電報的漫長時辰。我發現，這種可怕的激動無疑給他已被疾病動搖了的身體狀況帶來可怕的惡化。作為我的朋友的忠實助手（後來他在我的關情問題上作了同樣的貢獻），我勸說密倫娜以輕鬆些的方式對待病人。對此，密倫娜寄來了第二封信。第一封信中的氣氛還相當安寧；這表現在這第一封信在開頭和主要部分談的是一件遠離切身關係的事情；但這件事又強烈地照亮了卡夫卡的人性，因為正是他不斷地催我為那個被醫生關起來的n．n先生插手干預。那時我們倆還有足夠的精力，不僅關心自己的命運，而且關心第三者的痛苦。直至今日，我們在保險公司走廊裡不祥地迴響著的腳步聲依然在我耳邊震盪。只有在上午弗蘭茨才必須在那座陳舊的大樓裡坐著度過辦公時間，但那時他下午也在辦公室裡度過，因為每時每刻都可能有密倫娜的電報或急信到來。
密倫娜給我的第一封信是這麼開始的：
非常尊敬的博士先生：
您希望我提供某種證據，證明n．n．先生在維勒斯拉文遭遇的是不公正的待遇。可惜我可以告訴您的有關當局的事沒有多少確定的、成熟的東西，儘管我非常願意這麼做。我從1917年6月至1918年3月逗留在維勒斯拉文，住在那同一座別墅中，我能為他做的一切無非是：我數次借書給他，他數次使我被關起來；也就是說，他不得與任何人交談；一旦發生了他與任何人交談的事，即使內容無關緊要並當著護理員的面也不行。那麼一來，所有的人都會被關起來，護理員被解僱。
接下去描寫了那被囚禁者所處的糟透了的處境。一句也許包含切身經歷的典型的話是：「精神病學如果被濫用，便是一門可怕的學問。一切都可能是不正常的，每句話都可以成為折磨者的新武器。我敢起誓，事實便是如此，而n．n先生在世界上別的地方同樣能生存。但我卻無法證明任何事情。」
我的干預一無成效。但這是後來的事情。這封信在結尾部分自己把話題轉到了弗蘭茨身上，密倫娜總是把他稱為「弗蘭克」。
我對您還有一個重要的請求，博士先生。您知道，我從來無法從弗蘭克那裡得知他的近況。他總是告訴我他的情況「好極了」，這個可愛的人，他總是說健康得不能再健康，寧靜得不能再寧靜等等。我請求您，真的請求，請求——假如您看到，假如您感覺到他在受苦，為我的緣故肉體在受苦，請您馬上告訴我。我不會對他說我是從您那兒獲悉的；假如您答應我，我心情會平靜一些的。我將怎麼幫助他，我不知道，但是我會幫助他，這我知道得很清楚。弗蘭克說，必須「愛您，為您而自豪、欽佩您」，現在我做這一切，並預先表示真誠的感謝——首先為我能依靠您表示感謝。
我在回信中沒有隱瞞，卡夫卡的狀況在最近惡化了許多。7月29口密倫娜寫信給我：
我確實非常恐慌，我不知道弗蘭克的疾病是這麼嚴重。
在這裡時他真像個健康人，我根本沒有聽到過他咳嗽，他精神煥發，心情愉快，睡眠香甜。您感謝我．親愛的、榮愛的馬克斯，卻不是譴責我已經很久沒到他身邊去了，譴責我坐在這裡僅僅寫寫信。我請求您——我為此請求您：別認為我是個壞人，別認為我心情輕鬆。我在這裡。心都碎了，完全絕望了（別告訴弗蘭克！），手足無措。可是您寫道，弗蘭克確實需要我，從我這兒得到點什麼，某種好東西。這對我來說是最大的幸福，真的馬克斯。弗蘭克無疑會到什麼地方去，我將為促成此事盡一切力量。假如沒有其他辦法，那麼我就在秋天自己到布拉格去。我們會送他離開布拉格的，對不對？我也希望，他在別的地方將很平靜，心靈處於好的狀態。我（這用得者說嗎？），我將為此盡一切力量。
我的婚姻和我對丈夫的愛情的故事十分複雜，在此一言難盡。不過這事使我現在難以脫身，也許我永遠不可能，我——不，語言是愚蠢的。但我不斷地為我自己尋找出路，不斷尋找解決辦法，不斷尋找善與正確。馬克斯，請您相信，我不會讓弗蘭克痛苦的，請您相信我，這一點對我來說比世上其他一切都更為重要。
現在您在他那裡。有什麼訊息您一定會馬上告訴我的，您會嚴厲而真誠地對待我的，對嗎？我今天感到輕鬆些了，因為我有了您，因為我不再那麼過於孤獨了。
等您回來，請您來信告訴我旅行的外界條件（比如辦公室），再就是什麼是必須為此做的事，怎麼做？尤其是：從醫生的診斷看他是否有恢復健康的可能？這一切都無關緊要，我寫這些幹嘛？關鍵是讓他離開那裡，而他會這麼做的，毫無疑問。我非常感謝您。我真的深深地感激您，您在信中對我這麼好。請您原諒我稱您為馬克斯，弗蘭茨是這麼說的，而我已經習慣了。
致衷心問候！
密倫娜·p
這裡逐字逐句、不加刪節地刊載了第二封信。我只是省略了密倫娜畫的許多語氣加重線。此外，我覺得她的筆跡與托馬斯·曼的筆跡有某些相似之處；這是非常奇特的，因為托馬斯·曼的筆跡（尤其在早期）似乎是獨一無二的。
第三封信的開端涉及的是我的一本書，密倫娜非常讚賞它。接下去她寫道（我從捷克語譯了出來）：
我真想夜以繼日地答覆您的信。您說，為什麼弗蘭克畏懼愛情而不畏懼生活呢？然而我想，事情不是這樣的。生活對他來說與對所有其他人完全不同，首先，金錢、交易所、外匯中心，甚至一臺打字機在他。心目中都是神秘的事物（事實上它們也是如此，只不過我們其他人沒有感覺到而已），它們對他來說是最奇怪的謎，他面對它們的態度與我們完全不同。比如他的公務員工作是一種普通的履行職責嗎？在他眼裡機關（包括他自己的）是那麼謎一樣，那麼值得欣賞，就像一個孩子看待火車頭一樣。他弄不懂世界上最簡單的事情。您曾同他一起去過郵局嗎？他按照格式寫好電文，搖著頭去找他最喜歡的一個小視窗，於是（絲毫無法理解為什麼）從一個視窗走到另一個視窗，直到碰到合適的，然後他數好錢，拿到找頭，點一點收到的零錢，發現人家多給了他一個克朗，把這個克朗還給坐在窗後的小姐。然後他慢慢走開，再點一遍錢，在最後一道樓梯上他發現那給還的一個克朗仍然應該是他的。這會兒您站在他旁邊不知怎麼辦才好，他兩腳交替落地，考慮該怎麼辦。走回去是困難的，上面擠著一準入。「讓它去吧」，我說。他震驚地看著我。怎麼可以算了呢？他並不是為這個克朗難過。但這樣不好。這根本不是一個克朗的問題。怎麼能聽之任之呢？他就此說了很多，對我非常不滿。而這樣的事重複發生在每個飯店裡，在每個女藝丐那兒，以各種各樣的形式出現。有一次他給了一個女乞丐兩個克朗，想要收回一個。她說她沒錢找。我們在那裡站了兩分鐘，考慮怎麼辦這件事。後來他想起來，他可以把兩個克朗都給她。但剛走開幾步，他就變得悶悶不樂。而這同一個人不言而喻會毫不猶豫地、激動地、非常愉快地給我二萬克朗。可是假如我請求他給我二萬零一克朗，我們就必須找個地方去換錢，如果不知道在哪裡可以把二克朗換成兩個，那麼他就會認真考慮，他應該怎麼處理不該給我的那個克朗。他對錢的狹隘幾乎同對女人的狹隘一樣。他對機關的恐懼同樣如此。有一次我給他打電報、打電話、寫信，懇求他看在上帝的份上到這裡來一天。當時對我來說非常必要。我拼命詛咒他。他幾夜睡不著，折磨自己、寫了一些充滿自我踐踏的信來，但人沒有來。為什麼呢？他不能請求休假。他不能向經理——即那個他從內心深處（真實地！）欽佩的經理，因為他打字速度快——他不能向他說，他要到我這兒來。找別的什麼藉口——又是一封震驚的來信——怎麼說呢？撒謊？對經理編個謊言？不可能。假如您問他，為什麼他曾經愛他第一個未婚妻，他回答：「他是那麼會做生意。」說這話時，他的險由於敬重而放光。
噢，不，整個世界對他來說是謎一般的，始終如是。是個玄奧的秘密。是某種他沒有能力做到的事，他從感人的、純潔的質樸性出發給予高度的估價，因為那是「會做生意」的。我對他談到我的丈夫，談到他一年裡上百次地做不忠於我之事，他以一種方式吸引著我和其他介入。這時他臉亮起了同樣的敬畏之光，就像那時他談到他那字打得很快，因而是個傑出的人的經理時一樣，就像他說他的未婚妻「會做生意」時一樣。這一切於他都是某種陌生的東西，打字打得快的入、有四個情婦的人對他來說是不可理解的，正如在郵局裡誤付的那個克朗和多給女乞丐的那個克朗是不可理解的一樣．之所以不可理解，是因為那都是活的。但弗蘭克不懂得生活。弗蘭克沒有生活的能力。弗蘭克永不會健康。弗蘭克將很快死去。
事情顯然是，從表面現象看我們大家都有生活的能力，因為我們不如何時已在撒謊中找到了避難所，避到了目不見物、精神激昂之中，進到了樂觀主義、具有某種信念的場所，遭到了悲觀主義或其他什麼東西的地方。但他從來沒有逃到某種避難所之中，沒有找到任何避難所。他絕對沒有撒謊的能力，就如他沒有灌醉自己的能力一樣。他沒有一絲一毫庇護，沒有棲身之處。他就像一個赤裸裸的人處於穿著衣服的人們中間。甚至那一切，他所說的、他本身所是的、他所度過的一切都還不是真實。便是這麼一種侷限於一定範圍內的存在，擺脫了一切可以幫助他改寫生活的附加因素——無論在美好或在困苦狀態下，都是一樣。而他的苦行主義毫無英雄氣概——因而更顯得偉大和崇高。任何「英雄主義」都是謊言和懦弱。這不是一個將其苦行主義作為達到某種目的之手段的人；這是一個由於其可怕的洞察力、純潔性和無妥協之能力而被迫採取苦行主義的人。
世上有非常聰明的、但也不願妥協的人。但他們戴上了魔幻眼鏡．從而看一切東西都不一樣了。他們因此而不需要妥協。於是他們會飛快地打字，能擁有女人。他則站在他們旁邊，驚奇地看著他們，看著一切，包括打字機和女人。他永遠不能理解。
他的書是令人驚訝的。他自己則是更令人驚訝得多。我非常感謝您為我做的一切。祝您一切順遂。假如我到布拉格來，我可以來拜訪您吧，對嗎？致最衷心的問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