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奇人怪事（1）
一身黑西服的秘書在椅子坐定，一聲不響地看著我。那視線既不是在左右審視，又不是在上下掃描，也並非尖銳得足以穿透身體，溫度不冷也不熱，甚至冷熱之間也不是——視線中不含有我所知道的任何一種感情。僅僅是在看我而已。是否看我身後的牆壁亦未可知。但牆壁的前面有我，歸根結底是在看我。
他把茶几上的銀煙盒拿在手上，開啟盒蓋，捏出一支沒帶過濾嘴的煙，指甲往一頭彈了幾彈齊，用打火機點燃，朝斜對面吐了口煙，之後把打火機放回桌面架起二郎腿。這時間裡視線絲毫沒有移動。
此人與我的同伴講述的一模一樣。衣著整齊得過分，臉龐端莊得過分，手指修長得過分。假如沒有切成銳角的眼瞼和玻璃工藝品般冷冰冰的瞳仁，保準給人看成同性戀者。但由於眼睛的關係，此君連同性戀者都不像，什麼都不像，不同任何人相似，不容人產生任何聯想。
細看之下，瞳仁呈不可思議的顏色。黑中帶有茶色，又約略摻進些許藍，且左右摻的程度不一樣，簡直就像左右各想其事，手指在膝頭不住地動。我產生一種強烈的錯覺，以為那十指馬上就要離開他的手朝我這邊走來。莫名其妙的手指。那莫名其妙的手指慢慢伸向茶几，碾死大約減少了分之一的煙。冰塊在玻璃杯裡融化了，透明的水混入葡萄汁，混得很不均勻。
房間籠罩在無可言喻的沉默中。走進大房間時常遭遇類似的沉默。較之房間的大，沉默更來自其中人數的少。然而佔據這個房間的沉默，其質則又有所不同——它是那樣地滯重，有一種強加於人的味道。記得過去我曾在哪裡體驗過這樣的沉默，而具體想起卻花了一點時間。我像翻動舊影集似的捋著記憶，想了起來：原來那是籠罩垂危病人的沉默，裡邊蘊含無可迴避的死的預感。空氣總好像瀰漫著灰塵，帶有別樣的意味。
「都要死，」他依然凝視我靜靜說道，一副像是完全把握了我心理活動的口氣，「誰都要死，早早晚晚。」
如此言畢，對方再次陷入令人窒息般的沉默。蟬鳴不止。它們拼命地磨擦身體，力圖喚回行將逝去的季節。
「對於你，我準備最大限度地坦誠相告。」他說。說法好像在直譯什麼公文，用詞和語法固然確切無誤，但語言缺乏活氣。「但坦誠相告同如實相告又是兩個問題。坦誠與如實的關係，好比船頭與船尾的關係。先顯露坦誠，後現出真相。其時間差同船大小成正比。龐大事物的真相是不易顯露的，有時甚至要等到我們生命終止之後才好歹露出。所以，即使我不向你出示真相，也並非我的責任和你的責任。」
我沒有辦法回答，遂默然不語。對方見我默然，繼續說道：
「特意請你來，是為了把船開向前去，我和你開。雙方坦誠交談，一步步接近真相。」他就此打住，清下嗓子，瞥一眼自己沙發扶手上的手。「但這麼說未免過於抽象，所以從現實問題開始好了——就是你製作的pr刊物問題。此事已經聽說了吧？」
「聽說了。」
對方點點頭，停頓片刻，之後繼續下文：「對此我想你恐怕也很意外。自己辛苦製作的東西被棄若敝屣，任何人心裡都不會好受。而那若是一種生活手段，就更加如此。現實損失也很大嘛，是吧？」
「是的。」我說。
「我想就現實損失這點聽一下你的說明。」
「我們這種工作，現實損失無可避免。做好的東西僅僅因廣告商一時心血來潮，而被退回的時候也是有的。而那對我們這樣的小公司來說是生死攸關的大事。所以為了避免損失，我們百分之百順從廣告商的意向。說得極端一點，雜誌的每一行都是同委託人一起敲定的。我們便是這樣力求避開風險。工作是沒多大意思，可我們缺乏財力，而且單槍匹馬。」
「大家也都是從那種地方爬上來的。」對方安慰我說，「啊，這個暫且不說了。你的意思是否可以解釋為你的公司由於我掐死你的雜誌而在財務上蒙受了相當大的損失？」
「正是。已經印刷制本了，紙費和印刷費必須在一個月內支付，還有外約稿的稿費。金額雖然不過500萬左右，但不巧的是我們是打算用來償還貸款的——1年前我們咬牙進行了裝置投資。」
「知道的。」他說。
「另外還有同廣告商的日後合同問題，我們處於弱者地位，廣告商又不願意同惹過麻煩的代理店打交道。我們同生命保險公司簽定了發行pr刊物一年的合同，倘若此次糾紛致使合同作廢，我們公司實質上將整個覆滅。雖說公司小，又沒什麼門路，但信譽不錯，是靠口碑發展起來的。一旦信譽受挫，只有坐以待斃。」
我說完對方也一聲不響地看我的臉。稍後開口道：「你說得非常坦誠，我們的調查結果也是如此，這點我表示欣賞。那麼，如果我勸說保險公司無條件支付作廢雜誌所需費用並且今後繼續履行合同，事情會怎麼樣呢？」
「往下不存在任何問題。無非帶著何以至此的樸素疑問重返單調的日常工作。」
「而且，另付報酬也未嘗不可。只要我在名片背後寫上一句，你的公司即可拿到10年份額的事情做，並且不是散發傳單式的。」
「總之就是交易-？」
「好意的交換。我向你的搭檔好意提供了pr刊物停止發行的情報。你若對此表示出好意，我也待你以好意——希望你能這樣理解。我的好意是伴隨著實惠的。你也總不至於同腦袋遲鈍的醉鬼永遠合作下去呢？」
「我們是朋友。」我說。
小石子落入無底深井般的沉默持續片刻。石子落抵井底需30秒。
「也罷，」對方說，「那是你的問題。我相當詳細地調查了你的經歷，還是滿有意思的。人這東西大致可分為兩類：一類是現實性平庸的，一類是非現實性平庸的。你顯然屬於後者。這點你最好記住。你的命運也將是非現實性平庸的命運。」
「記住就是。」我說。
他點下頭。我把冰已融盡的葡萄汁喝去一半。
「那麼談具體的好了。」他說，「關於羊的。」
對方動了動身體，從信封取出一張大幅黑白照片，對著我放在茶几上。房間中似乎多少擠進一點現實空氣。
「這是你們雜誌刊載的照片。」
沒用底片而只是直接放大雜誌圖片便弄得如此清晰，實在令人吃驚。想必用的是特殊技術。
「據我瞭解，照片是你個人從哪裡弄到手，用在雜誌上的，不錯吧？」
「不錯。」
「據我們調查，照片是在此前6個月內由徹頭徹尾的外行人拍攝的。照相機是廉價的袖珍型。不是你拍的。你有一架單透鏡尼康，應該拍得更好。這5年你也沒去北海道，是吧？」
「是不是呢？」我說。
「唔。」對方沉默一會，彷彿在鑑定沉默的質量。「也罷，我們需要的是三個情報：你是在何處從何人手中取得這照片的，到底以何目的將這蹩腳照片用在雜誌上的？」
「無可奉告。」我乾脆得自己都有些吃驚，「新聞工作者有保守訊息來源的權利。」
對方緊緊盯視我，用右手中指碰了碰嘴唇。反覆碰幾次後，手又放回膝頭。沉默又持續了一陣。但願哪裡有布穀鳥鳴叫。但當然沒有布穀鳥叫。布穀鳥傍晚不叫。
「你真是個怪人！」他說，「只要我有意，足可以使你們公司關門大吉。那一來，你也就談不上是新聞工作者了。當然嘍，我是說假定你現在編造的無聊小冊子和無聊傳單也算是所謂新聞工作的話。」
我再次考慮布穀鳥。布穀鳥何以傍晚不叫呢？
「並且，有幾種辦法可以讓你這樣的人開口。」
「或許如此。」我說，「可是那需要時間，不到時間我不會開口。即使開口也不會全部道出。而你又不曉得多少算是全部，不對嗎？」
一切都是虛張聲勢，然而一發命中。隨之而來的不安穩的沉默，告訴我得分的是我。
「和你交談很有趣，」對方說，「你的非現實性有一種悲涼況味。算了算了，談別的吧！」他從衣袋掏出放大鏡，放在茶几上，「仔仔細細看一看這照片。」
我左手拿照片，右手拿放大鏡慢慢細看。幾隻羊頭朝這邊，幾隻羊朝另一個方向，幾隻羊兀自吃草。感覺上彷彿沒上來氣氛的同窗會的速成照片。我一隻只數羊，看草的豐茂，看遠處的白樺，看更遠處的山巒，看天空懸浮的雲。無任何異常。我從照片和放大鏡上抬起眼睛注視對方。
「沒看出有什麼異常之處？」他問。
「沒看出。」我說。
對方倒也沒顯得怎麼失望。
「你在大學大概是學生物的吧？」他問，「對於羊知道多少呢？」
「等於一無所知。我學的幾乎全是專業性質的，派不上用場。」
「說說看，知道多少說多少。」
「偶蹄目，食草，群居性。大約明治初期傳入日本，用於產毛和食肉——也就這麼多。」
「是那樣的。」他說，「只是要糾正一個小地方：羊傳入日本不是明治初期，是安政1年間。而在那之前，如你所說日本是不存在羊的。也有說法認為平安時期就已從中國傳入。即便實有其事，後來也在哪裡滅絕了。所以明治維新以前大多數日本人都不曾看過羊這種動物，也談不上了解。儘管它也在十二支裡邊，算是較有名氣的，但誰都不曉得羊到底是怎樣一種動物。不妨說，當時人們以為羊差不多和龍和莫同屬想象中的動物。事實也是如此，明治以前日本人畫的羊全都是莫名其妙的玩意兒，可以說，同h.6.威爾斯對於火星人的瞭解差不多一個程度。」
1日本年號，1854～1860。
「即使今天，日本人對於羊的認識也是極其浮淺的。總之，從歷史上看，羊這一動物一次也沒有在生活層面上同日本人有過關係。羊被國家從美國引進、飼養，並被棄之不理。這便是羊。戰後由於同澳大利亞和紐西蘭之間可以自由進口羊毛羊肉。因此日本養羊幾乎無利可圖。不覺得羊夠可憐的？說起來，這也就是日本現代本身。」
「當然，我並不想向你宣講日本現代的空虛性。我要說的只是兩點：一點是日本直到幕府末期想必都不存在一隻羊；另一點是其後進口的羊逐只受到政府的嚴格檢驗。知道這兩點的含義嗎？」
這是在問我。「是要一一把握日本存在的羊種吧？」我說。
「正是。補充一點，和賽馬會上用的馬同樣，羊的關鍵也在於配種。因此日本的羊幾乎都可以簡單上溯到幾代之前，即是被徹底管理的動物。雜交也可以一一把握。沒有走私。因為不存在特意走私羊的好事者。就羊種來說，有食用羊、西班牙美利奴羊、科沃特羊、中國羊、休羅普沙羊、科利德爾羊、切維奧特羊、羅馬諾夫斯基羊、奧斯特夫里加羊、博達列斯塔羊、羅幕尼馬蘇羊、林肯羊、道塞特荷羊、薩沃克羊，大體這個程度。所以，」對方說，「希望你再好好看一遍。」
我再次把照片和放大鏡拿在手裡。
我把放大鏡對準前排右數第3只羊，又看兩邊的羊，然後重新看右數第3只羊。
「這回看出什麼了？」他問。
「種類不同。」我說。
「這就是了。除去右數第3只羊，其餘都是普通的薩沃克種。只此一隻不同。比薩沃克短粗壯實得多，毛色也不一樣，臉也不黑。怎麼說呢，給人的感覺要遠為強健有力。這照片我給幾個綿羊專家看過。他們得出的結論是：日本不存在這樣的羊，甚至世界上也不存在。所以，你現在是在看不可能存在的羊。」
我拿放大鏡重新觀察右數第3只羊。細看之下，原來背部正中間那裡有汙痕，顏色很淺，猶如滴落的咖啡點。由於十分模糊不清，看上去既像膠片的傷痕，又彷彿眼睛的錯覺。說不定真的是誰把咖啡灑在羊背上。
「背部好像有淺色汙痕。」
「不是汙痕，」對方說，「是星狀斑紋。和這個比較一下。」
他從信封取出一張影印件直接遞到我手上。上面畫的是羊。似乎用深色鉛筆畫的，空白處有黑色指痕。總體上很稚拙，但有一種頗能打動人的東西。細小部位畫得異常認真。我交替看著照片上的羊和畫上的羊。顯然是同一只羊。畫上的羊背有星狀斑紋，同照片上的羊的汙痕兩相呼應。
「再瞧這個！」說著，對方從褲袋裡掏出打火機遞給我。是法國特製的銀煙具，沉甸匈的，上面刻有和我在車上見到的同樣的羊，背上清楚地帶有星狀斑紋。
我的頭開始隱隱作痛。
2．奇人怪事（2）
「剛才我對你談到平庸，」他說，「但並不是指責你的平庸。簡單說來，正因為世界本身是平庸的，所以你也才平庸。你不這麼認為？」
「不明白。」
「世界是平庸的，這點毫無疑問。如此說來，莫非世界一開始就是平庸的不成？不然。世界原本是混沌的，而混沌並非平庸。平庸始於人類生活和生產手段的分化。卡爾-馬克思通過對無產階級的界定而將平庸固定下來。唯其如此，斯大林主義才同馬克思主義一脈相承。對馬克思我是肯定的，因為他是記得原始混沌的少數天才之一。在同樣意義上對陀思妥耶夫斯基我也持肯定態度。然而我不承認馬克思主義，那實在太平庸了。」
他喉嚨深處發出一個低音。
「我現在談得非常坦誠，算是我對你剛才坦誠的回報。往下我將對你懷有的所謂樸素疑問做出答覆。不過，在我答覆結束的時候，恐怕留給你的選擇餘地將是極其有限的了，這點希望給予諒解。簡言之，是你把賭注抬起來的。聽清楚了？」
「沒別的辦法吧！」我說。
「現在，這座公館中有一個老人奄奄一息。」對方說道，「原因很清楚：腦袋裡有個極大的血瘤，大得足以使腦袋變形。你對腦醫學知道多少？」
「基本一無所知。」
「簡單說來就是血炸彈。血流受阻，畸形隆起，就像吞進高爾夫球的蛇。一旦爆炸，腦的功能即終止。然而又不能做手術。因為稍一刺激就會爆炸。說得現實些，唯有等死而已。或許一週死去，也可能要一個月，無人知曉。」
對方噘起嘴唇徐徐吐氣。
「死並沒有什麼奇怪，畢竟年邁之人，病名也已清楚。奇怪的是他為什麼會活到現在。」他繼續道，「大約42年前的事了。最初發現這個血瘤的是為a級戰犯檢查健康狀況的一個美國軍醫，時間是1946年秋，東京審判即將開始之前。發現血瘤的醫生目睹調x光照片深受震動。為什麼呢？因為腦袋裡帶有如此之大的血瘤的人居然活著且活著比正常人還精力充沛——這一現象已遠遠超除醫學常識。於是他被從巢鴨轉入當時作為軍隊醫院接收的聖路加醫院，接受詳細檢查。」
「檢查持續了1年，最後什麼也沒搞清——除了什麼時候死都無足為奇和活著本身便不可思議這兩點之外。那以後他也沒有任何不適，繼續活得神氣活現，頭腦運轉也完全正常。原因不得而知。盲點！理應死去之人卻活著到處行走。
「不過，幾個小症狀是搞清了：每隔40天發生一次劇烈的頭痛，一次痛三四天。據本人說，頭痛始於1936年，估計是血瘤發生期間。由於實在痛不可耐，痛時曾服用止痛藥，坦率他說就是大麻。大麻的確可以緩解痛苦，卻又帶來奇妙的幻覺。那是高度濃縮了的幻覺。具體情形只有本人才知道。但不管怎樣，滋味肯定並不好受。關於幻黨的具體記錄全部留在美軍那裡，是醫生詳細記述下來的。我曾非法弄到手讀了幾次。儘管是以事務性筆調記載的，但仍令人不寒而慄。將其作為幻覺實際定期體驗並能忍受得住的人大概幾乎是沒有的。
「為什麼會產生那樣的幻覺也不明白。推測是有一種血瘤週期性釋放的能量，頭痛是肉體對它的反應。而當反應壁拆除之時，能量便直接刺激腦的某一部分，結果產生幻覺。當然，這僅僅屬於假設。對這一假設美國軍部也懷有興致，開始徹底調查。是由情報部門主持的絕秘調查。至於美國情報部門何以對一個人的血瘤進行調查，至今仍不清楚。但可以設想有這樣幾個可能性：第一個可能性是借調查之名聽取屬於敏感範疇的情況，也就是把握中國大陸的諜報網和鴉片網。因為，由於蔣介石的節節敗退美國正步步失去在中國的門路，從而迫不及待地想得到先生掌握的網路。畢竟不便就此正式問訊。事實上，先生經過這一系列調查之後，未經審判就被釋放出來。不難認為其中有秘密交易——情報與人身自由的交換。
「第二個可能性是企圖澄清他作為右翼頭目的古怪性格同血瘤之間的關係——等會兒再對你說明——這是個很有趣的構想。但終歸我想他們什麼也沒弄明白。活著本身都已不可思議，又怎麼能明白那種情況呢？除非解剖。所以，這也是個盲點。
「第三個可能性是有關洗腦的。設想通過給腦以一定的刺激波來找出特定的反應。當時這種做法很流行。事實表明，美國當時成立了那種洗腦研究小組。
「至於三個可能性之中情報部門主要著眼於哪一個，還不清楚。從中得出怎樣的結論也不清楚。一切都已埋葬在歷史沉積層裡。知道真相的唯獨美軍上層少數人和先生自己。先生迄今沒向包括我在內的任何人提起此事，以後恐也不會提起。所以，現在我向你說的不外乎一種推測。」
說到這裡，對方輕輕咳嗽一聲。我已全然鬧不清進這房間已過去多長時間。
「但是，關於血瘤發生期，也就是1936年的情況，知道的稍許詳細一點。1932年冬先生因涉及政要暗殺計劃而被關進監獄。鐵窗生活一直持續到1936年6月。這個有監獄正式記錄和醫務記錄，先生有時也跟我們談起。扼要說來是這樣的：先生入獄不久就得了嚴重失眠症，嚴重得已達到極為危險的地步，而不是一般性失眠，三四天有時甚至近1星期都一覺不睡。當時的警察不讓政治犯睡覺以迫使其但白，尤其先生牽涉到皇道派與統制派的抗爭，審訊格外嚴厲。犯人一要入睡，就潑水，用竹刀毆打，用強光照射，從而把犯人的睡眠弄得支離破碎。如此折騰幾個月，多數人都要報銷。睡眠神經給破壞掉了，或死，或發狂，或嚴重失眠。先生走的是最後一條路。失眠症徹底消除是1936年春，即同血瘤發生為同一時期。對此你怎麼看？」
「極端失眠以某種緣故阻礙腦血的執行，以致形成血瘤——是這樣的吧？」
「這是最為常識性的假設，外行人也想得到。美國軍醫大概也是這樣想的。但僅此是不充分的。我認為這裡邊缺少一個重要元素，而血瘤現象恐怕是那一元素的從屬物。因為長血瘤的還有幾個人，他們並沒有這樣的症狀。並且僅這樣解釋也無法證明先生何以繼續生存。」
他講的聽起來確實很有道理。
「還有一點，血瘤上面有個奇特的現象：先生以1936年春為界判若兩人。那以前先生總的說來只是個平庸的現行右翼分子，生於北海道一個貧苦農民家庭，排行第三，12歲離家去朝鮮，因不順利又返回國內加入右翼團體。充其量不過血氣方剛，動不動舞一一通日本刀，字恐怕都認不得幾個。可是1936年夏出獄之時，先生在所有方面一躍成為右翼首領。他具有左右人心的超凡性，周密嚴謹的邏輯性，喚起狂熱反響的講演才能，以及政治遠見，決斷力，尤其有了以民眾弱點為槓桿驅動社會的能力。」
對方吁了口氣，輕咳一聲。
「誠然，他那作為右翼思想家的理論和對世界的認識是不堪一擊的。但這個無足輕重。問題在於多大程度上組織實施，就像希特勒將生活圈和優等民族等不堪一擊的思想以國家規模付諸實施那樣。但先生沒走那條路。他走的是後路——幕後之路。他不登臺表演，而從背後駕馭社會。為此他於1937年去了中國大陸。不過算了，還是回到血瘤上來。我想說的是：血瘤發生期同他奇蹟般地實現自我變革的時間完全一致。」
「按照你的假設，」我說，「血瘤同自我變革之間不存在因果關係，而是說有一個位置上平行的、謎一樣的元素在裡邊？」
「你的理解能力實在非比一般，」他說，「簡潔明快！」
「那麼羊是在哪裡參與的呢？」
對方從銀製煙盒裡取出第二支菸，用指甲彈齊一端，銜在嘴上。沒有點火。「按順序來。」他說。
滯重的沉默持續有頃。
「我們構築了一個王國。」對方說，「一個強大的地下王國。我們控制所有東西，政界、財界、輿論界、官僚集團、文化，以及其他你所想象不到的東西，甚至敵對者都在我們的網內。從權力到反權力，無所不包。而其大多數卻連受控於我們這點都未意識到。總而言之，這是一個十分老好巨猾的組織。而這組織是戰後先生一個人建立的。也就是說，先生一個人控制著國家這一巨大輪船的船底。他一撥塞，船就沉沒。乘客們篤定在不明所以的時間裡葬身魚腹。」
他點燃煙。
「但這組織有個極限：國王的死。國王一死，王國就上崩瓦解。為什麼呢？因為王國是靠一個天才的天資構築並維持下來的。按我的假設，是靠謎一樣的元素構築並得以維持的。一旦先生歸西，一切壽終正寢。因為我們的組織不是官僚組織，是以一個大腦為頂點的一架機器。這裡有我們組織的意義，有它的弱點，或者說有過。先生一死，組織遲早分裂，如同被大火包圍的布林哈拉宮殿那樣覆沒於平庸之海。誰都做不了先生的繼承人。組織將被分割，就好像拆毀龐大的宮殿而在遺址上面建起林立的公寓，成為均衡與機率的世界，不知意志為何物。也許你認為這是對的，分割是對的。可你想想看，整個日本變成一馬平川，沒有山沒有海洋役有湖泊，唯獨均衡的公寓鱗次櫛比——這難道是對的嗎？」
「不明白，」我說，「如此設問本身是否合適都不明白。」
「你是聰明人，」說著，他在膝頭叉起十指，指尖緩緩打著拍子。「公寓當然是比喻。說得準確些，組織分成兩個部分。一部分前進，一部分使之前進。此外當然還有發揮種種職能的部分，但大致分來，我們的組織是靠這兩部分得以存在的。其他部分幾乎無任何意義。前進部分稱為‘意志部分’，使之前進部分稱為‘收益部分’。人們議論先生時提出的只是這‘收益部分’。‘意志部分’誰都不感興趣。因為無人理解得了。這就是我所說的分割的含義。意志無法分割，或者百分之百繼承，或者百分之百消失。」
他手指依然在膝頭緩緩打著拍子。此外一切都與開始時相同。無可捉摸的視線，冷冰冰的眸子，沒有表情的端莊的臉。臉始終以同一角度對著我。
「所謂意志是什麼呢？」我試著問。
「統率時間統率空間統率可能性的觀念。」
「不懂。」
「當然不懂，任何人都不懂。唯獨先生本能地理解它。說得極端些，是自我認識的否定。只有在這裡完全的革命才能實現。換個你們也容易理解的說法：一場勞動包含資本、資本包含勞動的革命。」
「聽起來好像幻想。」
「正相反。認識才是幻想。」他斬釘截鐵。「當然，我現在口中的只是語言。而無論怎樣羅列語言都根本不可能向你述說先生懷有的意志的形態。我的說明僅僅是以另一種語言性關聯表示出我同那一意志之間的關聯。這也關係到對語言的否定。當個人認識同進化連續性這兩根西歐人文主義支柱失去意義的時候，語言的意義也不復存在。存在不是作為個體存在，而是作為混沌狀態存在。你這一存在就不是獨立獨特的存在，而不過是混沌罷了。我的混沌是你的混沌，你的混沌是我的混沌。存在就是交流，交流即是存在。」
房間似乎陡然變得奇冷，而我身旁備有一張暖床，有人誘我到床上去。這當然是錯覺。時值9月，外面仍有無數秋蟬鳴噪不已。
「你們在60年代後半期開展的或準備開展的意識擴大化，因其植根於個體故而一敗塗地。也就是說，倘若個體質量未變，而僅僅一味擴大意識，那麼最後等待你們的只能是絕望。我所說的平庸即是這個意思。不過，恐怕無論怎麼解釋你都不會理解。況且我也不是在尋求你的理解，只是盡力坦誠相告罷了。」
「剛才遞給你的那幅圖，」他說，「是美國陸軍醫院醫務記錄的影印件。日期是1946年7月27日。那是先生應醫師要求親筆繪製的——作為記述幻覺作業的一環。事實上，根據醫務記錄，這隻羊以非常高的頻率出現在先生的幻覺中。以數字說，大約80％，也就是5次中有4次有羊出現。而且不是普通羊，是這背部帶星紋的栗色羊。
「另外，這打火機上刻的羊徽是先生自1936年以來作為自己的印記一直使用的。想必你也注意到了，羊徽同醫務記錄上的羊圖完全一致，並且同你現在手中照片上的羊也一模一樣。你不認為這是個十分有趣的事實？」
「不會是巧合吧？」我說。我打算儘可能說得聽起來很輕鬆，但效果並不理想。
「還有，」對方繼續道，「先生熱心蒐集了國內外大凡關於羊的所有資料和情報，每星期都要花很長時間親自確認一次從日本國內出版的所有報刊上剪輯的關於羊的報道。我一直幫他做這件事。先生熱心得很，簡直像在搜尋什麼似的。臥床不起之後，我便極為私人性質地繼續這項作業。對此我非常感興趣。到底會出現什麼呢？結果你出現了。無論怎麼看這都不是巧合。」
我掂了掂手中打火機的重量。重量委實令人愜意。既不太重，也不過輕。世上竟有這等重量。
「先生為什麼如此熱心地尋找羊，原因你可明白？」
「不明白。」我說，「還是問先生來得快吧？」
「能問早問了。先生近兩個星期昏迷不醒，估計再不會清醒過來。一旦先生亡故，背上有星紋的羊的秘密也就永遠埋葬在黑暗中。而這一點我無論如何都無法接受。不是出於個人得失，是為了更大的大義。」
我開啟打火機蓋，推砂輪點火，又合上蓋。
「你大概覺得我的話荒唐無聊。或許那樣，或許真的荒唐無聊。我只是希望你理解一點：剩給我們的除此無他。先生死去，一個意志死去，意志周圍的一切也將死絕。剩下來的唯有可以用數字計算的東西。此外一無所剩。所以現在我想找到那隻羊。」
他第一次閉了幾秒眼睛，閉目沉默。「說一下我的假設，無論如何只是假設——不中意忘掉就是——我認為正是那隻羊構成了先生意志的原型。」
「好像在說動物形小甜餅。」我說。
對方未予理會。
「羊大約已進入先生體內。估計是1936年進入的。那以後羊在先生體內住了四十多年。那裡肯定有草場，有白樺林，恰如那張照片上的。你以為如何？」
「作為假設甚是有趣。」
「特殊羊！非常-特殊的。羊！我想找出它，為此需要你的協助。」
「找出又怎麼樣呢？」
「怎麼樣也不能怎麼樣。我恐怕是無可奈何。我若做什麼，對我來說實在大力不勝任了。我唯一的希望就是親眼確認那東西的消失。如果那隻羊有什麼需求，我準備竭盡全力。因為先生一旦故去，我的人生幾乎再沒什麼意義可言。」
接下去他一陣默然。我也默然。只有蟬仍在叫。傍晚的風吹得庭園樹木的葉片簌簌作響。房間裡依舊寂寂無聲。死之粒子恰如防不勝防的傳染病滿房間飄移。我在眼前推出先生腦袋裡的草場，草枯羊逃後的荒漠的草場。
「再說一遍：希望你告訴我照片是怎樣到手的。」對方說。
「不能告訴。」我回答。
他嘆口氣：「我以為我對你是開誠佈公的，所以希望你也坦誠相告。」
「從我的角度不可能講出。我一講出，有可能給送我照片的人帶來麻煩。」
「那麼說，」對方道，「你是有足夠的證據認為在羊上面會給那個人帶來某種麻煩了？」
「證據談不上，只是那麼覺得罷了。裡邊有什麼名堂——聽你述說時我一直有這個感覺。是有什麼名堂。這類似一種直覺。」
「所以不能講。」
「是啊，」我略一沉吟，「在麻煩方面我多少是個權威，也熟知給人添麻煩的方法——這點不亞於任何人。所以生活中儘量注意不給人添麻煩。但終歸卻因此給人添了更多麻煩。怎麼折騰都一回事。雖說如此，一開始卻不能那樣做。這是原則問題。」
「我不大明白。」
「就是說，平庸是以各種各樣的形式出現的。」
我叼起煙，用手中打火機點燃，深吸一口。心裡多少舒但一點。
「既然不願意講，不講也可以。」對方說，「但你要把羊找到，這是我們最後的條件。從今天算起兩個月內如果你找到了羊，我們按你說的數目付給報酬。但若找不到，你的公司和你就徹底玩完。可以嗎？」
「只好如此！」我說，「不過，要是一切都源於某種誤解，壓根兒就不存在背部帶星紋的羊呢？」
「結果也是一樣。對你也好對我也好，或找到羊或找不到，二者必居其一，沒有中間道路。我也有些不忍，但反正正如剛才所說是你把賭注拾起來的。既然拿了球，就只能跑到終點——縱使沒有終點。」
「也罷。」我說。
對方從上衣口袋裡掏出一個厚墩墩的信封放到我面前：「做費用好了。不夠來電話，馬上追加，有什麼疑問？」
「疑問沒有，感想倒是有的。」
「什麼感想？」
「總體上荒唐得令人難以置信。但從你口中聽來，又好像有某種真實性。今天的話即使我說出去也肯定沒人相信，我想。」
他稍稍扭起嘴角，未嘗不可視為笑意。「明天就開始行動！剛才說了，今天算起兩個月。」
「事情沒那麼容易。兩個月可能解決不了，畢竟從廣袤無邊的大地上找出一隻羊。」
對方什麼也沒說，只是盯視我的臉。給他盯視起來，我覺得自己好像成了空蕩蕩的游泳池，池裡又髒又有裂縫，不知明年能否使用。他一眨未眨地足足看了我30秒，之後慢慢開口道：
「可以走了。」
的確該走了。
3．汽車及真司機（2）
「回公司？還是去哪裡？」司機問。還是來時那個司機，但比來時多少和藹些。肯定屬於和人容易混熟那類性格。
我在寬大的座席上盡情舒展四肢，考慮去哪裡合適。不打算回公司。一想到要向同伴一五一十解釋一番就覺得頭痛——到底該怎樣向他解釋呢？何況我正是休假之身，卻又沒心思回家，總覺得最好在回家之前看一下地道之人用兩條腿地道行走的地道世界。
「新宿西口。」我說。
也是因為黃昏的關係，通往新宿的道路塞車塞得一塌糊塗。過了某一臨界點，車便如拋錨一般幾乎寸步難移，感覺上就像在波濤的搖撼下移動幾釐米。我想了一會地球自轉的速度。這條公路究竟以多少公里的時速在宇宙中旋轉呢？我在頭腦中大致計算出概數。但不知道較之遊樂場的空中飛車是快還是慢。我們不大知曉的事情委實大多了。似懂非懂罷了。倘有宇宙人來我這裡問我赤道以多少公里時速旋轉，我將異常狼狽，就連星期二之後為何是星期三恐怕都答不上來。他們笑我不成？《卡拉馬佐夫兄弟》和《靜靜的頓河》我分別讀了3遍，甚至《德意志意識形態》也讀了一遍。圓周率都能數到小數點以下16位。這樣他們也還要笑我？大概會笑的，且笑得要死。
「不聽聽音樂什麼的？」司機問。
「好啊。」我說。
車內流淌出蕭邦的敘事曲，醞釀出一種婚禮大廳休息室般的氣氛。
「我說，」我問司機，「知道圓周率？」
「就是3.14那玩意兒吧？」
「嗯。小數點以下能說出幾位？」
「32位。」司機無所謂似的說，「再往下把握不大。」
「32位？」
「是的。有個記的辦法。那又怎麼？」
「啊，不怎麼。」我洩氣他說，「沒什麼的。」
隨後我們聽了一會蕭邦，車往前開了十來米。四周的小汽車司機和公共汽車上的乘客一個勁兒打量我們乘坐的這輛怪物車。雖說知道由於窗是特殊玻璃從外面看不到裡面，但給他人這麼盯視起來，仍然不是個滋味。
「真夠緊張的。」我說。
「是啊，」司機應道，「不過正如沒有不亮的黑夜，不完的交通堵塞也是沒有的。」
「那自然。」我說，「可你覺得著急的時候也是有的吧？」
「當然有。著急，甚至氣惱，尤其有急事的時候，但我儘量把一切都看作是施加給我們的考驗。就是說，著急等於自己的敗北。」
「你這關於塞車的解釋聽起來滿有宗教意味。」
「我是基督教徒。教堂是沒去，但一直是基督教徒。」
我「唔」了一聲，「可是，身為基督教徒同身為右翼大頭目司機，這兩點不矛盾嗎？」
「先生是個了不起的人。在我以前見過的人當中，先生是僅次於上帝的人物。」
「見過上帝？」
「那還用說。每晚都打電話。」
「但是，」我有點困惑，腦袋又開始混亂，「但是，大家都給上帝打電話，不會擠得總是佔線？比如就像午後的查號臺一樣。」
「那不必擔心。可以說上帝是同時存在的。所以，即使一百萬人一齊打電話，上帝也會同時跟一百萬人通話。」
「我是不大明白，這可是正統解釋？就是說——怎麼說呢——從神學角度而言。」
「我是激進派，同教會不對脾氣。」
「唔」
車大約行駛了50米。我叼香菸準備點火，這才意識到自己一直緊攥著打火機。我把那小子遞給我的這個帶有羊徽的法國制煙具下意識帶了出來。銀打火機已完全適應了我的手心，就像生來始終在我手心似的。無論重量還是手感都無可挑剔。我想了一會，歸終決定據為己有。打火機少一兩個誰都不至於不便。我開關兩三次，然後給煙點上火，揣進衣袋，而將一次性打火機投進車窗袋裡。
「幾年前先生告訴我的。」司機突然說。
「告訴什麼？」
「上帝的電話號碼。」
我輕嘆一聲，輕得幾乎聽不出來。是我腦袋不正常，還是他們神經出問題了呢？
「只悄悄告訴你一個人？」
「是的，只悄悄告訴我自己。一個出類拔萃的人。您也想知道？」
「可能的話。」我說。
「那我說給您聽：東京945……」
「等一下。」說著，我掏出手冊和圓珠筆記下電話號碼。
「告訴我這樣的人不要緊麼？」
「不要緊的。也不是任何人都告訴，但你像個好人。」
「謝謝。」我說，「可是向上帝說什麼好呢？我又不是基督教徒。」
「我想那不是什麼大問題。只要你如實他說出自己所想的所苦惱的就行。哪怕再無聊無謂的話，上帝都絕對不會厭倦、不會嘲笑的。」
「謝謝你。打打看。」
「打打好。」司機說。
車開始順利行進，前方已現出新宿的樓字。車到新宿之前我們再沒說什麼。
4．夏日的結束和秋天的開始
車到目的地時，街頭已籠罩在淡藍色的暮靄之中。告知夏日結束的涼爽的風滑過樓字間的空隙，拂動下班歸來的女孩們的裙邊。她們涼鞋的「咯噔」聲，迴盪在瓷磚貼面的人行道上。
我爬上一座大廈的最頂層，走進軒敞的酒吧，要了heineken啤酒1。啤酒上來等了10分鐘。這時間裡我把臂肘拄在椅扶手上，支頤合目。什麼也想不起來。閉上眼睛，響起幾百個小人拿掃帚在我腦袋裡清掃般的聲音。他們連續掃個沒完，誰也沒想到用垃圾鏟。
1一種荷蘭啤酒，酒精含量較低，一般譯為「喜力」。
啤酒端來，我喝了兩口。小碟裡的花生豆也全部吃了。已不再聞掃帚聲。我走進收款機旁邊的電話間，給耳朵漂亮的女友打電話。她不在她的房間也不在我的房間。大概到哪裡吃飯去了。她絕對不在家裡吃飯。
接著，我撥動分手妻子的新公寓電話號碼。鈴響兩次時我轉念放下聽筒。想來也沒什麼可說的，並且我也不願意被看成沒有神經之人。
此外便沒地方可打電話了。在這座足有一千萬人流動往來的城市的正中，可以打去電話的物件只有兩個，且一個是離婚的妻子。無奈，我把10元硬幣放回衣袋，走出電話間，向身旁走過的男侍者要了兩瓶heineken。
一天即將這樣過去。有生以來似乎還沒有過如此無趣的一天。夏日最後一天本應多少有它的情趣才是。然而這一天竟給人拉扯得團團轉，撥弄得團團轉。窗外陰冷的初秋夜色橫陳開來。地上小小的黃色街燈永無盡頭地列隊而去。從上面看去，就好像在等人將它一腳腳踩滅。
啤酒端來。我拿起一瓶開啟，把兩碟花生全部倒在手心，依序吃將下去。鄰桌四個學游泳歸來的中年婦女一邊唧唧喳喳說著什麼，一邊啄著五顏六色的熱帶雞尾酒。男侍者站得筆直，唯脖頸稍歪打著哈欠。另一個男侍者向一對中年美國夫婦介紹菜譜。我吃掉所有花生，喝乾第三瓶啤酒，之後再沒事可幹。
我從牛仔褲屁股口袋裡拽出信封開啟，一張張數點這捆萬元鈔。扎著紙條的新鈔捆，與其說是鈔票，莫如說更像撲克牌。數到一半，手指刺刺地作痛。數到96時，一個年老的男侍者走來撤下空瓶，問我再來一瓶如何。我數著鈔票默默點頭。看起來他對我數鈔票毫無興致。
數罷150張，裝回信封，插回屁股口袋。這工夫新啤酒上來。我又吃了一碟花生豆。吃完心想為什麼這麼能吃呢？答案只有一個：肚子餓了。想來早上到現在只吃了一塊水果蛋糕。
我叫男侍者拿菜譜給我看。煎蛋卷沒有，但有三明治。我要了乳酪黃瓜三明治。問附加物，說是炸馬鈴薯片和泡菜。我不要炸馬鈴薯片，讓他把泡菜加大一倍。順便問有沒有指甲剪。當然有指甲剪。賓館裡的酒吧實在應有盡有。一次我曾在賓館酒吧借過《法日辭典》。
我慢慢喝啤酒，慢慢看夜景，慢慢在菸灰缸上剪指甲。然後又看一次夜景，給指甲打銼。如此時間裡，夜深了下去。在消磨城市時間方面，我正往專家水平逼近。
天花板擴音器呼喚我的名字。一開始沒聽出是我的名字。播完幾秒鐘後，我的名字才漸漸帶有我名字固有的性質，不久在我頭腦中變成純粹的我的名字。
我揚手做個手勢，男侍者把手提式無線收發報機送到桌前。
「原定計劃有所變更，」一個聽過的聲音說道，「先生情況急轉直下，已再沒多少時間。所以，給你的時間期限也要提前。」
「提前多少？」
「一個月。不能再等。一個月後羊找不到，你就萬事皆休，哪裡都不存在你的歸宿。」
一個月，我轉了下腦筋。但我頭腦中時間觀念如一團亂麻，一個月也罷兩個月也罷似乎無甚區別，原本就沒有基準說找一隻羊一般需多長時間。
「居然知道這地方！」我試著說。
「一般事情我們都知道。」對方道。
「除羊所在地點以外。」
「是那麼回事。」他說，「總之你得動！你太浪費時間。最好想想自己的處境。將你逼入如此處境也是你自己本身。」
的確如他所說。我用信封中最上面的萬元鈔付罷賬，乘電梯下到地面。地面情形依舊，地道之人以兩條腿地道地行走。但這光景並未使我怎麼釋然。
5．1/5000
回到家，信箱裡連同晚報一起進來三封信。一封是銀行存款餘額通知；一封是百般無聊的晚會請柬；一封是半舊車銷售中心直接郵寄的廣告，大意是說如換一輛高一檔次的車，人生將多少變得鮮亮。多管閒事！我把三封信摞在一起從正中撕開，扔進紙簍。
我從電冰箱拿出果汁倒進玻璃杯，坐在廚房餐桌旁喝著。桌面上有女友留的便條，寫道：出去吃飯，9點半回來。桌子上的數位電子鐘顯示現在時間是9點半。注視當中，數字變成31，稍頃變為32。
看鐘也看得膩了，遂脫衣淋浴，洗頭。浴室有4種洗髮香波和衝發劑。她每次去超級商場必買一點新的雜物回來，進浴室每次都增加一點什麼。一數，刮鬚膏有4種，牙刷有5打。依序組合起來，數字十分了得。我走出浴室，換上散步用的短褲和t恤。於是身上揮之不去的不快感不翼而飛，好歹神清氣爽起來。
10時20分，女友拎著超級商場購物袋回來。她總是夜間去超級商場。紙袋裡裝有3支掃除用的刷子和一盒曲別針和徹底冰鎮過的6罐啤酒。我又可以喝啤酒了。
「羊的事。」我說。
「所以我不是說了麼。」她應道。
她從電冰箱拿出一盒香腸罐頭，用平底鍋炒了。我吃三條，她吃兩條。涼爽的夜風從廚房視窗吹來。
我說公司發生的事，說車，說那座公館，說那個奇妙的秘書，說血瘤，說背部帶星紋的短粗壯實的羊。說了很久，說罷時鐘已指在11點。
「情況就是這樣。」我說。
我說完後她也沒顯得怎麼吃驚。邊聽邊一直掏耳朵，連打幾個哈欠。
「什麼時候出發？」
「出發？」
「不是找羊去嗎？」
我手指依然掛在啤酒罐易拉環上抬臉看她。
「哪裡也不去。」我說。
「不去不會不妙？」
「沒什麼不妙。反正我早就打算離開公司，不管誰怎麼找麻煩，飯碗總還是找得到的。總不至於連命都搭上吧？」
她從盒子裡抽出一支新棉球棒，用指頭旋轉擺弄了一會。「可事情沒那麼簡單。總之找到一隻羊不就可以了麼？滿有意思的嘛！」
「談何容易！北海道比你想的大得多，羊也有幾十萬只。如何能從中找出一隻羊來？笑話！就算那隻羊背上有什麼星紋！」
「5千隻。」
「5千隻？」
「北海道的羊的只數。昭和二十二年1有27萬隻，如今只有5千隻。」
11947年。
「何以曉得？」
「你出去後我去圖書館查的。」
我嘆口氣：「你什麼都知道。」
「那也不是，不知道的要多得多。」
「唔。」我開啟第二罐啤酒，往她杯子和自己杯子各倒一半。
「反正北海道如今只有5千隻羊，據政府統計資料。怎麼樣，心情多少輕鬆些了吧？」
「一回事。」我說，「5千隻也好27萬隻也好，沒有多大差別。問題在於從天邊的大地上找出一隻羊來。更何況一點線索也沒有。」
「線索不是沒有。照片有，另外不是還有你朋友麼？我想從哪個渠道都可以有所收穫。」
「兩個都虛無縹緲。照片上的風景隨處可見，鼠那方面信封郵戳都模糊不清。」
她喝口啤酒，我也喝了一口。
「討厭羊？」她問。
「喜歡。」我說。
腦袋又開始亂套。
「不去這點，已經決定了。」我說。原本說給自己聽，結果卻不像。
「不喝咖啡？」
「也好。」我答道。
她拿下空啤酒罐和玻璃杯，用水壺燒水。等水開的時間裡，她在隔壁聽音樂磁帶，喬尼-裡巴斯連續唱了《夜半專題》和《飛轉貝多芬》，接著唱《秘密老齡人》。水開後，她邊衝咖啡邊隨著磁帶哼唱《喬尼-b你好》。這時間我一直看晚報。十足的家庭光景。只要沒有羊問題，我本可以滿心歡喜。
在磁帶轉完傳來「咔」一聲動靜之前，我們一直默默喝咖啡，嚼幾片薄餅乾。我繼續看晚報，全部看罷又重看同一地方。政變，某電影演員死了，有貓擅耍雜技。全都是與我不相干的事。這時間喬尼-裡巴斯接著唱舊搖滾曲。磁帶轉完，我疊起晚報，目視女友。
「我還不大清楚。不錯，較之什麼也不做，還是四下找找羊為好，哪怕一場徒勞。只是，我可不願意給人指使受人威脅被人耍弄。」
「可是，大家活著都多多少少給人指使受人威脅被人耍弄嘛。何況，沒東西可找的時候甚至也可能有的。」
「或許。」稍頃我說道。
她繼續默默掏耳朵。發問不時閃出豐滿的耳垂。
「眼下北海道再妙不過。遊客少，氣候好，羊也都出到外面。正是好季節！」
「可能。」
「如果，」她咀嚼最後一片餅乾，「如果你帶我一塊去，我想肯定對你有幫助。」
「幹嗎對找羊那麼起勁兒？」
「我也想看那羊嘛！」
「很可能為一隻平平常常的羊白白折騰一場。再說連你也要捲進這場-嗦事裡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