星期日下午，電話鈴響了。九月新學期開始後的第二個星期日。我正在做推遲了的午飯，但還是一一關上煤氣，趕緊拿起聽筒。因我猜想可能是敏打來的關於堇訊息的電話。鈴聲的響法總好像有一種緊迫感，至少我是這樣感覺的。不料是「女朋友」打來的。
「事情非常重要，」她省去寒喧——這是很少有的——說道，「能馬上來一趟？」
聽語氣，似乎發生了什麼不妙的事，說不定是我們的關係被她丈夫發覺了。我靜靜地深吸一口氣。萬一同班上學生的母親睡覺的事給學校知道，不用說，我將處於相當狼狽的境地。最壞時情況有可能被解職，不過這怕也是沒辦法的事，這點從一開始就已清楚。
「去哪兒？」我問。
「超級市場。」她說。
我乘電車趕去立川，到火車站附近那家超級市場已經兩點半了。下午熱得就好像盛夏捲土重來一般，我卻按她的吩咐，穿白襯衫打領帶，外加灰色薄質西服。她說這樣看上去像老師，能給對方以良好印象，「因為你有時看上去像學生」。
在門口向一位正在整理售貨卡的店員問保安室在哪裡，對方說保安室不在這裡，在隔一條路的另一棟的三樓。原來是一座不很起眼的三層小樓，裡邊連電梯都沒有。混凝土牆壁裂紋縱橫，彷彿在木訥地訴說別介意、反正就要整個拆除了。我爬上磨損了的窄樓梯，小聲敲了敲掛有保安室標牌的門，一個男子粗重的語聲讓我進去。推開門，見她和兒子在裡面。兩人同身穿保安制服的中年男子隔桌相對。別無他人。
房間即使不算寬寬大大，可也決不窄窄巴巴。三張桌子靠窗排開，鐵皮檔案櫃立在對面一側。旁邊那堵牆上貼著執勤表，鐵架上擺著三頂保安員帽。最頂頭那扇鑲有磨砂玻璃的門的對面看樣子有間休息室。房間無任何裝飾，無花，無畫，無掛曆，唯獨牆上那個圓形掛鐘格外醒目。房間空曠得出奇，儼然因某種緣由被時間長河遺棄的古老世界的一隅。香菸和書刊和人的汗漾出彷彿經年累月才融為一體的不可思議的氣味。
執勤的保安員身體敦敦實實，年齡五十五、六光景，粗胳膊，大腦袋，花白頭髮密麻麻硬挺挺，用散發出廉價氣息的整發水迫使其就範。其眼前的菸灰缸裡滿是「七星」殘骸。我一進門，他立即摘下黑邊眼鏡，用布擦了擦，又戴回。看來那是他見生人時的習慣性動作。摘下眼鏡，那對眼睛猶如從月球拾來的石子一般冰冷冰冷，眼鏡戴回後，冰冷沒那麼冰冷了，而代之以死水潭般的黏稠。總的說來，不是以安慰別人為目的的視線。
房間悶熱，窗固然開著，但風絲毫進不來，進來的唯有路上的嘈雜。被紅燈攔住的大卡車發出嘶啞的氣閘聲，令人想起晚年的本·韋伯斯特的高音唱腔。大家都出了不少汗。我走到桌前簡單寒暄，遞出名片。保安員默默接過，咬著嘴唇盯視良久，盯罷把名片放在桌子上，抬起臉看我的臉。
「蠻年輕的老師嘛，」他說，「工作幾年了？」
我做出略加思索的樣子：「第三年。」
他「唔」了一聲，再沒說什麼。但那沉默本身就是一種內容複雜的雄辯。他再次把名片拿在手上，重新確認什麼似的注視我的名字。
「我姓中村，是保安主任。」他報出姓氏，但沒給名片。「那邊椅子有多餘的，請挑一把搬來。這麼熱很抱歉。空調嘛，出了故障。星期天人家不上門維修，電風扇也沒有乖乖聽話的，簡直坐以待斃。您怕也夠熱的，西裝請只管脫下好了。事情我想沒那麼快結束，光看著我都熱得夠嗆。」
我按他說的搬來一把椅子，脫去上衣。襯衫已出汗出得貼在身上。
「不過，我總覺得，老師這工作的確令人羨慕。」說著，保安員嘴角沁出於巴巴的笑意，然而眼鏡內側的眼珠卻如物色特定物件的深海食肉動物一般在探我的底。口氣誠然客氣，但僅限於表面。尤其說到「老師」兩個字時，顯然透出輕蔑意味。
「暑假一個多月，星期天不用上班，晚上不用值班，又有人送禮，好到天上去了！如今看來，我也在學校玩命用功弄個老師噹噹該有多妙。可到頭來，大概也是命中註定，當了個超市保安員。腦袋不好使嘛。跟我家孩子也說了：長大當老師！畢竟老師頂輕鬆嘛。」
我的「女朋友」身穿式樣簡潔的藍色半袖連衣裙，頭髮在腦頂齊整整地攏起，兩耳戴著小耳環，腳上是高跟白涼鞋，膝部放著白色手袋和奶油色小手帕。從希臘回來還是第一次見她。她一聲不吭，用哭得有些發腫的眼睛輪流看我和保安員，從神情上不難看出已捱了好一頓訓。
我和她對視了一下，隨即看了看她兒子。本名叫仁村晉一，在班上大家都叫他「胡蘿蔔」。細長臉，瘦瘦的，頭髮亂蓬蓬地打著漩，看上去真的像胡蘿蔔。我一般也這麼叫他。人很老實，不說多餘的話。成績算是好的，不忘做作業，值班打掃教室不要滑，不惹是生非。不過上課時極少舉手回答問題，也不出風頭，不討人嫌，也沒什麼人緣。母親對此頗有些不滿，但從教師的角度看，算是蠻不錯的孩子了。
「情況從學生母親那兒聽說了吧，電話裡。」保安員問我。
「聽說了。」我說，「扒竊。」
「正是，」說著，保安員拿起腳下的紙盒，放在桌上，推到我這邊來。盒裡有八個仍包著塑膠紙的訂書器。我拿一個在手上看了看：標價八百五十元。
「訂書器八個，」我說，「全部嗎？」
「是的，全部。」
我把訂書器放回紙盒。「價格一共六千八百元吧？」
「是的，六千八百元。您肯定這樣想吧：當然不止是扒竊，而是犯罪行為。可為什麼這麼小題大作呢，充其量才八個訂書器嘛，何況又是小學生。是這樣想吧？」
我什麼也沒表示。
「沒關係，即使這麼想也情有可原。畢竟較之扒竊八個訂書器，更惡劣的犯罪滿世界都是。在這裡當保安員之前，我也在第一線當了很長時間警察，情況一清二楚。」
保安員直勾勾地看著我的眼睛說道。我也在注意不給他以挑戰性印象的前提下正面迎接他的視線。
「若是頭一回，店方也不至於因為這個程度的扒竊而一一鬧騰沒完。我們也是靠客人吃飯的，都想適可而止，不把事情鬧大。本來嘛，把他帶到這房間來，稍微嚇唬嚇唬就完了；糟糕的時候也頂多跟家裡聯絡，提醒一下，而不通知學校。對這類事情儘可能息事寧人，這是我們店對待小孩扒竊的基本方針。
「問題是這孩子扒竊不是今天第一次。以前也有，僅我知道的就三次。注意，是三次！而且第一次也好第二次也好，這孩子都死活不肯道出自己的姓名和所在的學校。兩次都是我處理的，所以記得很清楚。無論說什麼問什麼，反正就是不開口。用警察的說法，就是所謂緘默。不道歉，也沒反省的樣子，很有牴觸性，態度非常惡劣。對他說再不告訴姓各就帶去找警察也不怕麼，他還是默不作聲。無奈，這次硬讓他出示汽車月票，才弄明白了姓名。」他停了停，等待事情的細節滲入我的腦中。他仍然定定地注視我的眼睛，我也沒將視線移開。
「還有一點，那就是所偷東西的內容不好，不讓人憐愛。最初是十五支自動鉛筆，金額是九千七百五十元。第二次是圓規八個，金額為八千元。就是說，總是集中偷同一種東西。不是為自己用，或純屬惡作劇，或是為了賣給學校同學。」
我想象午休時胡蘿蔔向班上學生兜售訂書器的場景。事情不可能這麼簡單。
「難以理解，」我說，「何苦在一個店裡那麼明日張膽地扒竊呢？接連幹上幾次，當然要被認出，又引人警惕，逮住時處分也要加重。要想得手換一家商店豈非人之常情？」
「那種事問我也沒用，實際上在別的店也可能幹來著。若不然就是對我們店情有獨鍾，或是對我的長相看不順眼也未可知。我畢竟只是店裡一個保安，複雜情況一一考慮不來，也沒拿那份薪水。想了解的話，直接詢問本人如何？今天也一樣，領來這裡都三個小時了，就是不肯開口，隻字不吐。乍看樣子蠻老實，其實十分了得。所以才勞老師大駕。好好的休息時間給我打擾了，實在抱歉。
「……不過，剛才我就注意到了，您曬得相當可觀嘛。倒是跟這件事沒有直接關係——暑假您去哪裡了？」
「沒去什麼特殊地方。」我說。
他還是煞有介事地打量我的臉，就好像我是問題的一個重要部分。
我再次拿起訂書器細看。隨便哪個家庭哪問辦公室都備有的極其普通的小訂書器——臻於完美境地的廉價事務用品。保安員口叼「七星」，用大大的打火機在頂端點燃，側過臉吐煙。
我轉向孩子那邊，溫和地問道：「為什麼要訂書器呢？」
一直在看地板的胡蘿蔔靜靜地拾起臉看我，但什麼也沒說。這時我才發覺他的神色與平時截然不同，表情奇怪地消失了，眼睛的焦點也對不上，視線沒有縱深感。
「不會是受誰威脅才幹的？」
胡蘿蔔仍不回答，連是否理解我的意思都無從判斷。我只好作罷。現在在這裡怎麼問恐怕都一無所獲。他已關上門，窗也封了。
「那，怎麼辦呢，老師？」保安員問我，「我的工作是在店內巡視、用監控攝影機監視、發現現行扒竊分子帶到這房間來，這份薪水我拿了。至於往下怎麼辦是另一個問題。尤其物件若是小孩子，就更傷腦筋。您看如何是好呢，老師？這方面當老師的更清楚吧？或者乾脆把事情端到警察那裡去？那一來作為我可就省事了，大可不必這麼往棉花堆打拳頭，白白搭上半天時間。」
說實在話，此刻我腦袋正另有所思。超市這大煞風景的保安室不容我不想起那個希臘小島上的警察，接下去又不能不想堇，想她的失蹤。
所以竟好一會沒弄懂保安員想要對我說什麼。
「跟他父親也說了，得好好教育孩子，跟他講明白扒竊是一種犯罪，再不會給您添麻煩了。」她用缺乏起伏的聲調說。
「因此不希望弄得滿城風雨——剛才就聽好多遍了。」保安主任甚為不耐煩地說。他在菸缸裡磕落菸灰，然後重新轉向我說：「不過依我看，同樣的事情幹三次無論如何也是太多了，有必要在哪裡剎住。老師您對此有何高見呢？」
我深吸一口氣，將思緒拉回現實：八個訂書器，九月一個星期日午後。
我說：「在同孩子談話之前，什麼都不好說。這孩子以前從未招惹是非，腦袋也不笨。至於他為什麼如此無謂地扒竊，現在還無法判斷。往下花時間找他好好談談。談的過程中我想肯定可以發現起因或線索。給您添麻煩了，實在非常抱歉。」
「我說，我是不好理解，」對方在鏡片後眯起眼睛，「這孩子——仁村晉一——是您教的學生吧？就是說天天都在教室見面吧？是這樣的吧？」
「是的。」
「四年級了，在您班上待一年四個月了，不錯吧？」
「不錯。從三年級教上來的。」
「班上一共多少學生？」
「三十五人。」
「那麼，是很可以照料到的唆。可是，完全沒有料到這孩子會捅出漏子，連跡象都沒覺察到，是吧？」
「是的。」
「可是慢著，這小子可是半年時間裡就扒竊了三次喲！而且總是單獨幹。不是有人逼他非幹不可，不是出於需要，不是一時心血來潮，不是為了錢——聽他母親說零花錢綽綽有餘。那麼就是說是主觀故意犯罪，為了偷而偷。也就是說，這孩子顯然是有‘問題’的。對吧？而這東西多少總會有一點跡象吧？」
「從教師角度來說，習慣性扒竊這一行為，尤其在是孩子的情況下，較之犯罪性，很多時候更來自精神上的微妙扭曲。當然，假如我再細心些觀察，有的情況也許就看出來了，這點我表示反省。問題是，這種扭曲表面上是十分難以推測的，或者說並非將行為本身作為行為單獨提出來而給予相應懲罰就能馬上解決的，必須找出根本原因加以糾正，否則事後還會以不同形式表現出來。兒童採取扒竊這一形式傳送某種資訊的情況並不少見。即使效率不高，也只能慢慢面談來解決。」
保安員掐掉煙，半張開嘴，像觀察什麼珍稀動物似的久久盯視我的臉。他放在桌面上的手指甚是粗大，儼然長有黑毛的十個肥胖的活物，看得我有些透不過氣。
「您剛才講的，就是人們在上大學教育學之類時所聽到的？」
「不盡然。因是心理學常識，哪本書上都有。」
「哪本書上都有。」他面無表情地重複我的話，然後拿起毛巾擦粗脖子上的汗。
「這精神上的微妙扭曲，到底是什麼呢，這？我說老師，作為警察我可是從早到晚都跟不是微妙地扭曲之人打交道來著。世上這樣的人橫躺豎臥，拿掃帚掃都掃不過來。若是花長時間細細聽這些人的話，認真琢磨話裡到底有什麼資訊，我身上就算有一打腦漿也怕不夠用。」
他喟嘆一聲，把裝有訂書器的盒子又放回桌下。
「大家嘴上說的都合情合理：孩子的心靈是純潔的，不能體罰，人們都是平等的，不能以分數取人，要慢慢商量解決。這倒也未嘗不可。問題是世道會因此多少變好嗎？甭想，莫不如說在變壞。我說，人恐怕並不都是平等的吧？這話聽都沒聽過。跟您說，這狹小的日本可是有一億一千萬人擠在一起，要是大家全都平等試試看，簡直地獄！
「漂亮話說起來容易。閉上眼睛裝沒看見，把問題往後一推即可。風平浪靜地讓孩子唱著螢火蟲之歌畢業就算萬事大吉。扒竊是孩子的心靈資訊，別的與我無關，這當然快活自在。誰給揩屁股呢？我們！您以為我們天生歡喜於這個不成？您那神情像是在說充其量六千八百元罷了，可你從被偷者的角度想想。這裡幹活的有一百多人，為了一兩元差價，每個人都像烏眼雞似的。收款機的現金統計若有一百元對不上賬，就得加班弄個水落石出。您曉得這超市打收款機的阿姨一小時掙多少錢？為什麼就不能把這個講給學生聽？」
我默然，她默然，小孩也默然。保安主任也到底像是說累了，蜷縮在沉默之中。別的房間裡電話短促地響了一聲，有人接起。
「那麼，怎麼辦才好呢？」
我說：「用繩子把他倒吊在天花板上，直到他說出對不起——這樣可以麼？」
「那怕也不壞吧。不過您也知道，果真那麼幹，我也好您也好，飯碗就都砸了。」
「既然如此，那就只能花時間耐住性子同他談。這是我的最終意見。」
別的部門有人門也沒敲就闖進房間，說道：「中村君，借倉庫鑰匙用一下。」「中村君」在抽屜裡找了半天，沒找到鑰匙。「沒有。」他說，「奇怪啊，一直在這裡來著。」對方說事情重要，無論如何馬上要用鑰匙。從兩人的口氣聽來，那鑰匙非同兒戲，本該在那裡才是。桌子幾個抽屜都翻個底朝上，還是沒有找到。
這時間裡我們三人一片沉默。她不時以若有所語的眼神覷我一眼。胡蘿蔔依舊面無表情地目視地板。我不著邊際地胡思亂想。熱得要命。
討鑰匙的人只好作罷，嘟嘟囔囔地走了出去。
「可以了。」中村保安主任轉過身，以平板板的事務性語調說道，「辛苦了，這就完事了。往下完全委託給老師和母親了。不過有一點：倘若同一件事再發生一次，記住，那時可就真麻煩了。這點能理解吧？我也不願意找麻煩的，但工作畢竟是工作。」
她點頭。我也點頭。胡蘿蔔置若罔聞。我欠身站起。兩人也有氣無力地站起。
「最後一句，」保安員坐著向上看我，「這麼說我也認為不夠禮貌，恕我冒昧——一見面就覺得您好像有什麼心事。年紀輕輕，高高大大，風度翩翩，曬得漂漂亮亮，思路井井有條，說話頭頭是道，父兄方面也肯定喜歡。不過嘛——倒說不好——從看第一眼就有什麼讓我納悶兒，讓我琢磨不透。倒不是我個人同您有什麼，所以您別生氣。只是一種感覺罷了，心想到底有什麼不釋然的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