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董作賓在《殷歷譜》中說，殷滅亡的時間是紂即位六十四年。果真如此，那紂可真是高壽了。可能是上了年紀，判斷力變得遲鈍，接受建議也不如以前虛心，引起了所謂老害，從而導致王朝的滅亡。
而在同一時代位於西方的強大勢力的周，昌在位也有五十年了。殷和周都屬於一個首領統治了很長時期的情況，此外二者還有一個相似之處——戰爭都很多。
然而，戰爭的性質是不一樣的。殷發動的是侵略戰爭，以掠奪財貨和人口為目的，因此招來了鄰近各部族的怨恨。而周以農業立國，發動戰爭的目的在於擴張土地，對手戎狄的土地此前並未用來農耕。周並不是要從對手那裡掠奪財物，而是農耕需要人手，可能是降服作戰對手後再教給他們農耕的技術。
殷絕不是從紂的時代才開始衰弱的。紂曾二度親征，有整編遠征軍的能力，也有神聖王的權威。但是，一次又一次的徵兵和遠征，加劇了原本順從部族的不滿。這些部族因為紂是天下之主，也沒有什麼辦法，而當聽到西方出現了聖人時，心理上自然就產生了動搖，甚至有了「只要有人挑頭就跟著造反」的念頭。
西伯昌（以下稱為周文王）求賢若渴。他和渭水北岸垂釣的老人談話，請他乘自己的車，以師長敬之，這是個有名的「逐夫」故事。這位老人名叫呂尚，生活貧乏，無依無靠，甚至曾被妻子強逼著離婚。不過，周文王被他的言談打動了，說
——自吾先君太公曰「當有聖人適周，周以興」。子真是邪？吾太公望子久矣。
呂尚因此得號「太公望」。他後被稱作「師尚父」，意思是王要像對待父親那樣對待老師。
周首領文王在位五十年，還未能取代殷。他的兒子發，在繼位九年後準備進攻殷。發就是周武王，第一次出征在途中又折返了，理由是「天命還在殷」，大概是對攻擊殷沒有勝利的把握吧。也可能是之前已召集的各部族首領，並沒有像想象中那樣全部趕來助陣。
兩年後武王再度發動大軍東征。在這兩年裡，周和各部族做好了通氣工作，只等殷的空隙和漏洞。
就這樣，牧野之戰爆發了。
針對從西方進攻的周軍，殷紂王動員了七十萬大軍。然而——
紂師雖眾，皆無戰之心，心欲武王亟入。紂師皆倒兵以戰，以開武王。武王馳之，紂兵皆崩畔紂。
《史記·周本紀》中有上面的句子。殷的軍隊悉數倒戈相向。
我們再回憶一下埋葬在廟堂建築臺基的地下軍團吧。軍團中有仰臥的人，有俯臥的人，還有其他各種各樣的姿勢。在紂的軍隊中，可能奴隸佔了相當大的比重。如果有祭祀，這些奴隸說殺就被殺了。同樣，他們也沒有對殷盡忠的義務。而西方的周的制度，通過口傳甚至傳到了殷的中央地帶，殷軍隊中的大部分人，是把周軍視為解放他們的隊伍來迎接了。
《史記·周本紀》中記載道，年老的紂走投無路，「走，反入登於鹿臺之上，蒙衣其珠玉，自燔於火而死」。
神聖王朝就此終結，周取代殷而成為天下之主。關於這次殷周革命的年代有各種說法，董作賓認為是西元前1111年，此外，還有西元前1050年左右、前1028年左右等說法。從此，中國社會的面貌發生了極大變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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關於殷王朝的社會情況，主要得依據甲骨片記載的卜辭和考古學調查，才能勾勒出它的輪廓，而周就有史官的記錄遺留下來。甲骨文中有「冊」、「典」的字眼，故可以推定殷代也有史官的記錄，但現在沒有實物存留下來。如前文所述，可能是因材料的腐朽所致，或者也有可能是周滅殷之後故意銷燬所致。
周是個長命王朝，名義上延續了八百年。後面將要講到，周在東遷（西元前770）之後被稱為東周，失去了政治上的實權，變成了一個僅有象徵意義的存在。不過，王朝依舊延續下來。最終的滅亡也是自然消亡，沒有像殷被滅時的牧野之戰那樣的事情發生。這意味著王朝的記錄是持續的，不會被故意銷燬。
詔敕要被送往各地，為此就需要大量的副本。重要的詔敕，尤其是建國當初的部分被小心儲存，並留有大量副本，這樣就能流傳到後世。這些詔敕集被稱為「書」。以前只記錄了王說過的話，後來也增加了其他的記錄。詔敕集被稱為《尚書》，意思是要格外尊尚的書。南宋以後，這些「書」被儒者看作聖經一樣，被稱作《書經》。
還有一個重要的記錄可以幫助我們瞭解周代，就是產生於民間的歌曲。當時存留有很多民謠，而孔子從中選擇了305篇，這本選集僅記載「詩」，儒者視它為經典，稱之為《詩經》。
除「書」和「詩」外，周代青銅器的銘文也是重要的史料。當然，考古學調查也是有力的判斷材料，而比起殷來，周代記錄的數量則多出許多。不過，殷墟中發掘出了看上去像是王陵的陵墓，但沒有報告提到有周代王陵一類的陵墓被髮掘出來。
在這樣的條件下比較殷和周，還存在一些問題，但這種比較是追溯中國歷史時極為重要的一點。被看做是近代中國最優秀的國學大師的王國維（1877—1927），認為中國文化的源流在於周，而殷代文化基本上沒有傳到後世。
從進化論的原則來看，技術這類事物總是新時代的要比舊時代的更加優秀才對。然而，只要是和青銅器相關，殷代在鑄造技術和藝術性上都遙遙領先，而周代青銅器反倒是後退了。除了技術和藝術性的問題之外，還必須考慮精力的投入程度。在祭祀上天和祖先之靈就是生活全部的殷代，人們把全部精力都放在製作祭祀用的工具上。
周人也祭祀上天和祖先之靈，《詩經》中也有稱讚文王和武王的內容。不過，周人對上天和祖神的看法跟殷人有很大不同。殷人把上天和祖神看作全部，天意和祖神的意志是絕對的、不可變更的。傳達上天和祖神意思的是巫師，殷王也是巫師的首領。與此相對，周王作為現實生活領導的一面更為濃厚。身為農務長官的始祖向周邊民族傳授農耕技術的神話，也表明了這一點。
再比較一下狩獵和農耕吧。對於狩獵，收穫的多少非人力所能左右。而農耕，只要人們足夠勤勞，努力擴大耕地面積，並做到深耕且常修水利，就可以期待大豐收。農業性質的思考是要尊重人類自身的努力。周代的人們也占卜，但並沒有用占卜來決定所有事情。他們認為，人類的力量總能在某種程度上左右將來。對上天和祖神，人們抱有誠意尊崇就可以了。尊崇也就是禮拜、獻供、奏樂等，換言之，「制度」取代了「巫師」。
如果說殷是神聖王朝，那麼周就是禮樂王朝。周王除了是祖傳的農業指導，還有禮樂指導的性質。殷是神人共食、神人共住，神常在人身邊，而周把神高高地供奉起來，人們用禮樂在神人之間設定了距離。這個世界是人類居住的地方，沒有神的跡象。農民本來就是現實主義的，擁有現實性格的周人，沒有殷人那樣奔放的想象力，設計青銅器時也就不會產生躍動的思維。
殷和周在種族上的關係，至今仍沒有搞清楚。二者的民族性格雖然有很大的不同，但這也不能說明他們在種族上就是不同的族群。至少在語言層面上，周仍然使用殷創造的甲骨文系的文字，所以應該認為屬於同一系列。
然後，再比較殷周最重要的奴隸問題。中國的奴隸制社會終結於殷，從周開始進入封建制社會，這一說法佔有有力的證據，但也有人像郭沫若那樣，認為周代仍然是奴隸制社會。奴隸雖然一直存在，但只有當奴隸是生產主力時，才是所謂的奴隸制社會。如果奴隸制社會終結，那就是歷史的大轉變。
殷和周可能在種族、語言方面屬於同一系列，但卻是不同體制的團體。按考古學用語來說，殷文化被稱作小屯文化。一般的，仰韶文化的遺物層上是龍山文化的遺物層，再往上就能看到小屯文化的遺物層。在黃河中下游，小屯文化層的上方還疊加了周的遺物層。不過，周的領地陝西省各地在龍山文化遺物層之上疊加的是周文化的遺物層。因此，小屯文化即殷文化的說法一直未被接受。
在殷以奴隸的勞動力作為主要生產手段的時候，地處西方偏僻地方的周，已經創造出分配土地並以年貢維持政權的制度了。
周戰勝殷不僅僅是古代王朝的交替，也是某一體制壓倒其他體制的範例。在這場不同體制團體之間的爭鬥中，因殷的敗北，殷連同其體制都灰飛煙滅。
王國維說，周文化一直延續到了20世紀。周以後政權雖屢屢交替，但體制沒有什麼大的變動。如果是這樣，殷文化僅僅是浮在橫跨三千年的中國文化的表面之上，而沒有植根。這種解釋正確與否，有很大的問題。也有人認同郭沫若的看法，認為殷周基本上屬於同一體制的政權，其根據也不能被一概否定。
視殷周交替為體制大革命的人們，所持證據之一就是周墓中殉葬較少。20世紀50年代發掘出的周代古墓約有160座，但有殉葬的只有3例，而且殉葬者不過6人。針對於此，殷周同質論者提出了反對意見，說發現的周代古墓中沒有王陵級別的。
如果發掘周代王陵，不能說沒有發現大量殉葬者的可能性。《詩經》中也有講述在殉葬前勇士害怕得發抖的內容，不過，用奴隸充當犧牲的事情再也沒有發生。至於給上天和祖神的供品，殷代有不少動輒幾百頭牛羊的例子，但周代記錄中只有數頭。民謠給人的印象也是在傳頌活著的喜悅和對生命的愛惜。
通過可怖的巫師們進行交流、看不見摸不著、充斥了這個世界的神靈們都離開了，人們唱起了人類的歌聲，開始了自己的生活，神靈的時代轉變成了人類的時代。儘管是同一種族，神靈時代的人屬於高度的感覺主義，而人文時代的人就變得現實主義。在青銅器的製作中也反映出這一點。
殷周同種族異體制這一說法更為妥當，而這也應該是古代學在今後發展中要重視的問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