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推翻殷帝國並非僅靠周武王一人之力。周武王動員了三百乘戰車、三千虎賁、四萬五千甲士。而在召集諸侯後集結的軍隊裡，戰車就有四千乘之多。從戰車的數量可以推定，周召集的其他各部族軍隊十幾倍於自身兵力。這次召集很可能也有太公望在其中奔走的功勞。中途放棄的第一次舉兵並對諸侯發起號令——總爾眾庶，與爾舟楫，後至者斬一——的人，《史記·周本紀》稱是師尚父，也就是太公望。可能正是太公望對各部族做協調工作。
《尚書》中收錄的《牧誓》就是這次的宣戰佈告，不用說，出自武王之名。其中有一句：
庸、蜀、羌、髳、微、盧、彭、濮人，稱爾戈，比爾幹，立爾矛。
這裡列舉的正是各部族的名字，蜀直到現在還被用作四川省的簡稱。西北、西南各部族集結在周的旗幟下，此外，這些部族被中原的殷視為夷狄，羌人還被殷人擄掠用作祭神的供品。
周的東征含有東西決戰、一雪前恥的意義。在氣勢上，西軍壓倒了東軍。
武王有很多兄弟，其中最優秀的是成為自己臂膀、輔佐自己的弟弟周公旦。另外，在這次東征中立有大功的召公奭，據說也是武王的庶子，但《史記》中只記錄周姓的「姬」。最近在殷代卜辭的研究中，「召方」這個詞頻繁出現，所以人們從中得知，河南西部的大勢力召族因受到殷的壓迫而遷往西方，召公奭很可能就是這個地方的首領。
周東征之時，必定要通過召族的領地。能不能讓召族加入自己一方，可以說是成敗的關鍵所在。儘管召族不屬於周的一族，但因為功績也受到同族的待遇，於是武王庶子的傳說就出現了。
周為了增加力量，採用了政治婚姻的策略。成為姻戚，就意味著能得到親家強有力的支援。文王的祖母太姜出身姜族，這也是周的武力的大後臺。
就這樣，推翻殷而成為天下之主後，周當然並且也必須要對功臣們論功行賞。建立聯合軍隊並指揮戰爭的太公望戰功第一，被封于山東省的營丘，稱為齊國。武王的同母弟周公旦是本族內功勞最大的，被封于山東省的曲阜，稱為魯國。召公奭被封於燕（河北省）。
周代爵位分為「公」、「侯」、「伯」、「子」、「男」五級，這一制度甚至到日本明治政府時仍在採用。為同族和功臣授予爵位、給予土地，對農業立國的周來講，是極為自然的。獲得領地並受封的武王兄弟據說有十五人。連古代的聖人——神農、黃帝、堯、舜的子孫也被尋找到並封於各地，據說舜的子孫被封於陳（河南省），夏的子孫被封於杞（河南省）。
不僅如此，已亡國的殷代紂王之子祿父（武庚）也被封為諸侯，獲得了殷舊地的一部分。如果殷徹底滅亡，周擔心殷的祖神得不到祭祀而作祟，但是周也必須警惕殷的殘餘力量，武王派他的弟弟叔鮮和叔度擔當監視的角色。《史記》中沒有這兩人的名字，但有另一個叫霍叔的人物，統稱「三監」。
給同族、功臣分封土地，使之成為周的屏藩，這被稱為「封建」。甲骨文中「封」同「邦」。「封建」指的正是建邦，並且服從王朝的這些邦的君主都是世襲的。
如果單純地把這段歷史說成是從奴隸制社會到封建制社會的轉變，或者是神聖帝王獨裁製到地方分權制的轉變，確實便於理解，但如果放到歷史走向中，這種說法就顯得過於簡單。殷滅亡後，武王在第二年死去，建立周代制度的是他弟弟周公旦，孔子視他為聖人而予以尊崇。儒家後來成了中國思想的主流，所以周代制度就被奉為中國文化的精華。
人們開始意識到，至今號稱是周代創立的封建制度事實上在殷代就已有萌芽。甲骨文中有「作邑」的情況，「邑」是「村」的意思，但也可以理解為「集落」或「國」，而且字形和「邦」相似。勢力範圍擴大以後，就需要委託可以信賴的下屬前去管理那些遙遠的地方。
農耕為本的周，很早就有了分土地的觀念，只要與此體制相關的，都比殷要先進。當殷剛開始考慮分土地的時候，周已經將此作為制度固定了下來。
傳說在西伯昌的時代，虞和芮的首領之間有一起糾紛，為了尋求裁斷而去了周，看到的卻是人們互相謙讓的情形，於是兩個首領都慚愧地返回，互相做了讓步。芮城縣和虞鄉（同在山西省）仍是現在的地名，在黃河和渭水的匯合點以東。如果有了訴訟，理應去天下之主殷的所在地才對，但他們卻去了周。關於訴訟，《史記》僅用了一個詞
——有獄。
這是一起因為相鄰而引起土地紛爭的問題。如果是關於土地的問題，可以認為周比殷更老練並富有經驗。
在狩獵、畜牧、農業（還可以加上掠奪）等支撐人口的生產模式中，農業的影響力逐漸越來越大。中國必須切換到以農業為本體制的時期到來了，這也是擺在殷面前迫切需要考慮的問題，卜辭中有這樣的記錄。體制的改變是艱難的，而周原本就有這樣的體制，所以這就成了優勢。
殷周革命表現為不同體制的鬥爭。也有論點認為，像王國維那樣把殷當作異類，完全從中國文化中剝離的做法過於極端。
周的興起，跟與擁有先進文化的殷的接觸是分不開的，最重要的是繼承了它的文字，所以才沒有讓人有很強烈的歷史斷絕感。成為天下之主的周，還是在某種程度上採用了殷的神聖王朝制度。天子接受天命、代表上天統治人民的觀念是殷的產物，周把它繼承了下來。可以說這是一種利用，而長期統治中的這種做法有它相應的意義，該用的時候還是必須要採用。在斷絕的中間，我們還是能夠注意到有接續的細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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周武王東征的時候，用卜筮占卜出的結果是「大凶」。不過，據說太公望把已經做成筮竹的植物和龜甲一腳踩到地上，說
——枯骨死草，焉知吉凶。
周根本不把占卜當作是個問題。這是一種現實性的、合理的思考方式，殷人做夢都不可能想到天下還會有這樣的行為。
在思維方式上，周人就優於祭政合一的殷人。然而在勞動生產方面，殷又遠遠優於周，這是因為有大量的奴隸可供驅使，根本不用考慮成本問題，所以肯定能製造出優秀產品。單單就說青銅器一項，如同前述，周始終都無法超越殷的成就。
牧野之戰大勝的周軍在進入殷都後，肯定會驚訝得連嘴都合不上。來自西北和西南、算是開化了一半的這些人，必然會被殷的文化深深震驚，並深受影響。周人在祭祀之外是不飲酒的，而殷人每日必行之事就是舉行盛大的飲宴。周公特別擔心殷的這種風氣傳染給純樸的周人，於是頒佈了《酒誥》，措辭非常激烈，規定公務員若聚飲，一律押回國都，全部處死。周和殷不同，不會輕易殺人，從《酒誥》可見，周公更擔憂酒害。《酒誥》以第一級別公文的形式佈告出去之後，還是有人真敢喝醉而不把它當回事的。所以，就算再怎麼禁止，總會有缺乏免疫力的人迅速成為酒的俘虜。
《酒誥》警告的物件是周人，不過規定殷代各臣工若沉溺於酒則不能被處死，只說是要「姑惟教之」。可能是知道飲酒成性的人因為上了癮，不可能立刻戒掉。通過強調酒害，留給他們一個改變習慣的緩衝時期。而對此作負面猜測的話，也可能是對殷人溺酒持睜一隻眼閉一隻眼這樣的態度。所謂「工」，指的是技術工藝專家。周即使推翻了殷，卻還是需要殷的優秀技術的。
殷周革命成功兩年後，武王死去，年幼的成王即位，輔佐幼王的是周公。這時周的基礎還不牢固，可能還有人對當時的論功行賞不滿。殷紂王的兒子祿父處於武王三個弟弟也就是三監的監視之下，武王死後祿父似乎對三人煽風點火。對這三個武王弟弟來說，兄長周公擁立幼王后的獨斷專行讓他們很不痛快。而祿父手中還有一定的軍事力量——牧野的殷軍因倒戈有功，得以保全下來，此外和殷有很深關係的南方淮夷也擁有強大的實力。「如果我們聯合起來，就能推翻周公。」人們認為是祿父在做勸誘。三監接受這份勸誘，真的只是不滿兄長周公才同仇敵愾的麼？可能還有原因，比如他們監督殷代遺民，深受殷文化的影響。周公為了保持樸素的風氣下達了禁酒令，但三監的心裡謀劃的是要建立一個繼承了殷文化的國家。偷雞不成反蝕把米，完全落入了以復興殷為目標的祿父的陷阱。
周公和召公合作，以武力鎮壓了三監的起兵作亂。周在西方同樣也有麻煩，不少諸侯反對討伐三監之亂。可見，周在成為天下共主後，在初期確實不夠安定。然而如果放任三監之亂不管，就會導致新誕生的國家滅亡。周公力排眾議，強行出兵，轉戰至山東半島北端，花費三年時間，成功平定了叛亂。
平安渡過三監之亂後，周王朝終於安定了下來。祿父被誅殺，紂的另一個兒子微子開則被封到宋（河南省）。周終於還是意識到殷遺民的集中會帶來危險，於是採取了分散政策。
在那之後，分散在各地的殷遺民不斷相互聯絡。假如有塊土地盛產鹽，價格也便宜，但在別的土地上因無出產而價格昂貴，殷遺民就利用分散的優勢，實行貿易。在遷到前文提到的安陽（殷墟）之前，殷被稱為商。遷到殷之後他們還是自稱為商。「商業」這個詞，意思是商的人所從事的職業。「商」本身是國名，原本沒有「商業」的意思。
經過了三監之亂，周安定下來，成王、康王的時代被認為是黃金時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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關於周王朝的創始年份，從董作賓提出的西元前1111年到其他說法的1027年，有80多年的差距。