從這個時代起，思想家的登臺在中國接踵而至，上述的情形也是其中的一個背景。
社會的下層有對勝利的渴望，上層同樣也有。春秋戰國是競爭時代，為了獲勝，必須集中一切力量。為了比鄰國更富有，該怎麼做呢？有人主張追求經濟方面的實際利益，有人則強調精神層面很重要。
有優秀見解的人可以得到諸侯的任用。為了入仕就業和安身立命，有志於學的人越來越多。若與安身立命無關，人類的目標是什麼呢？為了什麼而活著？人生到底是什麼？也有人沉浸在思索中。
春秋戰國是個記錄了湧現出的各種思想、學問的時代，這些遠遠比這段時期爆發的形形色色戰爭更為重要。
前文中已提到，東周前期被稱作春秋，來自孔子所修編的《春秋》。《春秋》以魯哀公十四年（前481）西狩「獲麟」告終。「獲麟」代表事情終結或絕筆，也來自這個故事。現在的《春秋》文本包含了哀公十四年以後的事，是孔子的弟子們補充的。
司馬遷的《史記·十二諸侯年表》結束於周敬王死去的甲子年（前447）。實際上孔子在兩年前去世，所以後世的史學家將此解釋為，司馬遷將孔子之死看作是一個時代的終結。
如前所述，戰國是個篡奪的時代。超級大國晉被大臣們接管，而因為國家太大，國主又不能輪流來做，於是被三個大臣分割了。這樣，趙、魏、韓三國誕生，晉徹底消亡了。北宋司馬光（1019—1086）在《資治通鑑》中，把這三國正式被周王室承認為諸侯的西元前403年作為區分春秋和戰國的時間點。曾是霸主——太公望子孫的封地齊，不久後也為流犯田氏篡奪。這時已經到強者們的時代了。
也可以叫做修羅的時代，在這個意義上，這個年代滿載了人類的力量。
4
形形色色的人，展開了形形色色的思想，建立起形形色色的學說。史學家將之綜稱為
——諸子百家。
中國的思想都產生自這個時代。此後除了外來的佛教，基本上都只是對這個時代的繼承、鋪展、解釋、改進，這種說法絕不過分。
不言而喻，最重要的當屬孔子所開創的儒家。在展開論述之前，首先簡要介紹一下孔子誕生前的狀況。如果用一句話來概括，春秋晚期是宰相的時代。這段時期沒有出現優秀的君主，而優秀的宰相卻層出不窮。這可能也是以下犯上的一種。因為競爭愈發激烈，無論如何，必須整頓國政才能使國家生存下來，所以必須對稅收、訴訟、產業等現實政治加以妥善運營。因此，宰相的時代也可以說是實幹家的時代。君主和上層貴族們沉迷於狩獵，沉湎於權謀，為宮廷內的權力鬥爭費盡心機。然而他們從不接觸注重細節的實務，認為這些事情只是小吏們的工作。不過，進入殘酷競爭時代後，這些細節變得尤為重要。
鄭國的子產和齊國的晏嬰就是這樣的實幹家。鄭國一直有專出宰相的門閥，但子產的家族不在其列，可以說他只是旁系貴族出身。齊國晏嬰出身則更低。兩人和孔子生活在同一時代，比孔子年長。《史記·鄭世家》中記載，孔子很尊敬這二人，在聽到子產的死訊後哭道
——古之遺愛也。
意思是說，子產從來都把仁愛放在心中，這份仁愛不像現在的人那麼輕浮。
鄭是周幽王驪山被殺時殉職的鄭桓公的子孫屬國，洛陽遷都初期，鄭是最靠近周王室的一個。然而，鄭的社會風氣聲名不佳，甚至「鄭聲」都成了淫詞豔曲的代名詞。因缺乏努力，鄭慢慢地變成了小國，到了子產的年代，已被困在大國之間，必須操心於生死存亡大計了。子產不得不做伏爾甘（vulcan）式的政治家。
子產製造了「刑鼎」，把刑法條文鑄到鼎上。不止是鄭，這個時代的各國都沒有成文的法令，全是根據慣例來斷案的。把這些慣例變為成文並鑄於鼎上的做法，是用來明示條文的不可更改性的。
至於刑鼎的目的，應該是要打壓貴族的專橫。若要使鄭富強，就必須發展產業。鄭的農民和工商業者不怎麼工作，是因為辛辛苦苦工作的成果總是被地主或領主等貴族巧取豪奪。人民沒有勤勞的動力，就不能指望國家能夠富強。為此制定的成文法，正是要限制貴族的權力，保護生產者的利益。
也有人從德治主義的立場出發，反對刑鼎的鑄造。晉有個叫叔向的人發來信件表示抗議，說如果有了法律，人們就會以此為保護傘，也會千方百計鑽法律的空子，只要不觸及法律就可以不用懼怕長上，如此等等，羅列了很多後果。
可見制刑鼎的子產是個法治主義者，但也不完全是這樣。鄭的國都發生火災，定公欲祭禱消災，子產對此表示反對，說
——不如修德。
這條忠告說，與其祭禱向上天乞求，不如考慮以人為本的修德。
雖然被德治主義的叔向批評，但子產自身也是一名德治主義者。然而子產與叔向相比，更是一名現實主義者。《史記·鄭世家》說孔子會見了子產，並以兄事之，這應是司馬遷的筆誤。孔子第一次出魯是他年滿34歲（前517）的事，而鄭國子產在五年前就已死去。不過，子產的以人為本、現實主義、德治主義得到孔子的共鳴和私淑，這一定是事實。
和子產並稱、同樣給孔子影響的還有齊國的晏嬰。晏嬰的出身比子產更低。據說他的祖先因在和萊夷的戰爭中立了功，而獲得了食邑（領地）。不過社會地位並非相當於世襲貴族的卿大夫，而是卿大夫之下計程車。既不是庶民，也不是貴族。
當時齊國有個權臣崔杼殺了君主莊公。其實莊公是因為和崔杼的妻子私通而被崔杼的家丁們殺死的。崔杼的家丁雖然也相當於是崔杼的主君莊公的陪臣，但對莊公沒有君主的觀念。他們說：「我們只是奉主公崔杼之命前來捉拿淫亂之徒的。」聽到莊公死訊的晏嬰趕來後，留下幾句話
——君為社稷死則死之，為社稷亡則亡之。若為己死而己亡，非其私暱，誰敢任之。
這裡有社稷貴於君主的思想，孔子進一步深化了晏嬰的思想，在社稷之前加上了「天下」。春秋晚期還有十幾個大國。孔子為了實現自己的思想——也是晏嬰的理想，尋求路線的落實，並不拘泥於自己的故國，於是出魯巡歷各國。
5
莊公被殺時，齊的太史（記錄官）寫道
——崔杼弒其君。
崔杼大怒，殺了太史。太史的弟弟還寫同樣的內容，又被崔杼殺了。然而太史最小的弟弟仍然堅持，所以崔杼只得徹底放棄了。《春秋·左氏傳》說
——南史氏（地方的記錄官），聞大史盡死，執簡以往。聞既書矣，乃還。
地方的記錄官當聽到中央的記錄官因記錄事實而盡數遇害時，就準備進京接班。當然他已抱有赴死的決心了。這個片段很好地闡釋了中國人對於歷史記錄的執著，也反映出記錄歷史的專業集體業已存在。
崔杼的臣下勸他把硬骨頭晏嬰殺掉，崔杼說
——民之望也，舍之得民。
意思是晏嬰有民望，殺了他就得不到民心。據近代中國的史學家范文瀾（1893—1909）考證，齊在吞併了萊夷的土地後，在漁業和鹽業上大獲其利。此外，最初用來指代鐵的是「銕」字，一般認為這也是萊夷的地方產業。而在討伐萊夷中立有功績的晏氏先祖獲得了監管這些地方產業的職位。如果是這樣，晏氏一族就可能掌握了漁業、鹽業、造鐵等團體。崔杼所說的「民」，可以具體解釋為晏氏一族產業下的從業民。
人們開始察覺到集團的力量。此前的集體是村落等生活性質的，後來產生的集體有了職業性質。像史官們也有了自己的集體組織，這從崔杼的小故事裡就可以看到。因為晏嬰是大規模產業集團的首領，所以，甚至是敢殺君主的崔杼也不敢動他。
提到職業集體化，我想說的是，孔子也帶領了這樣一個團體。孔子的出身，按當時的觀念，是比晏嬰還要低很多的低層。《史記·孔子世家》中也記有
——孔子貧且賤。
著者史學家司馬遷所處的漢代，儒教已成為國教。《史記》中天下之主為「本紀」，諸侯為「世家」，其他人為「列傳」。既不是皇帝又不是諸侯的孔子，理應被列入「列傳」才對，然而司馬遷特別地設立《孔子世家》，這是崇高敬意的表達。然而他對孔子的出身又絕無任何粉飾的舉動，這是繼承了賭命書寫崔杼弒君的齊國史官的傳統。
孔子幼時喪父，母親沒有告訴他墓在何處。母親死後，他總算是從曾參加過葬禮的車伕母親那裡打聽到了父親的墓處，這才合葬了父母。可能他的父母親並不是合法的夫妻。
——孔子為兒嬉戲，常陳俎豆，設禮容。
如同《史記·孔子世家》中所述，孔子幼時玩過家家的時候就擺列俎豆等祭品，模仿葬禮和祭禮。白川靜氏（1910—2006）推測孔子的母親可能屬於巫一類。
冠、婚、葬、祭的禮儀對這個時代的人是很重要的事情，而且一生中只有一次，所以人們希望能夠根據專家的指導來實施。禮儀中一定要有音樂的伴奏。孔子異乎尋常地重視禮樂，深信可以藉此保持人類社會的秩序。不妨視他為禮樂這一職業團體的掌門人。而要指導禮樂，不會讀書寫字是不行的。出身貧賤的孔子之所以能讀會寫，是因從事禮樂的職業而習得的。他也是一邊教門人讀寫，一邊自己開始學習。
孔子的偉大之處，在於他並不滿足成為區區一名禮樂的職業者，而是有自己的理念。孔子把魯國國祖周公的追求當作是自己的理想。周公把殷那樣誇張的神人雜居的世界分割成天上和人間，把世間變為人類的世間。《尚書》中就記載了周公的理想，周代的禮樂也被認為是周公所定。
魯國現狀距離周公的理想相當遙遠。周公的「禮」指的是秩序，而在魯國，君主之力衰弱，同族的三桓氏——季孫、叔孫、孟孫——壟斷了政治。三桓最有實力的季孫氏則是臣下陽虎掌握了實權，這種下克上的現實與周公之禮不合。孔子為君主權力的迴歸和周公理想的實現，參與了實際的政治。然而卻失敗了，他不得不離開魯國。
如前所述，孔子意識到社稷之上還有天下。周公的理想不應侷限於魯。孔子的願望是通過更強大的晉或楚實施他的理想，把影響的範圍擴大到整個天下。所以，被魯驅逐對他來說不算是傷筋動骨的挫折。十四年間他在各地流浪，遊說諸侯。而當時政治形勢很複雜，他甚至在陳、蔡等地差點遇害。
於是，孔子放棄了業已失敗的政治活動，回到了故鄉魯國，傾力於弟子的教育和整理編纂《尚書》、《詩經》等工作。他的語錄《論語》是由弟子們收集整理的，這本著作揭示了他理念的中心是「仁」。在解釋「仁」的時候，雖然弟子們說法各異，但這是人文主義。怎樣以人的身份存在，這是儒家研究的問題。
如果以「仁」為中心來考量一個人，諸侯和實際當權者中會有不仁，無名庶人中也會有仁。可能跟自己的出身有關係，孔子視人不以貧富貴賤為差別，他認為仁和不仁才是為人的衡量標準。政治要由近仁之人主導，正是孔子的觀點，但這和他所說的秩序卻是相矛盾的。他反對三桓的專橫，嘗試恢復君主權力就是以禮——即秩序為理念的，而不是以「仁」為標準。不過，君主的權力恢復後，政治應由近仁之人來輔佐，這符合孔子的政治思想。近仁之人要施行政治，就必須得到君主的信任，而並非源自血緣關係的信賴感，也是「仁」本身，是對帝王、諸侯最大的要求。
儒的「禮樂」和「仁」之間有對不上的部分，其中有理想和現實的尖銳對立，也有復古和進取的深刻矛盾。圍繞著這些，孔子的思想逐漸伸張成為一個很大的體系。孔子的思想在後世的中國是思想的主流，但在孔子的時代中則絕對不是。從春秋直到戰國，人類思考的力量持續井噴，可以說孔子的「儒」是其中的先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