李鴻章一再指示袁世凱，「要注意日本的動向」。
袁世凱從大鳥公使那裡得到的印象是，「日本對中國極其友善」。這是他把同大鳥圭介個人的關係與同日本政府的關係混同了。
袁世凱將朝鮮政府的請求和他的意見電告本國。日期是6月1日。
這一天，日本公使館書記官鄭永邦會晤袁世凱。
鄭永邦，這是個中國名字，但他是純粹的日本人，並且是日本的外交官。他的祖輩從中國來到長崎，幾代人都以「通事」1為業。袁世凱會見鄭永邦時，總覺得格外親切。
代理公使杉村深知袁世凱的這種心情，故意讓鄭永邦同他接近。杉村認為，鄭永邦的話容易為袁世凱所接受。
「血濃於水」，這一古老的信念，在袁世凱的意識中是存在的。他認為身上流著漢族血液的鄭永邦，不會做出損害祖先的祖國——中國的事情。他甚至還以為，鄭永邦肯定會瞞著上司採取一些有利於中國的措施。
明治初年，正是日本國家意識高漲的時期。身上流著外國人血液的鄭永邦，絕不似袁世凱所想象的那麼單純。鄭永邦正因為有這麼個姓，所以才更想當一個比誰都愛國的日本人。
他會晤袁世凱，是把日本的國家利益擺在第一位的。他清楚自己的使命：利用袁世凱對他的親近感，擺佈袁世凱，使之做出符合日本利益的事情。儘管同袁世凱會晤時也表示一些親密，但他忘不了上司交給他的任務——讓中國出兵。
如果清廷接受朝鮮的派兵請求，那麼，根據《天津條約》，日本也可以出兵。所以，日本非常希望中國表明出兵的態度。中國方面害怕惹出日本大量派兵，以至引起軍事衝突，所以對朝鮮的請求總是採取慎重的態度。袁世凱想預先了解一下日本對中國出兵作何反應。他知道，直接去問日本外交官，人家是不會說出真情來的。
袁世凱盼望著鄭永邦。
恰好在這時，鄭永邦上門來了。他問道：
「中國政府為什麼不出兵？」
「《老子》一書中不是說過：‘兵乃不祥之器。’用兵必須十分慎重，否則……」袁世凱抑制住激烈的心跳，說道。他真想說，現在正擔心日本的態度呢。
「朝鮮國內，已經沒有制伏東學軍的力量了。東學之亂這麼長期地拖延下去，對商業貿易也會有妨礙。中國商人在這裡不少，日本商人近來也明顯地增多了……日本方面，不論什麼情況，都希望朝鮮的內亂能夠平息。朝鮮若能靠自力平定內亂，那當然是再好不過的，自身力量不夠，哪個國家支援它一下，我認為對日本也是有利的。」鄭永邦說道。
「怎麼，你似乎在催促我出兵？」
「我真想催促你一下！」
「即使你不說，我們也有這種準備。」
「噢，準備了？」
「嗯，隨時都可以發兵……朝鮮恢復和平、能夠做買賣的日子，不會太遠了！」
「噢？這是真的嗎？」
「東學黨本是一群烏合之眾，但他們的領導人裡有幾個比較難對付，所以才取得一點點勝利。而且，朝鮮政府軍也太軟弱了。一般說來，軍隊是打勝不打敗……東學軍敗上一次，就將不可收拾。」
「真希望他們快點兒完蛋！」
「剛才我不是說那個日子不遠了嗎？哈哈哈……」
袁世凱竟把相當重要的機密洩露給別國公使館的書記官。
鄭永邦回到公使館，立刻把這訊息報告給杉村代理公使。
「幹得漂亮！」杉村滿意地點頭稱讚，「用不用我明天親自去一趟，再確認一下？」
鄭永邦在袁世凱的頭腦裡打上一個印象：中國出兵朝鮮，日本政府決不反對。那天，袁世凱向李鴻章報告了同鄭永邦的談話內容。鄭永邦當時還故意發了幾句牢騷：「日本國內鬧得一塌糊塗，簡直糟透了！」
伊藤內閣和反對派之間在國會內外的攻防戰日益加劇，確是事實。
「日本國內多事，顧不上出兵。」
「即使以《天津條約》為理由，派兵來朝鮮，頂多也不過是用以保護公使館的少量兵員。」
袁世凱又附上自己的見解，電告天津。
日本主要報紙上的主要訊息，當時由同文館學生陳貽範、長德、桂紳、周自齊等人翻譯。李鴻章把東京公使館的報告同報紙訊息的譯文相互對照，體察日本的事情。自由黨被政府收買過去啦，在野黨六派攻擊政府極其激烈啦，不知日本實情的人，僅從報紙來判斷，也許會誤認為內亂就在眼前。
李鴻章根據袁世凱6月1日的電報，最後下決心出兵。
次日，即6月2日，杉村代理公使為了確認情況，親自會見了袁世凱。袁世凱發給天津的電報說：「頃倭署使杉村來晤，該意亦盼華速代戡，並詢華允否。凱答，韓惜民命，冀撫散，及兵幸勝，姑未文請，不便遽戡。韓民如請，自可允。」
全州失陷，一般人尚不得知，而杉村和袁世凱都已接到情報。杉村知道，朝鮮政府會採納閔泳駿的主張，向袁世凱求援。
「清廷肯定會出兵。」杉村確信如此，前一天向東京發電報說：朝鮮已向清廷求援。
袁世凱同杉村面談後，電告天津：「杉與凱舊好，察其語意，重在商民，似無他意。」
這真是一個天下太平的輕鬆樂觀的判斷。
東京。
彈劾提案通過之後，或者伊藤內閣總辭職，或者解散議會，二者必選其一。6月2日，在首相官邸召開內閣會議，最大議題當然是解散議會。但陸奧外相讀了杉村代理公使的電報後，認為這也是一個重大議題。他一手拿著電報，論述了出兵的必要性，閣僚全部贊成出兵。陸奧宗光在《蹇蹇錄》中有如下簡略的記述：
「……6月2日，我參加了閣僚會議。一開始就向閣僚們出示了杉村發來的電報，並陳述己見，說，如果中國往朝鮮派遣軍隊，不論用什麼名義，我國也應往朝鮮派出相應之軍隊，以防不虞。這也是為了維持日、中兩國在朝鮮之權力均等。閣僚們一致贊同此提案，於是，伊藤內閣總理大臣立即派人，請參謀總長熾仁親王殿下和參謀本部次長川上陸軍中將出席會議。當即決定，內閣總理大臣攜出兵朝鮮案及解散議會案，直接進宮上奏，仰乞聖裁，爾後執行。」
就在這天，伊藤首相攜帶解散議會和出兵朝鮮這兩個重大決議案，陛見天皇。
解散眾議院的上諭，在當日下午四時送到議長手裡。
當夜，在外相官邸，召見林董外務次官和川上參謀次長，舉行了以陸奧外相為首的三人會議。陸奧在《蹇蹇錄》中，沒有談及這天晚上的秘密會議。林次官的回憶錄以一種「事已過去，說也無妨」的語氣，把三人的討論歸結於一點，即：不是如何去和平地平息事態，而是如何去掀起戰火，如何獲勝。
此時，杉村的第二封電報尚未到達，所以，6月2日夜的三人秘密會議是在尚未確認中國是否出兵的情況下舉行的。他們甚至沒有把和平工作列入議程。
這次秘密會議的重點是如何矇蔽伊藤總理大臣。往朝鮮派兵，伊藤首相併不反對，只是不那麼積極。作為首相，或者從他的性格來看，他不會做出強硬到底的姿態。李鴻章曾高度評價他這種政治姿勢，認為伊藤是一個和平主義者，只要他在首相位置上，就可以放心。
伊藤博文絕不是和平主義者，他是地道的明治時期的政客，是國權擴大論者。只是在擴大的具體方法上，他認為不可過於強硬。出兵，伊藤首相是贊成的，但大量派兵，他也許不會應允。
這時，在朝鮮，日、中兩國的現有勢力，仍然是揮舞「宗主權」的清廷要強些，因此，陸奧也認為是「失掉平衡的日、中兩國在朝鮮的權力之爭」。
在閣僚會議上，他表示要維持對朝鮮的日、中兩國的權力均衡。伊藤首相所希望的，是保持兩國勢力的平衡，而陸奧外相的本意卻是想來一次逆轉。他的奮鬥目標不是「趕上」，而是一鼓作氣地「趕過」。同樣的國權擴大論，但伊藤是逐步升級的階段主義者，對於搞什麼逆轉之類的極端政策，恐怕是不會贊成的。
派出的兵力，三個人的結論是需要六千至七千人，而大鳥公使認為保護公使館和僑民只需要五百到一千。可見，在規模上有很大出入。
清政府的軍事情報，已掌握在川上次長手中。為平定東學軍，估計清政府派兵不會超出五千名。
日本出兵，可能要同清軍發生衝突，那就應派出在第一次交火時足以制勝的兵力。清軍必然求和。假如清軍雖敗北而不求和，繼續增援，日本就再派遣一個師團，在平壤附近再勝一次。那時，清軍非講和不可。以朝鮮為舞臺的日中戰爭，日本參謀本部多少年來一直在研究。小川又次少將的《清國征討策案》，七年前就完成了。因此，第一陣的兵力馬上就決定下來。
「又是六千，又是七千的，這個數字讓總理聽到，他會大吃一驚！」陸奧很擔心。
「他能那樣嗎？」川上次長稍稍思索了一下。
「他是位和平主義者。」
「那麼，這麼辦吧——」川上想出一個好主意，「對總理就說派出一個旅團。」
「一個旅團，人數是……兩千人吧？」
按照當時的陸軍編制，一個旅團大約是兩千人。
「哈哈哈……」川上參謀次長笑了，「閣下對軍隊的編制是門外漢，總理也不例外。不錯，旅團的建制兵力是兩千，但有一種混成旅團，可以增加到七八千人。」
「若是總理問到兵力呢？」
「就用一個旅團應付他。至於旅團的編制，就說事關軍務，聽由軍部處理。」
「有道理……」
陸奧外相十分佩服這條妙計。
李鴻章向丁汝昌下令，讓「濟遠」、「揚威」二艦開赴仁川，日期是6月4日（陰曆五月初一）。同時，又命令直隸提督葉志超、太原鎮總兵聶士成，選拔淮軍精兵一千五百名，乘招商局輪船，開赴朝鮮。
同一天，漢城的杉村代理公使很快就獲得情報，向東京發電報：「為何不火速派兵前來？！」
這時，朝鮮政府嚴密封鎖著全州失陷的訊息，所以，一般日本人還奇怪朝鮮政府為什麼要招威脅獨立的援軍前來，於是，有人胡編了答案——袁世凱逼迫朝鮮國王乞求援兵。
朝鮮求援的真相是，閔氏一族極其害怕東學軍與大院君相勾結，所以善於察言觀色的閔泳駿才去向袁世凱懇求。這一時期的袁世凱，被閔泳駿所動搖，被鄭永邦和杉村所操縱，恰似一個馬戲團的丑角。
「小崽子，有把握嗎……」下達了出兵命令後，李鴻章突然嘟囔了一句。
風滿樓
伊藤博文這時已是政界的元老，而山縣有朋則是軍界的元老。
「兩個老糊塗。」少壯派官僚們這麼稱呼伊藤和山縣，儘可能矇混他們。像「一個旅團」之類，就是最典型的例子。德富豬一郎的《蘇峰自傳》裡有這麼一段：「甲午戰爭不是老一輩人發動的，而是年輕人掀起的。在內地是川上（參謀次長），在北京是小村（公使）。而陸奧（外相）等人，巧妙地捉住了時機，巧妙地操縱了伊藤、山縣等大人物。」
林董的回憶錄中，也有可以證實這些情況的插話。
德富蘇峰（即德富豬一郎）說是年輕人「操縱」了大人物，其實，用「矇混」之類的說法似乎更恰當些。派遣兵員巧妙地矇混過去了，但是，要長期矇混下去卻非常困難。於是，想出了一個使老糊塗們無法插嘴的方法。
這就是設定大本營。
6月5日，在參謀本部內設定了大本營。關於往朝鮮派遣混成旅團的事，也獲得天皇批准。
動員及各種計劃，均屬「統帥事項」，由大本營直接決定，雖內閣總理大臣也無權過問。這樣，伊藤首相在戰爭進行上就成了局外人。
按理說，應當依據「戰時大本營條例」，在宣戰之後才能設定大本營。明治二十七年6月5日那一天，日本還沒有宣戰，所以，這時設定大本營應該說是違法的，但沒有任何人提出異議。明知這是一種違法勾當的，恐怕只有川上中將等，也就是強行設定大本營的少數幾個人。
設定大本營兩天後，6月7日，陸軍省和海軍省禁止報紙、雜誌報道軍機。
海軍省只是在陸軍省禁令中的軍隊二字之上加了「軍艦」二字，其他文句完全相同。當時的海軍大臣西鄉從道與陸軍大臣大山岩都是伯爵。
同一天，敕令設定了臨時陸軍中央金櫃部——「戰時或臨事變之際設於東京，掌管臨時陸軍經費之收支及決算報告事宜」。明文規定這是一個完全獨立於司法、立法部門的戰費財政部，可以藉機密之名，自由地動用鉅款。
於是，軍費鎖在密室裡，報道以所謂「大本營發表」的形式壟斷。6月9日，各報館刊登一條訊息：「鑑於朝鮮國內，內亂頻仍，其勢日益猖獗，該國政府又處於無力鎮壓情況之下，為保護在該國之我國公使館、領事館及國民，特派軍前往。……不久前，中國政府已照會我國政府出兵朝鮮國，據此，我國政府亦如前約，出兵赴韓，並將此意立即電告中國政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