明治二十七年8月1日，日本宣戰。宣戰詔書登載在次日的官方公報上。
「天佑保全，踐萬世一系皇祚之大日本帝國皇帝，詔爾忠實勇武之眾：朕於茲對清國宣戰。朕之百僚有司，善體朕意，宜從陸上、海面，從事對清作戰，以達國家之目的。倘無悖於國際法之限，應發揮全能，盡一切手段，以期萬無疏漏……」
破題之後，詔書接著述及開戰的理由：日本出兵是根據明治十五年的條約規定，目的在於確保朝鮮治安，維護東洋全域性和平，而中國始終妨礙，派大兵於韓土，擊我艦於韓海，罪狀昭然。
詔書結尾說：「事已至此，朕一貫以和平為念，為向中外宣揚帝國之光榮，不得已而公開宣戰，望爾忠實勇武之士，迅速進軍，恢復和平，以期保全帝國之光榮。」
清政府的宣戰佈告也在同一天發出。日期用陰曆——光緒二十年七月一日；陰陽曆之間恰好差一個月。
中國皇帝的宣戰上諭說：
「朝鮮為我大清藩屬二百餘年，歲修職貢，為中外所共知。」
開頭先強調了宗主藩屬關係，接著敘述為戡定朝鮮內亂而出兵之正當性，然後責難日本出兵，說：
「各國公論皆以師出無名，不合情理，勸其撤兵，而日本竟悍然不顧，更陸續添兵。朝鮮百姓及中國商民，日加驚憂，是以添兵前往保護。詎行至中途，突有倭船多隻，乘我不備，於牙山口外海面開炮轟擊，傷我運船，變詐情形，殊非意料所及。該國不遵守條約，不守公法，任意鴟張，專行詭計。釁由彼開，公論昭然。」
表示中國朝廷已多方努力，做到了仁至義盡，但日本政府一意孤行，不得已而開戰，特佈告天下。
這時，清廷正在慶賀葉志超謊報的牙山大捷，以為真的殺了日軍兩千人。宣戰後兩日，賞給葉志超部隊銀二萬兩。
葉志超是安徽合肥人，與李鴻章同鄉。投身於李鴻章建立的淮軍後，隨劉銘傳征討過捻軍。升為總兵後，在淮城之戰中受傷。為人善辯、倔強，被視為有才有膽的人物，至少他的主子是這麼看的。
葉志超在保定、新城當過軍隊的總兵，後晉升為直隸提督。在京城範圍內任師團長，一般來說可算是軍中的最高要職了。當然，他是李鴻章一手提拔起來的。他以直隸提督駐紮在山海關，朝鮮風雲告急時，被派赴牙山，可見李鴻章多麼信任他。但這次，卻是李鴻章的一大疏漏。
葉志超是個自以為是的軍人。
李鴻章的作戰意圖是集結大軍於平壤，與漢城的日軍相對峙，因此，想讓漢城之南的牙山的葉志超軍隊從海路轉移到平壤，而葉志超竟拒絕執行命令。
戰時，野戰司令對情況最為了解，本國所發出的指示有時可以不執行。但是，把牙山的駐軍調往平壤，是一個戰略問題，葉志超居然抗拒，可見他多麼自大了。
葉志超認為，從海路向北轉移是危險的，不如在牙山原地不動，以便截擊北上之日軍。在成歡潰敗的葉志超軍隊最終還得去平壤。陸路上也必須避開漢城日軍，迂迴行軍。
他們順著清州、鎮川、忠州、槐山、興塘摸索前進，渡過漢江，再經堤川、原州、橫川、狼川、金化、遂安、祥原，渡過大同江，好不容易才到了平壤。這次轉移，足足花了一個月時間。
整整一個八月，清軍官兵跨越朝鮮的山山水水，向北行進。據記載，殘軍死於飢餓、疫病者相繼。而葉志超卻向本國報告說「大勝日軍」。
葉志超提督現在改變態度了。本國原來的戰略方針是集結大軍於平壤，那麼他現在正遵照執行。只要結果相同，就不會被上級怪罪。而海路危險這一點，早由「高升」號沉沒事件證明了。所以，他才從陸路去平壤。——這真是妙極了。
成歡之戰，勝利似乎是屬於日軍的，這一情況直到很久以後才搞清楚。宣戰之前，駐日公使汪鳳藻被召回國，當時日本方面的情報已無法送達天津和北京了。在日本，關於成歡之戰中司號兵死時嘴裡還含著軍號不捨的故事，傳遍街頭巷尾。其實，這是上層領導集團有意識傳播的。其他的戰鬥事蹟也到處傳揚著。
「聽說那個林泰曾夾著尾巴逃跑了，從前不就是他吹牛說海軍的事交給他沒錯嗎？」
「聽說‘濟遠’的管帶方伯謙之流，在日本軍艦的大炮打來時，竟鑽進船艙裡面，哆哆嗦嗦地抖個不停！」
「聽說一邊哆嗦一邊喊‘掛白旗’，‘快跑’！」
「聽說大副和二副站在艦橋上，等著開炮的命令。衝他喊‘快下命令呀’，他卻從船底回答：‘掛白旗！’」
「真是笑話。」
「哪裡是笑話，大副沈壽昌陣亡了！」
「平常總說北洋海軍怎麼怎麼強，耳朵都聽出繭子了，如今那個海軍跑到哪兒去了？」
「光吹牛！」
「現在的世道，淨是那些能說會道的傢伙佔便宜，不吹牛就吃虧。」
「聽說葉志超那位將軍也全靠嘴支著。」
「可不，聽說其實在牙山打了敗仗……這話可不能聲張……聽說讓日軍給打個落花流水！」
「一點不錯，從上海來的朋友也這麼說。」
——上海外國人方面的訊息很快傳到北京和天津，與中國官方製造的情報相差懸殊，人們寧願相信從上海傳來的訊息。
這時候，李鴻章似乎也覺察到葉志超那封唯一的電報有點可疑。留在漢城的唐紹儀終於從英國領事館逃出，回到天津，「我在仁川聽說……」唐紹儀來了句開場白，接著講了兩萬日軍進攻牙山清軍，清軍寡不敵眾，戰事不利，死傷甚眾。葉提督下落不明等情況。
日本人嘴上傳頌的是司號兵等戰鬥事蹟，與之相反，在中國卻專門談論清軍的敗績。
清朝皇帝可能也發覺了情況大有可疑，於是在8月5日，用電報嚴諭：關於戰事的報告，「不得有片詞粉飾」。
次日，李鴻章給北洋艦隊司令官丁汝昌拍去嚴厲的電報：「振刷精神，訓勵將士，使之放膽出力。」
電報中痛斥林泰曾、方伯謙的遁走，這事成為外國人的笑柄，流言遍及京城。
不久前北洋海軍還是中國的驕傲，但轉瞬間一落千丈，現在竟成了人們的笑料。
丁汝昌也很頭疼。為加強北洋海軍的軍費被挪用了，而對方是西太后，任你是誰也有苦無處訴，當然，海軍內部也存在問題。
北洋海軍總帥丁汝昌，與李鴻章一樣，是安徽人，深得李鴻章信任。宰相的信任，對於軍隊首腦來說，是巨大的資本。丁汝昌得到了上級的青睞，和下級卻搞得不甚融洽。北洋海軍的高階軍官大多是福建船政學堂出身的福建人，形成了一個較強的派系。也許不應當稱之為派系，因為叫派系，就得有一個與之相抗爭的集團，但北洋海軍的福建派並沒有對立派。若說有對手，也不是一個集團，而是丁汝昌個人。
海軍如此，陸軍的人事關係也相當複雜。按理說，李鴻章派系的軍人同在一個鍋裡吃飯，本該有較強的友愛，但現實情況並非如此。
若在平時，即使有些問題，也不至於浮出表面，隨時就解決了。首腦人物駐在各自的防地，見面的機會也很少。戰事發生了，部隊都集中到平壤，試想那些各霸一方的軍官們整天頻頻接觸，不發生問題才怪呢。
清政府派到平壤的兵力是二十九營：衛汝貴所率盛軍十三營，左寶貴所率奉軍六營，豐伸阿所率奉天盛軍六營，馬玉昆所率毅軍四營。一營定員為五百名，總共一萬四千餘人。
清軍進駐朝鮮時，朝鮮民眾曾夾道歡迎。時值盛夏，人們爭相送茶，認為是「王師至」。
這不能說明清軍在朝鮮民眾心裡有多麼高的威望，而是說明了日軍在朝鮮被何等地憎恨。並非因為是清軍才歡迎，他們歡迎的是能驅逐日軍的軍隊。這是自豐臣秀吉出兵朝鮮以來長期遺留的根深蒂固的反日情緒。
被如此真誠地期待過的「王師」，竟辜負了朝鮮民眾。這是一批素質極差的軍隊，他們掠奪民財，役使壯丁，欺凌婦女。清廷文獻記載：「朝民大失所望。」
其中最甚者是衛汝貴的盛軍十三營。
淮軍的部隊多用帶兵的將領名字來稱呼。李鴻章的直系周盛波的軍隊叫盛軍，其弟周盛傳所統率的另一支軍隊叫傳軍；人們有時也稱這兩軍為盛軍。
中日甲午戰爭爆發之前，周盛波、周盛傳兩兄弟已經去世，接替他們的是衛汝貴。他不是盛軍系統的人，而是來自劉銘傳的銘軍。
以將領的名字來稱呼部隊，在曾國藩的湘軍裡不曾有過，可見李鴻章的淮軍比湘軍更具有私人兵團的性質。
衛汝貴頗成問題。事後查明，他曾侵吞軍費，用作自己經營的當鋪的本金。這種人的部下素質極差是不足為奇的。將領侵吞軍費，部下仿效他，自然要掠奪。頭領貪汙，士兵的餉銀就會遲發或剋扣，待遇不好，軍隊胡作非為是難免的。
本質不好的二十九營軍隊進入平壤以後，葉志超的敗軍六營又加入其中。這些殘兵敗將，一路上掠奪搶劫，無惡不作，簡直像一團瘟疫，現在又傳染給駐在平壤的清軍，使之更加腐敗。
四軍之將——衛汝貴、左寶貴、豐伸阿、馬玉昆之後，又來了牙山敗將葉志超和聶士成。另外還有江自康、夏青雲等一營之長，他們也都自以為是將領。這樣一群人，怎麼可能不發生人事糾紛？！
只有在一起喝酒談笑時，他們之間的關係才融洽。「置酒高會」——這是當時清廷文獻中記錄的那些將軍們的情況。
大敵當前，竟然靠酒宴來維持彼此之間的和睦，清軍已腐敗到何等地步！
將領不和，李鴻章也非常擔心。
太平天國戰爭時建立淮軍，現在四十年已經過去了。張樹聲、周盛波弟兄等將領先後死去，現在李鴻章使用的已不是子侄輩，而是孫子輩了。他再也不能像淮軍全盛時代那樣，隨心所欲地調動將軍們，因為他們不是同他寢食與共的子侄輩，而是有著隔閡的孫子輩，在控制上就不能那麼嚴厲。
劉銘傳倒是能控制這些山大王們，可是，這位老前輩臥病在床，不可能出馬去朝鮮。
倘若不自上壓制，而是從橫的方向來疏通，使各將領之間關係和諧，那只有李鴻章的幕僚、現任直隸布政使的周馥能做到。他缺少平壤將領們所具有的豐富的野戰經驗，因為他是文官。於是給了他一個「總理前敵營務處」的名頭，派赴朝鮮。李鴻章指望他消除將領之間的齟齬，總理這一職務不是總司令官。
李鴻章所怕的是前線的將領們「彼此觀望，猜忌，軍心渙散」。他認為，周馥在某種程度上或許能為他防患於未然。可惜他不是軍人，不能指揮軍事，若是劉銘傳出馬，當然沒有問題。但無論如何也得有個總司令，否則，平壤的軍隊就會成了一盤散沙。這件事刻不容緩。實在沒有理想的人選，那就乾脆在平壤現有的將領中選拔出一個來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