南希·莫利諾的直覺告訴她，她碰上了一件不尋常的事。這可能是一條重大的新聞，可是到目前為止，這事還沒成形，也不具體。此外，也還有一些別的問題。其中一個是，她還不知道她究竟要調查些什麼。另一個是，她需要給《加利福尼亞檢查報》搞別的日常報道工作，這就限制了她進行那捉摸不定的調查的時間。更加重她的困難的是，她還沒有對任何人透露過這件事，特別是沒有跟《加利福尼亞檢查報》那位本市新聞編輯主任談起過。這位主任總是催命似的要你拿出成果，而絲毫不理解，施展巧計和耐心等待有時也是一個優秀記者的極其重要的兩種手段。就南希來說，這二者她都兼備。
自從那次在金州電力公司股東年會上，尼姆·哥爾德曼怒氣衝衝地對她建議說「你為什麼不去調查調查他？」以來，她一直在使用那兩種手段。
「他」指的是戴維·伯德桑。
當然哥爾德曼當時是發了脾氣，根本沒指望她認真對待他的建議。但是經過思考之後，南希卻真的這樣做了。
她早就對伯德桑感到奇怪。南希往往覺得那些總是站在正義的一邊，站在被壓迫者一邊的人們，或者說希望你認為他們是站在那一邊的人們，有些靠不住。而戴維·伯德桑就是這種人，南希通過親身經歷，深知這種滿口「自由」、「人民」、「為人做好事的正人君子們」往往一心想當「老大」，而把別人撇在老遠老遠的後面，撿些殘羹剩飯。她親眼見過的這種情形簡直是多得很——不僅白人裡有，黑人裡也有。
南希的父親，米洛·莫利諾不是一個自由派的以公益為己任的人。他是個建築業的承包商。他一輩子都直言不諱地追求一個目標：把自己從一個出生在路易斯安那1農村的黑人家庭的窮孩子變成一個有錢人。他成功了，而且是老老實實幹成功的。現在，他確實成了一個大富翁。
但是，她的父親，南希注意到，通過提供穩定的就業機會，公平合理的工資，以及尊重別人作人的尊嚴，給他的同族同胞造的福，超過一千名政治活動家之流。那些人，正如人們所說的，是「從來不必出錢付給別人工資的」。
她瞧不起某些自由主義者，包括那些白人。他們做出一副要憑他們個人對三百年來黑人受的奴役贖罪的樣子。這些白痴的行為使人感到：只要是黑人，就從來不會幹出什麼錯事——不會。南希拿這些人尋開心，對他們傲慢無禮，看著他們逆來順受，不計較她不可饒恕的行為。而這唯一的原因，就是她是個黑人。每當他們這樣做，她對他們的輕蔑就更增加一分。
她倒並不看不起尼姆·哥爾德曼。事實上，她反而逐漸喜歡他，佩服他了。不過尼姆要是知道了，他會大吃一驚的。
哥爾德曼恨她戇直，這一點她一也知道。他十分坦率地恨她，從不設法加以掩飾：他恨這樣的記者，也恨這樣的女人。南希十分明白，這種恨，與她的膚色無關，即使她是個白種人、黃種人、或者皮膚略帶紫色，這種恨也是同樣強烈的。就他恨南希·莫利諾這一點上說，哥爾德曼可以說是個色盲。
這倒也好，事情本來就該這樣。因此，南希尊敬他。
她有點反常地喜歡惹哥爾德曼生氣，她自己也認為這是反常的。那才真是叫人高興！當然，過分了也就不好。有兩回她確實弄得他狼狽不堪，可是再繼續這樣搞下去，她也覺得不公平了。再者，這傢伙真是有種，而且正直。而那次聽證會上的絕大多數人，那些卑鄙的「正人君子」是不配這樣的評語的。哥爾德曼在那次會上說了老實話，後來就被人家堵住了嘴。
關於這次聽證會，她不得不照實寫了一篇報道，因為她引以自豪的是她首先是一個好記者，而這就意味著要冷酷無情，把個人的情感和好惡放在第二位。不過這絲毫也沒有妨礙她對哥爾德曼表示同情，衷心為他祝福。
如果有朝一日她能和他更熟悉一些——看來這是不大可能的事——她會告訴他所有這些想法的。
同時，南希·莫利諾還認為，她不再把哥爾德曼當作靶子，而把注意力轉移到戴維·伯德桑身上，這也是合乎邏輯的，也是公道的。
對伯德桑她當然決不讚賞。即使根據她目前進行的初步調查，她也十分肯定這是個冒牌貨，甚至還可能是個騙子手。
在金州公司股東大會後不久，她就悄悄地開始調查伯德桑搞的這個電力為人民服務會。這花了好幾個月的工夫，因為她只能利用工作的餘暇來進行，而有幾段相當長的時間，她根本抽不出空來。不過，儘管進展緩慢，結果還是非常有意思的。
南希發現，伯德桑是在四年前成立這個電力為人民服務會的。那時，通貨膨脹，加上石油價格上漲，使電力煤氣的費用大大增加了。毫無疑問，這些費用的增長給低收入和中等收入的家庭，造成了很大困難。就在這時，伯德桑公開宣佈他是為人民利益而奮鬥的戰士了。
他的浮誇招搖立即引起了輿論界的注意。於是他利用這一點把成千上萬的人拉進電力為人民服務會。為了達到這個目的，他僱用了一大群大學生挨家為他宣傳。南希找到了幾名給他幹過這種事的人，這些人現在已經大學畢業了，他們無一例外，都對這一番經歷深表不滿。
「我們當時以為做的是高尚的事情，是幫助貧苦大眾，」一個當時的大學生，現在做建築師的人告訴南希說。「但是我們發覺，我們乾的主要是給戴維·伯德桑個人幫了忙。」
這位提供情況的人接著講：「我們出去宣傳的時候，都帶上發給我們的請願書。這都是伯德桑讓人印好的，請願的物件是州長、州的參眾兩院、公用事業委員會等等，應有盡有。請願書強烈要求‘對經濟困難的居民使用者降低電力煤氣價格’。我們挨家挨戶地請人家簽名。真見鬼！你說誰會不籤？幾乎每個人都簽了名。」
另一位替他搞過宣傳的人——一位答應南希在這同一時間來介紹情況的婦女——接著說下去：「伯德桑要我們等到簽了名之後（而不是在簽名之前）就向簽名的人解釋：組織請願這種事是費錢的。請大家給這次請願運動捐款三元好嗎？這三塊錢還包括電力為人民服務會一年的會費。到這會兒，跟我們交談的這些人也覺得我們為這件事出了不少力，應該向我們表示謝意，這一著巧妙地利用了人們的心理，伯德桑對這是非常拿手的。結果很少有人，哪怕是貧苦戶，不肯捐這三塊錢的。」
「我想，這本身也沒有什麼不正當，」那位年輕的建築師說。「除非你認為募捐的款項大大超過電力為人民服務會的實際需要，才是不正當的。但是，伯德桑對待替他幹活的學生的辦法就不同了，那才是地地道道的欺騙。」
「伯德桑答應我們，」那個青年婦女說，「每捐到三元錢拿出一元給我們作工資。但他堅持全部捐款必須先交給他，說是為了入賬，以後再付給我們工資。付給我們錢的時候真是‘以後’了，而且是‘大大以後’了。甚至就是那麼晚，我們實際得到的工資只是本來答應給的四分之一，每三塊錢裡我們實得兩角五分，而不是一元。當然，我們和他爭執過，但他只是一個勁地說我們當初誤會了。」
南希問：「你們當時沒有文字上的憑據？」
「沒有，我們當時相信他。無論怎麼說，他是站在窮人這一邊反對大企業的，或者說我們當時以為他是這麼一個人。」
「另外，」建築師又說，「我們後來才發現，伯德桑有意識地跟我們分別單獨談話。這樣，我們就沒有證人了。可是如果要說我們誤解了的話，那麼我們每個人的誤解居然都是完全一樣的。」
「根本不是什麼誤解的問題。」那年輕女人說，「伯德桑是個騙子。」
南希·莫利諾請這兩個人和一些別的人估計一下總共捐了多少錢。伯德桑在公開宣告中說，電力為人民服務會有兩萬五千名會員。但是和南希交談過的大部分人都相信實際數字要大得多，也許有三萬五千名會員。果然是這樣，那麼扣除了付給別人的工資，電力為人民服務會第一年的收入可能接近十萬美元，其中大部分是現款。
「你看真是開玩笑，」建築師在南希告訴他這個估計數字的時候說道。「伯德桑的這個行當就是賺錢！」他懊喪地說，「也許我搞錯了行當吧。」
南希發現的另一情況是，電力為人民服務會的捐款活動還在繼續進行。
戴維·伯德桑還在僱用大學生，——總歸有需要打零活掙錢的新一代大學生。他的目標是每年發展更多的電力為人民服務會會員，同時也動員現有會員繼續參加。看上去伯德桑目前不再欺騙僱用的大學生了，他或許意識到他不可能永遠這麼幹而不被人抓住。不過肯定是有一大筆現款又流進了電力為人民服務會。
這筆錢伯德桑是怎麼花的？似乎難於找到一個簡單的答案。不錯，他的確在好幾條戰線上積極地、大聲疾呼地反對金州電力公司，有時還很有成績，於是電力為人民服務會的很多成員就相信他們的錢並沒有白花。不過南希對這卻很懷疑。
在一個會計師的幫助下，南希計算了一番，即使把電力為人民服務會的費用打得最寬，即使把伯德桑個人的薪金也扣去，他也沒法花掉大半數的收入。那麼，剩下的錢呢？最大的可能是，伯德桑既然完全控制著電力為人民服務會，他正在把這筆錢侵吞掉。
不過，南希提不出什麼證據。至少目前還提不出來。
南希的那位會計師顧問說，最終國內稅收局也許會要求電力為人民服務會和伯德桑清算賬目，但他又指出，國內稅收局人力不足是盡人皆知的。因此，很多所謂非盈利機構的賬目從未進行過審計，他們可以搞財務上的騙局而逍遙法外。
會計師問：南希是否希望他秘密地向國內稅收局通個風？她斷然回答：不要。她現在還不想向任何人通風。
南希之所以能夠得到這位會計師的幫助，是因為她父親是這家會計師事務所的大主顧，米洛·莫利諾公司經常延聘的一位律師也同樣幫忙，南希把那些過去受伯德桑僱用的大學生帶到律師那裡去，請他們寫宣誓書，證明他們所說的全是事實。這些人學生也都樂於合作。
她在仔細地積累材料。
南希·莫利諾瞭解到，伯德桑還有來自大學講課和寫作的收入。這當然沒有什麼不正當，也沒什麼奇特可言。但這卻加深了她的好奇心：伯德桑用這些錢究竟幹些什麼呢？接著，她又在一次雞尾酒會上隱隱約約聽到一個傳聞：伯德桑以及電力為人民服務會曾向紅杉俱樂部請求經濟上的支援。南希覺得這是不可能的事，而且，即令是事實，她也可以肯定，以紅杉俱樂部的財力和聲望，它是不會和戴維·伯德桑之流打交道的。不過，她多年來就形成了四處打聽的習慣，所以她已經放出了一些觸角。到目前為止，還沒有什麼結果。
接著發生了一件令南希百思不得其解的事。一月裡有一天，她開著那輛默塞德斯450sl型小轎車，碰巧看見戴維·伯德桑在一條繁華的街道上走著。她不假思索就決定跟蹤他。她把車急忙開到就近一個無人管理的停車場以後，就步行跟在他後面，同時又保持著適當的距離以免被他發現。接著發生的事就象是偵探小說裡的情節一樣。
雖然南希十分肯定伯德桑並沒有看見她，可是伯德桑的行徑卻象是已料到有人要跟蹤他，因而決心擺脫盯梢似的。起先，他走進一家旅館的熙熙攘攘的大廳。他向四周圍掃了一眼，就一閃身走進男廁所。幾分鐘以後他又走了出來，戴著一副墨鏡和一頂軟呢帽，而在這以前，他頭上什麼也沒有戴。他這番喬裝打扮沒騙過南希。然而他的外貌確是改變了。她意識到，如果伯德桑一開頭就是這樣打扮，她可能就不會注意到他了。他從這家旅館的一個旁門走了出去。南希讓他先走了相當一段路之後，才跟了上去。
就在這工夫她幾乎把伯德桑給丟了。因為他在旅館前邊一點的地方，坐上了公共汽車，車子馬上把門一關，開走了。
她來不及回去開自己的車子了。幸好一輛出租汽車開了過來。南希叫住車子。開車的是個年紀輕輕的黑人。她亮出一張二十元的鈔票，對他說：「盯住這輛公共汽車，但不要讓人察覺我們在跟著它。可是每次車子停站的時候，我都要看看誰下車了。」
司機馬上明白了。「行，小姐！您就坐在後邊吧。交給我了，沒錯兒。」
司機聰明能幹，點子很多。他兩次把公共汽車甩在後邊，而每一次又都靈巧地把車子開到靠右邊的那條車道，這樣，在外道上行駛的公共汽車就會從他的車旁駛過。當兩輛車距離很近的時候，南希就把頭轉了過去。但只要公共汽車停下來，有乘客上下，出租汽車就總是開在她可以看得清楚這些乘客的位置上。過了似乎很長的時間，伯德桑都沒有露面，南希甚至懷疑是否到頭來還是把他丟了。後來，在距離他上車地點大約四英里左右的地方，他下車了。
她看得見他東張西望。
「就是那個有鬍子的，」她對司機說。
「我看見他了！」開車的加快速度從他身旁開了過去，也沒朝伯德桑那個方向看一眼，然後就把車子靠邊道停下。「別掉頭，小姐。我在鏡子裡看著他呢！現在他在過馬路。」一兩分鐘以後，司機說：「真見鬼！他又上了另一輛公共汽車！」
他們又跟著這第二輛公共汽車。車子朝相反的方向開，走了一段回頭路。這一回，伯德桑過了幾個街口就下車了，又向四周張望，附近有幾輛出租汽車停著，伯德桑坐上了第一輛。當車子開走的時候，南希看得出他從車子的後窗朝外看。
她作了另一個決定，對司機說：「讓他走吧。把我送回市中心去。」
她是這樣想的：好運不要走過了頭。她希望伯德桑剛才沒有發現她的出租汽車在後面跟著他，可是如果她繼續跟下去，毫無疑問，他是會發現的。他上哪兒去，幹什麼去，要解開這個謎還得另想辦法才行。
「哎呀，小姐！真摸不透您的心思，」開車的在車子換過方向以後嘟囔說，「起先您要跟那個傢伙，咱幹得不錯。可您現在又不幹了。」他接著咕噥說，「連開過去記下那輛車子的牌照都沒辦到！」
因為他出了大力，她決定解釋一下她為什麼不願意跟得太近，不願意被對方發覺。他先是聽著，然後點了點頭說：「明白了。」
幾分鐘以後，這個年輕的司機轉過頭來問：「您還打算了解這個大鬍子上哪兒去嗎？」
「是的。南希說。她越想伯德桑所採取的那些煞費苦心的防範措施，越是深信這裡邊有重大的情況。她一定得了解這個情況。
司機問：「您知道這傢伙常呆在哪兒嗎？」
「你問的是他家的住址嗎？不知道，不過這不難打聽到。」
「也許我們可以作一筆交易，」司機說。「我說的是我，還有我的兩個朋友。他們都沒有工作，但自己有車，車上有無線電話。我車上也有無線電話。我們三個人可以輪流盯這個大鬍子的梢，換來換去，這樣他就不會老是看見同一輛車了。我們三個用電話聯絡。這樣，一個人要休息，就叫另一個來接替。」
「但要做到這一點，」南希指出，「你們就得整天監視著他。」
「這個辦得到。我剛說過，我那兩個朋友沒工作。」
這個主意是有成功的可能性的。她問道：「這得要多少錢？」
「得算一算，小姐。不過不會象您想象得那麼貴。」
「你算好以後，」南希說，「給我掛個電話。」她在一張名片的反面寫下了她的公寓的電話號碼。
那天晚上很晚的時候，司機打來了電話。這時，她已在電話號碼簿裡查到了伯德桑家的住址。
「一星期二百五十元，」那開車的說。「這包括我還有我那兩個朋友。」
她遲疑了一下。這件事真的有這麼重要，值得費這個勁，花這筆錢嗎？她的直覺再次告訴她：值得。
那麼，她應該向《加利福尼亞檢查報》去要這筆錢嗎？南希有些懷疑。如果她去要錢，她就得把她到目前為止發現的一切情況都透露出來，她可以肯定，這樣一來，報紙一定要把有關伯德桑和電力為人民服務會的材料立即公佈。照南希的意見，這樣做目前還為時過早；她十分肯定，情況還遠不止於此，值得再等一等。此外，報社那一錢如命的經理部門，除非萬不得已，是不願意花錢的。
她決定依靠自己的力量幹下去。她自己先付這筆錢，希望以後能把它收回來。如果收不回來，這也不是什麼大不了的災難，儘管這會要破壞她的一條生活準則。
用大多數人的標準衡量，南希·莫利諾算得起是個有錢人。幾年以前，她父親就立下了一筆信託基金，可以按期向她提供相當可觀的收入。不過，出於自尊心，她總是把她私人的財源和職業上的收入分得一清二楚。
這一次，自尊心只好受點委屈了。
開車的說，他希望預支一筆錢，這當然是合情合理的，所以南希叫他有空的時候到她這裡來拿。
錢拿走之後，有六天工夫她一點訊息也沒有。第七天，那個名叫維克裡的年輕司機送來了一份報告。南希沒想到這份報告寫得既詳盡又工整。伯德桑的全部活動都一清二楚，都是正常而無害的，他也根本沒表現出已經發覺有人在盯他的梢。更重要的是，他沒有試圖甩掉任何跟蹤的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