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溫哥華郵報》並不是一家遇事抱中庸態度的報紙。它全文刊登了丹·奧利夫寫的關於亨利·杜瓦爾的報道，並作了充滿人情味的渲染。這篇報道被排在第一版上方的聖誕除夕欄內，僅僅屈居於該報的頭版頭條有關前一天的情殺的報道之下。它的橫跨4個縱標題為：無家可歸，漂洋過海的流浪兒淒冷寂寞，孤獨惆悵的聖誕節在它的下方刊登了這個年輕偷乘者的一張近照，寬4縱欄，長40行。他身後的背景是一隻救生艇。與通常的新聞照片不同的是，這張照片較深刻地抓住了杜瓦爾的表情，那是一種渴望和類似天真的混合表情。連粗線條的新聞紙蝕刻版也沒有完全使這一表情被掩蓋。
這篇報道和照片所引起的反響之大，以至於主編寫了一張便條送到夜班的辦公桌上，上面寫著：“幹得好，希再接再厲。”夜班編輯給丹·奧利夫的家中打電話說：“丹，想法為星期四的版面換個角度寫點東西，並且看看能不能再從移民局那裡瞭解點別的東西。”
當地公眾對這篇報道表現出了極大的關注，這種關注一直持續到聖誕節。“瓦斯特維克號”上的偷乘者成了全市上下以及外圍鄉鎮的談論中心，無論是在家中，在俱樂部裡，還是在酒館裡，人們都在談論著這個話題。一些人大動憐憫之心；另一些人則氣憤地指責，“該死的官僚作風”和“官僚主義的慘無人情。”在郵報發行後的一個小時內，報社就接到了37次電話，讚揚該報主動將這一事件披露於眾的首創精神。就象通常遇到這類事情時一樣，所有打來的電話都被仔細地記錄了下來，為的是以後向廣告商們炫耀，說明該報的一篇典型報道會產生多麼巨大的反響。
另外還有一些反響。5名地方唱片音樂電臺的播音員富有同情心地提到亨利·杜瓦爾事件，並獻給杜瓦爾一首名為“寂靜的夜晚”的曲子，以便“萬一我們那來自7大洋的朋友在收聽溫哥華聽眾最多的廣播。”唐人街上一家夜總會的一名脫衣舞女郎在一片掌聲中說道，她的下一個脫衣舞是獻給“那位孤獨地待在船上的小夥子。”在宗教界的佈道壇上，至少有8篇聖誕佈道倉促作了修改，專門提到了“那個已經來到我們門前的陌生人。”
編輯收到了15封深受感動的人寫來的信，其中有14封被報紙轉載。第15封信寫得語無倫次，信中揭露說這一事件是外層空間的密謀侵襲，杜瓦爾是一名火星人。除這封信外，其餘那14封信的作者都一致認為；應該有人對此事採取一些具體措施，但採取什麼樣的措施，由誰出面，則不得所知。
有少數人辦了點實事。一名救世軍官員和一名天主教教士聲稱要去拜訪亨利·杜瓦爾，後來他們確實這樣做了。一位丈夫生前當過金礦勘探員的瘦弱寡婦親自用緞帶包了一包食品和香菸，匆匆交給她那穿著制服的司機，叫他駕著一輛白色卡迪納斯車送往“瓦斯特維克號”船。隨後她又想起了一件事，便又拿出一瓶她已故丈夫最喜歡的威士忌酒，讓司機一同捎去。一開始那位司機還盤算著將這瓶酒瞞下來，但在途中他發現那種酒的牌子比起他喜歡的牌子差許多，他便收回了邪念，重新把酒包好，按照主人的吩咐送到了船上。
一位瀕於破產的電器商從他的商店裡拿出一臺行動式收音機，就連自己也不清楚出於什麼目的，就在盒子上寫上杜瓦爾收的字樣，把這臺收音機送到了“瓦斯特維克號”船邊。一位上了年紀的退休鐵路工人，從他那隻夠維持40年代生活水平的微薄養老金中拿出2美元，裝在一隻信封裡，寄給了報社，請求報社替他轉交給杜瓦爾。一夥公共汽車司機在接班前看到了有關杜瓦爾的報道，便用一頂工作帽收集了7美元30美分，由帽子的主人在聖誕節的早晨親自送給了杜瓦爾。
這篇報道在溫哥華以外的地方也引起了反響。
第一次新聞報道是12月24日上午10點在郵報的大陸版上登出的，到10點10分《加拿大報》通訊社重新改寫壓縮了一下這則報道，然後把稿件提供給了西部的通訊社和廣播電臺。另一家廣播電臺將這則訊息傳給了東部的報界，多倫多的《共產黨報》將這則訊息又傳送給了美聯社和在紐約的路透社。在聖誕節期間，苦於稿荒的美國通訊機構再次把這則新聞加以壓縮，並將它傳遍整個世界。
《約翰內斯堡明星報》用1英寸的版面登載了這則新聞，《斯德哥爾摩歐羅巴報》用了四分之一版，《倫敦每日郵報》用了4行，《印度時報》則就此發表了一篇社論。《墨爾本先驅報》和《布宜諾斯艾利斯報》用了一版的篇幅。莫斯科的《真理報》將其作為“資本主義虛偽”的典型登載了這一事件。
秘魯駐紐約的聯合國代表得知這一訊息後，決定向聯合國大會提出質詢，看是否能採取什麼有效措施。駐華盛頓的英國大使聽到這則訊息後則皺起了眉頭。
這則訊息於中午時分傳到了渥太華，正好趕上首都的兩份晚報。《公民報》將《共產黨報》的電訊登載在第一版上，並加了標題：一個沒有國籍的人乞求著“讓我入境吧”
《每日報》較穩重地將這一報道刊登在第三版，標題是：一位偷乘者請求在這裡入境理查森·布賴恩一直在他的斯帕克斯街上那間陳設簡單的辦公室裡，鬱郁沉思著華盛頓的秘密建議公開後，黨將面臨什麼問題。剛才他又讀到了上面那兩份報紙。黨務指導是個身材高大，體格健壯的人，藍眼睛，沙色頭髮，紅光滿面。平日，他臉上總是露出一付使人感到很有趣的懷疑態度，但他的脾氣來得很快，在他的身上隱藏著一種潛在的力量。此時，他那寬肩闊背的軀體癱坐在一把翹起的椅子上，雙腳放在一張擺滿了雜物的寫字檯上，口裡叼著一支菸鬥。這間辦公室很僻靜。他的副指揮、助手、研究員和其他組成黨總部的眾多服務員都已回家去了，其中一些人在幾個小時前就滿載著聖誕禮品離開了。
他將這兩份報紙從頭至尾瀏覽了一遍，然後翻到了有關偷乘者那版。多年的經驗使理查森對政治災難的嗅覺變得極為敏感，此時他又嗅到了不祥的預兆。與那些較重大的懸而未決的問題相比，他知道這件事無足輕重；但這仍是公眾容易抓住不放的問題。他嘆息著，真是個麻煩叢生的時期。自從今天一大清早他與米莉通過電話後，一直未接到總理打來的電話。他心神不安地將報紙放到一旁，重新往菸斗裡裝了點菸，再次安下心來等待著。
距布賴恩·理查森的辦公室不到四分之一英里處，在位於惠靈頓街裡多俱樂部的一間優雅肅靜的迴廊裡，參議員理查德·德弗羅正悠閒地打發著時間，等待著晚上飛往溫哥華的噴氣式飛機。他也看到了那兩份報紙，看完後，他把手中的香菸放在一隻菸灰缸裡，微笑地將有關偷乘者的那則報道撕了下來。與強烈希望著這一事件別使政府出醜的理查森相反，這位身為反對黨主席的參議員卻十分確信，這一事件定將使政府下不來臺。
參議員德弗羅是從裡多俱樂部的閱覽室裡將這兩份報紙隨手拈來的，那間閱覽室實際上是一間高大的，方方正正的會議廳，從那裡能夠俯瞰國會大廈，正廳裡坐落著一尊維多利亞女王莊嚴的青銅半身雕像。對於老理查德來說，無論是閱覽室還是俱樂部本身，都是他熟悉的故居。
渥太華的裡多俱樂部非常排外和謹慎，它在大樓的外面甚至都沒掛俱樂部的牌子。如果沒人指點的話，從此地路過的行人是不會知道這裡是什麼地方的，如果他感到好奇的話，他可能會認為是一所私宅，只是看上去有些破落。
俱樂部裡，在聳立著一個個圓柱的大廳和寬敞的樓梯上方，氣氛也是很清靜的。這裡沒有保持肅靜的規定，但在一天的大多數時間裡，這裡都籠罩著陰森森的寂靜，尤其是新入會的人都儘量小聲地說話。
儘管參加裡多俱樂部不受黨派限制，但它的成員仍主要是渥太華的政界名流——內閣部長、律師、參議員、外交官、軍隊參謀長、高階文職人員，幾名受信任的記者，還有幾名能付得起昂貴會費的國會普通議員。雖然他們奉行的是無黨派政策，但他們也進行大量的政治交易。一些與加拿大的發展有聯絡的重大決策就是出自這裡，由裡多俱樂部的老友們象參議員德弗羅此時這樣，癱坐在俱樂部鬆軟的紅皮椅子上，在白蘭地酒的交盞中，在雪茄煙的霧靄中制定這些決策的。
理查德·博登·德弗羅七十四、五歲的樣子，有著高大挺拔的身軀，清澈的眼睛，和一生從未經過體育鍛煉的強健體魄。他的大肚皮是十分顯赫的，但並不滑稽可笑。他那和藹可親的舉止是坦率與威脅結合的產物，這種威脅能產生效果，但卻很少引人反感。他談起話來滔滔不絕，使人感到他光說不聽，事實上他的耳朵幾乎什麼也沒漏掉。他有很高的威信和影響，並有一份鉅額資產，那是他的祖先在西加拿大的巨大伐木企業帝國為他留下的。
他從椅子上站起身來，嘴裡叼著菸捲朝俱樂部後部的兩臺不引人注目的直撥電話走去。他撥了兩次號，才找到他想找的人。他的第二個電話找到了國會反對派領導人霍恩·博納·戴茨。戴茨正在他位於中心大樓的辦公室中。
“博納，我的孩子，”參議員德弗羅說道，“都聖誕除夕了，你還在勤奮工作，真叫人喜出望外啊。”
“我在寫幾封信，”戴茨簡短地說，“我現在就回家。”
“太好了！”德弗羅喜形於色地說道，”你是否順路到俱樂部來一趟？出了點事，我們有必要會會面。”
電話的另一端開始表示不滿，德弗羅打斷了他的話。“噢，我的孩子，你這態度可不對，如果你真希望我們這一派在大選中獲勝，使你取代那誇誇其談的傑姆斯·豪登當總理，你這態度可不行。你的確想當總理，是不是？”德弗羅用一種哄小孩的口吻說道：“你一定能獲勝，博納，不必擔心。別耽擱了，快來吧。我等著你。”
德弗羅心中暗自高興，他緩步朝俱樂部主休息廳的一張椅子走去，他那精明的腦瓜仍在思考著怎樣才能將他所看到的那則報道變成對反對黨有利的事件。他沉湎在思考中，不一會他就被煙霧所環繞。
理查德·德弗羅一生中無論年輕時，還是現在上了年紀，從未當過政治家，甚至連一個認真的議員也沒當過。他選擇了幕後政治控制這一職業，並將此作為他的終生職業。他喜歡半隱名埋姓地行使這一職權。在他的本黨內，他沒擔任過什麼選任的職務（他現在所擔任的組織主席的職權只是個例外），然而對於黨內事務，他卻有處理權，就象他的幾屆前任一樣，這樣做並沒有什麼不道德的，因為它基於兩個原因——一是他在政治方面狡猾機敏，二是他對於錢的明智使用，正因為此，他的見解是黨內最迫切徵求的。
終於，在黨執政的一個時期中，理查德·德弗羅的上述雙重活動為他帶來了黨的忠實分子的最高獎賞；他在加拿大參議院中獲得了一席終身職位。有一位參議員曾經這樣精確地描述過該院的議員，是“加拿大領取最高養老金的階層。”
象參議員中絕大多數元老一樣，參議員德弗羅很少參加上議院為證明自己的存在而召開的敷衍塞責的辯論會。只有在兩種場合下他才站起來發言。一種是建議在國會大廈外為參議員增加專用停車場；另一種是抱怨參議院的通風裝置的風太大。
打完電話到現在已經10分鐘了，反對黨領袖到現在連個影也沒有。但他深信博納·戴茨是不會失約的。他閉上眼睛，準備小憩一會。年齡和過量的午餐幾乎立刻開始作祟。他睡著了。
國會中心大樓已是空空如也，一片寂靜。霍恩·博納·戴茨關上407s號辦公室房間沉重的房門。長長的走廊裡灑下了他輕輕踏在大理石地面上的腳步聲，在拱形哥特式建築的拱頂和廷德爾式石灰石的牆壁間迴盪著。為了寫幾封私人信件他留了下來，但他並沒有按預計的時間寫完，只好多待了一會。現在他又想到裡多俱樂部去見參議員德弗羅，這將使他回家更晚了。但他想最好還是看看他那個老朋友有什麼事。
他沒有等乘電樓，而是徑直沿著四方的理石樓梯間朝一樓的前廊走去。只有兩截樓梯，他快步走了下去，他那高高的骨骼就象一個發條上得緊緊的玩具兵僵硬地晃動著。他用一隻骨瘦如柴的細手輕輕地扶著黃銅梯欄。
如果一個陌生人第一次見到博納·戴茨，一定會把他當成一位學者，而不是政界領袖——實際上他的確是位學者——領袖們總是有強健的體魄和威嚴，但從外表看，戴茨這兩點都不具備。此外，他那瘦削憔悴的三角臉也絲毫不具備形象美，無法象某些英俊瀟灑的政治家那樣，無論他們說什麼，或者做什麼都能吸引選票。一位不友好的漫畫家曾為他畫了一幅漫畫，把他的身體畫成菜豆形，上面放著一隻杏仁形的腦袋。
然而戴茨在國內擁有數量驚人的追隨者，有人說那些都是有辨別力的人，他們發現戴茨具有比他們主要政敵傑姆斯·麥克勒姆·豪登更有力、更深刻的品質。然而在上次選舉中豪登和他的黨還是大獲全勝。
在他走進名為同盟大廳的有著高高黑色磨光正方巖圓柱的拱形外層休息室時，看見一名身穿制服的侍者正與一個似乎只有十幾歲的年輕人在說話。那年輕人身著一條棕黃色的便褲，和一件格倫夫爾夾克衫。他們的說話聲音聽起來很真切。
“對不起”，侍者說道，“這制度可不是我定的，孩子。”
“我知道，但你能不能破一次例？”那個男孩子操著美國口音，即使不是來自美國南部，也是在那附近。“我只有兩天的時間，我的家人返回……”
博納·戴茨不覺停住了腳步。這與他沒有關係，但是這孩子有點……他問道：“有什麼事情嗎？”
“這個年輕人想看看議會，戴茨先生，”侍者說道，“我已經跟他解釋說這不行，因為是假日……”
“先生，我在查塔努加大學就學”，那男孩說道，“攻讀憲法史，我想在我在這裡期間……”
戴茨看了一眼表。“如果我們快點走的話，我領你去看看，跟我來。”他朝侍者點了點頭，轉身朝原路走了回去。
“好傢伙，這個主意太妙了！”這個瘦長的二年級學生邁著輕鬆的大步跟著他走了。“這真夠派的了。”
“如果你是研究憲法史的話，”戴茨說道，“你將理解我們加拿大政府和你們政府有什麼不同。”
男孩點了點頭。“我覺得我能理解，至少能理解大多數不同之處。最大的不同是我們選總統，但你們的總理不是選的。”
“他不是被選為總理，”戴茨說道，“但他必須與眾議院的其它成員一樣，只有經過選舉才能進入國會。選舉後得票多的黨的領袖成為總理，然後再在他的追隨者中組閣。”
他繼續解釋道：“加拿大的制度是國會君主立憲制。這一體制有下自普通選民，通過政府，再到君主的一條唯一的，連貫的權力系統。你們的體制是一種分權體制。總統擁有一部分權力，國會擁有另一部分權力。”
“制約和權衡，”那男孩說道，“只是有時制約過多，什麼事情也辦不成。”
博納·戴茨笑了笑說：“我對此不能發表看法，否則有可能導致外交關係緊張。”
他們來到眾議院休息室，博納·戴茨開啟沉重的雙開門的其中一扇，引著那男孩朝休息室裡走去。他們停住了腳。他們感到一種深沉的寂靜正擁抱著他們。屋內只有幾盞燈亮著，由於這幾盞燈的照射範圍有限，使高大的走廊和會議室的外層的邊緣仍籠罩在黑暗裡。
“當召開會議時，這裡總是一派生機勃勃的景象，”戴茨不加渲染地說道。
“我很高興現在參觀了這裡”，這男孩輕聲說道。“顯得有點神聖……”
戴茨笑了笑說：“這裡有些舊習慣，”他們朝前走去。他解釋了為什麼總理和他這個反對派的領袖每天都要在這個大會廳裡面對面地辯論。“你看”，他說道，“我們認為這樣有許多好處。在我們這種政府制度下，行政長官對於其所做的任何事情負有立刻向國會說明的責任。”
這男孩有些好奇地看著他的嚮導。“先生，如果你的黨入選國會的人多，那麼你就是總理了，而不是反對黨的領袖了。”
博納·戴茨點頭表示贊同。“是的，是這樣。”
那男孩以毫不窘迫的坦率說道：“你認為你有朝一日能當選嗎？”
戴茨苦笑了一下。“有時我自己也這麼問自己。”
他原打算僅用幾分鐘的時間。但他發現他喜歡上了這個男孩子。等他說完話，他發現時間已過了很久。戴茨想到，他又一次讓自己被別的事情叉開了。這種情況是經常發生的。有時他想，也許這就是他在政治生涯中不能取得更大成功的真正原因。其他那些他所瞭解的人，包括傑姆斯·豪登都能找到一條筆直的道路，並不偏離方向地沿著它走下去。戴茨從來做不到，無論在政治方面或其它任何方面都一樣。
他比約定到達裡多俱樂部的時間晚了1小時。他一邊把大衣掛在衣架上，一邊沮喪地記起他已經答應妻子今天一天他都待在家中。
在樓上的休息室裡，參議員德弗羅仍在酣睡著。
“參議員！”博納·戴茨輕聲叫道，“參議員！”
德弗羅睜開了眼睛，過了半天才看清面前的來人。“哎呀！”他悠閒地從鬆軟的大椅子裡坐起來。“我好象是睡著了。”
“我看你是以為你還在參議院裡，”博納·戴茨說著象把可摺疊的紡錘一樣死板地坐進了毗鄰的一張椅子裡。參議員德弗羅抿著嘴笑著說：“如果是那樣的話，你就不會那麼容易地把我喚醒了。”他轉過身來，從口袋裡掏出先前從報紙上撕下來的那則新聞。“孩子，看看這個。”
戴茨戴上了他那付無框眼鏡，仔細地看了起來。德弗羅掏出一支菸來點燃。
戴茨站起身來溫和地說道：“參議員先生，我有兩個問題。”
“說吧，孩子。”
“我的第一個問題是，我已經62歲了，你能否考慮一下別再稱我‘孩子’了？”
德弗羅再次輕聲笑著說：“你們年輕人總有這個毛病，還沒上歲數就想充老人。著什麼急；想老還不快？好吧，孩子，你的第二個問題是什麼？”
博納·戴茨嘆息著。他知道最好還是別和德弗羅爭辯，他甚至懷疑德弗羅在引誘他發脾氣。他點了支香菸，問道：“在溫哥華的那個叫亨利·杜瓦爾的小夥子怎麼樣了？你知道點情況嗎？”
德弗羅擺了擺夾著香菸的手說：“我什麼也不知道，我只知道，當我一看到有關這個不幸的小夥子的報道，看到他那被忽略了的入境請求時，我就對自己說：這是一次發難的機會，它將使我們的對手陷入窘境。”
這時屋裡又進來幾個人，他們與戴茨和參議員德弗羅打著招呼。德弗羅壓低了嗓音故作神秘地說道：“你已經聽說了昨晚在總督官邸裡發生的事情了吧？打起來了！——內閣成員們打起來了。”
博納·戴茨點了點頭。
“請注意，他們竟然當著我們仁慈的君主正式提名的代表的面打起來了。”
“這類事情發生過”，戴茨說道。“我記得有一次當我們的人在開舞會時……”
“我的天！”德弗羅看起來有些吃驚。“孩子，你犯了政治上的一個大罪。你在企圖公允。”
“瞧，”博納·戴茨說，“我答應我的妻子……”
“我只說幾句話”，德弗羅敏捷地把香菸叼在左嘴角，伸出雙手，扳著他那粗短的手指說道，“第一點：我們知道我們的對手已經在內部產生了糾紛，昨天晚上發生的那件不光彩的事情就是例子。第二點：據向我提供情報的人說，引起這一爆炸的導火索是移民問題和那個有著壞蛋黃的臭知識分子哈維·沃倫德。你在聽我說嗎？”
博納·戴茨點著頭說：“我聽著呢。”
“好，第三點：在移民的問題上，最近已經有一些事件引起公眾注意，這些敏感事件竟被政府駭人聽聞地擱置了起來……說駭人聽聞，當然是說即使從我們對手的觀點來看，這些擱置簡直不能容忍，而不是從我們的觀點來看……這種擱置竟然不顧實際政治的考慮，不顧它對公眾的良知將產生的影響。你同意我的看法嗎？”
戴茨再次點頭。“我同意。”
“太好了！”德弗羅喜形於色。“現在我們再來談第四點。看來他們那無能的移民部長很有可能會同樣愚蠢地去處理這個叫杜瓦爾的不幸年輕人，就象他糟糕地處理那幾件事一樣，至少，我們希望這樣。”
博納·戴茨露出了微笑。
德弗羅仍壓低著嗓音說：“因此讓我們反對黨來支援這個年輕人吧。讓我們把這件事變成公眾矚目的問題，給頑固的豪登政府當頭一棒。讓我們……”
“我懂你的意思了，”博納·戴茨說道，“我們再順便拉幾張選票。這個主意還不錯。”
戴茨透過眼鏡沉思地打量著德弗羅，心中暗想到，應該承認，從某種方面講，德弗羅漸漸衰老了，但除了他那令人厭倦的樂天主義，這位老人仍具有非凡的政治手腕。戴茨說道：“我最關心的是，今天早晨釋出了有關豪登將和美國總統在華盛頓會晤的宣告。他們說是貿易會談，但我有一種直覺，這裡一定有什麼大陰謀。我的看法是，應該要求他們將他們計劃要在會晤中討論的事情作一番詳盡的解釋。”
參議員德弗羅認真地搖著頭說：“我勸你不要這樣做。這不會使我們得到任何公眾的同情，而且在某些人眼裡，你這樣做會顯得無禮。為什麼不允許豪登偶然也來一次野餐，去會會白宮的大頭目呢？這是執政者的必要策略。有一天你也會這樣做的。”
博納·戴茨慢吞吞地說：“如果真是貿易會晤的話，為什麼要在這種時刻舉行呢？既沒有什麼要緊的事情；也沒有什麼新的爭端。”
“太對了！”參議員德弗羅的話音中帶有一種勝利的歡欣。“當他的窩裡一切平靜的時候，對於豪登來說，在大頭目的陪伴下照上幾張相，上上頭版頭條，不是最好不過的時機嗎？不，孩子，在這點上向他發難，你什麼好處也撈不到。而且，如果他們是去談貿易問題的話，外人又有誰會關心幾個進出口商呢？”
“我關心，”博納·戴茨反駁道，“我想大家都應該關心。”
“噢！然而人們應該關心的事和真正做的事是兩碼事。我們必須考慮的是普通選民，他們是不懂得國際貿易的，而且也不想懂得。他們所關心的是他們能夠理解的問題，能激起他們感情的人權問題；這一問題，或使他們流淚，或使他們歡呼；象這個無家可歸的小夥子，亨利·杜瓦爾，他急需尋求朋友。你願意成為他的朋友嗎，孩子？”
“願意，”博納·戴茨若有所思地說道，“大概你有什麼打算。”
他停了下來，考慮著。德弗羅老人有一點是正確的：反對黨的確需要找到一個能痛擊政府的重大事件，因為最近這類事件太少了。
還有一件事。博納·戴茨敏銳地認識到，最近他受到了他的支援者的批評。他們說他作為一個反對黨的領袖，對於豪登政府的攻擊太溫和了。不錯，他的批評者可能是正確的；他有時的確很溫和，他想這可能是由於他總能從對方的立場來看問題。但在政壇的角鬥中，這種公允和理智就可能是一種致命弱點。
但如果是一個涉及人權的問題，那麼，這就好辦了。他要發起猛烈攻擊，朝政府脆弱的下腹部猛擊一拳。他自己這方面的記錄會因此好轉。更重要附是，這將是一種報界和公眾能夠感興趣和稱讚的爭執。
但這樣做對他自己的黨在下次選舉中有什麼幫助嗎？那才是真正的考驗，特別是對他自己。他記起了今天下午那個男孩子問他的那個問題：你認為你最終能獲勝嗎？真正的回答是，下一次競選將是決定命運的。博納·戴茨已經領導反對黨進行了一次大選，並且是一次失敗的大選。第二次失敗將會使他失去自己所佔有的領導地位，並從此放棄他成為總理的野心。
參議員德弗羅提出的建議對於這種鬥爭有用嗎？是的，很可能有用，他這樣想道。
“謝謝你，參議員，”博納·戴茨說道，“我覺得你的建議是正確的，如果能行得通的話，我們將把杜瓦爾事件當成一顆主要炮彈。同時，在移民問題上，我們還能找到其它的炮彈。”
“這就對了。”參議員德弗羅說道。
“不過還得小心點，”戴茨說道。他瞟了一眼休息廳裡的其他人，以確保他的話沒有被其他人聽到。“我們必須搞清楚，在溫哥華的這個傢伙是象他自己聲稱的那樣是個好人。這點不會有訛，是吧？”
“當然了，孩子，當然了。”
“你看我們怎樣開始呢？”
“首先要為這個年輕人弄個律師，”參議員德弗羅說道。“這件事我明天親自在溫哥華辦一下。在此之後就是一些法律程式，我們相信移民局的表現還將和通常一樣把事情搞糟。在此之後……嗯，其餘的事都歸你辦了。”
戴茨贊同地點了點頭。“聽起來還可以，只是有關請律師這件事情。”
“我會找到合適的人的——找個我們能信得過的人。這點你儘管放心。”
博納·戴茨慢悠悠地自言自語道：“如果那個律師不是我們黨裡的人的話，那就再好不過了。那樣，當我們最後插手這事時，看上去就不象是預謀了。事實上，律師確實不應該屬於任何黨派。”
“這一點很可取。然而有個問題，絕大多數律師都是有黨派傾向的。”
“並非所有的律師都這樣，”博納·戴茨小心謹慎地說道。“例如，那些新律師就不一定都這樣，那些剛從律師學校畢業，正在實習的律師無黨派傾向。”
“太妙了！”參議員德弗羅的臉上慢慢地露出了笑容。“就這麼定了，孩子！我們會找個頭腦簡單的笨蛋。”他大笑了起來。“一隻能任我們隨意擺佈的小羔羊。”
天下著雪，邊下邊化，布賴恩·理查森緊緊地繫著一條圍巾，穿著舒適的套鞋，豎著輕便大衣的領子，離開他在斯帕克斯街的辦公室，朝不遠的國會大廈走去。總理最終還是給他來了電話說：“你最好來一趟，我有很多事情與你談。”此時，理查森邁著大步穿過聖誕除夕購買商品的人群。他凍得直髮抖，陰森森的黃昏更加劇了寒意。
理查森不喜歡過冬天，也不喜歡過那一年一次的聖誕節。對於冬天的厭倦是出於他對溫暖的本能的渴求，對聖誕節的厭煩則是出於一種不可知論。他堅信絕大多數人都與他有同感，只是別人都不願意承認罷了。他曾經對傑姆斯·豪登說過：“聖誕節要比你所看到的任何政治都虛偽10倍，只是沒人敢這麼說。他們敢對你說的是‘聖誕節太商品化了’。見鬼！——聖誕節唯一有意義之處就是它商品化了的部分。”
理查森從裝點得光彩奪目的商店櫥窗前走過，聖誕節商品化了的部分在他的眼前閃耀著。他看見在一家五金商店的櫥窗裡，一隻由明亮的霓虹燈光裝飾的廣告，內容卻是一行引錯了的文字：“天下太平，善行人間。”在它的下方，還有一條同樣用霓虹燈製作的廣告，上面寫著“今朝享用，日後付款。”看到這裡，理查森笑了。
布賴恩·理查森高興地想到，除了今晚必須買給米莉·弗裡德曼的幾件禮物外，他不必再參與任何其它的聖誕活動了。而傑姆斯·豪登，雖然他和理查森一樣，幾乎沒有什麼宗教信仰，但他明天早晨仍要象每個星期天那樣，不得不在教堂裡露面。
幾年前，當理查森還是個廣告財務經理時，一次，一個企業界的大主顧贊助了一項“到教堂去”的廣告運動，並由理查森親自經辦。其間，那人直截了當地提出，理查森本人也應該遵守他自己那份絕妙的廣告對人們的勸告，經常到教堂去做禮拜。他去了；因為這個主顧在企業界那邊的勢力太重要了，絲毫馬虎不得。但是當這筆業務結束之後，當不再需要討好這個客戶時，他就又悄悄地停止了去教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