童年的時候，卡的家位於尼尚坦石，當律師的父親、當家庭婦女的母親、可愛的妹妹、忠誠的僕人、傢俱、收音機和漂亮的窗簾構成了這個中產階級的「家」。對卡來說，貧困是這個「家」之外的另一個世界開始的地方。那個世界是無法觸控的、危險的一種黑暗，在卡童年時期的想像中，它只是形而上的一種存在。儘管這種存在在他以後的生活中沒有太大的變化。在伊斯坦布林突然下決心踏上卡爾斯之旅的原因，也難以將它解釋成為迴歸童年時代的一種衝動。儘管卡遠離土耳其，也知道卡爾斯是近些年來國內最貧困、最無人關注的地方。從生活了十二年的法蘭克福回到伊斯坦布林，看到童年時和小夥伴們一同走過的那些伊斯坦布林的街道、店鋪、影院都已面目全非，或者已不存在，或者已失去了活力。這喚起了卡要到別處去尋找自己童年和純真的願望，因此卡爾斯之行也可以說卡是為了再見留在童年記憶中他那中產家庭的貧困。因此，當他在卡爾斯店鋪的櫥窗裡看到童年時穿過卻在伊斯坦布林再也沒見到過的那種吉斯拉威德牌的體操鞋時，當他看到威祖夫牌的爐子時，當他看到裝著卡爾斯圓形乳酪的那種由六個三角形組成的盒子時（這種盒子是他對卡爾斯最初的認識），卡感到如此地幸福，以至於他都忘記了那些自殺的女子，為自己身在卡爾斯而感受到了一種安寧。
近中午時，卡告別了塞爾達爾先生，採訪了民眾平等黨和亞塞拜然族的一些重要人物之後，獨自在大雪中漫步。走過阿塔圖爾克大街，過了橋，徑直朝最貧困的街區走去，卡心中充滿悲傷，除了狗叫聲外沒有任何聲息的沉寂中，那無休無止的雪，飄向遠方看不到的陡峭山嶺，飄向塞爾柱時期的城堡，飄向那不知是歷史遺蹟還是棚屋的廢墟，卡覺得除了自己沒別人留意這些，眼中蓄滿了淚水。尤素福帕夏街區公園的鞦韆斷了，滑梯也壞了，公園旁邊有片空地，空地盡頭的電杆上有個大燈，用來照亮那裡的煤場。卡看著一些高中生模樣的年輕人在燈下踢足球。聽著年輕人被大雪壓低了的叫喊聲、對罵聲，卡覺得在這昏黃的燈光下，雪中，塵世裡的這個角落離一切都是那麼的遙遠，有種讓人難以置信的荒涼，卡內心中出現了真主的念頭。
最初，與其說這是種念頭不如說是一個畫面，然而是那種在展館中匆匆忙忙看完後努力想要回憶卻怎麼也無法再現的那種畫面。與其說是一個畫面不如說是轉瞬即逝的一種感受，而這種感受卡也不是第一次才有。
卡在伊斯坦布林一個信奉共和主義的世俗家庭里長大，除了在小學的宗教課程裡學過一些宗教知識，沒受過任何其他伊斯蘭教育。近年來，當他內心中時不時有類似現在的這種幻象出現時，他沒有慌亂，也沒有去追尋這種不真切的、充滿詩意的衝動。至多，在他內心中會產生一種樂觀的想法：世上有一處值得欣賞的美景。
卡回到旅館自己的房間，想暖和暖和再休息一會兒，他饒有興趣地翻著從伊斯坦布林帶來的有關卡爾斯歷史的書，一整天的所見所聞和閱讀歷史令他回憶起的童年傳說，在他的頭腦中混雜在了一起。
在卡爾斯有一些別墅，儘管距離遙遠，但這些別墅也使卡回憶起自己的童年。曾幾何時，住在這些別墅裡的那些生活富足的中產階級們，他們常常在這裡舉行舞會，沒完沒了地進行宴請。卡爾斯曾是來往喬治亞、第比利斯、高加索山脈之間的必經之路，因此，靠著卡爾斯有利的地理位置，依靠貿易，依靠卡爾斯位於上個世紀奧斯曼和沙皇俄國這兩個沒落帝國邊境的優勢，依靠這兩個帝國駐守在這裡的軍隊，這些人發了家，致了富。奧斯曼帝國時期，這裡就是多個民族聚居生活的地區，生活在這裡的有一千年前在這裡修建了雄偉壯麗的教堂的亞美尼亞人，有躲避蒙古大軍和伊朗軍隊的波斯人，有拜占庭帝國和蓬圖斯王朝時期留下來的希臘人，有喬治亞人、庫爾德人，還有各部族的切爾卡西亞人等。1878年，擁有五百年曆史的卡爾斯堡落在了俄國人手中，一部分穆斯林被驅逐出這裡，但城市的繁榮和多民族的聚居還延續著。在俄國人統治時期，沿著城堡坡面修建的堡內街區街上帕夏們的別墅、公共浴池和奧斯曼帝國時期的各種建築慢慢地顯得落伍了，而卡爾斯河南岸平原上的俄式建築被五條平行筆直的大街齊整地切開，這麼有序的建築在東方城市中很少能見到，很快形成了一座快速富裕起來的新城。沙皇亞歷山大三世在這裡和他的秘密情人幽會，一同去狩獵。這裡也比較適合俄國人南下地中海，獲取貿易通道，因此得到大量的財政投資而得以重建。二十年前當卡來到這裡時，令他對卡爾斯著迷的不是那座因為民族和部族戰爭而幾乎完全成為廢墟的奧斯曼帝國城市，而是由整齊的街道、大塊的路石、共和國時期種的棗樹和梧桐樹構成的這座憂傷的城市。
經歷了無休止的戰爭、迫害、集體屠殺和起義，城市先後被亞美尼亞人和俄羅斯人控制，甚至一度落入了英軍的手中。也曾經在很短的一段時期內，卡爾斯甚至成了一個獨立的國家，之後，1920年10月，在卡澤姆?卡拉貝奇爾（他的雕像後來豎立在了車站廣場上）率領下，土耳其軍隊進入了這座城市。四十三年後土耳其人重新佔領了卡爾斯，他們接受了城市的俄羅斯建設風格，定居在這裡。那時，他們也接受了俄國人帶來的文化，因為這些文化正符合共和國的西化浪潮。俄羅斯人修建的五條街道，分別以卡爾斯歷史上五位帕夏的名字命名，因為他們不知道除軍人外的其他偉人。
人民黨原市長穆扎菲爾先生既驕傲又氣憤地向卡講述著當年的西化年代。那時，人們在人民之家舉辦舞會；在早晨卡經過的到處都生鏽了的鐵橋下舉行滑冰比賽；從安卡拉來的演員們在這裡演俄狄浦斯王的悲劇——儘管當時和希臘的戰爭結束還不到二十年——演出在卡爾斯受到共和派中產階級的熱烈歡迎；那些富人們穿著裘皮領大衣，裝扮得花裡胡哨的健壯的匈牙利大馬拉著雪橇招搖過市；為支援自己的球隊，人們在民族公園的洋槐樹下，舉行舞會，在鋼琴、手風琴和單簧管的伴奏下跳著最時髦的舞；夏天，年輕女孩子們穿著短袖騎著腳踏車在城市裡悠閒地轉著；年輕人冬天滑著冰刀去學校，他們懷著對共和國的熱情，穿著夾克，裡邊打著蝴蝶領結。當律師穆扎菲爾先生多年後為競選市長回到卡爾斯的時候，想在競選進行得熱火朝天的時候繫上他高中時用過的蝴蝶領結，立刻遭到同僚們的反對，他們認為系這種「裝模作樣」的玩意兒會丟了選票，但穆扎菲爾先生沒聽他們的。
似乎隨著一個個漫長冬天的悄悄離去，城市變得更加頹敗、貧困和不幸。原市長講到過去那些留下了美好記憶的冬天；講到來演希臘戲劇的那些臉上撲著粉、半裸的演員們；接著又把話題轉到了40年代末包括他在內的一些年輕人在人民之家上演過的一個革命劇本。他說:「這個劇本講了一個黑袍年輕女子的覺醒，最後她摘掉頭巾，在舞臺上燒掉了黑袍。」40年代末，據說在卡爾斯他們四處尋找一件黑袍卻根本找不到，最後打電話從埃爾祖魯姆找來了一件。穆扎菲爾先生補充說:「現在卡爾斯大街上到處都有穿黑袍的，披蓋頭的，戴包頭巾的。因為戴在她們頭上的是伊斯蘭政治力量的標誌，是一面面旗幟，所以不讓她們進課堂，她們就自殺。」
在卡爾斯遇到伊斯蘭政治力量崛起和戴包頭巾女子這樣的問題，卡內心中總會產生一些疑問，可總是欲言又止。比如，他沒有深究：既然40年代的卡爾斯找不到一個穿黑袍的女人，那些狂熱的年輕人演這樣一個反對穿黑袍的戲又有什麼意義?一整天走在城市的街道上，他並沒有仔細觀察那些戴包頭巾或穿袍子的婦女們，因為回國後這一星期裡，他還沒有學會像主張世俗主義的知識分子那樣通過密切觀察街上戴包頭巾的婦女就能得出些個政治結論，也還沒有養成這樣的習慣。另外，從童年起他就根本不注意街上那些戴包頭巾、穿袍子的婦女。卡度過童年的地方是伊斯坦布林比較西化的地區，出現在這裡戴包頭巾的婦女要麼是從郊區來的賣葡萄的婦女，要麼就是牛奶小販的妻子，要麼就是來自社會下層的別的什麼人。
卡住的卡爾帕拉斯旅館以前的主人都有誰，關於這個問題後來我也聽說過很多說法：因罪責較輕沒被沙皇流放到西伯利亞而被流放到這裡來的一個崇拜西方的大學教授，做水牛生意的一個亞美尼亞人，希臘人的孤兒們……不管第一個主人到底是誰，這座已有一百一十年曆史的建築與同期的建築一樣，一種叫「派契」的俄式取暖爐被置於牆內，可同時向四個房間供暖。但在共和國時期，土耳其人不會用這種俄式取暖爐，把這座樓改為旅館的第一個土耳其主人，在進樓處放了一個巨大的銅爐，再後來，每個房間就都裝了暖氣片。
卡穿著大衣躺在床上正陷入幻想的時候，有人敲門，他起身開了門。來人是每天坐在火爐前看電視度日的服務員賈維特，給卡鑰匙時他忘了件事。
「剛才我忘說了,《邊境城市報》的塞爾達爾先生正等著您呢，要您快去。」
他們一起來到大廳。卡正準備往外走的時候突然停下了：伊珂從服務檯邊的那個門進來了，她比卡想像的還要漂亮。卡立刻想起了大學時這個女人的美貌。他有些慌亂。是的，當然，她是如此美麗。他們像兩個伊斯坦布林的布林喬亞，先握握手，稍稍猶豫了一下，然後把頭向前伸出，身體保持一定的距離，擁抱，親吻臉頰。
「我知道你要來。」伊珂稍向後退了退，用一種讓卡感到驚訝的坦誠說道:「塔耐爾打電話跟我說了。」她直盯著卡的眼睛。
「我是為選舉和自殺女子的事情而來的。」
「你準備待多長時間?」伊珂說,「亞細亞旅館旁有個新人生糕餅店。現在我正忙我父親的事。一點半我們在那裡見面聊聊吧。」
這一幕不是在伊斯坦布林——比如說是在貝尤魯——而是在卡爾斯發生了，這使卡感到有點奇怪。他弄不清自己的慌亂有多少是因為伊珂的美貌。在雪中走了一會兒以後，卡想，還好買了這件大衣。
去報社的路上，他的心毫無疑問地道出了他的大腦絕對不會承認的兩個事實：第一，卡從法蘭克福來到伊斯坦布林一方面為參加母親的葬禮，另一方面是單獨生活了十二年後想找一個合適的土耳其姑娘結婚；第二，卡從伊斯坦布林來到卡爾斯是因為他暗自認為這個姑娘就應該是伊珂。
如果這第二個想法出自哪位敏感的好朋友的話，卡可能永遠都不會原諒他的冒失，但又因為別人說的是事實，他又可能終生都會在羞愧中自責。這世上有些人認為，如果沒有別人為自己的幸福忙這忙那的話，就是最大的幸福，卡就是這樣一個衛道者。另外，為結婚找一個自己並不太瞭解的人，這也根本不符合一個西化了的知識分子的性格。儘管這樣，去報社的路上，他並沒感到什麼不安。因為和伊珂的初次相遇，比他從伊斯坦布林來時坐在長途車上自己潛意識中想像的要好。
《邊境城市報》報社與卡住的旅館中間隔了一條街，在法伊克貝依街，辦公室和印刷室所佔的地方也只不過比卡住的那個旅館房間稍大一點。一面木板牆把房間分成了兩部分，木板牆上掛著阿塔圖爾克的肖像、日曆、名片和請柬的樣本、來過卡爾斯的大人物和知名人士同塞爾達爾先生的合影、鑲在鏡框裡的四十年前的第一份報紙。木板牆另一邊，電動印刷機開動著，踏板搖搖晃晃，傳來悅耳的聲音，這個印刷機是一百一十年前由萊比錫的鮑曼公司製造的，在漢堡服役了二十多年後，在土耳其第二次立憲的新聞自由時期被賣到了伊斯坦布林，在那裡又服役了四十五年，在要被扔進垃圾堆的時候，1955年塞爾達爾先生的父親用火車把它運到了卡爾斯。塞爾達爾先生二十二歲的大兒子，用蘸了唾液的右手手指往機子裡放白紙，左手熟練地整理印好了的報紙（印刷機的收集筐在十一年前兄弟倆打鬧時被弄壞了），在這期間他還能不失時機地和卡打個招呼。小兒子和他哥一樣，長得不像父親，一見他，卡的眼前立刻浮現出他母親的樣子，細長眼，白白的臉蛋，矮小的身材，胖胖的。他坐在一個被油泥染得烏黑的櫃子前，櫃子有上百個小抽屜，每個抽屜又裝著大大小小的鉛字母、模子和壓印版，他正為三天後的報紙手工排廣告，他的耐心和專注可以與那些超凡脫俗的書法家們相媲美。
「您看到了吧，東部安納多魯地區新聞業是在何種條件下掙扎著。」塞爾達爾先生說。
這時停電了。印刷機也停了下來，房間沉浸在了一片神秘的漆黑之中，卡看到了外面落雪悽美的白色。
「印了多少份了?」塞爾達爾先生問道。他點亮了蠟燭，讓卡坐到前面辦公室的椅子上。
「一百六十份了，爸爸。」
「來電以後印夠三百四十份，今天有遠道而來的演員。」
《邊境城市報》在卡爾斯只有一個地方能買到：民族劇院對面，每天有二十來人來買；但正如塞爾達爾先生驕傲地說的那樣，算上訂購的，報紙銷售量能達到三百二十份。其中二百份由政府機關訂購，塞爾達爾先生時不時必須吹捧吹捧他們的政績。剩下的八十份由那些雖然離開卡爾斯在伊斯坦布林定居、卻仍然和這裡有聯絡的人們訂購，這些人可都是些「重要而且守信用」的人物，他們的話在政府裡都有一定的分量。
電來了，卡看到塞爾達爾先生的額頭上因為生氣而青筋直冒。
「您和我們分手以後，見了一些不該見的人，從他們那兒得到了一些關於這個城市的錯誤資訊。」塞爾達爾先生說。
「您怎麼知道我去了哪裡?」卡問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