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的兒子，」我婆婆說，「當他在查理大學讀書的時候，讀了四年就對他的法律專業不感興趣了。德國人像有誰請他們似的來到這裡，佔領了捷克、布拉格，關閉了大學。我兒子可高興哪，學校關門，他就有理由說沒法把法律讀完了，因為那些德國鬼子佔領了大學，不讓他把大學讀完，因此沒能在畢業之後到哪裡去當個法律學傢什麼的，而開始在公證員先生那裡當個抄抄寫寫的文書，然後又到鐵路合作社當個文書，同其他會計一起造賬表，活兒幹完之後便只是坐在那裡，兩眼望著窗外，手裡拿著一枝鉛筆，學會了整整一個小時都作好準備，只要合作社主任突然一跑進來，只等他一轉動門把手，我兒子便開始寫數字，因此他們對他很滿意，因為他裝成很勤快的樣子；他甚至還善於拿著鉛筆，對著桌子上的檔案睡一覺，下午打個盹兒，但是隻要有人轉動門把手，他便立即裝作在寫數字，可他還是沒興趣。後來便跟鐵軌打交道去了，專門搗鼓從波希昌尼到寧城這一段鐵軌枕木的道碴，去一趟，回來一趟。
這是他的黃金時代。呆在外面他覺得美得很，在大自然里美得很，跟工人在一起談天說地也美得很，成天搬枕木換枕木、用石塊搗鼓枕木下的道碴，把十字接頭處弄弄平，痛痛快快地嘹望這田野，這松林，這草場上的森林，一直可以看到薩扎瓦河邊的小山岡或上面閃爍著洛烏切尼塔尖的小山，朝西可看到賽米茨卡·胡爾卡以及白色的普舍洛夫斯卡·胡爾卡。我兒子為他這份工作感到很驕傲，也不再彈鋼琴了，他甚至還為此感到高興呢。一方面是德國人關閉了大學，另一方面是這把鎬、這份重活使他的手長了老繭，指頭磨得很粗糙而沒法彈鋼琴了。於是他說，都是這些德國人的罪過，使得他不得不去搗鼓枕木的道碴。可是實際上啊!他才巴不得這樣哩。因為他想彈的又彈不了，正在彈的他又沒興趣，於是就成了納粹主義的可憐蟲和犧牲品。可我兒子自認為是最了不起的，因為他每隔兩個星期可以坐一次腳踏軌道車到附近的火車站去。他和另一名工人坐在兩部聯在一起的腳踏車上蹬著，在他們前面那把椅子上手腿伸直地躺著那位足足有一百公斤重的養護鐵路線的領工員，他專心注意，還用身體細聽鐵軌的狀況。
過了一個星期我兒子簡直等不及想交叉著雙手、坐著這腳踏軌道車到波希昌尼然後又回到寧城當地火車站了。不管晴天和下雨，我兒子都浪漫地沿著鐵軌享用這易北河畔的秀麗風光，直到戰爭結束，他又不得不回到布拉格的法學院去唸書……如今他正興高采烈地踩著那腳踏軌道車的踏板，跟另一名工人胳膊碰胳膊地坐著，他們前面的領工員在邊打瞌睡邊用整個身體細聽著鐵軌的狀況。這位領工員晚上在當地火車站的飯館裡喝啤酒時曾痛苦地講述，說因為來了德國人，我們的知識分子在法西斯的鐵蹄下受苦受難而不能為自己的民族去學習。
……於是在這一天，當我兒子坐在領工員那部腳踏軌道車上的時候，人們紛紛來看他，對他表示惋惜，而我那位寶貝兒子卻容光煥發，沿著從波希昌尼到寧城這條線路，用他曬黑的手友好地向人們招手致意。我兒子還有件特別高興的事，每個星期要巡查這條鐵路線一遍，他肩上扛著扳手，邁著輕盈的步子，注意檢查是否鐵軌上哪個螺絲釘已經鬆動、磨損，他步行到波希昌尼，回來則坐火車，之後，可以休息一天。因為是傍晚出發，要到後半夜才回得來。然後我兒子便在橋下酒館洋洋得意地描述鐵路沿線的風光有多麼美。我兒子給所有的小森林、松樹群、草場旁的樹林，所有的水溝、所有的小村莊，以及那些穿著鐵路制服的漂亮小姑娘、為鐵路過道放開欄木杆的所有鐵路崗亭都取了名字。我兒子邁步享用這一切，人家還得給他付報酬。晚上在這些鐵路崗亭裡生著暖洋洋的爐子，那些穿著鐵路制服的漂亮小姐還給我兒子沏茶喝，而他只需要在崗哨日誌上籤個字。他一高興就這樣肩上扛著扳手和報警雷管的盒子上路漫遊。只有一次，他出於好奇把這玩意兒擱在一條水渠上方的通道下面，又從山上推下一塊石頭壓在這報警盒上，結果像打雷似的轟隆一聲巨響。
火車站站長不得不寫個報告，從此我兒子便不能再坐腳踏軌道車，也不準再幹搗鼓枕木下道碴之類的活兒了，而是在寧城的總車站訊號員那裡當了個錄事員。我兒子得到這個活兒比原先還要傲氣，他對這些別人並不覺得有啥了不起的事卻總是感到很驕傲，於是他有了一個引以為榮的工作證，可以跟著訊號員們和所有機車上的鉗工們乘車跑遍整個寧成地區。因為，閨女啊，從火車頭上可以看清楚鐵路沿線所有的訊號機，將需要維修的訊號機登記下來。最主要的是我兒子可以乘坐他小時候就渴望坐的火車頭啦。他小時候，總愛看火車繞過啤酒廠或從沿著廠裡的鐵路專線開進啤酒廠，將空桶送回來，又將滿車廂的大麥芽運走。一遇上這種情形，他簡直睡不著覺，這把他的魂都勾走了。
趕上有快車經過寧城總車站，站上停著那些大火車頭時，我兒子便站在月臺上，別的男孩也跟他一起站在那裡，因為寧城的男孩們都迷著那火車頭。有個男孩，他爸爸是火車司機，他在孩亍們眼裡就跟今天的足球明星或者總統什麼的差不離。我兒子站在那裡盯著快車火車頭開進來，火車司機下車，檢查機車和聯接器械部位有沒有什麼毛病。有些赫拉臺茨·卡拉羅維來的火車司機穿著白襯衫，打個蝴蝶領結，戴頂司機帽，配上件西服背心，懷錶上還有根小鏈條；而司爐工則從小梯上下來，到車站飯館打啤酒。這時司機便給孩子們演示一通，等著司爐工提著直冒泡沫的啤酒回來。然後車站值班員，一舉手，快車火車頭又徐徐開動，放出一股股蒸汽，男孩們和我兒子站在那裡驚訝得一刻鐘後還說不出話來。因為對寧城的男孩們來說，這樣龐大的火車頭簡直跟個什麼幽靈幻影似的不可思議。後來讓我兒子遇上了好運，讓他到赫拉臺茨·卡拉羅維的培訓班去學習，回來之後可以當排程員。
他一聽到從培訓班出來將來可以穿上不帶級別標誌的鐵路員工制服，高興得都要暈過去了。可是，閨女啊，他們差點兒把他開除掉哩，因為他跑到赫拉臺茨·卡拉羅維車站主樓的三層樓上去撒尿，那是隻有車站的頭頭腦腦才能去的地方。我兒子正在那裡撒尿，技術員跑進來，嚷道：‘你在這裡幹什麼!?’我兒子說：‘撒尿。’那技術員抓住我兒子的肩膀，這麼抓住又問了一句：‘你說你在幹什麼?’我兒子稍稍碰了一下技術員擦得鋥亮的皮鞋尖兒，重複說：‘您不是看見了嗎?撒尿啊!’技術員吼起來：‘我得去告發你！’我兒子對他說：‘您對著老柳樹哭去吧!’後來那站長親自寫了一個關於我兒子的報告，可是啥用也沒有，因為所有上過那個培訓班的人都分派到科爾利斯至布萊斯勞那一段鐵路上的各個火車站當排程去了。在三樓上出的這一檔子事倒給我兒子添了名聲。後來他通過考試已經可以穿制服了。外套上有級別標號和中學生制服上那種釦子，跟實習生有的那種金釦子。我兒子穿上這套制服走在赫拉臺茨·卡拉羅維的馬納斯街上，穿上那套帥極了的制服去散步廣場，可卻光著腳。我從寧城車站的站長那兒一聽到這事兒，說我兒子竟然有膽量穿著制服赤腳在街上逛，我便斷定，我這兒子將來能有出息。
你等著瞧吧，閨女，我這個兒子會成器的，因為在他的名字裡有‘r'這個字母，這個字母就保證他將來不是當總統就是被關起來。可是我倒覺得他成天到晚心不在焉，他將來會成為一個作家?他在中學因為幾門功課不及格，前前後後留了兩次級，而且還總是捷克語這門課不及格。……我兒子後來到站上當報務員，然後再由報務員轉為排程員。我跟你講過?還是沒有講過?閨女，就是關於我兒子是怎麼在科斯托馬拉迪站上通過的考試。只有通過這次考試才能在站上獨立工作。
……從赫拉臺茨來了幾位先生，這是站長和車站值班員見了都有幾分畏懼的。交通視察官赫麥列茨問我那被一群官員圍著的兒子，假如交通訊號燈不起作用了，怎樣去確定火車已離車站很近了?我兒子說：‘用眼睛!」對!可要是有霧呢?’我兒子於是從制服裡掏出一塊白手絹鋪在鐵軌旁邊，然後將膝蓋跪在手絹上面，趴在地上，將耳朵貼在鐵軌上聽了一會兒，等他站起來，便對視察官赫麥列茨說：‘840號列車正從卡門勒·茲博希過!’視察官赫麥列茨怔了一下說：‘您在哪個規章裡讀到這個的?’我兒子說：‘從庫珀主演的一部美國西部片裡看來的。
庫珀在裡面扮演主角、一個追捕者，他就是用這個辦法向一名童子軍判斷出，騎著馬匹的印第安人是不是已經離得很近，或者判斷出哪裡有水牛群那樣……’赫麥列茨誇獎了他，對考試委員會的人說我的兒子能成為一個優秀的列車排程員，因為他愛惜他的制服，‘諸位，他居然在膝蓋下面鋪上一塊白手絹，免得弄髒他漂亮的制服。’於是我兒子便當了列車排程員。誰也沒像我兒子那樣為他那身制服感到如此驕傲。可是我兒子越是希望將這身制服一直穿到他退休，蘇軍又偏偏毫不留情地將德國人攆回了他們的老家。我兒子為穿不成這套制服而感到很難過，可他同時又非常高興，因為他是站在離捷克越來越近的蘇軍一邊替他們加油的。我兒子知道，勝利之後大學又得開學，他將脫下這套帥氣的制服，這套制服對他來說的確很合適。
閨女啊，他穿著這套制服的時候差點兒挨槍斃、喪了命哩！一次是游擊隊員們在他的小車站附近將裝著彈藥的火車炸燬了，另一次是在戰爭結束前夕，游擊隊員們拆掉了鐵軌，後來德國黨衛軍的一個軍官便讓我兒子呆在火車頭上不讓走，一直到奧斯特拉那個地方，那個軍官才讓放了我兒子。可我兒子還是很難過，因為他擔心等到最後一批德國兵當了俘虜，等到最後一個德國人倒下，布拉格歡呼慶祝蘇軍的勝利，結束這場可怕的戰爭時，他還得去學院完成他的學業，他還得去領那張法學博士證書，再也穿不上那套帥氣的鐵路制服，而且再也成不了英雄，成不了納粹主義的犧牲品了。他得重新開始自己的生活，另一種生活，你知道吧，閨女，他對那套制服情有獨鍾，喜歡到這種程度，以致戰爭結束之後他還穿著它在鐵路上幹了兩個月，再沒有別的衣服能像這套列車排程員制服穿到他身上那麼帥了。他穿著便裝可就只是一個普普通通的人，所以他有時還愛回憶保護國，不是像有些在保護國時期被關押、或親人死於集中營的人那樣，而是想起他在這段時期穿的這套鐵路職工制服。一想起穿這套制服的樣子他便總是心花怒放。
有人間他什麼時候最感幸福，如果他再出生一次，他希望成為什麼人，我兒子總會毫不猶豫地回答說：‘當個列車排程員!」’我丈夫總是容易回想起以往，好像在延續他的過去。在談著一件別的什麼事情時，他會無緣無故地突然興奮地叫喊起來：「涼亭，涼亭!小姑娘，如今我想起了日德尼采的那座涼亭。那座爬滿了爬山虎的涼亭。涼亭後面就是我外婆家的花園，園裡開著各種鮮花，這些花我在扎布多維採教堂那兒也經常看到。每個禮拜天我都跟外婆上那教堂去做彌撒。放假時的每個禮拜天我外婆都要到涼亭那裡去送午飯。因為，小姑娘，我在外婆那裡一直住到四歲。後來，即使我上大學了，也每個假期整整兩個月都住在外婆那裡。這個涼亭簡直是我的小禮拜堂、小小禮拜堂。我在那裡看書，我在那裡跟外婆一起吃午飯、吃晚飯。在假期這裡總擺著那個洋鐵碟，裡面裝飾著紅豔豔的草莓，還有草莓葉兒。緊挨著我們的花園便是杜列支基家的花園，也是開滿了鮮花，在我們下方那塊鄰近的空地上便是莫希爾先生家的花園，也是鮮花滿園。如今我想起來了!涼亭那把條椅上方掛著的那張照片是誰，是華格納跟他的弟弟，華格納照片的側面像……」
我丈夫大聲喊叫著，吃完了那塊抹油的麵包。後來在電車上，我們一道乘車過河到他表妹米拉達那裡去，他又心血來潮，無緣無故地接著談他的日德尼采廣這一下我才想起來，這麼多年之後又想起來了!小姑娘，我們那座涼亭的後牆緊挨著那條一直延伸到波傑布拉特街，然後又從那裡拐出來兩邊長著樹的小路，斯丹諾夫斯基石匠們每天四趟從這兒往上走＼一家人都叫斯丹諾夫斯基。」我丈夫就這樣在電車上大喊大叫。我都覺得很不好意思，便裝作好像他不是我丈夫，我跟這個在電車上大喊大叫的人一點兒關係也沒有。可是我丈夫還在興致勃勃地大聲喊叫著：「我到現在才想起那個畫面來!如今這幅畫面就浮現在眼前，清晰得就跟昨天發生的事一樣。斯丹諾夫斯基一家當石匠的每天四趟從這條小道往上走，到墳場旁的工場去，然後又下到山坡腳下。他們在那兒有所小房子。我聽見過他們沉重的腳步聲，聽見過他們的談話聲，可是從來沒有見過他們本人，因為我總坐在涼亭後牆的這一面。只聽到他們笨重的石匠們的腳步聲和他們談話的聲音。有一次，當他們的腳步聲在我們附近先是加強、後又減弱時，我外婆對我說斯丹諾夫斯基哥兒幾個中最小的一個患了癆病，是長時間鑿這些大塊石頭累出來的。他跟他的父親和哥哥們用這些石頭鑿成墓碑。於是有一次我便到墓地門口去看他們的工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