對暴力的壟斷不僅表現為抵禦外部攻擊和壓制內部衝突，也體現在對對外攻擊行動的約束上，因為攻擊會招致報復，而報復行動常無差別地落在整個群體頭上，這既抬高了保護成本，也會破壞國家與鄰近社會的和睦關係，從而危及其領地控制，或者喪失盟友；所以只有符合國家戰略的對外攻擊才會被允許，假如沒有這樣的約束力，外交策略便無法展開。以往那個人人都是戰士，誰都可以自由組隊、自主選擇物件發起攻擊的時代，已經一去不復返了。
至此為止，政治學家用於識別一個國家的那些元素，已逐一就緒了：一個職業化的統治團隊、一塊邊界明確的領地、對暴力的壟斷、常規化的財政來源、向社會成員施加一套行為規範、具有強制執行力的司法系統；從霍布斯自然狀態中，巨人利維坦正森然浮現。
在此過程中，並沒有自由人自願向利維坦讓渡權利這樣的事情，只有威脅和恐懼之下基於利益考慮所達成的均衡，一些社會契約論所宣稱的讓渡契約，只是基於後來才出現的政治倫理，為將國家起源過程合理化而作出的理論虛構，這些倫理原則顯然不存在於前國家社會，因而不可能被用來規範最初的讓渡和締約過程；相反，它們是國家所建立的和平秩序長期持續的結果，有些甚至只是近代化過程的新近產物。
國家的誕生改變了社會結構的發展方向和節奏，將大型社會的組織從社會協調問題轉變成了組織、控制和經營問題，統治團隊無須與被統治的各群體保持熟人關係，只需通過定期徵收賦稅、裁決糾紛和懲罰叛逆來反覆宣示統治權；在科層化官僚系統建立起來之後，核心權力集團甚至無須與下層官僚保持熟人關係，只需確保他們既可履行職責又不掌握足以危及國家的武力即可。
只要能組建起一個緊密合作且擁有壓倒性武力的統治團隊，便可通過征服既有的，已經略具規模的定居社會而迅速建立大型國家；在15世紀以前，秘魯高原從未有過比酋邦更大的政治實體，每個酋邦約幾萬人，然而印加帝國的建立者只用了數十年時間，便逐個征服了這些酋邦，建立了一個擁有上百萬平方公里領土、上千萬臣民的帝國，這還是在沒有車馬和文字的條件下做到的。
在有了更強大的武器（特別是進攻性武器）、更好的交通和通訊工具、基於文字的更高效管理與控制手段之後，征服將更迅速、統治也更有效；所以，伴隨著每一次重大技術和組織創新，就會有一輪大型國家建立運動。秦滅六國從長平之戰算起也只用了40年，最後決戰只花了10年，成吉思汗家族在三代之內就征服了大半個文明世界，如此快速而大跨度的征服，說明徵服者根本不需要和被征服者具有文化同質性，而後者是以往維繫社會的必要紐帶。
大型國家在其廣闊領地中所建立的和平秩序，將眾多小社會聯結成了大社會，儘管占人口多數（常有90％左右）的農民仍生活在村鎮莊園等小型熟人社會；但和平條件下變得更繁榮的分工和貿易，也孕育了許多更具流動性的專業階層，武士、文官、行商、工匠、藝人，其活動範圍和社會關係都突破了舊有的社群邊界與家族結構，他們不僅在各社群之間建立了交流網路和聯絡紐帶，也創造了一種全國範圍的共同文化和通用語。
春秋戰國時期「士」階層的興起演示了這一效果，士最初源自那些在宗法制下難有出頭機會的諸侯幼子們，因為長子繼承製，幼支小宗的地位隨世代更替而不斷跌落；特別是當土地充分開發、領地擴張也達到極限之後，次級分封無法繼續，小宗子弟為維持其社會地位，必須發展某種專業技能，以求服務於某位領主。
早期計程車大多是武士，因為武人是最早分化出的專業階層，但逐漸的，他們發現還有眾多專業技能可以發展，於是有了文士、謀士、策士、術士、方士……最終形成所謂諸子百家；得益於貴族之間廣泛的姻親關係，他們都能在各國找到接待和庇護者，有能力周遊列國尋找效力機會，因而這一階層變得極具流動性，到戰國時，他們已在各國取代世襲公卿的地位，也正是在此期間，該階層創造並代表了華夏共同文化和民族認同。
這樣，至少對於精英階層，他們所面對並且感知到的，儼然已是一個六合四海、布履星羅、輪運輻集、熙熙攘攘的大社會了。
註解：
這些與現代專業的對應是極為粗略和示意性的，比如「x（y）」可理解為「從y那裡可隱約看到一些現代x的影子」，而且並不暗示其他門派裡沒有x成分。
這裡的「私人」包括任何獨立於國家權力的組織實體，包括教會、行會、公司、慈善組織、學術團體等，我知道這一用法不太妥當，只是沒有簡潔的替代，姑且用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