從走上聖熱娜薇耶芙圖書館的樓梯起，我就開始了自己的新生活，我進入專供女讀者坐的區域，在一張大桌子前坐下。這張桌子像德西爾學校的桌子一樣，鋪著黑色單面仿皮漆布。我埋頭閱讀《人間喜劇》或者《一位名士的回憶錄》。我對面坐著一位成年小姐，一頂畫有鳥的寬大帽子遮住了臉，正在翻閱舊《政府公報》的合訂本，一邊低聲自言自語，一邊笑。那時，這間閱覽室出入自由，許多怪人和半流浪者棲身在裡面。他們自言自語，哼小調，啃麵包頭。有一個人頭上戴頂紙帽子，來回踱步。我覺得自己已經遠遠離開德西爾學校的自習室，終於投身於繁華的人世之中。「成功啦，我成了大學生！」我愉快地想道。我穿了一件花格呢連衣裙，是我自己繰的邊，嶄新的，按我的身材剪裁的，我查閱目錄，來來去去，忙得很哩。我覺得自己看上去嫵媚動人。
這個學年的教學大綱上有盧克萊修、尤維納利斯、《七日談》、狄德羅。如果我仍然像父母所希望的那樣懵懂無知，衝擊會猝不及防。這一點父母覺察到了。一天下午，我一個人待在書房裡，母親在我對面坐下來，猶豫片刻，臉一紅說：「有些事情你應該知道。」我也臉紅起來，忙說：「我知道。」她沒有好奇地問我是怎麼知道的。我們都鬆了口氣，談話到此為止。幾天後，她把我叫到她的臥室裡，有點尷尬地問我宗教方面怎麼樣了。我的心怦怦跳起來，回答說：「唔，我有一段時間不信教了。」她臉色大變，說：「我可憐的孩子！」說著關上房門，不讓妹妹聽到我們的談話。她用懇求的語氣簡單提醒我上帝是存在的，然後無能為力地揮一下手，就不說話了，眼裡噙滿淚水。我遺憾給她造成了痛苦，但心頭輕鬆了許多，終於可以無須掩飾地生活了。
一天傍晚，我一下公共汽車，就瞥見房子前面停放著雅克的汽車。雅克擁有一輛小小的汽車已有一段時間。我三步並作兩步登上樓梯。雅克不如過去那麼勤來看望我們了。我父母不能原諒他文學方面的興趣，他大概對我父母的嘲笑有些惱火。父親認為只有他青年時代的偶像才有才華。照他的說法，外國作家和現代作家之所以取得成功，全在於人們附庸風雅。他認為阿爾豐斯·都德遠在狄更斯之上。有人對他談俄國小說，他直聳肩膀。音樂學院的一個學生，與他一塊在排練讓諾一齣名為《迴歸大地》的戲，一天晚上衝動地說：「應該深深地向易卜生鞠躬！」父親大笑道：「是嗎？我可不鞠躬！」外國的作品，無論是英國作品、斯拉夫語作品，還是北歐作品，統統煩人、艱澀、幼稚。至於前衛作家和前衛畫家，他們都厚顏無恥地拿人類的愚蠢做文章。父親欣賞某些青年作家的純樸自然，他們包括加比·莫爾萊、弗雷斯奈、布朗夏爾、夏爾·布瓦耶等。可是他認為高波、杜蘭、儒韋的探索徒勞無益。他討厭比托葉夫兄弟那兩個外國佬。凡是不贊同他的看法的人，他就把人家視為壞法國人。因此，雅克總是迴避爭論，總是滔滔不絕用甜言蜜語和我父親開玩笑，笑嘻嘻地討好母親，但小心翼翼地什麼也不談論。這一點令我感到遺憾，因為每當他偶爾暴露自己的觀點，所談的事情都是我驚訝和感興趣的。我不再覺得他自命不凡，他對世界、人類、繪畫和文學，所知道的東西比我多得多。我真希望他讓我分享他的感受。這天晚上像往常一樣，他還是把我當成他的小表妹看待，但是他的聲音和微笑是那樣親切，僅僅再見到他，我就感到非常高興。我的頭枕在枕頭上，眼睛裡湧出了熱淚。「我哭了，就是說我愛上了。」我喜不自勝地想道。十七歲：我到了愛的年齡。
我隱約看到了一個迫使雅克看重我的辦法。他認識在聖馬利亞學院講授法國文學課的羅貝爾·加利克。加利克建立並領導著一個稱為「社會團隊」的運動，其宗旨是要把文化傳播到大眾階層。雅克是團隊的成員之一，仰慕加利克。如果我能成功地讓這位新老師賞識我，向雅克誇獎我的優點，雅克也許就不會再把我看成一個微不足道的學生了。加利克三十歲出頭，金黃色的頭髮，有點禿頂，說話時聲音活潑，略帶奧弗涅口音。他講解龍薩令我讚賞不已。我非常認真地寫了第一篇論文，可是隻有一位穿平民服上課的多明我會修女受到稱讚。我和莎莎得了一個寬容分十一分，僅略略高於班上其他人。泰萊絲則落在我們後面很遠。
聖馬利亞學院的知識水平遠遠高於德西爾學校。朗貝爾小姐在高階班處於主宰地位，令我敬重。她年約三十五歲，已獲得大中學哲學教師資格，一個黑黑的劉海使她的面部透露出頑強，一對眼睛很明亮，目光敏銳。可是我根本見不到她。我開始學希臘文，發現自己對拉丁文一無所知，老師們都瞧不起我。至於我的新同窗們，我覺得她們也不比過去那些同學更快樂。她們都免繳住宿費和學費。作為報償，她們要負責中級班的教學和紀律。她們之中大部分已超過結婚年齡，酸楚地認定自己永遠結不了婚了。爭取將來有一種體面生活的唯一機會，就是要確保考試成功。她們心裡時時掛慮著這個。我試圖與她們之中的幾個聊一聊，可是她們都和我沒有什麼話好說。
十一月份，我開始在天主教學院進修普通數學。女孩們坐在前排，男孩們坐在後排。我覺得所有學生都是一副遲鈍的模樣。索邦大學的文學課令我厭倦，老師們滿足於用懶洋洋的聲音重複他們過去在博士論文裡所寫的東西。福圖納·斯特羅維斯基講述他本週看過的戲，他疲憊的熱情讓我興奮不了多久。為了消遣，我便觀察梯形教室裡坐在我周圍的男同學和女同學。有些同學引起我的好奇，吸引我。下了課，我甚至目送一位陌生的女同學很遠，她的優雅和嫵媚令我驚訝；她要把她那浮在嘴唇上的微笑獻給誰呢？與這些陌生的生活只稍有接觸，卻重新體驗到了孩提時代在拉斯帕耶大街陽臺上私下感受到的那種莫名的幸福。只是我不敢同任何人交談，也沒有任何人和我交談。
外公經過漫長的垂危狀態，在秋末辭世了。媽媽披戴黑紗，也把我的衣服染成黑色。這身孝服使我變得難看、孤單，覺得它會使我永遠是這副清苦的模樣了，心裡開始感受到了壓力。聖米歇爾大街，男孩子和女孩子成群結隊閒逛，笑聲不斷、上咖啡館、戲院和電影院。我呢，整個白天閱讀論文，翻譯卡圖盧斯的作品，晚上就做數學題。父母拋棄了以往的做法，不再引導我結婚，而引導我謀求一個職業，日復一日不斷地讓我服從這種考慮，根本談不上讓我沒有他們陪同單獨外出，也根本談不上免去我幹家務活兒。
一年過去了，這一年我的主要消遣是與我的幾個女朋友的相會、聊天。現在除了莎莎，她們都使我厭煩。我參加過三四次她們在特雷庫爾神甫主持下組織的學習討論會，但討論會沉悶無聊的氣氛把我趕跑了。老同學們並沒有很大改變，我也一樣。但過去把我們聯絡在一起的，是我們共同的事業，即我們的學習。如今我們的生活各不相同了。我繼續朝前走，繼續成長，而她們為了適應待嫁姑娘的生活，一個個開始變得愚鈍。我們各不相同的未來提前使我和她們分道揚鑣了。
很快我就不得不承認，這一年並沒有給我帶來我所預期的東西。對新環境的不適應，割斷了與過去的聯絡，彷彿失去了平衡，然而並沒有發現任何新天地。直到此時，我一直湊合著生活在籠子裡，但我知道總有一天，而且這天正不顧一切地越來越近，門是會開啟的。現在我邁出了這道門，可是依然閉關自守。多麼失望！再也沒有任何明確的希望支撐我。這間囚牢沒有鐵窗，我找不到出口。出口也許有一個，在哪兒呢？我何時才能找到呢？每天晚上我下樓倒垃圾，一邊把皮殼、灰燼、廢紙扔進垃圾箱，一邊叩問小院子上方的那一片天空。我駐足樓門口。櫥窗熠熠生輝，汽車在街上行駛，行人往來如織，外面的夜生意盎然。我重上樓梯，反感地握緊被垃圾桶弄得有點發黏的拳頭。等到父母去城裡吃飯時，我和妹妹趕忙跑到街上，漫無目標地閒逛，竭力捕捉我們被排除在外的盛大歡樂場面的一個回聲、一道反光。
我待在家裡絲毫不再感到開心，所以更難忍受這種被幽囚的感覺。媽媽眼睛望著上天為我的靈魂祈禱。她為我在塵世間誤入歧途而唉聲嘆氣。我們之間的一切交流都斷絕了。至少我知道她惶惶不安的理由。父親的保留態度令我吃驚，對我的刺激大得多。他應該關心我的努力和進步，應該親切地和我談論我正在研究的作者，可是他表現出來的完全是漠不關心，甚至表現出某種敵意。我的堂妹讓娜學習上天分不高，可是總是滿面笑容，十分禮貌。父親逢人就說他兄弟有一個很可愛的女兒，說罷連連嘆氣。我感到氣惱，根本沒有想到是誤會將我們父女隔開，這誤會將給我的青年時期造成壓力。
在我這個階層，當時大家認為一個姑娘進行深造不合時宜，從事一種職業更是掉價。我父親自然是強烈的反女權主義者。我說過，他非常喜歡柯萊特·伊夫爾的小說，認為女人的位置是在家裡和沙龍里。他的確欣賞柯萊特的風格、西蒙娜的表演，但像欣賞著名交際花的美貌一樣，是隔著距離欣賞，不會在家裡接待她們。戰前，未來朝他微笑，他指望從事一種興旺的職業，進行成功的投機，把我和妹妹兩個人嫁到上流社會。他認為，一個女人要想在上流社會出類拔萃，不僅要求美貌、高雅，還要談吐不俗、博覽群書。因此，他為我在中小學取得的初步成功感到欣慰：從相貌上講，我有希望；如果我又有知識和教養，肯定會在最優越的社會佔據引人注目的位置。不過，父親喜歡有才智的女人，但對女學者卻沒有任何興趣。當他說「我的女兒們，你們別結婚，應該工作」時，他的話音含有苦澀的味道。我以為他是為我們感到惋惜。其實不是，從我們艱難的未來，他看到了自己的失落。他詛咒不公正的命運，因為這命運註定他有兩個失去社會地位的女兒。
他順從必然。戰爭過去了，毀了他，捲走了他的夢想、他的神話、他的依憑、他的希望。我以為他聽天由命了，然而我錯了。他不斷對自己新的地位表示抗爭。他特別讚賞良好的教育和優雅的舉止。然而，當我和他一起在餐館裡、地鐵裡或火車上的時候，他說話很大聲、手舞足蹈，對旁邊的人的意見根本不在乎，實在令我難堪。他是要用這種赤裸裸的挑釁態度，表明自己與他們不是一類人。他坐頭等車廂旅行的時候，表現得彬彬有禮，以顯示自己出身高貴；坐三等車廂時，則無視禮儀的基本規則，以顯示自己的高貴出身。幾乎在所有地方，他都擺出既驚異又挑釁的派頭，表示他的真正位置不是在那裡。過去在戰壕裡，他當然與戰友們說的是同樣的語言，他曾經開心地告訴我們他的一位戰友說：「當波伏瓦說‘他媽的’時，‘他媽的’就成了一個高雅的字眼。」為了表示他高雅，他越來越經常說「他媽的」。現在他所交往的人，幾乎都是他認為的「普通人」。他顯得比普通人還要俗氣。由於得不到同等人的認可，他便故意表現得乖戾，讓比他低等的人摸不清他的底細。在罕見的情況下，譬如我們去看戲時，奧德翁劇院的朋友把他介紹給一位著名女演員時，他才重新表現出上流社會的全部風雅。但在其他時候，他刻意表現得粗鄙，以致最後除了他自己，別人不能不以為他真的粗鄙。
在家裡，他哀嘆時世艱難。每次母親向他要錢作為家用，他總是大為光火；他尤其抱怨兩個女兒使他作出的犧牲，讓我們覺得自己是不知趣地強迫他給我們施加恩惠。他之所以那樣迫不及待地責備我在不懂事的年齡顯得不可愛，那是因為他對我已經懷有怨恨。是啊，我不僅僅是一個負擔，而且會成為他失敗的活生生的體現。他的朋友、他的兄弟和他姐姐的女兒都將成為貴夫人，而我不會。當然，我通過了中學畢業會考，我的成績令他感到欣慰，令他自鳴得意，消除了他的顧慮，因為看來謀生對我來講並不是一件難事。我不知道他的自鳴得意摻和著強烈的氣惱。
「真遺憾西蒙娜不是男孩子，不然她可以上綜合工科學校！」我經常聽到父母表示這種遺憾。在他們眼裡，一個綜合工科學校畢業生很了不起。可是我的性別不允許他們有這麼高的抱負，父親謹慎地準備讓我將來做行政工作。然而，他厭惡那些吃公家飯的公務員，所以不無懊喪地對我說：「你嘛，將來至少有份退休金！」我選擇了教師職業，使自己的情況變得更糟糕。他實際上是同意我的選擇的，但遠遠不是從心底裡表示贊同。他把所有教師都視為學究氣的人。他在斯塔尼斯拉斯中學有一位同窗，名叫馬塞爾·布特隆，是研究巴爾扎克的著名專家。他談到此人總帶著憐憫的神情。他覺得，耗盡自己的一生鑽進故紙堆裡去研究學問，極不值得。他對教師還懷有更過分的不滿，因為教師屬於曾經支援德雷福斯的危險派別，是知識分子。他們陶醉於自己的書本知識，固執於莫名其妙的清高和他們對普世價值的虛妄抱負，捨棄國家、種族、種姓、家族、祖國等具體的現實，而高談闊論人權、和平主義、國際主義、社會主義，導致法蘭西和文明正走向滅亡。我如果追求他們那種地位，豈不是要接受他們的觀點。父親目光敏銳，一下子就看出我可疑。後來我驚訝地發現，他不是謹慎地激勵妹妹與我走同樣的道路，而是寧願讓她選擇一種藝術職業去碰運氣。把兩個女兒都推向敵人的陣營令他受不了。
明天我將背叛我的階級，現在我已經背棄了我的性別。這一點父親也是不甘心的，因為他崇拜女孩子，真正的女孩子。我堂妹讓娜就是這種理想的化身，她現在仍然相信小孩子是從花椰菜裡生出來的。父親曾經試圖讓我保持愚昧無知的狀態。過去他常說，我就是十八歲了，他還是要禁止我讀詩人弗朗索瓦·科佩的故事集。現在他同意我什麼都可以閱讀。可是在他眼裡，一個有閱歷的姑娘，與維克多·瑪格麗特最近在一本色情作品裡所描寫的毫無管束的姑娘，沒有多大區別。哪怕我至少保全了他的面子呢！有一個出類拔萃的女兒，他也可以將就了，如果這個女兒能小心翼翼地避免變得奇異的話。可是連這個我也做不到。我過了不懂事的年齡，經常重新自我欣賞地照鏡子；而在人多的場合，我的樣子不起眼。我的女朋友們，包括莎莎，都怡然自得地扮演著上流社會的角色，在她們的母親接待客人的日子，出面給客人們端茶，臉上掛著微笑，可愛地說一些毫無意義的話。我嘛，很難露出微笑，也不知道裝出可愛、風趣甚至隨和的樣子。父母經常拿一些姑娘給我做榜樣，她們在知識方面都出類拔萃，而且在沙龍里也都表現出色。我感到惱火，因為我知道這些姑娘的情況與我沒有任何共同之處。她們學習是出於愛好，而我是職業性的。這一年我準備考文學、拉丁文和普通數學文憑，還學習希臘語。我自己制訂了這個計劃，困難讓我開心。正是為了強制自己欣然付出這種努力，學習不應該代表我的生活中一種附帶的東西，而應該是我生活的本身。對周圍人們議論的事情我不感興趣。我沒有破壞性的想法，事實上我幾乎對任何事情都沒有想法，儘管我成天在訓練自己思考、理解、批判、反躬自問，尋求明確的真理。這種認真的態度使我無法進行社交對話。
總之，我除了在考試中獲得成功，在其餘時間沒有為父親爭過什麼光。因此他對我的文憑看得極重，鼓勵我多拿文憑。他這種強烈的要求使我相信，他為自己的女兒是一個有頭腦的女人而自豪。其實相反，只有出色的成績才能消除他所感到的尷尬。如果我同時讀三個學士學位，我就會成為像伊瑙迪那樣的人，一種不能用通常標準來衡量的人；我的命運就不再反映家庭的衰落，而是一種天賦在命運奇特安排下的結果。
我當然不明白分裂著我父親的矛盾，但很快就明白我自己處境的矛盾。我不折不扣地順從他的意志，他似乎為此感到惱火。他讓我務必好好學習，可是又責備我成天埋頭在書本里。看到他那副愁眉苦臉的樣子，人家還以為我是違反了他的意願而走上這條道路的呢，其實這條道路是他為我選擇的。我弄不明白自己有何罪過，感到渾身不自在，心頭積壓著怨氣。
我每週最開心的時刻，是上加利克的課。我越來越仰慕他。在聖馬利亞學院，人們都說加利克在巴黎搞文學本來前程無量，但他沒有任何個人野心，連論文都沒有集中精力做完，而是全身心地投入「團隊」的工作。他作為禁慾者生活在美麗城的一座平民樓裡，相當經常地舉行宣傳報告會。在雅克介紹下，我獲准和我母親一起出席了這樣一次報告會。雅克領著我們來到一排豪華的房間裡，裡面擺好了一排排金色靠背的紅色椅子。他讓我們坐下後，就去和一些人握手。他似乎認識所有人，多麼讓我羨慕！房間裡挺熱，我穿著孝服感到透不過氣來，這裡的人我一個也不認得。加利克出現了，我忘記了其他一切，甚至我自己。他那權威的聲音征服了我。他對我們講述，他二十歲的時候，在戰壕裡發現了一種消除了一切社會隔閡的友情所帶來的快樂。停戰之後他恢復了學業，但不願失去這種友情帶來的快樂。民眾生活中的這種隔閡，將資產階級的青年人和工人階級的青年人分隔開，他覺得就像手足受到了戕害。另一方面，他認為所有人都有權享有文化。他相信利奧泰在摩洛哥的一次演說中所表達的下述想法是真理：人與人之間除了各種各樣的差別，總是存在一個共同點。在這個基礎上，他決定在大學生和平民子弟之間創立一種交流方式，使大學生擺脫孤芳自賞，使平民子弟擺脫愚昧無知。讓兩部分人學會相互瞭解和相互熱愛，從而共同致力於促成各階級的調和。「由仇恨引起的鬥爭不可能產生社會進步，」加利克在掌聲中肯定地說，「社會進步只能通過友誼去實現。」他讓幾個同學參與他的計劃，幫助他在勒伊組建了第一個文化中心。他們爭取到了支援和贊助，運動發展壯大了，現在在全法國擁有約一萬男女青年成員，一千二百名教師成員。加利克本人是一位堅定不移的天主教徒，但沒給自己確定任何宗教使命。他的合作者之中有一些不信教的人。他認為人類應該在人道方面互相幫助。最後，他用響亮的聲音說：「只要善待老百姓，老百姓就是善良的。資產階級拒絕向老百姓伸出手，將犯一個嚴重的錯誤，其後果將落到它自己頭上。」
我如飢似渴地聽著這些話，這些話並不擾亂我的世界，絲毫不會導致我對自己的不滿，但聽起來絕對給人耳目一新之感。誠然，我周圍的人們都提倡忠誠，但規定以家庭圈子為限。出了家庭圈子，別人就不是自家人了。加利克掃除了這些界限。世間只存在一個巨大的共同體，其所有成員皆是我的兄弟。消除所有界限和所有隔離，走出我的階級，拋開我的皮囊——這個口號激勵著我。我想象不出，除了給予人類知識和美，還有什麼辦法能為人類提供更有效的服務。我打算報名參加團隊，我特別讚賞地注視著加利克提供的榜樣。我終於遇到了這樣一個男人，他不是被動地接受一種命運，而是選擇自己的人生。他的生存有目的、有意義，代表了一種思想，是這種思想美好的必然結果。這張謙遜的臉，帶著生動但並不燦爛的微笑，這是一張英雄的臉，一張超乎常人的臉。
我回到家裡，頭腦興奮，在門廳裡脫掉大衣。摘下頭上黑色的帽子時，我突然愣住了，兩眼盯住地氈上那些磨壞的線，聽到自己心裡一個聲音急切地說：「我的一生必須盡責，我一生中的一切都必須盡責！」令我愕然的是，有一點顯而易見：無窮無盡的任務在等待著我，我責無旁貸；如果我允許自己有一點點浪費，就是背棄自己的使命，損害人類。「一切都將盡責！」我嗓子發緊地自言自語。這是莊嚴的誓言。我這樣發誓時心情非常激動，等於面對天地，義無反顧地拿自己的未來為這一誓言擔保。
我從來都不願意浪費時間，然而我責備自己過去生活得懵裡懵懂。今後我要仔細地利用每一刻時間。我睡得少了，梳洗馬馬虎虎，根本不再照鏡子，只是簡單地刷刷牙，從來不清洗指甲；不允許自己看無聊的書、無益地閒聊，不允許自己有任何娛樂。要不是母親反對，連每週六早晨打網球我也放棄了。吃飯的時候我也拿本書，不是學希臘語動詞，就是尋求一個問題的解答。父親生氣了，但我充耳不聞，他厭倦了，便由著我。母親接待朋友時，我硬是不肯去客廳裡。有時母親發火了，我才讓步，但屁股坐在椅子邊上，咬住嘴唇一聲不吭，一副氣鼓鼓的樣子。母親沒轍了，只好趕快打發我走。在家裡，在親人們中間，大家都對我不修邊幅、沉默寡言、不講禮貌表示吃驚。我很快被視為怪物。
毫無疑問，我採取這種態度在很大程度上是因為怨恨。父母覺得我不合他們的意，我乾脆讓自己變得討厭。母親讓我穿著不要講究，父親則責備我穿著不像樣子，我成了一個邋遢鬼。他們不想理解我，我就陷入了沉默和怪僻，希望自己完全讓人看不透，同時自己設法排遣無聊。我生性不懂得順從，把天生的樸素推到極致，使之成為自己的一種愛好。既然失去了快樂，我便選擇了禁慾。但我不是無精打采地捱過單調乏味的每一天，而是朝前走去，默默無言，目光凝視，奔向一個看不見的目標。我讓學習弄得自己困頓不堪，疲勞使我感到充實。我的過分努力也有積極意義。長期以來我決意擺脫可怕的日常平庸。加利克的榜樣使這種希望變成了一種意志。我不肯再忍耐，迫不及待地踏上英雄主義的道路。
每次見到加利克，我的願望就變得更加堅定。我坐在泰萊絲和莎莎之間，嘴唇發乾，等待著他出現的時刻。兩個夥伴漠不關心的態度令我吃驚，我覺得所有人都該心潮澎湃。莎莎對加利克的尊重不是毫無保留的。她對他總是遲到感到不快。「準時是國王的禮數。」一天她在黑板上寫道。加利克一坐下來，就在講臺下面架起二郎腿，露出淺紫色的吊襪帶。莎莎批評這種放任。我不理解她為何如此吹毛求疵，但感到慶幸：如果有另一個女孩子像我一樣崇敬欣賞我的這位英雄說的話和微笑，我會忍受不了。我希望瞭解他的一切。我的童年訓練了我沉思默想的技巧。我運用這種技巧，按照從他那兒聽到的某個字眼，試著猜度他的內心世界。但是我研究他所依據的線索有限，僅僅是他所講的課和他有點倉促地發表在《青年雜誌》上的評論文章。而且我往往太無知，不知道怎樣利用這些材料。有一位加利克經常引用的作家，就是貝璣。這個貝璣是何許人？一天下午，他笑一下對自己的大膽表示歉意，然後悄悄說出的那個姓紀德的人又是何許人？課後，他總是進入朗貝爾小姐的辦公室，他們一起談論什麼？我有一天是否也配與加利克平等地談一談呢？我幻想能有一兩次。「像你一樣的女孩子，愛蕾，天生要成為英雄的伴侶的。」我穿過聖敘爾皮斯廣場時，這個遙遠的預言驀然閃爍在潮乎乎的暮色中。馬塞爾·蒂奈爾是否為我占了卜？愛蕾先是為一位懶散而富有的年輕詩人動了心，後來被一位情感高尚、年齡比她大得多的使徒的德行征服了。如今在我眼裡，加利克的優點使雅克的魅力黯然失色。我際遇了自己的命運嗎？我只是怯生生地把玩一下這種預兆。加利克已經結婚，這令人掃興。我只不過希望稍許為他存在而已。我加倍努力贏得他的尊重，我成功了。一篇關於龍薩的論文、對一首《致艾萊娜的十四行詩》的註釋、關於達朗貝爾的一堂課，受到令人陶醉的讚揚。我在班上名列前茅，緊隨我之後的是莎莎。加利克鼓勵我們三月份的考期一到就報名參加文學結業文憑考試。
莎莎並沒有估量我對加利克的仰慕整個兒有多麼強烈，只是認為我對他的仰慕太過分。她學習上比較節制，很少外出，把很多時間花在家庭上，沒有偏離常規。我狂熱地響應的這種呼喚沒有觸動她，我有點脫離她了。她在巴斯克地區過完聖誕節之後，奇怪地變得冷漠了，課照樣聽，但目光暗淡無神，不再笑，很少說話，對自己的生活漠不關心，我對自己生活的關心竟沒有引起她的任何共鳴。「我的全部慾望就是睡覺，睡著永遠不要醒來。」有一天她對我說。我沒太重視她這句話，莎莎常常經歷悲觀的危機，她這次所經歷的危機我以為是源於她對未來的擔憂。這個學年對她而言只是一種緩衝。她所擔心的命運臨近了，我可能覺得她既沒有力量抗爭，也沒有力量屈從，所以希望永遠睡著，不再憂慮。我心裡責備她自認失敗，覺得這種情緒已經意味著放棄。而她那一方面，則從我的樂觀情緒看到了我輕易地適應現有秩序的證據。我們兩個都脫離社會，莎莎是因為絕望，我則是因為狂熱的希望。我們的孤獨感無助於我們的團結。相反，我們隱隱約約地互不信任，我們之間的沉默日益加深。
至於我妹妹，她這一年倒是挺順利，中學畢業會考成績出色，在德西爾學校大家都對她友好，她有了自己喜歡的新朋友。她不太為我擔心。我估計不久的將來，她也會成為一位心安理得的少婦。「寶貝蛋嘛，咱們讓她出嫁。」父母很有把握地說。我仍然喜歡跟她在一起，但不管怎樣，她只是個孩子，我什麼也不告訴她。
有一個人可能幫助我，就是雅克，我否認了自己有一夜過早落下的熱淚。不，我不愛他；我就是愛，也不會愛他。不過我渴望他的友誼。一天我在他父母家吃晚飯，入席之前我們在客廳裡耽擱了一會，說一些無關緊要的事。母親語氣生硬地提醒我要守規矩。「對不起，」雅克微微一笑對她說：「我們在談論夏爾·莫拉的《內心的音樂》。」我悶悶不樂地喝自己的湯。怎麼讓他知道我不再嘲笑自己不理解的事物？如果他向我介紹他所喜歡的詩和書，我會洗耳恭聽。「我們在談論《內心的音樂》……」我心裡常常重複這句話，體味著他的傷感，那裡面透露出一點點希望的餘味。
三月份，我引人注目地獲得了文學結業文憑。加利克向我祝賀。朗貝爾小姐把我叫到她辦公室，打量、端詳著我，說我前途無量。幾天之後，雅克來家裡吃晚飯，大家快要散去時，他把我拉到一旁說：「我前天見到加利克，大家都在談論你。」他對我的學習和我的打算認真地問了幾個問題。「明天上午我開汽車帶你去布洛涅森林裡兜兜風。」最後他出乎意料地說。我心裡很不平靜！我成功啦，雅克對我感興趣了！這是一個春光明媚的上午，啊，我單獨和雅克坐著汽車沿湖岸行駛。他滿面春風地說：「你喜歡急剎車嗎？」話音剛落，我的臉便朝擋風玻璃撞去。在我們這種年齡，居然還可以體驗孩提時代的快樂！我們一同回憶童年：維蘭堡、《大眾天文學》、《老查理》和我撿的馬口鐵罐頭盒。「我讓你跑了多少路啊，我可憐的西蒙娜！」他愉快地對我說。我用斷斷續續的句子，試圖給他講我的困難、我的問題。他嚴肅地搖搖頭。將近十一點，他讓我在布拉爾街的網球場前面下車，狡黠地笑一笑，說：「你知道，人嘛，即使獲得了學士學位，還是可以很好相處的。」好相處的人、很好相處、被意中人所接受，這是最大的提升。我邁著勝利的步伐穿過網球場。某種事情發生了，某種事情開始了。「我剛去了布洛涅森林。」我自豪地向我的女友們宣佈，非常興奮、前言不搭後語地講述著我的兜風。莎莎以懷疑的眼神打量著我，問道：「你今天上午怎麼啦？」我感到幸福。
隨後那周，雅克來我們家敲門時，我父母外出了。在這種情況下，往常他與我妹妹和我開一會兒玩笑，就會離開，可是這一回他留了下來。他給我們朗誦了一首科克託的詩，給了我一些閱讀方面的建議，列舉了一堆我從來沒聽說過的人名，特別向我推薦了一本我想似乎題目叫《大個子莫爾》的小說。「明天上我家來，我借給你幾本書。」他離開時對我說道。
接待我的是老女管家艾麗莎，她說：「雅克不在家，不過他在他臥室裡留下了要交給的東西。」雅克寫了一張字條：「請原諒，我的老朋友西蒙娜，這幾本書你拿去吧！」我看見他書桌上有十來本顏色像酸味糖包裝紙一樣鮮豔的書：幾本淺黃綠色的蒙泰朗的作品、一本覆盆子紅的科克託的作品，幾本檸檬黃的巴雷斯的作品，還有幾本克洛岱爾和瓦萊裡的，都是雪白的底子襯托出鮮紅的顏色。通過透明的紙我反覆念那些書名：《波托馬克河》《人間食糧》《給馬利亞報信》《劍影下的天堂》《論血、快感和死亡》。有許多書我已經接觸過，但這些不屬於一般的書。我期待有不同尋常的新發現。可是一本本翻開一看，我幾乎感到吃驚，裡面盡是輕易可以看懂的通常詞語。
但是這些書並沒令我失望，而是讓我困惑、驚歎、心蕩神馳。除了我指出過的個別例外，通常我把文學作品視為文物，懷著或多或少的興趣進行探索，有時還欣賞，但它們與我無關。突然，一些有血有肉的人，嘴巴附在我耳邊，對我談論起他們自己和我來了，表達種種嚮往和不平，正是我不知道如何表達卻明白的不平。我把聖熱納薇耶芙圖書館劫掠一空：我閱讀紀德、克洛岱爾、雅姆，頭腦興奮，太陽穴發漲，激動得透不過氣來。我把雅克書架上的書都讀完了，又去「圖書友人之家」借閱，阿德麗安娜·莫尼埃穿著棕色呢長袍端坐在那裡。我太貪婪，對只給借閱兩本書不滿足，偷偷地拿了五六本塞進書包。困難的是閱讀完之後把它放回書架，我害怕不能悉數歸還。天氣晴朗時，我跑到盧森堡公園，在陽光下看書，興奮地繞著噴水池轉悠，心裡默唸著自己喜歡的句子。我常常坐在天主教學院的自修室裡看書，這家學院離我家只有幾步路，為我提供了一個安靜的去處。在那裡我坐在一張黑色的課桌前面，處在虔誠的大學生和穿長裙的神學院學生中間，熱淚盈眶地閱讀雅克最喜歡的那本小說，它的題目不叫《大個子莫爾》，而是《大個子莫林》。我像過去沉浸在祈禱之中一樣沉浸在閱讀之中。文學在我的生活中佔據了宗教曾經佔據的位置。它滲透了我的整個生活，改變了它的面貌。我所喜愛的書籍成了一部《聖經》，向我提供忠告和幫助。我抄錄很長的段落，熟記一些新的感恩歌、新的祈禱文，一些聖詩、格言和預言。我背誦這些神聖的片斷，淨化自己生活的每時每刻。我的激情、眼淚和希望同樣真誠，詞語、韻律、詩句和詩節並不為我充當掩飾，而是默默地拯救我不能向任何人訴說的所有這些內心遭遇。它們在我與存在於某處、觸控不到的知音之間，創造一種和諧一致。我不是經歷自己個人卑微的歷史，而是置身於一部偉大的精神史詩之中。數月之間，我從文學中汲取著養料，這是當時我能夠深入的唯一的實際。
父母皺眉頭。母親把書分成兩類：嚴肅作品和小說。在她眼裡，閱讀小說即使不是有罪的也是無聊的消遣，她斥責我閱讀莫里亞克、拉迪蓋、季洛杜、拉爾博、普魯斯特等作家的作品是浪費時間，不如用這些時間去了解俾路支、朗巴爾親王夫人、鰻的生活習性、女人的靈魂或金字塔的秘密。父親瞄了一眼我最喜歡的作家，斷定他們都自命不凡、晦澀難懂、標新立異、墮落頹廢、傷風敗俗。他嚴厲責備雅克尤其不該把馬塞爾·阿爾蘭的小說《艾蒂安》借給我。父母已經沒有辦法審查我該讀什麼書，但是他們常常為此生氣，大發雷霆。對這些攻擊我也感到惱火。我們之間醞釀的衝突日益激化。
我的童年時代和少年時代順利地度過了。年復一年，我始終認識自己。但突然之間，我覺得自己的人生剛剛出現了一個決定性的斷裂。對德西爾學校、神甫和我的同學，我記憶猶新，可是對於幾個月前還是一個文靜的中學生的我，根本無法理解了。現在我對自己心靈的狀態比對外部世界要關心得多。我開始記日記，並在說明中寫道：「不管什麼人如果偷看了這些日記，我永遠不會原諒他。他的做法是一種醜惡行為。請重視這一警告，儘管我的鄭重其事看似有點可笑。」我還小心翼翼地把這本日記藏起來，不讓別人看到。在日記裡，我照抄了我最喜歡的書裡的一些段落，同時反躬自問、自我剖析、慶幸自己的變化。我究竟發生了什麼變化呢？我的日記並沒有講清楚，很多事情在其中沒有提到，因為我還沒有足夠的時間距離。然而，重讀這些日記，有些事實一目瞭然。
「我孤獨。人總是孤獨的。我會永遠孤獨。」在這本日記裡，從頭到尾我都看到一再重複的這句話。這我從來沒有想到過。「我完全變了。」有時我自豪地這樣想。從自己的變化中，我看到了有一天大家都將承認的一種優勢的保證。我與一個叛逆者沒有任何共同之處。我想成為一個不平常的人，做一些不平常的事，永遠不停地繼續我一生下來就開始了的進步。因此我必須摒棄舊例，打破常規。我相信不脫離資產階級而超越資產者的平庸是可以做到的。資產階級對普世價值觀的虔信我想是真誠的。我想我有權清算傳統、習俗、成見和一切特性，以便弘揚理性、美、善和進步。如果我的一生能獲得成功，幹成一番給人類增光的事業，我將像贊塔小姐一樣，被人們接受和讚賞。我突然發現自己大錯特錯：人們遠遠談不上讚賞我，連線受我都談不上；人們不僅不給我編織花環，還根本容不下我。我陷入了焦慮，因為我明白人們不僅指責我現在的態度，更指責我為之奮鬥的未來。這種排斥將不會停止。我沒想到存在一些與我階層不同的階層，這裡或那裡會有幾個人從群眾裡脫穎而出。可是這些人我幾乎沒有機會遇到一個，即使與一兩個人結下了友誼，也不能給我遭到放逐的痛苦帶來安慰。我一直受到疼愛、關懷、器重，希望有人愛我；我的命運的嚴峻令我害怕。
我是通過父親知道自己命運嚴峻的。我本來指望得到他的支援、同情和讚賞，可是這些他都不肯給予我，令我深感失望。在我雄心勃勃的目標和他憂心忡忡的懷疑之間，有著很大的距離。他的道德準則要求看重習俗；至於個人，他們在世間除了避免煩惱和儘可能地享受生活，不需要做任何事情。父親經常重複說應該有一個理想。他雖然討厭義大利人，但同時又羨慕他們，因為墨索里尼給他們提供了一種理想。然而他沒有給我指出任何理想。鑑於他的年齡和處境，我覺得他的態度是正常的，覺得他也許能理解我的態度。在許多問題上如國際聯盟、左翼聯盟、摩洛哥戰爭等，我沒有任何看法，贊同他對我所說的一切。我們的分歧在我看來一點也不嚴重，所以起初我沒有做任何努力縮小我們的分歧。
父親把阿納托爾·法朗士視為這個世紀最偉大的作家。假期末他讓我讀《紅百合》和《諸神渴了》。我表現得很不熱心。他硬要我讀，在我十八歲生日時送了我一套四卷本的《文學人生》。法朗士的享樂主義令我氣憤。他從藝術裡只尋求自私的快樂。「多麼低俗！」我想道。我也瞧不起莫泊桑的小說之平庸，而父親將它們視為傑作。我禮貌地說出自己的看法，他卻大為惱火。他覺得我的厭惡態度是對許多事物提出質疑。當我抨擊某些傳統時，他就更嚴肅地發火了。每年整個家族要在一個或另一個堂姐妹家聚會幾次，吃午飯或晚飯，我總是不耐煩地忍受。我斷言，重要的是感情，而不是婚姻和血緣關係的巧合。父親崇尚家族，開始認為我沒心沒肺。我不同意他的婚姻觀。他倒不像馬比耶夫婦那麼古板，在婚姻裡給愛情留了相當寬鬆的位置。但是我不把愛情和友誼分開，而他看不出這兩種情感有任何共同之處。我不能接受夫妻兩個之中一個「欺騙」另一個，如果彼此不再適合，那就應該分手。我感到氣憤的是，父親允許丈夫「偷雞摸狗」。從不關心政治的角度講，我不是女權主義者，不在乎選舉權。但在我眼裡，男人和女人在人格上是平等的，我要求他們要嚴格地相互尊重。父親對女性的態度對我是一種傷害。總的來講，資產階級輕浮的偷情、戀愛和通姦令我噁心。伯父加斯東帶我與妹妹和堂姐去看米蘭達的一齣無傷大雅的輕歌劇：《熱辣辣》。回來之後我表示強烈反感，使父母感到非常意外，因為我閱讀紀德和普魯斯特時都十分泰然自若。通常的性道德觀令我憤慨的，包括其縱容的一面和嚴厲的一面。我讀一則社會新聞時驚愕地瞭解到，墮胎是一種犯罪行為。在我身體裡發生的事情只與我自己有關，任何理由都不能讓我鬆口。
我們的分歧相當迅速地加劇。如果父親表現得寬容些，我本來可以接受我這樣一位父親。我還什麼也不是，正在決定我將成為什麼樣的人，為此採納了一些與他相反的看法和興趣，這就使得他認為我是存心否定他。另一方面，我的傾向是什麼，他看得比我清楚得多。我拒絕精英賴以出人頭地的等級制度、價值觀和虛套子。我認為，我的批評只不過是要使精英擺脫長輩毫無意義的庇廕。事實上意味著擺脫這種關係。我覺得只有個人才是真實的、重要的。最終我不可避免地喜歡整個社會勝過喜歡我的階級。總之敵對是由我挑起的。但是我沒有意識到為什麼父親和他身邊的人都譴責我。我跌進了一個陷阱。資產階級讓我深信它的利益與人類的利益分不開。我以為能夠與資產階級和睦相處，掌握對所有人都有價值的真理。可是當我要接近真理時，它卻起來反對我。我感到「痛苦，目瞪口呆，暈頭轉向」。是誰愚弄了我？為什麼、怎樣愚弄了我？不管怎樣，我是不公正的受害者，我的怨恨情緒漸漸演變成了反抗。
誰也不接受本來的我，誰也不愛我。我決計要好好愛自己，來彌補這種被遺棄。過去我自我感覺不錯，但很少想到要了解自己；今後我打算剖析自己、審視自己、觀察自己。在日記裡，我與自己對話。我進入了一個世界，那裡的新鮮事物令我驚愕不已。我明白了悲傷與憂鬱、從容與冷漠的區別所在，明白了心靈的猶豫和狂熱、重大的捨棄引起的反響，希望暗暗的絮語。我情懷激盪，就像晚上在藍色的山丘後面仰望變幻莫測的夜空。我既是景物又是目光，我僅僅靠自己和為自己而存在。我慶幸放逐把我驅趕到了如此強烈的快樂之中；我看不起那些不懂得這種快樂的人，驚愕自己居然沒有這種快樂而生活了那麼長時間。
然而我堅持自己的決定：服務。我在日記裡對勒南提出異議：偉人自己並非目的本身，他只有促進人類普遍的知識和道德水平的提高，才能為自己正名。天主教教義讓我相信，不要把任何個人，哪怕是最不幸的人，看成是無關緊要的；所有人都同樣有權實現我所稱的永恆的本質。我的道路已經明確地確定：完善自我、充實自我，在一部能幫助其他人生活的作品裡表現自我。
我已經覺得應該把我正在體驗孤獨的感受傳達給其他人。四月份，我寫了一本小說開頭的數頁。我化名艾麗雅娜，與幾個表兄弟、表姐妹在一個公園裡散步，在草地裡抓到一隻金龜子。「給我們看。」大家都說。我小心戒備地將手握起來。大家非要看不可，我掙脫他們就跑，他們在後面追。我氣喘吁吁，心怦怦亂跳，便鑽進了樹林子，擺脫了他們，低聲哭起來。不一會兒我揩乾眼淚，自言自語：「永遠不讓任何人看到。」然後慢慢回到家裡。「她覺得自己足夠堅強，能頂住所有攻打和示好，保護她唯一的財產，一直緊握她的手。」
這則寓言表達了我最不容易擺脫的心病：防備別人、保護自己，因為父母不是責備我，就是要求我信任他們。母親經常對我說，她遭受過外婆的冷漠，希望成為她兩個女兒的朋友。可是她怎麼能夠和我促膝談心呢？在她眼裡，我是一個瀕危的靈魂，一個要拯救的靈魂，是一件東西。她的信念之堅定使她不可能作出絲毫讓步。她盤問我，並不是為了在我們之間尋求諒解的基礎，那是在探察。每當她問我一個問題，我總覺得她是通過一個鎖孔在窺視我。僅僅她申明對我擁有權利這一點就令我寒心。她把這種做法的失敗歸咎於我，想方設法制伏我的反抗，辦法就是對我表示關心，可是她的關心使我的反抗更強烈。她惱火地說：「西蒙娜寧願把身子脫光，也不肯把藏在心裡的想法講出來。」的確，我異常沉默。甚至與父親，我也放棄爭論。我沒有任何機會影響他的看法，我的理由都在一堵牆上撞得粉碎。他一勞永逸地、像母親一樣徹底地斷定是我錯了，甚至不再試圖說服我，只是伺機挑我的錯。最沒有危害的交談也隱藏著陷阱，父母把我的話按他們特有的方式表達出來，把與我的想法沒有任何共同之處的想法歸咎於我。我一直掙扎著反抗語言的壓迫，現在常常暗自重複巴雷斯這句話：「為什麼讓詞語這樣生硬而明確地來曲解我們複雜的思想？」我一張開嘴，就立刻剋制住自己，被重新禁閉在這個世界裡。我花了好些年才逃出這個世界。在那裡每樣東西都毫無疑義有自己的名稱、自己的位置、自己的作用；在那裡恨與愛、善與惡像黑與白一樣分明；在那裡一切都事先分好類、編好目錄，都被瞭解、被理解，被不可改變地作了評判。這個世界有著峭拔的山脊，處在無法逃避的光線照射之下，沒有任何疑慮的陰影掠過它上空。我寧願保持沉默。只是父母不能將就，認為我忘恩負義。其實我遠不像父親想象的那樣無情無義，因此感到傷心，晚上常常躺在床上哭泣，甚至會當著他們的面號啕大哭。他們感到不快，變本加厲地指責我是白眼狼。我想出一個防衛的辦法：以緩和的方式回答他們，說假話。但又不甘心這樣做，覺得是背叛自己。我決定「說真話，不拐彎抹角，不加解釋」。這樣既可避免偽裝自己的想法，也可避免把自己的想法告訴他們。不過這樣做不怎麼機靈，會激怒父母，而又無法平息他們的好奇心。實際上不存在什麼解決辦法，我無計可施。父母既無法忍受我對他們說的話，也無法忍受我的沉默。我冒險對他們解釋幾句，他們會驚得目瞪口呆。「你把生活看偏了，生活並沒有這麼複雜。」母親說。可是，我如果退避不予理睬，父親又會哀嘆我完全沒了感情，只會耍心眼。他們議論要把我送到國外去，四處徵求意見，顯得慌亂不安。我嘗試硬著頭皮頂住，鼓勵自己不要怕指責、不要怕嘲笑，也不要怕被誤解。別人對我有什麼看法，別人的看法有沒有根據，都不要緊。一旦抱定這種無所謂的態度，不想笑我也笑得出來，別人怎麼議論我都怡然自得。不過這樣我覺得自己與別人決絕了。我看鏡子裡別人眼裡的那個人，那不是我，我不在，到處都不在，到哪裡去找回我呢？我精神迷惘。「活著就得說謊。」我沮喪地說。按理說，我沒有任何理由反對說謊。可是實際上，不停地給自己製作假面具是很累人的。有時我覺得自己就要精疲力竭了，就要甘心重新變得與別人一樣了。
這個想法把我嚇壞了，尤其因為現在我見他們對我表示敵視，就用敵視對待他們。過去我決心不要像他們一樣時，感到對他們還是敬愛的，並不抱敵意。可是現在，他們討厭我身上有別於他們而我自己最珍視的東西。我從憐憫變成了憤怒。他們多麼自信真理在他們一邊！他們拒絕任何改變、任何異議，對一切問題都持否定態度。為了理解世界，為了找到自我，我必須逃避他們。
我本來相信自己是在一條勝利的道路上前進，可是突然發現自己捲進了一場鬥爭，這令我張皇失措。我感覺受到衝擊，好久才鎮定下來。無論如何，文學幫助我從困境中振作了起來，感到自豪。「家庭，我憎恨你！家庭隔絕，門關閉了。」梅納克的詛咒讓我相信，我對家庭感到厭倦時，就在為一樁神聖的事業服務。閱讀巴雷斯早期的作品讓我瞭解到，「自由人」不可避免地要引起「野蠻人」的憎恨，他首先應該反擊他們。我不是默默地忍受不幸，而是在勇敢地戰鬥。
巴雷斯、紀德、瓦萊裡、克洛岱爾，我對新一代作家充滿敬慕。我狂熱地閱讀年齡比我大的年輕作家的所有小說和散文。我從他們身上認出了我自己，這是正常的，因為我們在同一條船上。他們像我一樣是資產者，像我一樣感到不自在。戰爭毀掉了他們的安全感，而沒有使他們脫離自己的階級；他們反抗，但僅僅是反抗他們的父母、反抗家庭和傳統。戰爭期間他們被迫聽信的謊言令他們噁心，他們要求有權正視事物，知道事物的真相。不過他們根本沒有想要顛覆社會，而侷限於仔細研究自己心靈的狀態，主張「真誠地對待自己」。他們摒棄陳詞濫調、老生常談，拒絕他們看到已潰敗的古代道德，但並不試圖創立另一種道德。他們更傾向於斷言不應該為任何事情作出犧牲，強烈地表示不安。一切趕潮流的青年人都感到不安。一九二五年封齋節期間，桑松神甫在巴黎聖母院佈道，就提到「人類的不安」。由於厭惡舊道德，最大膽的人甚至對善與惡也提出質疑，而讚賞陀思妥耶夫斯基筆下「魔鬼附身的人」。陀思妥耶夫斯基成了他們的偶像之一。某些人倡導自傲的唯美主義，另一些人則歸附於非道德主義。
我恰恰與這些失去常態的富家子弟處於同樣的情形：我脫離了自己所屬的階級，向何處去呢？不可能降格到「低下階層」。人們能夠也應該幫助他們往高處走。可是現在在日記裡，我對阿納托爾·法朗士的享樂主義和「擠在電影院裡」的工人的唯物主義同樣厭惡。由於在世間沒有任何適合我的位置，我就愉快地打算永遠不在任何地方駐足。我心懷不安。至於真誠，我自小就嚮往。在我周圍，大家都譴責說謊話，但都小心翼翼地避免講真話。今天我之所以如此難以開口說話，是因為我厭惡像周圍的人那樣說假話。我以不亞於別人的熱情接受非道德主義。當然我不贊成在利益驅使下去偷盜，也不贊成追求淫樂的床笫之歡。但是，如果他們沒有動機，而是出於絕望和反抗——當然是假設的——我會毫不猶豫容忍一切罪過，包括強姦和暗殺。作惡，這是拒絕給體面人當任何幫兇最激進的方式。
拒絕空話、拒絕偽善、拒絕舒適，這種否定的態度，文學將之表現為積極的倫理。它把我們的不安變成一種尋求：我們尋求救贖。我們否定了我們的階級，是為了居住在上帝心裡。「罪孽是上帝網開一面之處。」斯塔尼斯拉斯·菲梅在《我們的波德萊爾》裡寫道。因此，非道德主義不僅是對社會的挑戰，而且使人可以到達上帝那裡。信教的人和不信教的人都樂於用這個稱號；依前者所想，指的是一個難以接近的存在；依後者所想，指的是一種令人暈頭轉向的不存在。二者沒有多大區別，我容易把克洛岱爾和紀德搞混。在他們兩個人筆下，就資產階級社會而言，上帝被定義為他者，凡是屬於他者的，表示都是上帝的某種東西。貝璣筆下聖女貞德心靈的空虛，侵蝕著維約萊娜的麻風病，我從中認出了折磨納塔奈爾的渴望。一種非凡的犧牲和一樁沒有動機的罪行之間，並沒有很大距離。我從茜妮身上看到拉夫卡迪奧的妹妹。重要的是脫離人世，那樣就接近永恆了。
少數年輕作家如拉蒙·費爾南德斯、讓·普雷沃等，離開了這些神秘主義的道路，試圖建立一種新人道主義。我不跟他們走。然而去年，我贊成上天的沉默，充滿激情地閱讀了亨利·龐加萊的作品。我喜歡在人世間，而人道主義——除非是革命者，可《法蘭西雜誌》裡談到的人不是革命者——意味著可以達到普世而仍然是資產者。然而我剛剛突然注意到，這樣一種希望是一種誘餌。從今往後，我只會給予我的智力生活一種相對價值，因為它在使我獲得所有人的尊重方面失敗了。我祈求不屈的堅韌，使我能夠不理會其他人的評價。我躲進「深藏不露的自我」之中，決定我的存在要服從於這個自我。
這種變化使我用新的眼光看待未來：「我將有一個幸福、豐富、光輝的人生。」十五歲時我就這樣想。我決計：「我將滿足於一個豐富的人生。」我覺得服務於人類仍然是重要的，但我不期望人類承認我，因為對我而言別人的看法不再重要。這種放棄使我付出的代價甚少，因為榮耀其實只不過是未來一種不可靠的幻象。相反，幸福我曾經享受過，而且一直希望得到，我不會甘心讓幸福輕易地從我身邊溜掉。我之所以下此決心，是因為我覺得我已被徹底拒絕於幸福門外。我認為幸福與愛情、友誼、親情是不可分的。我投身於「不可避免要孤獨地」從事的一種事業。為了重新獲得幸福，就得走回頭路，就得喪失。我宣佈一切幸福本身就是一種喪失。怎樣調和幸福和不安呢？我喜歡大個子莫林、阿麗莎、維約萊娜和馬塞爾·阿爾蘭筆下的莫尼克。我將以他們為榜樣。作為補償，並非不允許得到快樂；快樂常常降臨到我頭上。這個季度，我灑了很多眼淚，但也經歷了一些非常值得讚歎的事情。
儘管文學結業考試已通過，但我並未考慮不再上加利克的課，每週六下午我依然坐在他對面聽講。我的熱情未減。我覺得，如果沒有值得仰慕的人，這世間就不宜居住了。有時我不與莎莎或泰萊絲一塊從訥伊回來，就步行回家。我沿著格蘭德-阿爾梅街往上走，醉心於一種在當時僅僅包含有限危險的遊戲：不停地筆直穿過星形廣場。我大步穿過香榭麗舍大街上來來往往的人群，心裡想著那個與眾不同的人。他住在一個陌生的、幾乎有些異國情調的街區：美麗城。他沒有「心事」，但睡不著覺。他找到了自己的道路，但沒有家庭、沒有職業、沒有例行公事，他的時光裡沒有多餘的東西：他單身一人，自由自在，從早到晚都在行動、在發光、在燃燒。我多麼想效法他！我喚醒自己心中的「團隊精神」，懷著愛心打量所有行人。當我在盧森堡公園裡看書時，如果有一個人在我的凳子上坐下並想和我攀談，我會熱心地答話。過去父母不准許我與不認識的女孩子一塊玩，而我喜歡打破老的禁忌。偶然與「大眾階層的人」打交道時，我特別高興，覺得這是實踐加利克的教導。他的存在照亮著我的每一天。
然而，我由此得到的快樂不久就滲入了憂慮。我仍然聽他講巴爾扎克、講雨果。老實說我是在竭力延長一個已經消逝的過去。我仍是他的聽眾，但不再是他的學生：我不再屬於他的生活。「過幾個星期，我甚至再也見不著他了！」我心裡想。我已經失去了他。我從來不曾失去過任何珍貴的東西。什麼東西要和我分手，我總是事先就放棄了。這一次我是被迫的，我進行反抗。「不，」我說，「我不願意。」可是，我的意願不起任何作用。如何抗爭呢？我告知加利克，我要報名參加「團隊」，他對我表示祝賀。可是他幾乎不管婦女組的事。也許下一年我就根本見不到他了。這個想法真讓我受不了，於是我便胡思亂想起來。我是否有勇氣對他說，給他寫信，告訴他徹底見不著他了我沒法活？我尋思，如果我敢這麼做，會怎麼樣？我不敢。「開學的時候我能夠再見到他的。」這個希望使我平靜了些。而後，我一方面盡力把加利克留在我的生活裡，另一方面又聽任他落到次要的位置。雅克的分量越來越大。加利克成了一個遙遠的偶像，而雅克關心我的種種問題，能與他談天說地我感到溫馨。我很快就明白，雅克重新佔據了我心中的首要位置。
這時我寧願暗暗吃驚而不想弄明白，並不試圖確定雅克處於什麼位置，也不想弄清楚他究竟如何。只是如今我才有點條理地重新整理他的故事。
雅克的祖父娶了我外公的妹妹——我那位上唇汗毛特別濃、給《模範娃娃》雜誌寫文章的姨婆。他祖父這個人野心勃勃又好賭，瘋狂地進行投機，結果破了產。連襟倆為了利益問題無情地吵翻了。外公儘管自己一次又一次破產，在我稱雅克為未婚夫那會兒，卻氣壯如牛地宣佈：「我的外孫女絕不會有一個將來嫁到賴紀永家。」埃內斯特·賴紀永去世時，那個彩繪玻璃製造廠還好好的。不過家裡人說，那個可憐的夏洛如果不是過早地死於那次可怕的事故，可能最終也會把它弄得倒閉的。他像他的父親一樣膽子太大，不理智地相信命運。是我姨媽日耳曼娜的弟弟負責管理那家公司，直到他的外甥長大成人。他管理公司非常小心謹慎。與賴紀永父子相反，弗蘭丁父子是鄉下人，眼光狹隘，滿足於蠅頭微利。
雅克兩歲喪父。他長得像父親，像他一樣有一雙明亮的眼睛，一張好吃的嘴和一副機靈相。他祖母賴紀永愛他愛得不得了，他剛會說話就把他當成小家長，賦予他保護蒂蒂特和小媽媽的責任。他呢，也嚴肅地擔當起這個角色，他姐姐和母親都奉承他。可是日耳曼娜姨媽守了五年寡之後，與生活在維蘭堡的一位公務員再婚了，定居在那裡並生了一個兒子。起初她把兩個大孩子帶在身邊，後來顧及他們的學業，就讓蒂蒂特去瓦爾東學校、雅克去斯塔尼斯拉斯學校半寄宿。姐弟倆住蒙帕納斯大街那套房子，由老艾麗莎監護。這樣被拋棄，雅克怎麼忍受下來了呢？很少有孩子像這個被廢黜、被放逐、被拋棄的小貴族一樣，被蠻橫地逼得裝模作樣。他對自己的繼父和同母異父弟弟與對他的母親和姐姐一樣，都現出一副笑眯眯有感情的樣子。未來將會證明——那是很久以後——他只有對蒂蒂特的感情是真的。他大概不會承認自己心懷怨恨。但是，他粗暴地對待他的外婆，對母親方面的家庭總是表現出近乎敵意的鄙視，那絕非偶然。被刻在門面上和絢麗多彩、熠熠生輝的彩繪玻璃上的賴紀永這個姓氏，在他眼裡像一個徽章那樣光輝奪目。但是他之所以如此炫耀這個姓氏，是想通過只承認父系方面的飛黃騰達，來對他母親進行報復。
他想在家裡替代英年早逝的父親沒有成功，作為補償，便公開要求自己的繼承權。八歲上，他不甘心忍受舅父的臨時監護，宣稱自己是家裡的唯一主人。這就是為什麼他年紀輕輕就一副威風凜凜的樣子。有誰知道，他在那寂寞的頂樓裡可能忍受了怎樣的不幸、怎樣的嫉妒、怎樣的怨恨、怎樣的恐懼。在那頂樓裡，往昔的塵垢預示著他的未來。他的狂妄、鎮靜、自吹自擂，肯定掩飾著嚴重的惶恐。
一個孩子就是一個造反者。他想要像男子漢一樣懂道理。他不需要去爭得自由，而是需要對抗自由，把父親在世時告訴他們的準則和禁令，強制自己遵循。他精力旺盛、無拘無束、肆無忌憚，在學校裡就常常亂喊亂叫。他笑著讓我看他的記分冊裡的一條意見，指責他「用西班牙語發出各種怪叫」。他不裝出一副模範小男孩的模樣。他裝出的是一副成年人的模樣，正是成年人的成熟使他可以違反過於小孩子氣的紀律。十二歲的時候，他在家裡即興表演一齣不大看得懂的滑稽戲，提倡基於利害關係的婚姻，令觀眾大為驚訝。他飾演一個小夥子的角色，拒絕娶一位貧窮的姑娘為妻。「我之所以建立一個家庭，就是為了確保我的孩子們能過上舒適富裕的生活。」他解釋說。在少年時代，他從來沒有對現有的秩序提出過質疑。他怎麼會反抗他孤單一人在虛無之上維護的那個幽靈？作為一個好兒子和熱心的兄弟，他忠於一個陰間的聲音給他指出的路線。他對資產階級的規章制度表現得十分遵守。有一次在談到加利克時他對我說：「這是個不錯的人，不過他應該結婚並且有一個職業。」「為什麼？」「一個男人應該有一個職業。」他自己把將來的職責放在心上，上裝飾藝術課和法律課，在底層那幾間散發著積年塵垢味的辦公室裡開始學做生意。生意和法律使他不勝其煩，相反他喜歡畫圖畫，學會了木雕。他對繪畫非常感興趣，不過沒有可能致力於繪畫。他那位對美術一竅不通的舅父治理公司有力，雅克的任務與任何小老闆的任務不會有多大差別，但能夠重拾父親和祖父大膽的目標，他已經感到安慰。他醞釀了一些大計劃，不滿足於鄉間本堂神甫這樣一小批買主。賴紀永彩繪玻璃將以其藝術質量令世界吃驚，他的製造廠將成為一間上規模的企業。他母親和他的家人都感到不安。「最好把生意交給他舅舅管理，」我父親說，「他準會把公司搞破產。」因為他的熱情有點讓人生疑：他十八歲時這副嚴肅樣子非常像他八歲時表現出的嚴肅樣子，是為了不讓人覺得他在兒戲。他過分遵循慣例，彷彿他並不屬於他所依仗並且生下來就屬於的社會等級。這是因為他替代父親的企圖事實上遭到了失敗。他只聽從自己的聲音，但他的聲音缺乏權威。他特別小心翼翼地避免否定自己所具有的智慧，絕不讓它深藏不露。他與他張揚地扮演的角色——賴紀永之子根本不相符。
我覺察到了這個缺陷，斷定雅克採取了我覺得可行的唯一態度：一邊唉聲嘆氣一邊求索。他的激昂無法讓我相信他有雄心壯志，同樣他冷靜的聲音也無法讓我相信他已聽天由命。他遠遠不屬於穩重的那類人，甚至拒絕反對墨守成規的方便條件。他厭倦的撇嘴、猶疑的目光、他借給我的書、他半遮半掩的吐露隱情，一切都讓我相信，他是面向一個不確定的彼岸生活著。他喜歡大個子莫林，也讓我喜歡上了這個人物。我把他們兩個等同起來了。從雅克身上我看到了「不安」的精確化身。
我相當經常地和家人一起去蒙帕納斯大街雅克家裡吃晚飯。我不討厭這些晚上的聚會。與我身邊的其他人相反，日耳曼娜姨媽和蒂蒂特不認為我變成了怪物。在這套我自小就熟悉的半明半暗的大房子裡坐在她們身邊，我的生命的經絡重新連線起來了，我再也不覺得自己被另眼相看和遭到放逐。我與雅克有短暫的私下交談，建立了彼此間的默契。我父母對此並無惡意的看法。他們對雅克的感情模稜兩可，怪他幾乎不再上家裡來，關心我甚於關心他們。他們還指責雅克忘恩負義。然而，雅克肯定有舒適的生活條件。如果我嫁給他，對一個沒有嫁妝的姑娘來講，那是多麼幸運！母親每次提到他的名字，總露出十分詭秘的微笑。我感到惱火的是，父母居然把在一致拒絕市儈眼光基礎上的諒解，變成了一種市儈做法。然而，我與雅克的友誼被視為是正當的，父母允許我和他單獨見面，我覺得這挺方便。
我一般是在下午將近黃昏時去按那座樓的門鈴，徑直上樓去那套房子裡。雅克露出殷勤的微笑歡迎我。「不打擾你嗎？」「你從來不打擾我。」「你怎麼樣？」「每次見到你，我總是很好。」他的親切讓我心裡暖烘烘的。他把我領進那條長長的中世紀式的走廊；他把自己的辦公桌安置在走廊裡。走廊總是不明亮，一扇彩畫大玻璃窗妨礙採光。我喜歡這種半明半暗，喜歡那些大箱子和厚重的木頭櫃子。他讓我在一張包深紅色天鵝絨的沙發上坐下，自己踱著方步，嘴角叼一支捲菸，略略眯縫起雙眼，彷彿在菸圈中尋找自己的思路。我把向他借的書還給他，他又另外借給我幾本。他給我朗誦馬拉美、拉福格、弗蘭西斯·雅姆、馬克斯·雅各布等詩人的作品。「你要對她進行現代文學啟蒙嗎？」父親半譏諷半冷淡地問他。「沒有任何事情比這讓我感到更愉快。」雅克回答。他把這個任務放在心上。「不管怎樣，我讓你瞭解了一些美好的東西！」有時他自豪地對我說。他對我進行引導非常謹慎。「喜歡《愛人》，太好了！」當我把雅克·裡維埃的這本小說還給他時，他這樣說。我們很少進行更深入的議論。他討厭囉嗦。當我要求他說明時，他常常引用科克託的話：「這就像鐵路事故一樣，可以感覺得到，但是說不清楚。」他讓我去烏爾蘇拉會電影製片廠——上午與我母親一塊去——看一部前衛電影，或者去劇團看杜蘭的最新演出時，只是簡單地說一句：「這個不應該錯過。」有時，他細緻地向我描述一個細節，如畫布角上一道黃色的光、銀幕上一隻正張開的手等。他的聲音聽起來那樣認真又那樣開心，使人聯想到無限。不管怎樣，他還是給了我一些寶貴的提示，例如讓我懂得怎樣欣賞畢加索的一幅畫。他讓我驚訝得目瞪口呆，因為他不看署名，就能分辨出布拉克或馬蒂斯的一幅作品。在我看來他像有魔法。他向我顯示的這些新東西令我震驚。我有點覺得這些都是他的作品，或多或少把科克託的《俄耳甫斯》、畢加索的《丑角》、勒內·克萊爾的《幕間休息》看成是他創作的。
實際上他在做什麼呢？他有什麼打算，有什麼考慮？他工作幹得不多，喜歡夜裡飆車穿越巴黎，偶爾去拉丁區的啤酒館和蒙帕納斯酒吧。他對我把酒吧描述成神奇的地方，那裡總要發生點什麼事情。可是他對自己的生活並不十分滿意。他在走廊裡踱著方步，撫弄著他那頭漂亮的栗黃色頭髮，滿面笑容地向我吐露道：「我複雜得可怕！被自己錯綜複雜的想法搞得暈頭轉向。」有一回他很不高興地對我說：「你看，我必須做的事情，是要信仰某種東西！」「難道活著還不夠嗎？」我問他，「我就信仰生命。」他搖搖頭說：「什麼也不信仰，活著就不那麼容易。」然後他就換別的話題。他心裡要說的話每次只吐露一句半句，我也不強求。與莎莎在一起，我們的交談從來不觸及實質；與雅克在一起，我們的交談如果接近了實質，也是以非常謹慎的方式，我覺得這倒是正常的。我知道他有個朋友，叫呂西安·廖庫爾，是里昂一位大銀行家的兒子。兩個人經常在一起整夜聊天，從蒙帕納斯大街到波納街你送我、我送你，有時廖庫爾就睡在那張紅沙發上。這個小夥子遇到過科克託，並且向杜蘭透露過寫一個劇本的打算。他出版過一本詩集，由雅克用木刻畫加的插圖。這種優勢令我折服。雅克在他的生活餘暇給了我一個位置，我認為自己已經很幸運了。他對我說，他一般與女人合不來，他愛自己的姐姐，但覺得她太多愁善感。像我們這樣，男孩和女孩能在一起聊天，的確不尋常。
我不時稍許對他談到我自己，他呢，就給我一些忠告。「要儘量表現得透明。」他對我說。他告誡我要接受生活的單調平常，並且引用魏爾倫的話：「平凡的生活，要乾的工作繁雜而簡單。」我並不完全同意，但重要的是他聽我講話，能理解我、鼓勵我，在短暫的時間裡幫助我擺脫孤獨寂寞。
我相信他巴不得我更加親密地融入他的生活。他讓我看他的朋友們的信，想讓我認識他們。一天下午我陪他去隆尚看賽馬。有一回他表示想帶我去看俄羅斯芭蕾舞團的演出。媽媽斷然拒絕：「西蒙娜晚上不一個人外出。」並非她懷疑我的操守。晚飯前我可以單獨和雅克在家裡待幾個鐘頭，但是晚飯之後，如果沒有父母在場驅除邪魔，一切地方都變成了邪惡的場所。因此我與雅克的友誼，僅限於言猶未盡的交談，加上長時間的沉默以及大聲朗讀。
這個學期結束了。我通過了數學和拉丁語考試。時間過得快，考試成績好，令人愉快。當然，對嚴密科學和死語言，我並沒有什麼興趣。朗貝爾小姐建議我重拾最初的計劃。在聖馬利亞學院，哲學課由她講授，我當她的學生她會很高興，她肯定我會很容易取得教師資格。我父母不反對。對這個決定我也很滿意。
儘管最近這些星期，加利克的形象有點淡薄了，但當我在聖馬利亞學院一條陰暗的走廊裡和他告別時，還是感到黯然神傷。我還要聽他一回課。他在聖日耳曼大街一間會議廳舉行一場報告會，參加作報告的有亨利·馬西和馬比耶先生。馬比耶最後一個發言，話語從他的大鬍子間流出來顯得磕磕絆絆，他整個發言期間莎莎尷尬得雙頰通紅。我目不轉睛地望著加利克，感覺到母親困惑的目光落在我身上，但甚至不打算控制自己。這張即將永遠消失的面孔銘記在我的心裡。這存在如此完整，這消失如此徹底，二者之間似乎不可能有任何通路。馬比耶先生髮言完了，幾個演說者離開了講臺。木已成舟。
我還不願意撒手。一天早上，我搭上地鐵，在一個陌生的地方下了車。這地方這麼遠，感覺就像走私越過了國境線：我到了美麗城。我沿著加利克住的那條大街走去。我知道他住的是幾號樓，貼著牆根走過去。如果他發現了我，我會羞愧得暈過去。我在他住的房子前面停留了一會兒，仰望那臨街的灰暗的磚牆和那道他每天早晚出入的門，然後繼續走我的路，打量街旁的商店、咖啡館和廣場中心花園。所有這些加利克都很熟悉，以至於熟視無睹。我來這裡尋找什麼呢？不管怎樣，我一無所獲地回到家裡。
雅克嘛，我肯定十月份能再見到他，因此與他說再見時一點也不難過。他剛剛法律考試吃了敗仗，有點垂頭喪氣。他最後的握手和最後的微笑充滿熱情，令我激動。離開他之後，我不安地尋思，他是否會把我的平靜當成冷淡。這個想法令我氣惱。他給了我那麼多。我想到的不完全是那些書、畫和電影，更多的是當我對他談到我自己時他那柔情的目光。我突然想到必須感謝，一口氣給他寫了一封簡訊。我的筆在信封上面停住了。雅克最看重廉恥心。作為神秘的暗示他微微一笑，從科克託提供的版本中，給我引述了歌德的這句話：「我愛你，這與你有關嗎？」我這樣不加掩飾地吐露感情，他是否會認為不謹慎？他是否會自言自語地咕噥：「這與我有關嗎？」然而，如果我的信能使他稍許振作精神，不寄出去那就是怯懦。我猶豫不決，擔心遭到嘲笑，正是這嘲笑使我童年時代變得木訥。不過我不想再像小孩子一樣行事，便趕忙加了一句附言：「也許你會覺得我可笑吧，不過我如果永遠沒有勇氣面對嘲笑，那我就會瞧不起自己。」我把信投入了郵筒。
瑪格麗特伯母和加斯東伯父與他們的孩子在柯特雷溫泉療養，邀請我和妹妹去與他們一塊療養。早一年，能見到山我會欣喜若狂。如今，我鑽進了自我之中，外部世界不能讓我動心了。再說，我與大自然有過非常親密的關係，不忍心在這裡看到它降到度假消遣的水平。人們把大自然割裂成一片片提供給我，而不讓我有必要的閒情去接近它。既然不能投身於大自然，我便一無所獲。冷杉和山澗激流都沉默不語。我們在加瓦尼競技場和戈布湖遊玩，堂妹讓娜拍了一些照片，而我看到的只像透明幕布上一些乏味的畫面。一如街道兩旁建的那些難看的賓館，裝修得再豪華也白搭，絲毫不能分散我的痛苦。
因為我不幸。加利克永遠消失了。我與雅克究竟怎麼樣了呢？我信裡告訴了他我在柯特雷的地址。他顯然希望他的回信不落到我以外的其他人手裡，所以他會往這裡寫信，或者根本不寫。他沒有回信。我每天去賓館辦公室四十六號格子裡檢視十來次。什麼也沒有。為什麼？我是在相互信任和無憂無慮中感受我們的友誼的。現在我尋思：對他來講我算什麼？他覺得我的信幼稚？或者不合時宜？還是他乾脆把我忘了？真折磨人！我真希望能夠慢慢地平靜下來！可是我一刻也不得安寧。我與寶貝蛋和讓娜睡在同一個房間，外出總是三個人一起，我成天要控制住自己，可是總不斷有聲音傳進我耳朵裡。在萊耶爾，晚上在賓館的沙龍里，大家圍坐在一起，面前一杯巧克力，伯母和伯父閒聊著。正值假期，他們看書，談論所看的書，說：「寫得還挺好，但有些囉嗦。」或者說：「有些囉嗦，但寫得還挺好。」有的人現出沉思的目光，用洞察入微的口氣說：「這有點奇怪。」或者用更嚴厲的口氣說：「是有點特別。」我等待夜裡去哭泣。第二天還是沒有信來；我又等待夜晚降臨，氣鼓鼓的，焦慮不安。一天早晨，我在房間裡號啕大哭起來，不記得我當時是怎樣使我那嚇壞了的可憐伯母安下心來的。
在回到梅里尼亞克之前，我們在盧爾德停留了兩天。我受到一次衝擊，碰到一批奄奄一息、缺胳膊少腿和甲狀腺腫大的人。面對這慘不忍睹的場面，我突然意識到，人間並非只講心境。人有肉體，遭受著肉體的痛苦。我跟在一隊人後面，對他們大聲唱的聖歌和這些歡樂的善男信女身上的酸臭味，全都麻木不仁；我對自己的悠然自得感到羞愧，眼前這難以言狀的苦難比什麼都真實。我倒是隱約地羨慕起莎莎來了。她在朝聖期間為病人洗碗碟。要全心全意，忘掉自我。可是那又怎樣？為了什麼？在這裡不幸喬裝打扮成滑稽可笑的希望，沒有任何意義，不能讓我幡然悔悟。我在恐懼中捱過了幾天，然後重新開始操心自己的事情。
我度過了一個艱難的假期，在栗樹林裡躑躅、哭泣，感到自己在這世界上絕對孤苦伶仃。這一年，妹妹也將我視同陌路。我挑釁性的嚴肅刻苦態度惹惱了父母。他們不信任地觀察著我，翻閱我帶回家的書，然後他們兩個以及瑪格麗特伯母一塊議論。「這不健康，偏離了正道。這不對頭。」他們常常說。他們這樣做，就像他們議論我的心情或者猜測我腦子裡想什麼一樣，同樣傷害我。他們比在巴黎有更多空閒，所以不像以前那樣有耐心忍受我的沉默。我也任性，有兩三次亂髮脾氣，把事情搞得一團糟。儘管我努力改進，還是非常容易受到責難。當母親搖著頭說：「這當然不行。」我就氣不打一處來。可是如果我成功地使一個花招，她卻嘆口氣說：「這好一些啦！」真氣人。我依戀父母，在這裡我們曾經那樣親密無間，現在我們之間的誤解使我比在巴黎更感到痛苦。此外我也無所事事，只弄到很少幾本書。對康德的一項研究使我熱衷於純粹理性批判，而純粹理性批判使我更加堅定地不接受上帝。從柏格森關於「社會的我和深層的我」的理論中，我興奮地辨認出了自己的體驗。但是哲學家客觀的聲音不像我喜愛讀的作家的聲音，能給予我同樣的鼓舞。我再也感覺不到自己周圍存在親如手足的人。我唯一求助的，就是我的個人日記。當我在日記裡反覆講述了我的煩惱和憂愁之後，我又開始憂愁地煩惱起來。
在格里埃爾的一天夜裡，我剛在一張寬大的鄉下床上躺下，就禁不住焦慮萬分。我曾經擔心會死，竟至潸然淚下、連聲叫喊。可是這一次更糟糕，生命已經傾覆於虛無之中，萬物俱滅，此時此刻只剩下一種異常強烈的恐懼。我猶豫著是否去敲母親的房門，聲稱我病了，好聽到人聲。但我終於還是睡著了，對這次發作保留了一個心驚膽戰的回憶。
回到梅里尼亞克，我考慮寫作。我喜歡文學甚於喜歡哲學。如果有人預言我會成為一個柏格森那樣的哲學家，我是不會完全滿意的。我不想以那種深奧的口氣講話，那種口氣我聽到了也無動於衷。我渴望寫作的是一部「內心生活的小說」。我想傳播我的感受。我猶豫不決，似乎覺得心裡「有一堆事情要說」，但明白寫作是一門藝術，自己對此並不在行。不過我還是記下了好幾個小說題目，最終下定了決心。我構思了自己的第一部作品。這是一個未遂的私奔故事。女主人公與我同齡，十八歲，與家人一起在一座鄉間別墅度假，一位按習俗與她相愛的未婚夫，要到這裡來與她相會。直到此時，她對平淡無奇的生活感到滿意。可是突然她發現了「別的東西」。一位天才的音樂家讓她看到了真正的價值；藝術、真誠、不安於現狀。她發覺自己過去是生活在假象之中，內心產生了一種激情，一種不曾有過的慾望。音樂家走了。未婚夫來了。她在二層樓的臥室裡聽到歡迎的喧譁聲。她躊躇起來：她剛剛隱約看到的東西，她是保全呢，還是失去？她沒有這個勇氣。她走下樓梯，滿面笑容地進到其他人正在等候她的客廳裡。我對這個故事的價值不抱幻想。這是頭一回我把自己的體驗整理成句子，而且樂於把它寫出來。
我給加利克寄了一封學生給老師的簡訊，他回寄給了我一張老師給學生的小明信片。我不再很想念他。他以自己的榜樣激勵我脫離自己的階層和過去。我註定孑然一身，所以跟著他追求英雄主義。這是一條坎坷的道路，我當然希望這種註定會消除。雅克的友誼帶來了這種希望。當我躺在歐石楠叢中，徘徊在低窪的道路上時，回想的是雅克的模樣。雅克沒有回覆我的信，但時間沖淡了我的失望。他親切的微笑、我們之間的默契、我在他身邊度過的溫馨時刻，這些往事的回憶掩蓋了我的失望。我厭倦了哭泣，幻想我點亮了燈，往紅沙發上一坐。這是在自己家裡。我端詳著雅克。他是我的。毫無疑問，我愛他。他為什麼會不愛我呢？我開始擬訂幸福的計劃。我之所以放棄，是因為我覺得自己無緣得到它，可是一旦覺得有可能，我又開始渴望。
雅克漂亮，一種孩子式的肉感的漂亮，然而他從來沒有引起我任何衝動，也沒有引起我絲毫慾望。我在日記裡有點驚異地記述道：每當雅克有溫柔的表示時，我心裡有某種東西就縮了回去。這也許是我弄錯了吧。我所記述的情況至少意味著，我在想象中保持著距離。我一直把雅克視為一位有點疏遠的大哥。家裡無論敵視也好歡迎也好，他倒是不停地對我們表示關心。大概正因為如此吧，我對雅克所產生的感情都是對一位天使的。
其實這種感情的性質全在於我們無法改變的表親關係，所以我立刻把它歸結為表兄妹之間的感情。我曾經強烈責備喬和麥琪背叛了他們的童年。我想我愛雅克就實現了自己的命運。我經常對自己講我們過去的訂婚，還有他送給我的那塊彩繪玻璃。我慶幸我們在少年時代分開了，這樣我才獲得了重逢這種非常開心的快樂。顯然，這段溫馨的情緣是在天上登記的。
實際上，我之所以相信這是天數，是因為我從中看到了我所有困難的理想解決辦法，儘管這一點我沒有明確表達出來。我厭惡資產階級的陳規陋習，但同時保留著對在黑、紅色書房裡度過的夜晚的懷念，那時我沒有想到我有一天會離開父母。賴紀永家，那套鋪著厚厚的化纖地氈的漂亮房子，那間明亮的客廳，那條陰暗的走廊，對我來講已經算得上一個家。我在雅克身邊看書，心裡想著「我們兩個」，就像過去唸叨著「我們一家四口」一樣。他母親和他姐姐會親切地待我，我父母也會重新變得溫和，我將重新成為大家都愛的女孩，將在這個集體中重新佔據我的位置，而離開這個集體我就只能面對流亡了。而我什麼也不會放棄。在雅克身邊，幸福絕不會是一個夢；我溫馨的日子將一天接一天，我們將天天繼續我們的追求；我們將相互迷戀，但絕不迷失，被共同的憂患聯結在一起。這樣我就能在心靈的寧靜中而不是在心靈的痛苦中，實現自我拯救。在眼淚流盡、窮極無聊之時，我一下子把自己一輩子的賭注押在了這次機會上。我興奮地盼望開學，在火車上，我的心怦怦直跳。
我重新來到那套鋪著褪色地氈的房子裡時，突然清醒過來了。我沒有在雅克家落腳，而是返回了自己家裡。我要在這四壁之間度過這一年。我展望一眼隨後的日月：多麼空虛！昔日的友誼、同窗之情和快樂，我徹底拋棄了。我失去了加利克，雅克嘛，充其量每個月只能見到兩三次，沒有任何可能指望他比過去給予我更多的東西。我又一次感受到清醒過來後的頹唐，看不到任何值得高興的東西。晚上，我要傾倒所有的垃圾，還有疲勞和無聊。在寂靜的栗樹林裡，去年支撐著我的狂熱已徹底消失。一切行將重新開始，除了使我忍受了一切的那種瘋狂。
我如此驚恐，想立刻跑到雅克那裡，因為只有他能幫助我。我父母對他的感情，我說過，模稜兩可。這天早晨，母親不准我去看他，猛烈攻擊他和他對我施加的影響。我還不敢違抗，也不敢真正說謊。我把自己的打算告訴了母親，晚上又向她彙報自己每天所做的事情。我馴服了，但氣得尤其是愁得透不過氣來。我熱切地盼望這次相會盼望了好幾個禮拜，可是母親的一次心血來潮就讓它告吹了！我不寒而慄地明白了自己的依附地位。他們不僅判處我流亡，而且不讓我自由地與無情的命運鬥爭。我所行、所做、所言統統受到監視。他們窺伺我的思想，一句話就能讓我最珍視的計劃付諸東流，剝奪我的一切手段。這一年過去了，我勉強將就了自己的命運，因為我身上發生的重大變化讓我驚愕。現在這段遭遇結束了，我又陷入了孤苦無望。我變得與從前不一樣，我周圍的世界也應該與從前不一樣。一個什麼樣的世界呢？我究竟希望什麼呢？對此我甚至無法想象。這種被動狀態令我絕望。我只有等待。等待多長時間？三四年嗎？當你年屆十八，這可太長了。這三四年，我如果被腳鐐手銬束縛在監獄裡度過，出來時依舊孑然一身，沒有愛情，心灰意冷，一無所有。興許我會去外省教哲學吧：這對我有什麼好處呢？寫作？我在梅里尼亞克的嘗試徒勞無益。如果我還是老樣子，因循守舊、碌碌無為，就永遠不能進步，永遠不能寫成一部作品。是的，那就會天地一團漆黑。平生頭一回，我真的覺得活著不如死了好。
過了一個禮拜，我才得到去看雅克的許可。到了雅克家門前，我感到驚惶失措。他是我的唯一希望，可是我對他的情況一無所知，除了知道他沒有給我回信。他是被打動了還是生氣了？他會怎樣迎接我？我半死不活地圍著那幾座房子轉了一兩圈。嵌在牆壁裡的那個門鈴令我害怕，它像我小時候不小心把手指伸進去的那個黑洞一樣，給人以不會傷人的錯覺。我按了按鈕。像往常一樣，門自動開了，我上了樓梯。雅克微笑著迎接我，我在紅沙發上坐下。他遞給我一封寫給我的信說：「你看吧，我沒有寄出，因為我希望這個只有我們兩個知道。」他滿臉紅到了耳根。我開啟信。作為提示，他寫道：「這與你有關嗎？」他對我不怕譏笑表示祝賀，告訴我「在溫暖而孤獨的下午」他常常想我。他也對我提出忠告：「你如果更有人情味，就不會那麼引起周圍人的反感；再說這樣才更棒，我要說才更值得自豪……」「幸福的奧秘和藝術的極致，是像所有人一樣生活，又不像任何人。」他最後問了這樣一句話：「你願意把我當做朋友嗎？」我心裡升起一輪巨大的太陽。接著雅克斷斷續續地說著。暮色降臨，「這樣不行，」他對我說，「這完全不行。」他陷入了困境，非常煩惱。他曾經相信自己是一個體面的人，現在不再相信了，而蔑視自己，不知道拿自己怎麼辦。我聆聽著他這番話，被他的謙卑所感動，為他的信任所陶醉，而他的沮喪令我心情沉重。我離開他時，心裡像燃著一團火。我在一條凳子上坐下，撫摩著、端詳著他剛剛送給我的禮物：一張漂亮的厚紙，上面有細細的線，畫滿紫色的音符。他的一些忠告令我愕然：我並不覺得自己沒有人情味，並不故意引起別人反感；像所有人一樣生活，這對我沒有任何誘惑力。不過他為我譜寫的華彩樂段，還是令我感動。我反覆看了十遍開頭那句話：「這與你有關係嗎？」這顯然意味著，雅克比他一向表現出來的更珍惜我。但另一個明擺著的事實也不得不承認：他並不愛我，否則他不會如此消沉。我迅速拿定主意。我的錯誤顯而易見：愛和擔心不可能是一回事。雅克讓我回到了現實：燈下促膝談心、丁香花和玫瑰花不適合我們。我們太清醒、太苛求，不可能在愛情的虛假安全中高枕無憂。雅克永遠不會停止焦慮的追求。他絕望到了極點，反過來變得厭惡自己了。我應該效法他，走同樣坎坷的道路。我呼喚阿麗莎和維約萊娜來救助我，因為我陷入了自暴自棄。「我不會愛其他任何人，但我們之間相愛是不可能的。」我這樣決斷。我並不否認這個假期間我強制自己接受的信念：雅克是我的命數。但是我把自己的命運和他的命運聯絡在一起的理由，排除了他會給我帶來幸福。我在他的生活裡有某種作用：那可不是促使他停滯不前，而是要幫助他克服氣餒，繼續他的追求。我立刻行動起來，又給他寫了一封信，建議他從最優秀的作家的作品中汲取活著的理由。
他不給我回信實屬正常，既然我們兩個都希望我們的友誼「只有我們兩個知道」。然而我感到苦惱。一次在他家裡吃晚飯，整個晚上我窺伺著他一個默契的眼神，可是什麼也沒等到。他比平常還過分地裝出滑稽的樣子。「你沒完沒了地裝瘋賣傻。」他母親笑著對他說。他顯得那樣無憂無慮，對我顯得那樣漠不關心，我想這一回我準失算了。他惱火地閱讀了我沒好臉子地硬塞給他的論文。「痛苦啊，痛苦的晚上，他的假面具非常嚴實掩蓋他的臉……我恨不得把心嘔吐出來。」第二天上午我在日記裡這樣寫道。我決計躲起來，忘掉他。可是八天後我媽從他家裡得到訊息，告訴我雅克考試又失敗了，他似乎很痛苦，最好去看看他。我立刻準備了安慰寬心的話，跑了過去。他果然一副沮喪的樣子，倒在一把扶手椅裡，鬍子沒刮，領口敞開，想強露笑顏都沒做到。他感謝我給他寫了信，但似乎不是發自心底。他一再對我說，他毫無用處，是個廢物。他整個夏天過得稀裡糊塗，把一切弄得一團糟。他厭惡自己。我鼓勵他，但言不由衷。我離開時，他低聲對我說：「謝謝你來。」口氣誠摯，令我感動。但我回到家裡還是挺垂頭喪氣的。這一回我無法用高尚的色彩描繪雅克的驚慌不安了。我不知道他這個夏天到底幹了什麼，但我往最壞處設想，譬如賭博、酗酒等，就是籠統地稱為淫樂的那一套。他肯定有辯辭，但我覺得失望的是不得不原諒他。我記起我十五歲時給自己編織愛慕的偉大夢想，傷心地拿它與我對雅克的感情進行比較。不，我並不仰慕他。也許任何仰慕都是受騙上當；也許在所有心靈深處所能找到的，只是一種不可靠的狂歡；也許兩個心靈之間唯一可能的聯絡是同情。這種悲觀情緒不足以使我振作起來。
我們隨後的見面使我陷入了新的困惑。他恢復了常態，發出笑聲，審慎地談到一些理智的打算。「有一天我會結婚的。」他說。這句短短的話令我心煩意亂。這是無心之言還是有心之言？如果是有心之言，那是一種許諾還是一種警告？我之外的另一個女人成為他的妻子，那是我無法忍受的。然而我發覺嫁給他的想法又令我反感。整個夏天我一直抱著這種想法，而現在當我父母熱切盼望這樁婚事時，我卻想逃避。我從中看到的不再是自己的拯救，而是自己的失落。好幾天我一直生活在恐懼之中。
我再去雅克家裡時，他與一些朋友在一起。他一一向我介紹他的朋友們，然後繼續他們之間的交談，談論的是酒吧和酒吧男招待、金錢上的煩惱和聽不明白的男女私通之類。我感到高興的是，我的到來沒有擾亂他們的交談。然而他們的交談令我沮喪。雅克讓我等他把朋友送到車上。我癱倒在紅沙發上，極度煩躁，啜泣起來，直到雅克回來，才恢復平靜。他換了一副表情，話語中透露出真摯的柔情。「你知道，像你我之間這種友誼很不尋常啊。」他對我說。他和我下樓到了拉斯帕耶大街上。在陳列著日裔畫家藤田嗣治一幅白色畫作的櫥窗前，我們停了好大一會兒。第二天他就出發去了維蘭堡，他要在那裡待三個星期。我寬慰地想，在整個這段時間，這個溫馨的黃昏將作為最後的回憶一直陪伴著我。
然而我的煩躁不安並沒有平復，我再也不明白自己是怎麼回事，有時雅克就是一切，另一些時候他又絕對什麼也不是。令我吃驚的是我有時感覺到的「對他那種恨」。我尋思：「為什麼只有在期待、懊悔和憐憫中，我才感受到柔情的巨大沖動？」一想到我們彼此相愛我就不知所措。如果我對他的慾望麻木，我就會覺得自己精力衰竭了。然而我注意到：「我需要他，但不是需要見到他。」我不再像去年那樣感到興奮，我們的交談令我意志消沉。我寧願遠遠地想念他，而不想和他面對面。
他走了三週之後，有一次我穿過索邦大學的廣場時，看見他的汽車停在阿庫爾咖啡館的露天座旁。多麼意外！我知道他的生活並不與我日夜相伴，我們談起這一點時總是閃爍其詞，我一直處於邊緣。可是我真心認為，在我們的交談中，他總是流露出自己最真實的一面，可是這輛停放在便道邊的小汽車，卻對我顯示了相反的一面。此時此刻、每時每刻，雅克實實在在地存在著，不過是為其他人，而不是為我。我們頻繁地一週周、一月月小心翼翼地相會，有什麼作用呢？一天晚上他上我家來了，顯得很可愛，可是我非常失望。為什麼？我越來越弄不明白了。他母親和他姐姐暫住在巴黎，我再也無法單獨見到他。我覺得我們在玩捉迷藏，也許我們最終會永遠不再相會。我愛他還是不愛？他愛我嗎？母親一再半認真半開玩笑地告訴我，他曾經對他母親說：「西蒙娜嘛，她很漂亮，遺憾的是，弗朗索瓦絲姨媽給她穿得太難看了。」這個批評不是針對我的，我記住了他喜歡我的長相。他才十九歲，學業尚未完成，還要服兵役。談到婚姻時他只是含糊地暗示，這是正常的。這種保留態度並不說明他接待的熱情、他的微笑和手的按壓是裝模作樣。他在給我的信中寫道：「這與你有關嗎？」這一年日耳曼娜姨媽和蒂蒂特對我的親切態度中，都有一種串通一氣的意味：他的家庭和我的家庭一樣，似乎都把我們看成已經許配了。可是，他究竟是怎麼想的呢？有時他顯得那樣無動於衷！十一月底我們在一家餐館與他父母和我父母一塊吃晚飯。他談天說地，還開玩笑。他的在場非常好地掩飾了他的心不在焉。我被這種假模假式給弄得暈頭轉向。這天夜裡我哭了半夜。
幾天後我平生頭一回看到一個人過世：我伯父加斯東因腸梗阻突然死了。他彌留了整整一夜。瑪格麗特伯母一直握住他的手和他說話，他已經聽不見。他的孩子都守在床頭，我父母、妹妹和我也一樣。他喘著氣，嘔吐出一些黑糊糊的東西。他停止呼吸後，下巴便耷拉著了，家人便在他頭上纏了一條繃帶。我從沒見落過淚的父親嗚咽起來。我的絕望之強烈令所有人和我自己感到意外。我很愛我伯父，也珍惜我們清晨在梅里尼亞克打獵的回憶。我很愛我堂妹讓娜，一想到她成了沒有父親的孤兒，我就不寒而慄。可是無論我的懷念還是我的同情，都無法解釋這兩天使我痛苦不堪的騷動。我無法忍受伯父臨死之前投向伯母的那呆滯的目光，它顯示一切已經無法挽回。「無法挽回」「無可補救」這類詞在我頭腦裡震響，使我頭痛欲裂；同時另一個詞在迴響：「不可避免」。我將來可能也會在我長久所愛的男人眼睛裡看到那種目光。
是雅克來安慰我。看到我痛苦不堪的眼神，他顯得非常激動，對我異常親切，我不由得擦乾了眼淚。一次在他外祖母弗蘭丁夫人家吃晚飯時，老太太隨便對我說了一句：「你如果不幹活兒，你就不是你了。」雅克溫柔地看著我說：「我希望她還是她。」我立刻想：「我懷疑錯了，他是愛我的。」第二週我在他家吃晚飯，在簡短的個別交談中，他告訴我他已經擺脫煩惱，但擔心自己正在資產階級化。隨後飯一吃完，他立刻離去了。我為他編造離去的種種理由，但沒有一條能令我信服。他如果眷戀我，是不會離去的。他是否深深地眷戀著某種東西？我覺得他顯然心猿意馬、三心二意，沉迷於庸俗的友情和低俗的煩惱，對摺磨著我的問題根本不關心，思想上缺乏信念。我重新陷入了惶惶不安。「我有時不是對他反感嗎，難道不能徹底擺脫他？我愛他，強烈地愛他，卻不知道他是否為我而生。」
事實上，雅克和我之間有許多不同之處。仲秋時節，我在描繪自己的肖像時，首先記述的是我的認真：「一種刻苦的、不折不扣的認真，我不知道其理由何在，但崇奉為壓倒性的需要。」自孩提時代起，我一直表現得固執、極端，並引以為豪。其他人在信仰、懷疑、慾望或計劃等問題上大都半途而廢。我就瞧不起他們那種不冷不熱的態度。我無論對待自己的情感、想法還是所做的事情，都是一貫到底。我決不輕易做任何事情，正如幼年時代我就希望，自己生活中的一切都有需要證明是合理的。我知道這種固執使我失去了某些優點，但根本談不上放棄它。我的認真就是「整個我」，而我非常珍惜自己。
我並不責怪雅克隨隨便便、不合常理、含糊其詞，我覺得他比我更懂藝術，更敏感、更憨直、更有天分。有時我復活特阿真尼和歐福裡翁的神話，準備把他具有的優雅置於我的長處之上。過去在莎莎身上我找不到任何可批評的地方，可是雅克的某些特點使我覺得彆扭，例如「他對形式的興趣，他不分物件表現得過分熱情，他有點裝腔作勢的輕蔑態度」等。他缺乏深沉、缺乏韌性，有時我感到更為嚴重的是，他缺乏真誠。我會為他的迴避態度感到惱火，甚至懷疑他故意以懷疑作藉口，避免任何努力。他自怨自艾什麼也不信，我就竭力給他提出一些目標。我覺得致力於自我培養和自我豐富是令人激動的事情。我正是從這個意義上理解紀德的這句格言：「把自己變成一個不可替代的人。」可是隻要我提醒雅克，他就聳肩膀，說：「為了這個嘛，只要躺下睡著就成啦。」我督促他寫作，肯定他只要願意，準能寫出好書。「有什麼用呢？」他回答我說。那麼製圖、繪畫呢？他有這方面的天賦。他還是回答我：「有什麼用呢？」我的所有建議，他都以這短短五個字加以應付。「雅克固執地要在絕對中建設。他可能經常閱讀康德的著作。循著這個方向，他將一事無成。」一天，我天真地這樣記述道。然而，我感覺到雅克的態度與形而上學毫無關係，平常我對它評價嚴厲，因為我不喜歡懶惰，也不喜歡冒失，不喜歡見異思遷。在他那方面，我感到我的誠意常常使他惱火。友誼可以應付這些分歧，但這些分歧使共同生活的前景令人生畏。
如果我只是注意到我們兩個是性格不合，我也不會這樣不安。可是我發現這還牽涉別的東西，牽涉我們的生活目標。在他說出結婚兩個字那一天，我深思熟慮地歸納了我們之間的分歧：「他能享受美好的東西就滿足了，接受豪華和安逸的生活，喜歡幸福。我呢，需要一種無法滿足的生活，需要行動、需要努力、需要實現；我要有一個追求的目標，要有必須戰勝的困難，要有等待完成的事業。我天生不崇尚豪華，絕不會滿足於令他滿足的東西。」
賴紀永家的豪華沒有任何異乎尋常之處，我實際上拒絕的東西，我責備雅克接受的東西，是資產階級的地位。我們的諒解是建立在一種誤解的基礎上，這種誤解正是我心煩意亂的原因。在我眼裡，雅克正在逃離他的階級，因為他惶惑不安。我並不明白，惶惑不安正是資產階級的這一代人試圖自我補償的方式。然而我感覺到，一旦婚姻使他擺脫了惶惑不安，雅克就與他的年輕老闆和家長的角色完全吻合了。實際上，他的全部希望，就是有一天能夠滿懷信心地擔當起他的出身所賦予他的角色。他指望靠結婚——就像帕斯卡指望靠聖水——來幫他獲得他所缺乏的信仰。這個我還沒有了然於胸。不過我明白，他是把結婚視為解決辦法，而不是視為起點。談不上共同攀上頂峰。如果我成了賴紀永夫人，那麼我就必定要負責維持一個「封閉的家庭」。也許這與我個人的嚮往並非絕對不可調和吧？我本來對調和就抱有疑慮，這方面的調和尤其讓我覺得危險。等到與雅克共同生活時，我就很難在他面前維護我自己，因為他的虛無主義已經感染了我。我強調自己明顯的愛好和意願，以此拒絕他的虛無主義，往往獲得成功。然而在洩氣的時候，我就傾向於認為他有道理。在他的影響下，為了討好他，難道我不會聽任自己犧牲構成「我的價值」的一切嗎？我反抗這種損害自己的做法。這就是為什麼整個去年冬天我對雅克的愛情那樣痛苦。或者他糟蹋自己，離開我而陷入迷惘，使我感到痛苦；或者他從「資產階級化」之中尋求平衡，這種資產階級化本應使他接近我，但我從中看到的卻是失落。我不能在他思想混亂的狀態下跟隨他，不願和他安於一種我所蔑視的秩序。我們兩個誰也不信奉傳統價值準則。不過我決心去發現或創造另外的價值準則，而他在傳統價值準則之外什麼也看不見。他搖擺於放任和消沉之間，他所聽從的智慧是附和的智慧；他不考慮改變生活，而是適應生活。可我尋求的是超越。
我常常感到我們彼此互不相容，懊惱地想：「幸福、生活，就是他！啊！幸福、生活，應該是一切！」然而，我下不了決心將雅克從我心裡趕走。他出發去周遊法國一個月，拜訪神甫和教堂，設法推銷賴紀永牌彩繪玻璃。正值冬季，天氣寒冷。我又開始渴望有他在身邊的溫暖、平靜的愛情和一個屬於我們、屬於我的家。我不再給自己提種種問題，而是閱讀莫里亞克的《與青春告別》，熟記了其中一些沉悶、冗長的段落，走在街上獨自默誦。
我之所以迷戀這愛情，是因為我在猶豫之中始終對雅克保持著一種激烈的感情。他富有魅力、迷人，他那反覆無常但真心實意的殷勤，攪亂過不只一顆芳心。我的心是不設防的，一個語調、一個眼神，足以使我感激涕零。雅克不再令我讚賞，現在我要理解書和畫，再也用不著他了。但是他的信任和他的近乎自卑打動了我。所有其他人，知識狹隘的青年人，老成持重的成年人，都認為自己無所不知，當他們說「我不明白！」時，那絕不是承認他們錯了。我多麼感激雅克這種拿不準的態度！我願意幫助他，就像他過去幫助我一樣。我比過去還更加覺得有一種契約把我和他聯絡在一起，按照這種契約拯救他比拯救我更為迫切。我堅定地相信這種命定，尤其因為我不認識任何一個可以說上兩句話的男人，無論是年輕的還是年老的。如果雅克不是為我而生的，那麼就沒有任何男人是為我而生的，就又得回到我覺得苦不堪言的孤獨之中。
我重新鍾情於雅克的時候，重新樹立了他的偶像：「一切我感到來自雅克的東西，在我心目中都像一種遊戲，都缺乏勇氣，都顯得怯弱——而後我才看出他對我所說的話的真意。」他的懷疑態度表明他頭腦清醒；實際上，當我用人類目標可悲的相對性來掩飾自己時，是我缺乏勇氣。他敢於承認沒有任何目標值得付出努力。他經常在酒吧裡浪費自己的時間嗎？他是在那裡躲避絕望，而且在那裡他有時還感受到詩意。不要責備他浪費，而應該欣賞他揮霍：他就像他喜歡引述的那位國王圖勒，那位國王為了能夠嘆息一聲，而把自己最美麗的金盃扔進了海里。如此高雅的舉動我可做不到，我不能不承認其難能可貴。我相信有一天，雅克會將這樣的高雅舉動表現在一部作品裡。他並沒有讓我完全洩氣：他不時告訴我他想出了一個挺棒的題目。應該有耐心，應該相信他。這樣我就從失望中產生了艱難地振作起來的熱情。
我如此頑強的主要理由，是除了這愛之外，還有我的生活令人絕望地空虛和沒有意義。雅克僅僅是雅克，但是離開了，他就成了一切，成了我所不擁有的一切。是他給了我快樂，也給了我痛苦，而唯有我的痛苦之強烈，才能讓我擺脫我所陷入的無聊的煩惱。
十月初，莎莎回到了巴黎。她剪短了她那頭漂亮的黑髮，新發式討人喜歡地顯示出了她那張有點瘦削的臉。她的穿著是聖托馬斯·阿奎那式樣的，舒適，儘管不講究，頭上總戴著鐘形小帽，一直壓到眉毛，而且常常戴手套。我與她重逢的那一天，我們是在塞納河的河堤和杜伊勒利王宮花園裡度過的。她樣子顯得嚴肅，甚至有點憂傷——現在這是她習慣的表情了。她告訴我她父親的地位發生了變化。馬比耶先生希冀的國家鐵路總工程師的職位，給了拉烏爾·多特里。他一氣之下，接受了雪鐵龍公司早先向他提出的建議。他將賺很多錢。馬比耶一家將搬進貝利街一套豪華公寓。他們買了一輛汽車，勢必外出和接待客人比從前多得多。莎莎看上去並不為此感到高興，不耐煩地對我談到這種強加到她頭上的社交生活。我明白她去參加人家的婚禮、葬禮、洗禮、初領聖體儀式、飲茶、午餐、慈善拍賣、訂婚點心、家庭聚會和舞會時，並不感到由衷的高興。她仍然像過去那樣嚴厲地看待她的階層，甚至感受到來自本階層更大的壓力。放假之前我借給了她幾本書，她告訴我那幾本書使她思考了很多。《大個子莫林》她讀了三遍，從來沒有一本小說使她如此心潮起伏。我覺得她突然離我很近了，也對她稍許談到我自己。在許多問題上，她與我想的完全是同樣的事情。「我找回了莎莎！」天色向晚我們告別時，我欣喜地想道。
我們養成了習慣，每到星期天早晨總一塊散步。無論在她家裡還是在我家裡，我們想促膝交談都不大可能，我們又完全沒有上咖啡館的習慣。「所有這些人在裡面幹什麼？難道他們沒有家嗎？」一次經過攝政咖啡館門口時，莎莎這樣問我。因此我們去盧森堡公園的小徑上或香榭麗舍大街閒逛。天氣晴好時，我們就坐在草地邊的鐵椅子上。我們在阿德麗安娜·莫尼埃借書處借了同樣幾本書，饒有興趣地閱讀著阿蘭-傅尼埃和雅克·裡維埃的通訊錄。我們談論、議論我們的日常生活。莎莎與馬比耶太太之間遇到了問題，馬比耶太太責怪她花在學習、看書和音樂方面的時間太多，而忽略了「她的社會責任」。莎莎喜歡看的書讓她覺得可疑，令她感到不安。莎莎像從前一樣敬愛母親，不忍心給她增添痛苦。「然而有些東西我不想放棄！」莎莎用焦慮的口氣對我說。她擔心將來會發生更嚴重的衝突。麗麗時不時地與一個又一個男人見面，她已經二十三歲，最終總算嫁了出去。於是，家裡就考慮要嫁莎莎了。「我不會聽憑擺佈的，」她對我說，「可是這樣我不得不和媽媽爭吵！」除了沒有對她談到雅克和我在宗教方面的變化，我也對她談了許多事情。與雅克一塊吃過晚飯後的那一夜，我是在眼淚中度過的，第二天感到自己無法獨自捱到晚上，便去敲莎莎家的門，在她面前一坐下，我就號啕大哭起來。莎莎驚愕不已，我便把一切都告訴了她。
照習慣，每天最明亮的時候，我總鑽在學習裡面。這一年朗貝爾小姐講授邏輯學課和哲學史課。我首先攻讀這兩門課的文憑。重新學哲學令我感到高興。我仍然像小時候一樣，對自己存在於這世界上感到奇怪：這世界是從哪兒來的？它要向哪兒去呢？我常常痴心地這樣尋思，在日記本里也這樣叩問。我覺得自己「受到一種魔術手法的愚弄，這種魔術手法的技巧雖然幼稚，但讓人揣摩不透」。我希望即使不能把它揭穿，也要對它嚴密防範。由於我所掌握的全部知識就是特雷庫爾教授的那點東西，因此我便開始對笛卡兒和斯賓諾莎的體系進行艱難的探索。這兩個體系有時把我帶到一個很高的無限的境界，我瞥見大地在自己腳下宛如一個蟻穴，就連文學也變成了毫無意義的嗡嗡聲。有時，我在哲學裡又只看到一些笨拙地堆砌在一起的東西，與現實毫不沾邊。我研究康德。康德讓我相信，誰也不會對我亮出底牌。他的批判在我看來是那樣中肯，我很高興馬上就理解了，於是不再傷心。然而，如果這種批判對我連宇宙和我自己都解釋不清楚，我就不知道我還能有求於哲學什麼了。對於我事先就不服的學說，我的興趣有限。我寫了一篇關於「笛卡兒著作中本體論的表現」的論文，朗貝爾小姐認為平庸。然而她決定關心我，讓我受寵若驚。在她講授邏輯學的課堂上，我開心地打量她：她總是藍色的長外衣，樸素但講究。我覺得她那熱情而又冷淡的目光有點乏味，但是她的微笑總是讓我感到意外，使她那副嚴肅的面孔變成一副有血有肉的面孔。據說她在戰爭中失掉了未婚夫，經歷了這次哀痛之後，她就厭世了。她引起人們的迷戀，有人甚至指責她濫用自己的巨大影響，一些女大學生出於對她的愛，加入她在達尼埃魯夫人身邊領導的宗教團體「第三會」。在引誘了這些年輕心靈之後，她卻躲避他們的崇敬。可這並不重要。在我看來，僅僅會思考或僅僅會生活是不夠的。得到我完全尊重的，僅僅是「思考自己生活」的人。然而，朗貝爾小姐並不是在「生活」。她講課、為論文忙活，我覺得這種生活十分枯燥乏味。不過，我喜歡在她那間像她的長外衣和眼睛一樣的藍色辦公室裡坐一坐。她辦公桌上的一個水晶玻璃花瓶裡，總是有一枝玫瑰色的茶花。她向我推薦一些書，借給我《西方的誘惑》，作者是一個當時並不出名的青年人，名叫安德烈·馬爾羅。她一個勁地盤問我本人的情況，但並不讓我感受到驚嚇。我放棄了信仰這件事，她輕易地接受了。我對她談到許多事情和我的愛情。她是否認為人應該順應愛情和幸福呢？「西蒙娜，你認為一個女人能夠脫離愛情和婚姻而自我完善嗎？」她焦慮地看著我問道。毫無疑問，她也有自己的問題，但作出這種暗示，這是絕無僅有的一次。她的角色是幫助我解決我的問題。我聽從她，但沒有多大信心。我不能忘記，她儘管小心謹慎，但把希望寄託於上天。不過，我感激她這樣熱情地關心我，她的信任對我是一種鼓舞。
七月份我報名參加了「社會團隊」，婦女分部的領導人——一個臉色發紫的胖女人，讓我領導美麗城隊。十月初她召集了一次「負責人」會議，向我們作指示。我在這次會議上遇到的姑娘，遺憾地都像我過去在德西爾學校的女同學。我有兩個合作伙伴，一個負責教英語，另一個負責教體操。她們兩個都接近三十歲了，可是晚上沒有父母陪同從來不外出。我們小組設在一個社會救助中心。這個中心由一位高個子、褐色頭髮的姑娘管理，她相當漂亮，年約二十五歲，名叫蘇珊娜·布瓦格，對我友好。不過，這些新活動很不令我滿意。每週一個晚上，我給一些小女學徒講解兩個鐘頭巴爾扎克或維克多·雨果，借給她們書，和她們交談。她們來的人相當多，也來得相當勤，但主要是為了互相見面，當然也是為了與救助中心保持良好關係，因為救助中心為她們提供更實惠的服務。中心也接納了一隊男人。娛樂活動、舞會相當經常地使男孩和女孩聚在一起。跳舞、調情及有關的一切活動，遠比學習小組更吸引他們。我覺得這挺正常。我的學生整天在縫紉車間或時裝車間裡工作。人們教給她們的知識毫無條理，既與她們的經驗不沾邊，又對她們毫無用處。我看讓她們閱讀《悲慘世界》或《高老頭》倒並無不妥。不過加利克如果認為我能給她們帶來修養，他就錯了。我討厭遵循訓示，去對她們談論人類的偉大或痛苦的價值；我覺得這樣無異於對她們的嘲諷。至於友誼，加利克在這方面也愚弄了我。救助中心的氣氛相當快樂，但是在美麗城的年輕人與像我一樣來這裡的年輕人之間，既談不上什麼親密關係，也沒有什麼相互交流。大家在一起消磨時間，如此而已。我的幻想的破滅殃及了加利克。他來舉行了一次講座，那天晚上的大部分時間，我是與蘇珊娜·布瓦格和他一塊度過的。我曾經熱切盼望成年之後有一天能與他平等交談。可是這次交談讓我覺得枯燥乏味。他翻來覆去地談同樣幾點看法：應該用友誼取代仇恨；不應該考慮政黨、工會和革命，而應該考慮行業、家庭和地區；問題是要拯救每個人身上的人類價值。我心不在焉地聽他談論。我對他的仰慕和對他的事業的信念同時消失殆盡。不久蘇珊娜·布瓦格請我給貝爾克的病人上函授課，我接受了。我覺得這工作雖然不起眼卻有效果。然而總的來講，我認為這種活動是一種令人失望的解決辦法。人們找一些騙人的藉口，表明自己是竭誠為他人服務。我並不認為這種活動所採取的形式，可以不同於我所譴責的形式。我雖然預感到團隊中有一個騙局，但還是成了受害者。我以為與「大眾」進行了真正的接觸，覺得「大眾」真誠、尊重他人，準備與特權者合作。這次弄虛作假的經歷，只增加了我的無知。
就個人而言，團隊令我最看重的，是它讓我在家庭外面度過晚飯後的時間。我與妹妹恢復了十分親密的關係。我對她談論愛情、友誼、幸福以及她面臨的陷阱、快樂和內心生活的美妙之處。她閱讀弗蘭西斯·雅姆、阿蘭-傅尼埃的作品。相反我與父母的關係都卻沒有改善。他們如果意識到他們的態度對我的影響有多大，想必會從心底裡感到難過。可是他們並沒有意識到。他們把我的興趣和看法視為對理性和他們本人的挑釁，時刻予以反擊，往往還求助於他們的朋友。他們異口同聲地揭露現代藝術家們的江湖騙術、公眾的追趕時髦、法蘭西和文明的衰落。在如此大張撻伐之時，所有目光都怒視著我。弗蘭紹先生非常健談，醉心文學，是幾本自費印刷小說的作者，一天晚上譏諷地問我覺得馬克斯·雅各布《搖擲骰子的杯子》美在何處。「唔！」我冷淡地回答，「第一眼不容易看透。」大家哈哈大笑。我承認我剋制住了自己。在這種情況下我沒有別的選擇，要麼賣弄學問，要麼粗暴對待。我竭力不對挑釁作出反應，可是我父母對我這樣裝死仍不放過。深信我受到不良影響，他們懷疑地盤問我：「你那個朗貝爾小姐到底有什麼特別？」我父親這樣問道。他責怪我沒有家庭觀念，對外人比對家裡人還喜歡。母親原則上贊同對自己所選擇的朋友可以比對遠親更喜歡，但認為我對莎莎的感情太過分。我在莎莎家突然哭起來那一次，我告訴母親我去看莎莎了：「我去莎莎家了。」「你星期天已經見過她了，」母親說，「你沒有必要時時刻刻泡在她家裡！」隨後是一頓長時間的訓斥。另一個衝突的原因，是我所讀的書。母親不能容忍，翻閱一下讓-裡夏爾·布洛克的《庫爾德斯坦之夜》，臉都變白了，向所有人訴說我讓她操心，向我爸、向馬比耶太太、向我的伯母姨媽、向我的堂姐妹表姐妹，向所有人訴說。我沒有辦法順從，我感到周圍的人都不信任我。每天晚飯後還有每個星期天的時間，對我來講多麼漫長！母親說我臥室裡的壁爐不能生火，我只好在客廳裡支一張橋牌桌，因為客廳裡的蠑螈爐生著，而門通常是敞開的。母親進進出出，走來走去，俯到我肩頭上問：「你在幹什麼？這是本什麼書？」她身體健壯，有消耗不盡的精力，是個典型的樂天派，不是唱就是笑或者開玩笑，試圖憑她一個人恢復爸爸不是每天晚上離開我們時的那種熱鬧快樂的氣氛、那種人人開心的氣氛。她要求我配合她，如果我不活躍，她就會不安起來：「你在想什麼？你怎麼啦？為什麼現出這副樣子？當然嘍，對你娘，你是啥也不想說的……」等她上床睡了，我的心太累，沒法享受這間歇了。我多想只要能去看場電影！我往地毯上一躺，手裡拿本書，頭腦昏昏沉沉，往往就要睡著了，只好去床上睡覺，心裡亂糟糟的。早晨一醒來就覺得煩，一天天愁眉苦臉地捱日子。書也讓我反感，我談得太多了，它們重複來重複去，都是老一套，沒有給我帶來新的希望。我寧願去塞納街或波埃蒂街的畫廊裡消磨時光，畫能激發我的想象力。我試圖忘掉自我，有時沉迷於夕陽的餘暉之中，望著淡綠色的草地旁邊不起眼的黃色菊花被映得金光閃閃。當路燈燈光把卡魯澤爾的樹木枝葉映得像歌劇院的劇院的佈景時，我正聆聽著噴泉的聲音。我並不缺乏情趣，一道陽光就足以使我熱血奔湧。可是正值秋季，秋雨濛濛，我難得有開朗心情，而且很快陰霾四起。無聊回來了，絕望接踵而至。如此過去的這一年一開頭就不好，我本來打算融入世界，可是人家把我關進了籠子，然後將我放逐了。我經過消極的努力，即與過去和我的階層決裂，才算擺脫困境。我也有重大發現，即發現了加利克、雅克的友誼和書籍。我對前途又充滿了信心，高高地翱翔在天空，飛向可歌可泣的未來。摔得多慘！重新來過，未來就是今天，所有諾言都應該立刻兌現。應該服務。服務於什麼？服務於誰？我讀了很多書，思考了很多，學到了很多東西，我準備好了，我有豐富的知識，但沒有任何人對我提出任何要求。我覺得生活非常充實，為了響應生活無窮無盡的召喚，我狂熱地力圖運用我的一切。可是，我空空如也，沒有任何聲音懇求我。我覺得自己有力量搬起整個大地，可是找不到一顆可以搬動的石子。我的幻想頓時破滅了：「我太好高騖遠啦！」放棄榮譽和幸福是不夠的，我甚至不再要求我的一生富有成果，不再要求任何東西。我痛苦地瞭解到「存在的枯燥乏味」。我為了謀求一個職業而學習。可是職業是一種手段，追求什麼目的呢？結婚嗎，為什麼結婚？撫育孩子像批改作業一樣，都是沒有用的老一套。雅克說得對：有什麼用呢？人們都甘心碌碌無為地生活，我不行。朗貝爾小姐和我母親一樣打發著死氣沉沉的日子，滿足於忙忙碌碌。「我呢，希望有一種異乎尋常的要求，不讓我有時間關注任何事情！」可是我沒有受到這樣的要求，情急之下，把自己特殊的個例視為了普遍的情形。「沒有任何東西需要我，沒有任何東西需要任何人，因為沒有任何東西需要存在。」
因此我在自己身上重新發現了這種「新的世紀病」。它是馬塞爾·阿爾蘭刊在《新法蘭西雜誌》上一篇引起巨大反響的文章中揭示的。他闡釋道：「我們這一代人失去了上帝而得不到慰藉，我們苦惱地發現，在上帝之外只存在要操勞的事情。」我幾個月前讀到這篇文章，頗感興趣且並不感到困惑。沒有上帝我感覺挺好，有時我用上帝之名，那是為了表明在我眼裡有著完美光輝的一種虛無。現在還是這樣，我根本不希望上帝存在。我甚至覺得，就算我信奉上帝，也會討厭他。在上帝瞭如指掌的道路上摸索前進，情緒受上帝恩寵擺佈，被上帝無懈可擊的裁判弄得目瞪口呆，我的生存只能是一場愚不可及、毫無意義的考驗。任何詭辯都無法讓我確信，全能的上帝需要我受苦受難。或者，這其實只是愚弄人。過去，當大人抱著傲慢的態度，開心地把我的生活變成幼稚的滑稽戲時，我憤怒得直髮抖。如今，我還是會憤怒地拒絕讓自己充當上帝的仿效者。如果我在天上也發現，柔弱與嚴酷、心血來潮與虛假的必然性（這種必然性自我出生以來一直壓抑著我）令人髮指地結合在一起，那麼我絕不會企盼昇天，而寧願選擇下地獄。上帝目光裡閃爍著狡黠的慈悲，卻偷走了我的大地、我的生命，偷走了別人和我自己。我把從上帝手裡拯救自己，視為一次重大機會。
那麼，為什麼我一再說「一切都是虛妄」呢？實際上，我感到痛苦，是因為被從童年的天堂裡趕了出來，而又沒有在大人那裡找到一個位置。我踞於絕對之中，居高臨下地俯視著排斥我的這個世界。現在，我如果要做事、要創作一部作品、要自我表達，就必須從絕對之中下來。可是，我的藐視已然使這個世界化為烏有，我看到自己周圍全是虛無。應該承認，我還沒有任何發現。愛情、行動、文學作品等等，我僅僅是在頭腦裡轉動著一些概念。我抽象地質疑一些抽象的可能性，從而推斷出現實可悲地沒有任何意義。我希望牢牢地抓住某種東西。受了這種強烈的不確定的慾望的矇騙，我把它與無止境的慾望混為一談。
如果我想到了自己狹隘、無知到了何等地步，我的知識貧乏、無能為力也不會令我如此不安。會有一項任務需要我，就是了解資訊。說不定很快就有其他一些任務需要我去完成。可是糟糕透頂的是，人被囚在沒有鐵窗的牢房裡，甚至意識不到有障礙物遮住了地平線；我在濃霧中飄泊，還以為濃霧是透明的。那些我不掌握的東西，我連它們的存在也沒有瞥見。
對歷史我不感興趣，除了沃拉貝爾關於二次復辟那本書，人們讓我閱讀的回憶錄、記敘文、編年史，在我看來全都像龔特蘭小姐講授的課一樣，只是一些沒有什麼意義的趣聞軼事。而眼下所發生的事情，也不大值得我更多地注意。父親和他的朋友不厭其煩地談論政治，可我知道一切都是曲直顛倒的，我根本不想去蹚這渾水。令他們激動不已的那些問題，如使法郎恢復堅挺、撤出萊茵河地區、國際聯盟的烏托邦等，在我看來與家務事和金錢方面的煩惱，屬於同一類問題，都與我不相干。雅克、莎莎也都不關心，朗貝爾小姐從來不談論，《新法蘭西雜誌》的作家——我幾乎不閱讀其他作家的作品——都不觸及這些問題，除了德里歐·拉羅舍爾有時會觸及，但用的是我無法理解的語言。在俄國可能發生了一些事情，但那很遙遠。在社會問題上，團隊搞亂了我的思想，而哲學對之不屑一顧。在索邦大學，我的老師壓根兒不知道黑格爾和馬克思。布蘭斯維克在他那本厚厚的關於「西方意識的演進」的著作裡，僅僅用了三頁講述馬克思，而且是把他與最默默無聞的反動思想家之中的一個相提並論。他給我們講授科學思想史，可是沒有人給我們講述人類的遭遇。人類在世間催趕的沒有尾巴和腦袋的巫魔，可能引起專家的好奇，但不值得哲學家去關心。總之，當哲學家明白他什麼也不知道，而且沒有什麼值得知道時，他就知道了一切。這就是為什麼我在一月份寫下了這句話：「我知道一切，我繞著萬事萬物走了一圈。」我所歸附的主觀唯心論，使世界不再深奧和奇特。即使在想象中，我也沒有找到任何可以抓住不放的實在的東西，這不足為怪。
一切事情，包括我自己的狀況、雅克的影響、人們教我的意識形態和當代文學等湊到一起，使我認識到世事的缺陷。大部分作家反覆表達「我們的不安」，誘導我清醒地絕望。我把這種虛無主義推到了極端。一切宗教、一切道德，包括「自我崇拜」，都是騙局。我認為——不無道理地——過去我得意揚揚保持的狂熱是假的。我放棄了紀德和巴雷斯。在任何計劃中，我都看到一種逃避，在工作中看到一種又一種同樣毫無意義的消遣。莫里亞克的一位年輕主人公認為，他所得到的友誼和快樂就像一些「樹枝」，搖搖晃晃地把他支撐在虛無之上。我借用他這句話。人可以抓住樹枝，但條件是不把相對和絕對、失敗和勝利混為一談。我評價他人所根據的是這樣的標準：在我看來，只有那些不弄虛作假、正視侵蝕著一切的這種虛無的人才存在；其他人都不存在。我憑理性把閣員、院士、受勳的先生，總之所有達官貴人，都看成野蠻人。一個作家應該受到詛咒，一切成功都引起懷疑，我尋思寫作這件事本身是否就無隙可乘。只有臺斯特先生的沉默，我覺得才尊嚴地表達了人類徹底的絕望。我以上帝不存在為名，復原上帝的存在啟示我的棄世理想。可是這種苦行不再通向任何救贖。總而言之，最乾淨利落的態度是自盡。我同意這個說法，並且欣賞形而上學意義上的自盡。然而我自己不考慮求助於這個辦法。我太怕死。有時一個人待在家裡，我會像十五歲時那樣掙扎，渾身發抖、兩手沁汗、精神失常，大喊大叫：「我不想死！」
死亡已經摺磨著我。由於我還未曾投身於任何事業，時間分解成沒完沒了地相互否定的時刻；我可不甘心「這種多重的、零碎的死亡」。我成頁地抄錄叔本華、巴雷斯的作品和諾阿耶夫人的一些詩。由於看不到活著的理由，我覺得死亡尤其可怕。
然後我極為強烈地熱愛生命。很少一點東西就足以使我對生命、對自己充滿信心，譬如貝爾克的某位學生的一封來信、美麗城一位女藝徒的微笑、訥伊一位女同學的知心話、莎莎的一個眼神、一聲謝謝、一句溫柔話等等。只要感覺到自己有用或者有人愛，眼前就豁然開朗，便重新抱有希望：「被人愛、被人欣賞，成為必不可少的。成為一個人物。」我越來越確信自己「有一大堆事情要講出來」，我一定要把它們講出來。十九歲生日那天，我在索邦大學圖書館裡寫了一段長長的對話，其中交替的兩個聲音都是我的聲音：一個聲音說一切皆空，表示反感和厭倦；另一個聲音斷言存在是美好的，即使無所作為。從一天到另一天，從一個鐘頭到另一個鐘頭，我忽而頹喪，忽而得意揚揚。可是在整個秋天和整個冬天，支配著我情緒的，是憂慮有一天重新看到自己「被生活打敗」。
這些搖擺、這些懷疑都要讓我瘋了，煩惱都要悶死我了，我的心情非常糟糕。我憑著自己年輕、身體好而猛地撲進了不幸之中。這精神上的痛苦像肉體上的痛苦一樣殘酷地折磨著我。我在巴黎亂走，一走就是好幾公里，被淚水模糊的目光在陌生的景物上移動，走得肚子都餓癟了，便進到一家糕點店，買一個甜圓麵包吃，一邊自我解嘲地背誦海涅的這句話：「不管你怎樣哭天抹淚，最後總要擤鼻涕。」在塞納河河堤上，我淚眼迷離地背誦拉福格的詩句安慰自己：
心愛的，錯過了時機，我心已傷透
不想抱怨你了，不過我哭了這樣久……
我喜歡感受眼睛的灼熱。可是有時候，我的所有武器都從手裡跌落了，我便躲到一座教學樓的側道上去靜靜地哭泣，心情沮喪，把頭埋在雙手裡，被揪心的黑暗壓迫得透不過氣來。
雅克一月底回到巴黎，第二天就來按我家的門鈴。十九歲生日時，父母給我照了一些照片，雅克來向我要了一張。他的聲音從來沒有顯得這樣溫柔。八天後我去敲他家的門時，禁不住有些哆嗦，因為我擔心他突然舊態復萌。我們的見面使我萬分欣喜。他已開始寫一本小說，題目是《年輕的資產者》。他對我說：「我很大程度上是為你寫的。」他還說打算把這本書題獻給我：「我把這個視為一種義務。」我好幾天生活在興奮之中。隨後的一個禮拜，我對他談到我自己，告訴他我的煩惱，我覺得生活已經沒有任何意義。「沒有必要想那麼多，」他嚴肅地對我說，「應該老老實實地過好日子。」過了一會兒他補充說：「應該謙虛地承認，不能一個人湊合著過日子，為另一個人生活比較容易。」他對我笑一笑：「出路是兩個人一塊搞利己主義。」
我暗自回味著這句話和那一笑。我不再懷疑：雅克愛我；我們將結婚。可是顯然出了什麼問題，我的幸福持續不了三天。雅克又來到我家，晚飯後我們一起過得很愉快，可是他一走，我就癱倒了：「我有一切條件幸福，可是我想死！生活在那裡，窺伺著我，就要撲向我們。我害怕，我孤單一人，我將永遠孤單一人……如果我能逃跑多好——逃到哪兒去呢？哪兒都行。一次大災難將把我們捲走。」結婚對雅克而言，顯然是安排一種歸宿，可是我不想安排歸宿，不想這麼快。我還鬥爭了一個月。有時我相信，我可以在雅克身邊生活而不改變自己，而後我又心驚膽戰起來：「把我禁閉在別人的界線之內！這種束縛我、不讓我自由的愛情，多麼可怕啊！」「渴望中斷這種聯絡，忘卻，開始另一種生活……」「還不到時候，我還不想這樣徹底犧牲我自己。」然而我對雅克有著強烈的愛的衝動，只在短暫的瞬間清醒地承認：「他註定不是我的。」我寧願宣稱自己天生與愛情和幸福無緣。在日記裡我不同尋常地談到這一點，作為一勞永逸建立的資料，我可以自行決定拒絕還是接受，但是無權改變其內容。我不是想：「我越來越不相信我與雅克一起能幸福。」而是寫道：「我越來越害怕幸福。」「面對要還是不要幸福的困境。」「我最愛他的時候，正是我更討厭我對他的愛情的時候。」我擔心我的柔情會使我成為他的妻子，我強烈地拒絕等待著未來的賴紀永太太的生活。
雅克那方面則是反覆無常。他對我露出迷人的微笑，說：「有些人是無法取代的。」同時用充滿激情的目光注視著我。他要求我不久再來看他，卻冷淡地接待我。三月初他病了，我好幾次去看他，床前總是有叔伯、姨嬸、奶奶。有一回他對我說：「你明天來，咱們安靜地聊聊。」那天下午我向蒙帕納斯大街走出時，比以往還激動。我買了一朵紫羅蘭想別在長外衣的翻領上，但別不穩，因為著急驚慌把手袋也丟了，雖然裡面沒有什麼要緊的東西，趕到雅克家我還是神經緊張。我想了很長時間，盼望在他那間半明半暗的房間兩個人傾心地談一談。可是，我看到他不是一個人，呂西安·廖庫爾坐在他的床旁邊。呂西安我已經見過，是一個風度翩翩的小夥子，瀟灑大方、善於辭令。他們兩個繼續談他們的，如他們經常去的酒吧，在那裡經常見到的人，還談他們下週外出的打算。我覺得自己非常討人嫌，因為我沒有錢，晚上不外出，只是一個大學小女生，沒有能力真正參與雅克的生活。而且他心情不好，表現得冷嘲熱諷，幾乎咄咄逼人。我趕緊逃之夭夭，他對我說再見，明顯地現出一副滿意的神情。我怒火中燒，對他滿心憎恨。他有什麼了不起？不亞於他的人多著呢。我把他當成大個子莫林那樣的人真是錯了。他朝三暮四、自私自利，只想著尋開心。我怒氣衝衝沿著一條條大街走著，決心讓我的生活與他的生活一刀兩斷。第二天我才平靜下來，但決計從現在開始很長時間不踏進他家的門。我說到做到，有六個多禮拜沒有再見他。
哲學既沒有為我開啟天空，也沒有讓我紮根大地。不過最初的困難克服之後，一月份我當真對哲學產生了興趣。我閱讀柏格森、柏拉圖、叔本華、萊布尼茲和阿默蘭的作品，更熱誠地閱讀尼采的作品。讓我感興趣的有一大堆問題：如科學的價值、生命、物質、時間、藝術等等。我並沒有認定什麼學說。至少我知道自己不接受亞里士多德、托馬斯·阿奎那、馬利丹，也不接受經驗論和唯物論。我大體上贊成批判唯心論，就像布蘭斯維克對我們闡釋的那樣，不過在很多問題上，他的闡釋還不能令我滿足。我重拾對文學的興趣。聖米歇爾大街的皮卡德書店慷慨地對大學生開放。我去那裡翻閱各種前衛雜誌；當時這類雜誌大量地產生又大量地消失。我閱讀布勒東、阿拉貢；超現實主義征服了我。不安於現狀，久而久之也沒啥意思，我更喜歡極端的徹底否定。摧毀藝術、道德、語言，徹底越軌，絕望到自殺，這些過火行為令我著迷。
我希望談論這些事情，希望與一些和雅克相反、說話爽快的人談論任何事情。我極想設法結識一些人。在聖馬利亞學院，我渴求同學對我說知心話，可是顯然找不到一個我感興趣的同學。我感興趣得多的，是去美麗城與蘇珊娜·布瓦格聊天。她有著剪得齊齊的栗色頭髮、一個寬大的前額、一雙很明亮的藍色眼睛，整個人透露出一種頑強的個性。她是我前面談過的救助中心的主任，靠這個工作謀生。她的年齡、她的獨立、她的責任心和她的權威，使她具有一定的影響。她信教，可是她向我透露，她與上帝的關係並不那麼融洽。在文學方面，我們的興趣差不多一樣。我滿意地注意到，她並沒有被團隊或一般的行動矇騙住。她向我吐露，她想生活，而不想昏昏欲睡；她同樣熱切渴望的是，在這個世界上除了麻醉藥還碰到別的東西。由於我們兩個身體好、胃口好，我們看破一切的交談不僅沒有使我意氣消沉，反而使我精神振作。離開她之後，我快步走遍紹蒙山岡公園。蘇珊娜和我一樣，希望找到自己在這個世界上的真正位置。她去貝爾克會見一位女聖人之類的人，那女人把自己的一生獻給了臥床不起的病人。回來後她堅定地對我說：「追隨聖人並非我的道路。」初春，她對團隊裡一位年輕而虔誠的合作者一見鍾情；他們決定結為夫妻。當時的情況迫使他們不得不等待兩年。「不過人一相愛，時間就不在話下了。」蘇珊娜·布瓦格對我說。她容光煥發。幾個禮拜後，她告訴我她和未婚夫吹了，弄得我目瞪口呆。他們之間肉體的誘惑力太強烈，小夥子被他們親吻的熱烈程度嚇壞了。他要求蘇珊娜以離開他來保證貞潔，他們要隔著距離相互等待。她寧願作個了結。我覺得這件事挺怪的，一直不得要領。不過蘇珊娜的失望令我感動，我覺得她為克服失望情緒所做的努力哀婉動人。
我在索邦大學接觸的大學生，包括女學生和男學生，都不值一提。他們一齣動就是成幫結夥，笑得太響，對什麼都不感興趣，而且以此自鳴得意。然而，在哲學史課堂上，我注意到一位小夥子，他有一雙藍色而神情嚴肅的眼睛，年齡比我大得多，身穿黑色衣服，頭戴黑色氈帽，不和任何人說話，只和一位嬌小的褐發姑娘說話，而且經常對她微笑。一天他在圖書館翻譯恩格斯的一些書信，與他坐在同一張桌子的幾個學生喧譁起來。他兩眼閃閃發光，用短促的聲音十分威嚴地要求保持肅靜，那幾個人立刻噤若寒蟬。「這是一個好樣的！」我感受頗深地想道。我終於能和他說話了，每當那位嬌小的褐發姑娘不在時，我們就聊起來。有一次我和他一塊在聖米歇爾大街走了幾步，晚上我問妹妹她是否認為我的行為不得當。妹妹叫我放心，我便再接再厲。皮埃爾·諾迪埃與哲學組關係密切。屬於這個組的人有莫朗日、弗裡德曼、亨利·勒費弗爾、波利澤等。靠了他們之中一個人的父親——一位富有的銀行家的資助，他們創辦了一份雜誌。但是他們的資金提供者被一篇反對摩洛哥戰爭的文章激怒了，取消了對他們的資助。不久，雜誌換了一個刊名後復刊，是為《思想》雜誌。皮埃爾·諾迪埃給我帶來了兩期。這是我頭一回與左翼知識分子接觸。然而我並沒有感到不自在。我辨認出了那個時期的文學讓我習慣的語言。這些年輕人也談論靈魂、拯救、快樂、永恆。他們說思想應該是「有血有肉的、具體的」，可是他們表達思想的語言卻是抽象的。照他們的說法，哲學無異於革命，哲學寄託著人類唯一的希望。不過當時波利澤認為，「就真理而言，歷史唯物主義與革命並非不可分離」；他相信唯心主義的思想，但必須具體地理解它的整體，而不能停留在抽象階段。他們感興趣的首先是思想的變化；經濟和政治在他們眼裡僅僅起次要作用。他們譴責資本主義，因為資本主義毀掉了人「存在的意義」；他們認為通過亞洲和非洲各國人民的起義，「歷史支援了理智」。弗裡德曼把資產階級青年人的意識形態、他們對不安於現狀和不受約束的渴求，批得體無完膚，不過只是代之以一種神秘主義。是要讓人類恢復「自己永恆的那部分」。他們既不從需要的角度，也不從工作的角度考慮生活，而是賦予生活浪漫主義的價值觀。「有不同的生活，我們的愛情奔向生活。」弗裡德曼這樣寫道。波利澤用一句引起轟動的話給生活下定義：「在克里姆林宮的掛毯上蹭滅菸頭的水兵得意、粗獷的生活，讓你們害怕，你們都不願意聽到談論它，然而那就是生活！」他們離超現實主義不遠了，恰恰有許多超現實主義者正轉而贊成革命。革命也吸引我，但僅僅是從其否定的觀念上講。我開始希望人們把這個社會徹底搞亂，不過對這個社會我並不比以前更理解，所以對世界上正在發生的重大事件無動於衷。所有報紙，甚至包括《老實人》報，都用通欄的版面報道中國剛爆發的革命，而我則漠不關心。
然而，我與諾迪埃的交談使我的思想開始開闊起來。我向他提許多問題，他都欣然回答。我覺得這些交談對我大有裨益，不禁憂傷地自問：我為什麼就沒有緣分愛上這樣一個男人呢？他在思想上和學習上都與我興趣一致，我從頭腦到心靈都依戀著他。將近五月底他在索邦大學的院子裡和我告別時，我惆悵萬分。他啟程去了澳大利亞。他在那裡找到了一個職位，嬌小的褐發姑娘隨他一塊去。他握住我的手，神情凝重地對我說：「我祝你好事連連。」
三月初，我很成功地通過了哲學史考試。藉此機會，我認識了一群左翼大學生。他們要求我在一份請願書上簽名：保爾·彭庫爾提交了一份軍事法令草案，釋出動員婦女入伍令。對此《歐羅巴》雜誌發動了一場抗議運動。我感到很為難：男女平等我是擁護的；危險當前，難道不應該不惜一切保衛國家？我讀了法令草案之後說：「啊，這是十足的民族主義。」散發請願書的那個肥胖、禿頂的小夥子冷笑道：「要弄清民族主義是不是好！」啊，這個問題我倒從來沒有問過自己，不知道如何回答。有人對我說，這項法令會把人們的覺悟普遍調動起來，這讓我下了決心：思想自由嘛，無論怎樣，都是神聖的；再說其他人都簽了名，我也籤。在事關要求特赦薩柯和萬澤蒂時，我沒有輕易表態，因為這兩個人的名字我都沒聽說過，可是有人肯定他們是無辜的。不管怎樣，我是不贊成死刑的。
我的政治活動到此為止，我的思想依然模糊不清。我知道一件事情：我厭惡極右派。一天下午，一小撮大聲嚷嚷的人闖進索邦大學圖書館喊道：「把外國佬和猶太人趕出去！」他們手裡拿著粗棍棒，攆走了幾個棕色皮膚的學生。暴力和這種愚蠢的耀武揚威，使我又氣又怕。我厭惡因循守舊、厭惡矇昧主義，我希望人們受理性支配。正因為如此，我對左派感興趣。不過凡是標籤我都不喜歡，我不喜歡人被分成類。我有好幾個同窗是社會黨人。這個名詞我聽了不舒服。一個社會黨人不可能是一個不安分的人，他追求的是世俗而有限的目標。憑理性我討厭這種節制。共產黨人的極端主義對我吸引力更大。但是我懷疑他們像修道院修士一樣教條、刻板。然而將近五月份，我與阿蘭過去的一位學生結下了友誼，他是共產黨人。這種聯絡在當時並不使人驚訝。他對我稱讚阿蘭所授的課，闡述他的思想，借給我他的書。他也介紹我認識了羅曼·羅蘭，於是我轉而堅決贊成和平主義。馬勒對其他許多東西感興趣，如繪畫、電影、戲劇甚至雜耍歌舞。他的眼睛裡和聲音裡流露出火一樣的熱情，我喜歡和他閒聊，吃驚地記下了這句話：「我發現人可以是聰明的，同時又對政治感興趣。」實際上，就理論而言他對政治並不大瞭解，沒有傳授我什麼東西。我繼續使社會問題從屬於形而上學和倫理：關心人類的福祉有什麼用呢，如果人類沒有理由存在的話？
這種固執妨礙了我從與西蒙娜·韋伊的相會中受益。韋伊在準備巴黎高等師範學校錄取考試的同時，在索邦大學與我攻讀同樣幾項學位。她的聰明給帶她來的很大名聲和她的奇裝異服，使我對她感到好奇。她經常在索邦大學的院子裡溜達，身邊陪伴著阿蘭過去的一幫學生，總是上衣的一個口袋裡揣著一期《自由談》，另一個口袋裡揣著一份《人道報》。中國剛遭受一場大饑荒的打擊。有人告訴我，韋伊知道這個訊息後號啕大哭起來。她流的這些眼淚比她在哲學上表現出的才華，更令我肅然起敬。我羨慕一顆能為全世界感動的心。有一天我接觸了她。不記得交談是如何開始的了。她用斬釘截鐵的口氣宣稱，如今世界上唯一重要的事情，就是進行革命，使所有人都有飯吃。我以同樣斷然的口氣反駁說，現在的問題不是要使人們幸福，而是要使人們找到生存的意義。她打量著我說：「看得出來，你從來沒捱過餓。」我們的交往到此止步。我知道她把我歸入了小資產階級唯靈論者，心裡生氣，就像過去莉特小姐說我興趣幼稚時，我心裡生氣一樣。我覺得我擺脫了自己的階級，我只願意是我，而不是別的什麼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