魯迅對其中的一些鬼魂甚至還悄悄懷藏著愛意，譬如，他對目連戲裡的鬼魂人物就帶著一種寵溺的偏愛。極少有作家能這樣熱忱地描寫這種恐怖的題材，而魯迅作為社會改革家，竟然對民間流傳的迷信思想懷有同情，更是出人意料，也正因為如此，《無常》《女吊》兩篇作品才顯得愈發珍貴。
魯迅對於鬼神世界的好奇，就在於這「同情」二字。同樣是寫神仙狐鬼精魅故事，蒲松齡的《聊齋志異》，曾經得到魯迅這樣的評語：「花妖狐魅，多具人情，和易可親，忘為異類」「畸人異行，出於幻域，頓入人間」。「異類」有「人情」，「幻域」即「人間」。魯迅筆下的鬼神不也是這樣嗎？《無常》裡說他「在故鄉時候，和‘下等人’一同，常常這樣高興地正視過這鬼而人，理而情，可怖而可愛的無常；而且欣賞他臉上的哭或笑，口頭的硬語與諧談……」。
無常是「鬼而人，理而情，可怖而可愛」，雖然是以鬼的面目出現，但有著人的七情六慾，而且合人世間的情，也合人世間的理。為什麼過去的社會上有那麼多迷信的人們？因為有苦無處說，有冤無處申，所以才把希望寄託在陰間的鬼神身上。
他們——敝同鄉「下等人」——的許多，活著，苦著，被流言，被反噬，因了積久的經驗，知道陽間維持「公理」的只有一個會，而且這會的本身就是「遙遙茫茫」，於是乎勢不得不發生對於陰間的神往。人是大抵自以為銜些冤抑的；活的「正人君子」們只能騙鳥，若問愚民，他就可以不假思索地回答你：公正的裁判是在陰間！
裁判是嚴厲的，但又是通情達理的。魯迅寫無常很爽直，有人情，可以做朋友，所以才「可怖而可愛」。魯迅在寫無常、城隍，甚至美女蛇等時，都是一面很緊張，一面又很快活。他真懂得兒童的心理，要刺激，又害怕。大人有「對於陰間的神往」，小孩則只是好奇和迷戀。那種緊張的期待，那種刺激和害怕交織的辰光，魯迅再也回不去了，所以他在《朝花夕拾》裡，給了很大篇幅加以「悲哀的弔唁」。
四、成人的世界
告別了蟋蟀們，告別了覆盆子們，告別了迎神賽會和社戲，《朝花夕拾》告別了美好的童年，寫到了少年和青年。《從百草園到三味書屋》事實上已經從一個更美好的世界離開了，他一步一步地往前走，世界也就越來越成人化，而成人的世界是離奇的、蕪雜的、難受得多的。《二十四孝圖》裡說，「在中國的天地間，不但做人，便是做鬼，也艱難極了」。但是，魯迅的批評並不是那麼激烈，他覺得這個世界可笑的成分大於可惡。如果歸納一下，成人的問題主要有幾個方面：一是做事情馬馬虎虎，經常處於一個「不甚瞭然」的狀態；二是到頭來也沒有一個解決辦法，什麼都沒法改變；三是一種劣根性，喜歡背後發議論，那就是流言的「切切察察」。
1.「不甚瞭然」
《瑣記》裡面提到了一個青龍山的煤礦，把以前的技師辭退了，換了一個「不甚瞭然」的人，理由是原來的技師薪水貴了，而開煤礦並不難。「於是不到一年，就連煤在哪裡也不甚瞭然起來……」「不甚瞭然」幾個字很輕描淡寫，但是卻很關鍵。比如《瑣記》接下來寫到日本留學，大家都沒有經驗，就去請教一個早一年畢業的「前輩同學」——這是個生造詞，自帶諷刺意味。那個人就說，第一，日本的襪子不能穿；第二，要多換些他們的現銀。結果到了日本，中國襪完全沒有用，而且一塊錢的銀元日本早已經都廢了。可見那位仁兄也是「不甚瞭然」。
《朝花夕拾》裡，魯迅對中國社會，對中國近代種種落後情況的批評，沒有《吶喊》《熱風》那麼尖銳，主要是揶揄和不動聲色的冷嘲。中國人的主要問題是不專業，不認真，凡事馬馬虎虎，總之是「不甚瞭然」。我們可以集中來看一看《父親的病》。
中醫在魯迅的眼裡，是中國人「不甚瞭然」的重災區。《父親的病》對中醫的批評，就是在於他們沒有科學的態度，說什麼「醫者，意也」，其實就是靠猜，靠碰運氣。有一個病人，百藥無效，一個叫葉天士的先生，只在舊方上加了一味藥引，也就是梧桐葉子，只一服，就豁然痊癒。說什麼梧桐先知秋期，故以秋氣動之，就ok了。「我雖然並不瞭然，但也十分佩服。」
《無常》裡寫郎中，開了藥方：附子、肉桂，外加牛膝。「第一煎吃下去，冷汗發出；第二煎吃下去，兩腳筆直。」魯迅在笑謔之間，就把一箇中醫的昏庸誤人寫出來了。《無常》引出的苗頭，到了《父親的病》就大寫特寫。《父親的病》出現過兩位名醫，「凡國手，都能夠起死回生的」，開了許多稀奇古怪的藥方，但最後父親還是去世了。
《父親的病》裡寫到的兩位老中醫，其相同點與不同點，都很有趣。相同點是：第一個，出診費都高，高到一元四角一次，當年是一筆鉅款。第二個，態度都好。前一位講話「極其誠懇」，後一位也「懇切詳細」。
不同點是，第二個，用藥怪。前一位已經很怪了，要經霜三年的甘蔗。後一位更怪，要一對原配的蟋蟀。為什麼要原配呢？離了婚再結婚也不行嗎？魯迅在寫的時候，已經是很冷靜表達了，他只陳述事實，並不戳穿他們事實上無能的真相。
第一個不同點，就更有意思了：「前回的名醫的臉是圓而胖的，他卻長而胖了：這一點頗不同。」——沒有比這個更辛辣的諷刺了，表面上卻一點看不出來。魯迅的意思是，除了高矮肥瘦不同，中醫的水平是一樣的，都是「不甚瞭然」的巫術，「是一種有意的或無意的騙子」。魯迅用了皮裡陽秋的語言，把中醫損得不輕。
2.「無法可想」
「無法可想」簡直是魯迅的口頭禪，在《朝花夕拾》裡也出現得很頻繁。略數一數，便有以下幾例：「我想，這實在是無法可想了」（《阿長與〈山海經〉》）；「簡直是無法可想」，「又有什麼法子可想呢」（《二十四孝圖》）；「但是，有什麼法子呢？」「便也無法可想」（《五猖會》）；「嗚呼，無法可想！」（《藤野先生》）；「一點法子都沒有」（《範愛農》）。
魯迅這麼說，在兒童時代，是對成人世界的無奈，因為造成的壓迫多於呵護。而在青年時代，他是看到了成人世界的一塌糊塗，不可救藥，便產生了一種揮之不去的無力感。也可以叫作絕望。比如《範愛農》這一篇，開頭寫徐錫麟被捕，「殺的殺掉了，死的死掉了」，沒有別的法子了，除了發個電報。範愛農在故鄉被人排擠，走投無路，卻期望著哪一天魯迅來電報，叫他上北京，可魯迅卻沒辦法在北京給他找到事情做。整本《朝花夕拾》以這個結局作為收束，是很令人氣悶的。這是一個「壞的故事」。
魯迅在水師學堂看到的是一片烏煙瘴氣；在東京的留學生中看到的是到處亂七八糟；在與範愛農一起時，看到的是雖經辛亥革命，但社會上其實一點都沒有改進，內骨子依舊，鐵路股東是行政司長，錢店掌櫃是軍械司長，孔教會長後來也做了師範學校的校長。魯迅不像胡適。胡適單純而樂觀，認為凡是舊中國的弊病，只要認真起來，就都有解決的辦法。魯迅看到的是國人的「不甚瞭然」，凡事敷衍，忽悠，自欺欺人，所以不容易找到解決辦法，何況也懶得找。
在《父親的病》中，第一個名醫說，「我所有的學問，都用盡了」，第二個名醫說，「我這樣用藥還會不大見效」，結果只剩下：「父親的喘氣頗長久，連我也聽得很吃力，然而誰也不能幫助他。」一切都實在是沒有辦法了。但是，《父親的病》裡，與中醫形成隱性的對立的，是西醫。魯迅在仙台學瞭解剖學、黴菌學，他知道西醫有解決辦法。所以你看魯迅1925年生病，看的都是山本醫院。後來1926年，又看德國醫院、法國醫院。因為他不相信「敗鼓皮丸」和「原配的蟋蟀」能有任何療效，他是正宗學過西醫的。但是，面對父親的病無計可施的第二位名醫，卻坐在飛快的轎子裡，行醫之外，「正在和只長於外科的西醫奮鬥哩」。於是，魯迅肯定又在搖頭：這真是無法可想。
3.「切切察察」
我們能看得出來，《朝花夕拾》裡，沒有哪一個人是十惡不赦的。他們如果有什麼陰暗面，能夠給作者造成困擾的，就是他們喜歡背地裡說人壞話。這就是流言，從第一篇的開頭就出現了，而且一直貫穿到最後一篇《範愛農》。《阿長與〈山海經〉》裡寫得很形象：
最討厭的是常喜歡切切察察，向人們低聲絮說些什麼事。還豎起第二個手指，在空中上下搖動，或者點著對手或自己的鼻尖。我的家裡一有些小風波，不知怎的我總疑心和這「切切察察」有些關係。
《狗·貓·鼠》為什麼花那麼多的筆墨，游離於主題之外，談一些名人學者，談一些流言家？因為在1925年那些混亂的筆仗中，魯迅吃了陳西瀅等人許多流言的虧。所以，魯迅為他們造出一個名詞：「流言家」。
魯迅對「流言家」深惡痛絕。但是，在《朝花夕拾》這樣一系列書寫很放鬆的回憶文章裡，魯迅的批判也溫和得多了。他現在發現，大人的世界總是充滿了流言。衍太太喜歡搬弄是非，說「我」已經偷了家裡的東西去變賣了。最惡劣的是《藤野先生》裡的那些日本同學，只要超過了60分，就不是你中國人的本事了，一定是老師事先透露了題目，等等。魯迅受到極大的傷害，幻燈片事件之外，就數這種背地裡的抹黑。
五、溫厚與幽默
在我們的印象裡，魯迅是一個鬥士，筆下毫不留情，對黑暗與邪惡，對人對事，都在不屈不撓、不依不饒地攻擊，而且一個都不寬恕。但是，《朝花夕拾》是一本回憶之書。回憶中有溫熱，因為寫到了自己的兒童時代，和少年與青年歲月，裡面有許多悲傷和煩悶，但更多的是「快活」和「歡喜」，這些都是魯迅愛用的詞。哪怕寫到後來的成人的世界，魯迅也是「欣賞他臉上的哭或笑，口頭的硬語與諧談」。我們喜歡讀這本回憶之書，就因為作者的心地是溫厚的，而且筆調是幽默的。
1.幽默的筆調
魯迅是嚴肅的，也是幽默的。他的幽默感無處不在，在《朝花夕拾》中表現得也尤其豐富，因為我們說過了，這是魯迅最放鬆的寫作。比如《狗·貓·鼠》裡寫小老鼠：
幾百年的老屋中的豆油燈的微光下，是老鼠跳梁的世界，飄忽地走著，吱吱地叫著，那態度往往比「名人名教授」還軒昂。
又比如《無常》裡寫迎神賽會上的鬼王：
據傳說，鬼王是隻用一隻腳走路的；但他究竟是鄉下人，雖然臉上已經畫上些魚鱗或者別的什麼鱗，卻仍然只得用了兩隻腳走路。
他接下來說，「所以看客對於他們不很敬畏，也不大留心」。魯迅對鄉間的人們的勢利眼經常要諷刺那麼一下。後面又說到無常家的少爺，大家卻叫他阿領，「對於他似乎都不很表敬意」，因為不是無常親生的。無常為什麼要「節育」呢？因為他怕兒女一多，愛說閒話的會在背後「切切察察」來陷害他。魯迅行文中是隨時要開點玩笑的。
我們現在經常會說一個人「有錢任性」，其實這話魯迅早已說過，而且說得比這有趣得多。《父親的病》一開頭就寫到名醫，他出診原來是一元四角，特急十元，深夜加倍，出城又加倍。有一天夜裡，一家城外人家的閨女生病來請他——
因為他其時已經闊得不耐煩，便非一百元不去。
「闊得不耐煩」就是「有錢任性」。後面還有加倍再加倍，開了方子後，主人多了一句話，說病很重，藥怕還得重一點。名醫說好，又寫了一張條子，兩百元。但主人「笑面承迎」，又「很客氣地送他出來」。怎樣叫作「闊」，又怎樣一個「任性」「不耐煩」？文中輕描淡寫，卻寫絕了。近似於現在人常說的「凡爾賽文學」，也是這種低調的炫耀。
《範愛農》裡，作者說：
我被擺在師範學校校長的飯碗旁邊，王都督給了我校款二百元。
換句話說，就是王都督給了我二百元辦校經費，讓我做了師範學校的校長。但魯迅的表述既幽默又形象，意思也要多得多。突出一個「飯碗」，無非是說王都督賞口飯給我吃，而我好像也只是要混口飯吃。這樣的調侃，說不上是對王金髮還是對自己，真令人忍俊不禁。而且，「飯碗旁邊」跟「校款二百元」還信手拈來地押了個韻，造成順口溜一樣的浮滑效果。
我們讀《阿長與〈山海經〉》，有一個印象永遠忘不了：
睡覺時她又伸開兩腳兩手，在床中間擺成一個「大」字，擠得我沒有餘地翻身……但到夜裡，我熱得醒來的時候，卻仍然看見滿床擺著一個「大」字，一條臂膊還擱在我的頸子上。
我們稍微注意一下魯迅的用字。前一句是阿長在床中間「擺成」一個「大」字，第二句再一次發現，卻仍然看見滿床「擺著」一個「大」字。前面是「擺成」，後面是「擺著」。用詞真是一絲不苟，因為前面是初次介紹，不能用「擺著」，後面已不需要說明，不能用「擺成」。
就像一個「大」字，魯迅最善於使用一個直觀的形象，對人做一下子就到位的刻畫。《瑣記》裡，寫到了南京的水師學堂，遇見高年級學生將肘彎撐開著走路，名之為「螃蟹式的名公巨卿」，真是「狀難寫之景如在目前，含不盡之意見於言外」。《藤野先生》的開頭說櫻花樹下成群結隊的「清國留學生」的速成班：
頭頂上盤著大辮子，頂得學生制帽的頂上高高聳起，形成一座富士山。
要知道，這裡用黃山、泰山都形容不當，因為富士山是一座圓錐一樣孤立的山，也不特別高，而且關鍵是在日本。這叫就近取譬，遠了就不相干。
魯迅深惡痛絕那種違反天性、悖逆人情的人和事。《二十四孝圖》裡，他說，我小時候也未曾蓄意忤逆，對父母極願意孝順的。哪裡想到古人把孝順的門檻提得太高了，讓人夠不著。二十四孝的勸善文裡，總是要把好人好事表現得那麼出格，那麼不尋常，簡直是鼓勵人使詐作偽，起到的是反作用。但是他的批評，並不是「最黑，最黑，最黑的咒文」，他經常開玩笑。比如他說，如果有闊人請我吃飯，我就學「陸績懷橘」，偷偷地把主人家的橘子塞到懷裡面，跪著答話：我母親喜歡吃橘子，我帶回去給她。「闊人大佩服，於是孝子就做穩了，也非常省事。」
他最討厭二十四孝裡面的「老萊娛親」和「郭巨埋兒」。但魯迅寫著寫著，開起玩笑來了。他說你看因為父親病了，常聽到父母愁柴米，祖母又老了，「倘使我的父親竟學了郭巨，那麼，該埋的不正是我麼？」「後來這一份擔心一直等到祖母去世，我才放下心來。」說得像煞有介事，但我們知道他是調侃。
2.給人品打分
在《朝花夕拾》的十篇文章裡面，魯迅寫到這些人物，往往是飽含深情，連諷刺挖苦也經常是出於善意的，人物身上可笑的成分也大於可惡。所以我們說作者的心地是溫厚的。對於其中寫到的一系列人物，我們可以試著給他們打分，看看是不是非黑即白，非善即惡。
藤野先生人品最高，無懈可擊。三味書屋裡的壽鏡吾先生，「他是本城中極方正，質樸，博學的人」，雖然看起來對學生很嚴厲，但其實是和善的。他有戒尺，卻是不常用。也罰跪，但也不經常罰，哪怕我們在院子裡面稍微玩得久一些，也就叫我們回來讀書而已。而且他老人家讀書那麼忘情：「‘鐵如意，指揮倜儻，一座皆驚呢 ’……將頭仰起，搖著，向後面拗過去，拗過去。」魯迅對他的兩位老師，是充滿感情的。
長媽媽當然好，除了夏天睡覺佔地方，除了迷信。還有一些缺點，比如不說實話。迅哥養的隱鼠事實上是她弄死的，她卻說是貓吃去了。再就是喜歡「切切察察」，在背地裡說人長短。但作者兩次說到對長媽媽「發生過空前的敬意」「發生新的敬意」，前一次是調侃，後一次就是真的了，因為她給買來了心愛的《山海經》。「別人不肯做，或不能做的事，她卻能夠做成功。她確有偉大的神力。」所以文章最後，魯迅用了全書最濃烈的感情寫道：「仁厚黑暗的地母呵，願在你懷裡永安她的魂靈！」
父親沒法打分。魯迅很愛自己的父親，為了給久病的父親買藥，他有整整四年每天出入於當鋪和藥店，從高他一倍的櫃檯外送上衣服或首飾去，在侮蔑裡接了錢，再到跟他一樣高的櫃檯邊遞上錢，接過藥。但是父親對他又是嚴厲的。這一點尤其表現在《五猖會》中。「我至今一想起，還詫異我的父親何以要在那個時候叫我來背書。」我們也都很詫異吧？為什麼要在孩子的興頭上潑冷水？難道不是朱熹《童蒙須知》那些教訓的遺風？這篇文章寫法很有意思，本來以為前一半竭力渲染的五猖會將是全文的高潮，「我笑著跳著，催他們要搬得快」，但作者偏要來個反高潮，後一半偏寫被父親截留了去背書。這個寫法，本身就反映了父親的做法，生怕孩子過分開心，而忘掉了所有的快樂都要付出代價。
衍太太分數比較低一些。開頭還是好的，鼓勵小朋友遊戲，跌破了回去要給家長罵，但衍太太決不埋怨，會用燒酒調了水粉給你搽在疙瘩上，非常貼心。也願意跟作者談閒天。但問題是表裡不一，搬弄是非很厲害，讓人非常被動。但要說作者對她有多麼痛恨，卻說不上來。她是一個優點和缺點都很鮮明的鄰人，代表了我們日常所見的大多數。
兩位名醫，魯迅當然是有怨言的，但語調還是冷嘲佔上風。他並沒有直接指責中醫是騙人的，只是兩位名醫是處在一個可疑的傳統裡卻不自知，結果估計是把自己也給騙了，而且騙得死死的。魯迅對他們用藥的荒唐，極盡嘲諷之能事，但更多的是悲憫。從「不甚瞭然」，到「無法可想」，頂多算是庸醫，而不算是什麼大奸大惡之人。
連對《範愛農》裡的王金髮大都督，魯迅也是用了半調侃的語氣來寫。進了城，掌了權，身邊人也都換上了皮袍子了，「天氣還並不冷」。王金髮也算知人識人懂得用人，任命魯迅為師範學校校長，還給了二百元辦學經費，而且罵過他也還能繼續討到經費。拿了他的校款還去罵他，他也並不是馬上派人來搗毀報館。雖然是綠林學校出身的革命黨，王金髮卻絕對算不上壞人。
六、「大概很雜亂」
拉拉雜雜地講到這裡，現在我們要問，這十篇文章，都是散文或者說隨筆，魯迅只是順著時間的先後依次寫下來的嗎？在《朝花夕拾》的小引裡，他說過：
這十篇就是從記憶中抄出來的，與實際內容或有些不同，然而我現在只記得是這樣。文體大概很雜亂，因為是或作或輟，經了九個月之多。環境也不一：前兩篇寫於北京寓所的東壁下；中三篇是流離中所作，地方是醫院和木匠房；後五篇卻在廈門大學的圖書館的樓上，已經是被學者們擠出集團之後了。
「文體」在這裡是指文章的形式。魯迅是一個文體大師，寫東西還會「雜亂」嗎？但是，「雜亂」的確是給讀者的初始印象。但是，如果一篇接一篇看下來，我們會發現各篇之間很有一些記憶的勾連，文筆的穿插與呼應。這說明，魯迅在寫作成文和編輯成書的時候，有一個整體的規劃。
比如，《阿長與〈山海經〉》裡面寫的長媽媽，在《狗·貓·鼠》裡已露過面。《無常》裡面大寫特寫的迎神賽會，也出現在《五猖會》裡。《父親的病》寫的醫生或者說郎中，《無常》裡同樣有過。《瑣記》開頭的衍太太，在《父親的病》的最後也摻和進來了。所以說，《朝花夕拾》裡面的文章看似獨立，其實經過巧妙的佈置，文筆往往相互勾連，彼此映照。
這種勾連和映照，一篇篇地讀《朝花夕拾》，感覺就會很分明。在《藤野先生》裡，先生批評作者把血管移了一點位置，說解剖圖不是美術，不能因為美觀而犧牲了真實。作者嘀嘀咕咕說：「圖還是我畫的不錯。」為什麼這麼說呢？你再回去看，《從百草園到三味書屋》的最後一段，寫他「書沒有讀成，畫的成績卻不少了」，最成片段的是《蕩寇志》和《西遊記》的繡像，後來賣給一個有錢的同窗。還有《二十四孝圖》，那是自己收得的最先的圖畫本子。《阿長與〈山海經〉》也寫了自己蒐集許多繪圖的書。這些都是有意無意的穿插與對照。
我們對《朝花夕拾》做一個整體的回顧。在心力交瘁的1926年，魯迅在某些時段，沉浸到對往昔的回憶中去了。無憂無慮的百草園，憂喜參半的三味書屋，橫躺成一個「大」字的阿長，孩子們的「教唆犯」衍太太，還有五猖會的盛事。魯迅用他極為生動的語言加以再現，「給我們的永逝的韶光一個悲哀的弔唁」。悲哀不只是現在來看，就連在當年，兒童的快樂里面也還有很多的淒涼。《五猖會》第二段寫賽會後的紀念品，一文錢買的一個哨子，用一點爛泥，幾隻小羽毛做的，「吡吡地吹它兩三天」。在《二十四孝圖》裡，他說：「每看見小學生歡天喜地地看著一本粗拙的《兒童世界》之類，另想到別國的兒童用書的精美，自然要覺得中國兒童的可憐。」然而，當年雖然可憐兮兮，但逝去的時間畢竟是美好的，可惜永遠不會再回來。
在故鄉度過了童年，與「人生識字憂患始」的少年，然後是「走異路，逃異地，去尋求別樣的人們」。從少年到青年，魯迅所經歷的一系列樂事、趣事、傷心事以及糗事，魯迅都一一做了回顧。但是情緒越來越低沉，心情越來越蕪雜。到了最後一篇《範愛農》，簡直是灰暗的人生，讓人想起魯迅的《在酒樓上》和《孤獨者》。因為大環境沒有什麼改變，所以像《在酒樓上》裡寫的蜂子或蠅子，飛了一個小圈子，又回來停在原地點；像《孤獨者》寫的一匹受傷的狼，在曠野中嗥叫，夾雜著憤怒和悲哀。
我們讀《朝花夕拾》，一篇有一篇的讀法，整本有整本的讀法。而且，《朝花夕拾》與魯迅其他的小說、散文和雜文，也形成了許許多多的勾連與呼應。我們讀魯迅，可以把這本《朝花夕拾》看成他情感經驗的根據地。這是他出發的地方，是他「人窮則反本」的那個「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