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故事新編》的後現代議題
《故事新編》面世七十年來，一直讓眾多的評論者為難，因為沒法給它準確地定性、定位。竹內好的看法很有代表性，他坦言自己「看不懂」，說自己寫《魯迅》這本書：「當初的計劃是從《吶喊》寫到《野草》，以為這樣寫下來《故事新編》也就自然包括在其中了。但寫完了一看才發現，《故事新編》不僅沒有包括進去，反倒像跟全體對立一樣展示著一個新的世界。」sup/sup
「像跟全體對立一樣展示著一個新的世界」，這句話說明竹內好是直覺到了《故事新編》超越魯迅此前所有創作，也超越作者所處時代的思想與文學品質。這些品質，連魯迅自己也不能確鑿地認知。所以當時他並不看好這個集子，而屢屢跟友人說：「《故事新編》……內容頗有些油滑，並不佳。」（1936年1月18日致王冶秋信）「《故事新編》是根據傳說改寫的東西，沒有什麼可取。」（1936年2月3日致增田涉信）「去年印了一本《故事新編》，是用神話和傳說做材料的，並不是好作品。」（1936年7月23日致雅羅斯拉夫·普實克信）的確，與《吶喊》《野草》等作品的沉重與嚴肅相比，《故事新編》實在太輕鬆甚至太油滑了。魯迅對它的價值沒有把握，因為他儘管思想一貫「躐等」或曰「超前」，這回寫的卻是類似司湯達所宣稱的，五十年後才有人讀，一百年後才有人懂的作品。
如果貼標籤有助於說明問題，那麼我想說，《吶喊》與《彷徨》是現實主義的，《野草》是現代主義的，而《故事新編》，正如今天的讀者所意識到的那樣，是後現代主義的。當代文學評論家和歷史哲學家，從《故事新編》的系列文本中一定會得到極大的滿足，因為這些涉筆成趣的文本，觸及了當今一些最流行的理論話題：絕對真理是應該質疑的；真相是不可究詰的；歷史的本質是敘事，而「敘事有時也有一點舊書上的根據，有時卻不過信口開河」；所謂信史，不過是一份瞎子作為目擊證人的證詞；而所謂正史，也不過是狀元宰相的文章，帝王將相的家譜，是一種堂哉皇哉的宏大敘事。
魯迅用八則「新編」的「故事」，輕鬆地揭了信史的底，油滑地顛覆了正史的神話與威權。由於《故事新編》思維的發散性與文字的不確定性，本文亦將稍重感悟，較多發揮，如魯迅對待他所根據的文獻那樣，「只取一點因由，隨意點染」。也就是說，這不是一篇嚴謹的學術論文，而是給未來的論者預先積下些做論的材料。
一、瞎子所證實的傳聞
《采薇》一開頭，寫叔齊和伯夷的一段對話，非常有趣：
「您聽到過從商王那裡，逃來兩個瞎子的事了罷。」
「唔，前幾天，散宜生好像提起過。我沒有留心。」
「我今天去拜訪過了。一個是太師疵，一個是少師強，還帶來許多樂器。……您不早聽到過商王無道，砍早上渡河不怕水冷的人的腳骨，看看他的骨髓，挖出比干王爺的心來，看它可有七竅嗎？先前還是傳聞，瞎子一到，可就證實了。」
最後這句話，其實暗藏了一個狡黠的語言陷阱。瞎子是不可能證實傳聞的，因為一般而言，目盲者只能夠聽聞一切，對於商紂王「斫朝涉之脛，剖賢人之心」的暴虐行為，他所得到的資訊，並不比別人得到的可靠多少。
《故事新編》看似「大話」與「戲說」，細按之下，卻往往是「博考文獻，言必有據」。然而這個「據」無非是「一點舊書上的根據」，「信」不「信」還是有疑問的。魯迅在本書的自序裡，也在給朋友的書信中，一再說他拾取的是古代的神話和傳說而足成之。看來，他是把《尚書》《左傳》《史記》這些歷史著作，與《山海經》《淮南子》一樣都視為「神話」與「傳說」，混同在「虛構的坩堝」裡了。《采薇》裡還有一段奇妙的文字：
大家都睡得靜靜的了，門口卻還有人在談天。叔齊是向來不偷聽人家談話的，這一回可不知怎的，竟停了腳步，同時也側著耳朵。
然後就是《史記·周本紀》所載的武王入商、紂王自焚的一段文字的靈活譯敘，直到叔齊「掩住耳朵」。這就等於說，那一偉大的歷史時刻的莊嚴記錄，居然是聽壁角聽來的傳聞。講述者「大約是回來的傷兵」，而且他也「沒有擠近去看」，老在說「誰知道呢。我也沒有看見……」
《公羊傳》再三講道：「所見異辭，所聞異辭，所傳聞異辭。」周策縱曾讚賞這一表述的精當：「依我的看法，這短短的三句話至少指出了對歷史兩個敏銳的觀察：一是把親自所見的，所聞的和間接所傳聞的區分開來，這樣就可大致判斷，直接見到的比較可信和可知其詳……另一是指無論所見、所聞或所傳聞的，報道起來，都不會完全相同，都將各有‘異辭’。」sup/sup但後現代主義的歷史觀是，除了「辭」，也就是敘事，別無史實可言。何況歷史的創造者，以及旁觀者如「直接見到」的那位傷兵，一般都不會是歷史的記敘者，成文的歷史幾乎都只能認定是「間接所傳聞的」，是一些「生無旁證，死無對證」的事情，哪裡區分得開來是見聞還是傳聞呢？《文心雕龍·史傳》有云：
傳聞而欲偉其事，錄遠而欲詳其跡，於是棄同即異，穿鑿傍說，舊史所無，我書則傳，此訛濫之本源，而述遠之巨蠹也。
「所傳聞異辭」，導致了異質話語的多元共存。過去發生過的大寫的「歷史」（history）被人多嘴雜地敘事成為彼此不無矛盾的「故事」（his-stories）。《故事新編》裡，正不乏此類莫衷一是的傳聞：
然而夏夜納涼的時候，有時還談起他們的事情來。有人說是老死的，有人說是病死的，有人說是給搶羊皮袍子的強盜殺死的。後來又有人說其實恐怕是故意餓死的，因為他從小丙君府上的鴉頭阿金姐那裡聽來……。（《采薇》）
禹微微一笑：「我知道的。有人說我的爸爸變了黃熊，也有人說他變了三足鱉，也有人說我在求名，圖利。說就是了。
關於禹爺的新聞，也和珍寶的入京一同多起來了。
百姓的簷前，路旁的樹下，大家都在談他的故事；最多的是他怎樣夜裡化為黃熊，用嘴和爪子，一拱一拱的疏通了九河，以及怎樣請了天兵天將，捉住興風作浪的妖怪無支祁，鎮在龜山的腳下。（《理水》）
傳聞紛歧，結果是「訛濫」。不僅老百姓說禹的父親變了「三足鱉」，連禹的太太也說他老子「掉在池子裡變大忘八」。甚至連當事人自己的陳述也不算數，《奔月》裡后羿的遭遇就是明證，他碰見的那個老婆子，真叫有眼不識泰山：
「夷羿？……誰呢？我不知道。」她看著他的臉，說。
「有些人是一聽就知道的。堯爺的時候，我曾經射死過幾匹野豬，幾條蛇……。」
「哈哈，騙子！那是逢蒙老爺和別人合夥射死的。也許有你在內罷；但你倒說是你自己了，好不識羞！」
后羿本來已經很低調了，不僅沒有顯擺當年射日的豐功偉績，連所射的「封豕長蛇」也輕描淡寫成「幾匹野豬，幾條蛇」，卻還是免不了被老婆子看成「說誑」。這也難怪，因為即便是嫦娥，都「似乎不大記得」他去射了好幾回丈母孃門前走過的黑瞎子。「訛濫」的極致，我以為要數《鑄劍》裡寫眉間尺的母親痛說家史時，那非常無厘頭的表述：
她嚴肅地說，「……二十年前，王妃生下了一塊鐵……」
嚴肅一旦與荒誕聯姻，事實一旦與虛構接壤，歷史被賦予的神聖性與可信度便頃刻瓦解了。在《理水》中，魯迅用一個「鳥頭先生」狠狠挖苦了歷史學家顧頡剛，憎恨於「只要看他的《古史辨》，已將古史‘辨’成沒有，自己也不再有路可走」。可是顧頡剛倡導的「用故事的眼光解釋古史」的方法，和「層累地造成中國古史」的理論，跟新歷史主義的後現代思路倒頗為吻合。當他說，「因為古代的文獻可徵的已很少，我們要否認偽史是可以比較各書而判定的，但要承認信史便沒有實際的證明了」sup/sup，「從此以後我對於古史的主要觀點，不在它的真相而在它的變化。我以為一件故事的真相究竟如何，當世的人也未必能知道真確，何況我們這些晚輩」sup/sup，他其實與魯迅《故事新編》裡的以諷喻進行的顛覆活動如出一轍。信史無法做實際的證明，這個觀點，從下面一節可以得到說明。
二、多元就是有三個頭
我們的時代是多元的時代，價值多元，意義多元，真理多元，等等。而所謂「元」者，本義即「人頭」，後來才引申為「本原」的意思。人頭的數目，殊不簡單，關係到現代哲學上的一個大問題。
一元論的形而上學觀點，只認定一個頭為真，會將它供奉在祭壇上頂禮膜拜。而一元獨尊的邏各斯中心主義思維，當然地導致二元對立，即設一個頭為真，另一個頭為假；或設一個頭為尊，另一個頭為卑……可現在的問題是，我們面對的不是一個頭，也不是兩個頭，而是三個頭。這就是真正的「多元」了。「咱們大王只有一個頭。
哪一個是咱們大王的呢？」楚王第九個妃子焦急的一問，反映的是哲學史上一個亙古的困惑。
魯迅的《鑄劍》，以《列異傳》與《搜神記》的一個復仇故事為主幹，但最精彩的創造在後半部分，他放縱其想象於頭顱的幻術，恣肆其戲謔於辨頭的疑案。我們滿可以將那場極認真又極油滑的辨別大王頭顱的喜劇，讀成一則哲學的寓言。雖然作者本心並不在此，但是，從中也可見魯迅思想的超絕之處。「欲知本味……本味何能知？……本味又何由知？」在經過了痛苦的追尋之後，魯迅顯然能夠輕易地理解後現代的知識狀況了，因為他本來就天才地具有對於一元化真理之虛妄的洞悉。
傳統形而上學是一元的哲學，強調同一、正統、絕對、本原。它承諾給我們一個終極真理，或絕對實在，可是其實只不過是一種語言的織品，一種概念的純粹抽象物，因為從來不曾有過原生態的血肉俱全的真理與實在：
「如果皮肉沒有煮爛，那就容易辨別了。」一個侏儒跪著說。