窗/馬車
卡爾維諾曾有過一段著名的「輕重論」：幾個世紀以來，文學中有兩種對立的傾向。一種致力於把語言變為一種雲朵一樣，或者說得更好一點，像纖細的塵埃一樣，或者說得再好一點，磁場中磁力線一樣盤旋於物外的某種毫無重量的因素；另外一種傾向則致力於給予語言以沉重感、密度以及事物、軀體和感受的具體性。
若以這種標準衡量，則《包法利夫人》理應較多地屬於後者：凝重，沉著，密不透風，對每一個人物的刻畫都用足了氣力，以至於你可以從字裡行間觸控到作者刀刻斧鑿的印痕。
也並非全無例外。作為活化的道具，窗與馬車便是書中輕捷而洗練的亮點。
夏爾通過魯奧老爹向愛瑪求婚，相約事若成，則老爹會推開窗戶擋板，讓門外樹籬邊的夏爾看個真切。結果，「驀然間只聽得牆壁上一聲響，窗擋板推了開來，撐杆還直晃盪」。這一折類似中國戲曲「挑簾裁衣」、欲說還休的樣子，人物的面目曖昧難辨，心跳與呼吸卻清晰可聞。
愛瑪最初與萊昂互通款曲，那一扇窗是做足了文章的。「她叫人在窗前搭了個有欄杆的擱架，把盆栽放在上面。書記員也在視窗弄了個花架；兩人憑窗伺弄花草，正好可以四目相對。」這或許可以算是愛瑪最後的純真年代了。
及至與羅多爾夫暗度陳倉，愛瑪已然褪去了最後一絲青澀。「她和羅多爾夫有過約定，遇到事情就在百葉窗上掛一小片白紙……愛瑪掛了訊號，足足等了三刻鐘，突然瞥見羅多爾夫就在菜場邊上。她想開窗喊他，可是他又不見了……」羅多爾夫終於出走，不啻從反方向加劇了愛瑪心理失衡的程式。憑窗弄花的純情早已雲散霧收，於是，她把對著花園的百葉窗牢牢關嚴。然而，百葉窗關住的，並非心如止水，反倒有某些更為危險的情愫在悄悄蟄伏，是一旦釋放出來便會覆水難收的那一種。
這種釋放必是無限張揚的，其象徵意義已遠非靜態的窗可以承受。於是作者又不動聲色地推出（或者說強化）了馬車的功用：車輪滾滾，驟然加快了文章的敘事節奏，馳騁出一幅幅純動態的畫面。
車子掉頭往回走；而這一回，既無目標又無方向，只是在隨意遊蕩。只見它先是駛過聖波爾教堂，勒斯居爾，加爾剛山，紅墉鎮，快活林廣場；隨後是馬拉德爾裡街，迪南德里街，聖羅曼塔樓，聖維維安教堂，聖馬克洛教堂，聖尼凱茲教堂，——再駛過海關；——舊城樓，三管道和紀念公墓。車伕不時從車座上朝那些小酒店投去絕望的目光。他不明白車廂裡的那二位究竟著了什麼魔，居然就是不肯讓車停下。他試過好幾次，每回都即刻聽見身後傳來怒氣衝衝的喊聲。於是他只得狠下心來鞭打那兩匹汗涔涔的駑馬，任憑車子怎麼顛簸，怎麼東磕西碰，全都置之度外，他蔫頭耷腦，又渴又倦又傷心，差點兒哭了出來。
在碼頭，在貨車與車桶之間，在街上，在界石柺角處，城裡的那些男男女女都睜大眼睛，驚愕地望著這幕外省難得一見的場景——一輛遮著簾子、比墳墓還密不透風的馬車，不停地在眼前晃來晃去，顛簸得像條海船。
有一回，中午時分在曠野上，陽光射得鍍銀舊車燈鋥鋥發亮的當口，從黃布小窗簾裡探出只裸露的手來，把一團碎紙扔出窗外，紙屑像白蝴蝶似的隨風飄散，落入遠處開滿紫紅花朵的苜蓿地裡。
——《包法利夫人》第三部第一章
「馬車裡的淪落」足以成為經典中的經典。那樣細緻而周到地記錄下馬車飛馳而過的路線，車伕鞭打駑馬時的絕望目光，連起來便是一幅包羅永珍的導遊圖。這畫面，這速度，恐怕即便用上最先進的跟攝手段，也未必能把那股子一氣呵成的邪乎勁盡數傳達出來。更絕的是從「黃布小窗簾」裡探出的那隻「裸露的手」，散落下「白蝴蝶般」的紙屑，落入「遠處開滿紫紅色花朵的苜蓿地裡」——又是窗，又是白紙，是動態中的靜物，豪放中的婉約。
自然還有那個闖上馬車的瞎子，還有接近尾聲處在愛瑪眼前飛馳而過的馬車以及馬車裡的「子爵」——都是一閃而過，不容愛瑪也不容讀者細細思量的。這樣的處理是對情節的某種推進，也是對前文的某種照應，好形成一定範圍內的對稱。古典主義是最講究起承轉合的，前面懸了一把劍，後文就必要見血。福氏深諳箇中三昧，又加進了自己的巧思，是斷不肯露一處破綻的。
從靜態的窗到動態的馬車，文字一步步邁向高潮，至於愛瑪，肉體和慾望終於得到了釋放，心靈卻步入了自己親手打造的囚牢。
反浪漫，或者浪漫
都說《包法利夫人》是對浪漫主義的某種解構和清算。心裡懷著這樣的印象去細讀，卻常常被書中某些真正堪稱「浪漫經典」的片斷攫住了視線。比如：
她總把他送到門口的臺階上。僕人還沒把馬牽來，她就留在那兒。兩人已經說過再見，都不再開口；風兒吹亂她頸後的細發，或者拂動小旗也似翻卷的圍裙繫帶，讓它們在她的髖部飄來飄去。有一次碰上融雪天氣，院子裡的樹往外滲水，屋頂的積雪在融化。她到了門口，回去拿把傘，撐了開來。陽光透過閃光波紋綢的小傘，把搖曳不定的亮斑映在她白皙的臉蛋上。她在暖融融的光影中笑盈盈的；只聽得水珠一滴一滴落在波紋綢的傘面上。
——《包法利夫人》第一部第二章
意象是東方式的，安靜、圓滿，像一幅明亮的日本畫。
愛瑪病重，請神甫來主持領聖體儀式，終是本性難移，一番虔誠末了竟又成了想入非非的材料：
床幔輕柔地鼓起，圍裹住她，彷彿天上的雲朵，五斗櫥上兩支蠟燭放射的光亮，在她眼裡宛如炫目的光輪。於是她不由得低下頭去，覺得耳邊遠遠傳來天使彈奏豎琴的樂聲，眼前依稀看見蔚藍的天際，在手執綠色棕櫚葉的諸神中間，天父坐在金燦燦的寶座上，通體發出威嚴的光芒，做手勢命令翅翼熠熠閃光的天使們降臨塵世，托起她飛上天去。
——《包法利夫人》第二部第十四章
沒有嘲諷，沒有冷笑，更無所謂清算或解構，你聽到的，分明是福樓拜一聲緊接著一聲的嘆息。
浪漫或許是福樓拜一生從來都沒有真正戰勝過的敵人。李健吾在《福樓拜評傳》中形容他「在滾滾而下的時代潮流中隨浪起伏，漂浮著，體驗著，摸索著，最後在一塊屹然不動的崖石上站住」。
這是屬於現實的崖石。穩居其上，福樓拜要觀照、解析腳下的濁流，自然就有了一個相對高明的立足點。問題是，懷疑、多變的天性時時牽引、誘導著福樓拜，讓他在否定某種文化的同時又往往立足於此去批判另一種文化。最終的結果，便是沒有結果。
立於崖石之上，卻又經常被各個方向湧來的浪花打溼了腳，這也許是福樓拜一生的主旋律。
這樣的旋律自始至終都回蕩在《包法利夫人》的字裡行間：既懷疑浪漫主義（愛瑪），又否定世俗婚姻（夏爾）；既鄙夷物質，又絕望於精神的虛無。沒有出路，亦無須出路——正如他一生對寫作的態度，多煉字，常苦吟，簡直是懷著一種仇恨的態度慘淡經營他的千古文章。寫的人用力，讀的人心疼。
每讀一次《包法利夫人》，我們就在心疼中重新認識了一遍福樓拜，注視著他在外省與巴黎間徘徊，在厚重與輕盈間取捨，在浪漫與現實間苦苦抉擇。他畢生都在追求作者的所謂「消失」，決不允許自己的好惡跳出來評判人物的命運。而事實上，一旦這種要求到了絕對化的地步，作者的身不由己便愈顯突出——他愈是作那樣的努力，我們愈是無比清晰地看到他痛楚的背影在文字間搖曳、隱沒，在無限接近完美而終於不能完美的狀態中沉浮。我們會不無意外地發現，他的痛楚，他的兩難，原本就是我們共有的宿命，或者說，財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