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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他沒戴帽子。」接著，我在她臉上看出，她從我這句話裡捕捉到了一點畫面感——這讓她陷入更深的沮喪，於是我飛快地補上一筆又一筆。「他頭髮是紅色的，紅得很，又密又卷，一張蒼白的長面孔，五官線條筆挺，很好看，八字鬍稀疏而古怪，顏色跟頭髮一樣紅。不知怎麼的，他的眉毛顏色更深；眉形看起來拱得特別厲害，好像能肆意挑動似的。他的眼睛銳利，古怪——怪得很；但是我很清楚，它們其實相當小，而且眼神總是直勾勾的。他有一張闊嘴，嘴唇倒是薄的，除了那點稀疏的八字鬍，他的臉颳得挺乾淨。他給我的感覺是，他看起來像個戲子。」
她顯然想讓自己鎮定下來。「可是他長得算英俊吧？」
這下我明白該怎麼幫她了。「英俊極了！」「穿的是——」
「穿著別人的衣服。衣服很帥氣，可不是他自己的。」
驟然間，她喘息著發出贊同的呻吟。「那是東家的！」
我乘勝追擊。「那你確實認識他吧？」
她只是支吾了小會兒。「是昆特！」她叫道。
——《螺絲在擰緊》第五章
女教師能說出彼得·昆特的相貌特徵，這是「心魔」說最大的疑點：如果她僅僅是幻覺而不是親眼所見，又怎麼能勾勒得如此到位呢？問題是，判定女教師目擊之人為彼得·昆特的只有格羅斯太太，那麼，誰能擔保，昆特在格羅斯太太心目中就沒有被妖魔化（事實上，從她們倆口述的「紅鬈髮，眉形特別彎曲」來看，他確實不太像個真實的人），她的附和就純然是客觀的呢？從其他章節看，女教師與格羅斯太太之間多有心理暗示，彼此似有靈犀。詹姆斯的文風向來是隻肯把話說到三分之一的，此處究竟是破綻還是天機，自然無須點破。只是又苦了評論者，煞費氣力地猜測女教師是否有可能在撞鬼之前就掌握了彼得·昆特的蛛絲馬跡——書裡是沒提到啊，可是，誰知道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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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螺絲在擰緊》於1898年在雜誌上發表之後，詹姆斯本人曾在給朋友的信裡，以及再版的中短篇集的序言裡，對這部小說，做過一點闡釋。但詹姆斯的文論素來以晦澀難懂著稱，因此他的自我闡釋並沒有回答讀者最想知道的問題，既沒有揭示邁爾斯的真實死因，也沒有解釋這個故事裡的「鬼魂」到底是怎麼回事。一方面，他宣稱這個故事「純粹而簡單」，另一方面卻又意味深長地說，身為作者，他的樂趣在於「拿捏讀者對文學與道德的敏感」。不過，總體上，在小說剛剛出版的年代裡，評論家與讀者對女教師的第一人稱敘述予以全盤採信的態度，人們還是樂意習慣性地躲進「頭頂三尺有神明」的避風港。他們認為，家庭女教師以一己之力捍衛古風盎然的莊園，倡導男女有別、長幼有序、邪魔不可近身，為此不惜付出慘痛代價，是個值得同情的正面人物。這樣的主流觀點持續了將近五十年。
直到1948年，美國著名批評家埃德蒙·威爾遜發表了一篇著名的論文《對亨利·詹姆斯的多重闡釋》，其中對《螺絲在擰緊》的論述第一個揭開了潘多拉魔匣——由這篇小說引發的爭論和改編，就此正式展開。有趣的是，威爾遜本人對這部小說的興趣終生不減，因而發言特別謹慎，幾乎每隔十幾年就對自己的論點做一番檢討和修正，一度甚至有全盤推翻的打算，直到最後才回到原點，強調他在當初那篇論文中的說法代表他的最終裁定。
簡單地說，威爾遜的觀點是：鬼根本就不存在，女教師本人是個被極度壓抑的性變態者，英俊的男主人、傳說中的彼得·昆特，甚至小邁爾斯，都可能是她在假想中投射的物件。昆特與前任女教師的桃色傳聞，邁爾斯受昆特引誘的傳聞，都是刺激女教師並使之變態的誘因。而且，那是一種單向的刺激，無從通過正常的渠道釋放出來，日積月累之後扭曲變形。可憐的邁爾斯，就是她在神經錯亂時，以愛的名義活活掐死的。如果說一定要在這故事裡找出「鬼」來，那興風作浪的就是女教師的「心魔」。也就是說，整個故事是一個逐漸走向崩潰的精神病人的自述，我們只有破解她敘述的干擾，才能發現真相。
威爾遜的觀點並非無懈可擊，因為人們可以從文本里找出很多無法周全解釋的疑點，比如：男主人在這場悲劇中扮演什麼角色，他的刻意逃避，究竟在暗示什麼；再比如，邁爾斯的早熟，他對所謂不端行為的半遮半掩的供認，究竟應該怎麼理解。所以，在威爾遜的基礎上，評論家又指出很多種解釋的路徑，有的在文本中找到一些與性相關的隱喻符號，來證明整個小說對於性心理的刻畫是多麼含蓄，又是多麼細緻入微；有的採取折中態度，認為詹姆斯在寫作這部小說時並沒有那麼明確的自覺意識，他故意把故事寫得如此曖昧，就是為了告訴你：真正的恐懼，就是你根本拿不準女教師是正是邪，鬼是真是假，它存在於你的內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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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此反覆無常，使得我愈發相信，關於那個「要訣」的事，其中並無太多玄機。但我還是想法讓他回答了幾個問題，儘管他顯然很不耐煩。在他本人看來，毫無疑問，那個讓我們不勝迷惘的東西，明明是清晰可見的。那玩意，我猜想，就藏在最初的規劃中；宛若波斯地毯上的一個複雜的紋樣。當我使用這個意象時，他表示高度讚賞，而他自己則用了另一種說法。「它就是那根線，」他說，「把我的珍珠串起來的那根！」
——《地毯上的花紋》
亨利·詹姆斯的小說，最迷人也最惱人的特質——那個所謂的「要訣」在哪裡？也許最合適的答案，就藏在他自己的作品裡——他用一篇三萬字的短篇小說，用一個奇特的故事，對自己的小說觀念，做出了完整的解釋。
這篇名叫《地毯上的花紋》的小說，其第一人稱敘述者是個賺過一點稿費卻苦於在圈裡寂寂無名的寫手。明顯比他更為資深、主要以寫評論為主的考威克因為來不及完成著名作家維雷克的新作的書評，把這個機會轉給了「我」。「我」以為抓到了在文學圈裡進階的機會，不料卻像是一頭撞進了一座迷宮。維雷克對於這篇評論不屑一顧，並且丟擲了一系列炫目的名詞和意象，引誘「我」追逐對於其作品的終極破解。上述對話，就發生在這樣的語境中。無論是地毯上的紋樣，還是串起珍珠的那根線，都是詹姆斯藉助人物來闡述的對於小說「要訣」的理解。
此後的情節發展就進入了詹姆斯最善於營造的詭異瘋狂的敘事鏈。「我」對於維雷克（毋寧說是小說這種文體）的「整體意圖」的追尋，註定要像《螺絲在擰緊》中那個關於「莊園裡有沒有鬼」的命題那樣，經受百般折磨，經受「真諦」在眼前閃現又幻滅的海市蜃樓般的瞬間。洞悉維雷克的秘密的人（或者說「我」以為洞悉秘密之人）一個接一個遭遇不測。詹姆斯得心應手地折磨著讀者的耐心，在人物細節和對話裡嵌入可以引發多重理解/誤解的隱喻。熟悉詹姆斯套路的讀者，幾乎在小說看到一半時就能判斷：直到結尾，我們也得不到答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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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地毯上的花紋》首次發表於1896年1月號的《大都會》月刊(cosmopolis)。這本雜誌雖然只存在了三年，卻有過不小的排場：總部在倫敦，且在柏林、巴黎和聖彼得堡同時發行當地的版本，很吻合小說中描述的當時報刊雜誌日益「國際化」的風潮。同年，這篇小說被收入詹姆斯的中短篇小說集《尷尬種種》(embarrassments)，英國版與美國版同時面市。回過頭來看，《地毯上的花紋》是這本書裡影響最大的篇目，而標題「地毯上的花紋」(thefigureinthecarpet)也漸漸成了一個被後世頻繁引用的文學典故。英國小說家、評論家福特·馬多克斯·福特(fordmadoxford)曾經說過，自從這篇小說發表之後，詹姆斯的同齡人就開始追求「地毯上的花紋」，希望能將原本複雜難辨的「花紋」變成清晰可鑑的物質實體。在發表於1941年的散文中，t.s.艾略特幾乎把同樣的話又說了一遍：「如今，我們都在尋找‘地毯上的花紋’。」
儘管不會在結局找到答案，但我們還是會一口氣讀完它。我們知道，像很多具有元小說特質的現代主義作品一樣，這是一個用來闡述小說觀念的小說。小說裡的小說家和評論家的關係，是一種近乎貓捉老鼠的關係。小說文本的「整體意圖」被層層包裹，被繁複衍生，被漸漸失去節制地神秘化。批評家瘋狂地追逐它，而小說家則似乎一直在使用各種障眼法躲開這種追逐，這樣的關係越來越具有奇特的儀式感。地毯上到底有沒有花紋，這並不重要；重要的是，作者、批評家和讀者的興趣和精力，在這個過程中被刺激、被撩撥，同時也被消解，被損耗——像表演，像愛情，像生死。作為由古典主義向現代主義過渡的代表人物，詹姆斯對於時代風氣的觀察，對於小說作為一種敘事遊戲的深層思考，都滲透在文本的肌理中。
在這篇小說裡先後出現的幾個命運多舛的人物，我們無法確認哪一個更能讓詹姆斯產生代入感；我們同樣無法確認詹姆斯是否要通過《地毯上的花紋》表達現代小說家和批評家的使命和宿命（是使命多一點，還是宿命多一點？）。可以確定的是，詹姆斯之後的寫作者，越來越深切地體驗到他在這篇小說裡傳達的那種時而狂喜、時而虛無的複雜感受。二戰結束之後陸續湧現的文學名詞和小說流派，可能比此前的總和都更多。對於普通讀者而言，弄清現代主義究竟在哪個時間點進入後現代主義，「後殖民」與「新歷史」分別代表什麼意思，或者推理小說究竟分出多少亞型別，並沒有太明顯的意義。社會現實的動盪和傳播方式的劇變，使得小說作者與讀者之間的信任感漸趨微妙。敘事套路彷彿已經窮盡，連「生活比小說更精彩」都成了老生常談。小說家進退兩難：時而希望勇往直前，沿著文體實驗的道路越走越遠；時而又希望重溫現實主義的榮光，迴歸古老的故事傳統。
在現代文學的語境中，小說家與批評家，作品的創造者和詮釋者，他們之間究竟有沒有可能實現真正意義上的默契，密碼有沒有可能被完美破解？我們從這個既抽象又具體，甚至有時候頗具哥特風格的故事裡，看不到詹姆斯對此有任何樂觀的表示。故事的荒誕走向甚至讓人聯想到那個著名的思想實驗：兩位將軍a和b各自盤踞在兩座山頂，需要同時攻擊山谷處的敵人，但他們之間的通訊只能穿過敵方陣線進行。a給b發了個資訊：「明天出擊？」b回答：「可以。」但b不知道自己的回覆有沒有到達，而a必須給b傳送另外一條資訊來確認已經收到了b之前的資訊，從而確保b會行動——實際上，為了達成完美的共識，他們需要傳送無窮無盡的資訊。
《地毯上的花紋》就在這種看不見盡頭的努力溝通中戛然而止。然而，也許，無論是密碼被（簡化地）破解，還是因為無法破解而失去對破解的渴望，都會使小說的魔法黯然失色。這真是個繞不出去的悖論，但敘事藝術的奇蹟和榮光，也恰恰蘊含在這悖論中。畢竟，詹姆斯狡黠地在絕境中也留著一星微暗的火：
如果說，她的秘密（按照她的說法）便是她的生命——這一點，從她越來越容光煥發的樣子就能窺見端倪，她那因為意識到自己享有特權而流露的優越感，被她優美而仁厚的舉止巧妙化解，使得她的容貌教人過目難忘——那麼，迄今為止，它並未對她的作品產生直接影響。那只是讓人——一切都只不過讓人——越發覬覦它，只是用某種更美好更微妙的神秘感將它打磨得圓潤光亮。
——《地毯上的花紋》